謹以此信，獻給沉默中的良知與掙扎中的中國
2025年5月 / 海內外中國公民聯合撰寫

習近平先生：

我們是一些普通的中國人，有的身處海內，有的漂泊海外；有的在學術講壇耕耘真理，有的在街巷民間見證苦難。我們寫信給您，只因一個共同的願望：希望這片生我們養我們的土地，不再在錯誤中沉淪，不再在沉默中墮落。

您自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執政已超過十二年。您一再強調“為人民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依法治國”，然而，我們所目睹的卻是：政治上愈加極端化、經濟上持續滑坡、社會控制前所未有地嚴酷，國家正一步步陷入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危機與信任崩塌。

您或許也感知到：愈來愈多的人不再信任政府的表述，不再信任所謂“主旋律”；青年不再熱愛土地，只想移民；企業家不敢投資，只求自保；學者噤若寒蟬，媒體徹底淪陷；公民社會幾近摧毀，宗教信仰遭受打壓，連最基本的“表達”權利也被視作敵意……您治下的中國，正在上演一場集體沉默與絕望的大逃離。

先生，您以“定於一尊”的當今皇帝姿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通過修改憲法，打破黨首和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自封“核心”之位。既然如此，您作為孤家寡人也理應承擔歷史對這一切的責任。

今日中國的失敗，固然有制度弊端、環境變局等複雜成因，但沒有哪一任領導人，像您一樣，在國內外政策、意識形態控制、社會治理、法律制度、危機處置等方面，犯下如此密集而代價沉重的錯誤。我們不願用“暴君”“昏君”這類歷史標籤輕率裁判，然而，若無正視與反省的勇氣，那些最嚴酷的評語遲早會從民間流傳到史書中，從今日喑啞的網絡化身為明日的鐵證史料。

我們寫這封信，不是奢望您徹底改弦易轍，而是希望您能夠在仍掌權之時，尚未為歷史徹底釘死之際，效法古人之智與勇，下一個罪己詔，承認錯誤，清算政策，緩解社會撕裂，為國家保留一絲重構的可能。

我們誠懇地相信：歷史不總是無情的，它容許懺悔；人民不永遠冷酷，他們願意寬恕——前提是您必須先行承擔責任。

就像唐太宗李世民所言：“人君之過，不在群臣規諫之不盡，而在主上拒諫之太甚。”如今，百姓已無規諫之門，良知被堵於高牆之外。若您真有一點“憂國憂民”之志，請從聽見這封信開始。

接下來，我們將用具體事實，陳述您治下的重大失政之處，以供您省察與世人公論。

權力集中與言論封殺：一個人的國家

習近平先生：

任何一個健全的政治體，都需要分權與制衡，需要公開與討論，需要容納異議、糾錯機制與制度謙卑。您一再聲稱“全過程民主”，但實際構建的卻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權力金字塔，頂端只有您一人，其下是一片緘默與恐懼。

自2012年起，您逐步清除政敵、改組機構、控制言論、取消任期限制，最終實現一人對黨政軍全面主導。2018年您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無限連任”鋪路，打破了中共黨內二十多年“集體領導”“權力交替”的殘餘慣例。一夜之間，中國從“獨裁有期限”回到“皇帝不死，惡政不止”的模式。

過去，中國曾有形式上的“黨內民主”、對“終身制”的政治忌憚。如今，常委會議變成橡皮圖章，國務院形同虛設，人大政協早已虛化，整個國家決策機制徹底“中南海一人說了算”。試問，當一個國家所有方向、口徑、風格、決策、姿態都要“與核心保持一致”，那還是共和國嗎？

與此同時，您打壓一切獨立思想、宗教信仰與異議言論。從《炎黃春秋》被整肅到改良派的最後抗爭，從許章潤到李澤華，從郭飛雄到丁家喜，從公民社會到獨立媒體，從“女權之聲”到“編程隨想”，一個個敢於說真話、做實事的人，不是失蹤、就是被判重刑。即便是體制內的溫和呼籲者，如蔡霞、任志強，也被剝奪發聲權利、被定為“敵人”。

您還重啟毛時代的“文字獄”機制：“妄議中央”、“尋釁滋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彈性罪名，成為打壓一切聲音的工具；“學習強國”強制洗腦、“清朗行動”淨化網絡、“數據出境”法案封閉信息邊界，令億萬網民無所適從、噤若寒蟬。

如今，中國媒體不再是“黨的喉舌”，而是“個人的回聲壁”。央視主播在鏡頭前齊聲高呼“總書記關心我們”，人民日報頭版每篇文章都得寫進“習近平新時代思想”。一切不是歌功頌德的聲音，皆被視作“敵意”、“不穩定因素”。這種極端的個人化統治，恰恰正在將國家推入決策盲區與信息孤島。

您可能以為，“一言堂”是效率，是團結；但我們提醒您：“一言堂”更是災難的前奏，是對錯誤無限放大的通道。大躍進、文革、三年清零等災難，無不是源於“一人決定、一群人喊好、一億人受苦”。

當全體人民都在忍受壓抑的空氣，而無人能指出皇帝的新衣時，歷史便已走上最危險的岔路口。我們不反對權威，但我們必須反對獨裁；我們不否認國家需要統一意志，但那意志不能只來自一人之腦，而應來自公共理性與制度討論。

我們懇請您，正視這一事實：您正在親手關閉中國走向現代文明之門。倘若繼續拒絕自省與放權，您將不是“新時代的領路人”，而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大阻力”。

三年清零與動態防控：一次全民災難的政治實驗

從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至2022年底，您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名義，推行“動態清零”政策，最終卻將中國引向了一場人道、經濟與治理多重崩潰的深淵。

在您強力主導下，封控、核酸、隔離成為全國常態。一個陽性病例，可以導致整個小區、城市乃至省份“封城”；在西安、上海、烏魯木齊等地，民眾被封在樓中、斷糧斷藥，孕婦、重症病人被拒之醫院門外；那些為保生命而奔走的求助者，卻遭遇警棍與冷漠的體制。

僅2022年11月烏魯木齊高樓火災，就因封控封死逃生通道，導致十人死亡。而這起悲劇的直接後果，是引爆了席捲全國的“白紙革命”——這場由青年引發的靜默抗議，打破了三年疫情禁錮的恐懼，也暴露出整個社會對專斷封控、言論封殺、制度剛愎的強烈反感。

與此同時，常態化核酸檢測所帶來的財政壓力令人震驚。據測算，僅北京市每日核酸花費達十億人民幣，全國兩年多累計開支或超一萬億元，而最終防控成效並不優於全球同行。大量官員借核酸外包、檢測試劑、隔離點建設中飽私囊，“清零”早已異化為一場利益輸送與維穩體系的合謀盛宴。

更嚴重的是，清零政策的後期並未基於科學，而是成為政治忠誠測試的工具。誰倡議“共存”就是“投降派”，誰質疑封控就是“敵對勢力”。公共衛生已被完全政治化，病毒不再是科學問題，而是忠誠與恐懼之間的試金石。

這一切的最高責任人，正是您。無論是最初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還是後期的“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再到最終在2022年12月倉皇撤銷所有防控措施，完全無預警、無配套，導致醫療系統瞬間崩潰、數百萬人短期內死亡——這不是一個科學決策者的行為，而是一場以億萬百姓為代價的政治實驗。

這場災難告訴我們：當權力脫離科學、民意與法治，僅憑一人意志操作國家時，哪怕打着“人民至上”的旗號，也可能演變為最殘酷的“人民工具化”。

“雄安夢”與國家資源錯配：千年大計成爛尾工程

2017年，您親自宣布設立雄安新區，並將其稱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提出“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國城市建設新樣板”的宏大目標。然而，六年過去，雄安新區始終陷於“空城”狀態，大批徵地拆遷導致民怨沸騰，民生安置遲緩混亂，資金鍊屢次緊張，真實入駐企業寥寥可數。

據多方調查，僅2021年，雄安財政赤字便高達450億元，地方債務堆積如山。大量優質資源從北京和其他地方強行抽調，使原有區域發展受損，卻未能催生真正的產業集群或創新引擎。強制行政手段推進的規劃，沒有生態邏輯、市場邏輯、人口邏輯的支撐，最終變成大規模空置的“政績盆景”。

與此同時，其他城市基礎設施老化、教育醫療失衡、基層財政枯竭，卻難以獲得足夠資源支持。雄安的失敗並非孤例，而是“形象工程崇拜”與“中央集權干預”之下，中國式城市治理全面潰敗的縮影。

這不是“雄安夢”的挫敗，而是國家戰略視野被個人意志綁架的嚴重教訓。

一國兩制的破壞與民族地區高壓統治

在您治下，香港“東方明珠”的光芒已黯然失色，標誌性事件就是2020年強行實施的《港區國安法》。這部法律不僅繞過香港立法程序，直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更以模糊罪名（如“勾結境外勢力”、“顛覆國家政權”）進行無差別打壓。截至2024年，已有超過250人因國安法被逮捕，大量民主派議員、媒體人、學者被判重刑或流亡他國，連《蘋果日報》也被查封，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身陷囹圄。

您和您的政府宣稱這是“維護國家安全”，但全世界都看得清楚，這是對《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的公然踐踏，是對“一國兩制”承諾的徹底毀棄。

同樣的壓制邏輯，也在新疆、藏區乃至內地廣泛施行。以“反恐”、“去極端化”為名，新疆設立大規模“職業培訓中心”，實為再教育營，大量維吾爾族人被強制羈押、洗腦勞動。聯合國、歐盟、人權觀察組織多次指出，這是“反人類罪”邊緣的系統性壓制。

這些政策不僅撕裂國家族群結構，更在國際社會樹立了中國“種族壓迫”“高壓專制”的惡劣形象，使中國陷入輿論孤立與技術封鎖的雙重風險。

外交孤立與戰略誤判：中國正在走向新型閉關鎖國

您提倡“戰狼外交”，強調“寸土必爭”、“話語權外擴”，鼓勵外交人員以攻擊性語言和姿態回擊西方媒體、政要、學者。趙立堅、華春瑩等人的“強硬回應”一度在國內被塑造成民族英雄，但在國際社會卻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形象。

中美關係更是在您任內跌入冰點：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到2022年芯片禁令、TikTok封禁、半導體全面圍堵，中國科技產業鏈遭遇空前遏制。華為芯片斷供，中興幾近破產，“自主可控”成了空喊口號。國際資本加速撤離，中國在全球市場上逐漸邊緣化。

“一帶一路”倡議曾被您當作外交王牌，如今也陷入債務危機泥沼。斯里蘭卡因中國貸款修建港口導致主權資產被抵押，非洲多國償債壓力沉重，“債務陷阱外交”成為西方批判焦點。2024年，已有多個國家拒絕新一輪“一帶一路”投資。

國際上的戰略誤判，是您個人意志超越專業判斷的直接後果。您將“偉大復興”建立在封閉自守與過度進取的虛幻想象之上，卻忽視了全球秩序、信任機制和中國實際能力的邊界。

社會結構與代際信任的斷裂

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信任危機，其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治理模式的不透明、政策的反覆無常與社會公共品的長期匱乏。最顯著的，是代際之間的撕裂加劇：年輕人對體制、對社會公平、對國家未來，充滿疑慮乃至絕望。

清零政策三年期間，青年群體的教育、就業、自由全部受到重創。大學封校、畢業即失業成為常態。2022年，鄭州富士康“萬人徒步逃廠”事件，揭露了防疫政策下的企業壓榨與官僚不作為；“白紙革命”更是青年人對高壓治理的集體吶喊。面對這些呼聲，政府不但沒有反思，反而嚴厲鎮壓，捕人設罪，導致無數家庭破碎、信任徹底瓦解。

“潤學”風行，海外移民潮再起，不是因為“外國更好”，而是因為年輕人已不相信這個體制還能容納真實、善良與自由。他們看清了口號背後的虛偽，看穿了“共同富裕”之下的階層固化，也失去了對“公民參與”的最後一絲幻想。

與此同時，中老年群體被系統性地剝奪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退休金被壓縮、醫療改革缺乏溝通、地方財政捉襟見肘，導致“醫保門事件”在武漢、長沙等地爆發大規模抗議。面對這些和平請願，政府動用維穩力量驅散老人，甚至將其列為“顛覆勢力”——這樣的治理，怎能不使代際之間仇恨加深？

社會不再有公正的敘事空間。權貴家庭壟斷資源，寒門子弟難以翻身。輿論空間全面收縮，公共平台無法容納真正的對話，取而代之的是操控、刪帖與洗腦。這一切，正是破壞國家根基的隱形戰線。

而您本人長期鼓吹的“家國情懷”，如今卻成為國家對個人意志的強制收編。家庭的基本安寧已無保障：房產暴雷、教育高壓、就業低迷、育兒成本高企，導致“躺平”、“不婚不育”、“斷親運動”風靡——這是任何極權也無法扭轉的社會心理崩塌。

您若真心關注“人民的獲得感”，就應意識到，當代中國人失去的，不僅是財富或自由，更是希望本身。而這份希望的死亡，正源於一個不被制衡、拒絕問責的政治權力。

先生，您可曾聽到年輕人對“未來”的沉默？可曾看到老年人對制度的憤怒？可曾讀懂家庭對“不確定性”的焦慮？

若想挽救這場信任崩塌，唯一出路不是高舉旗幟繼續維穩，而是承認錯誤，正視真相，還人民一個可以相信的國家。

歷史責任與罪己傳統：為何您應當下詔懺悔

習近平先生：

面對當前的內政危機、社會撕裂與國際孤立，我們真誠地建議，您效法中國古代明君之道，發布一份真正意義上的罪己詔。不是為了形式上的“自我批評”，也不是為了挽救個人名聲，而是為了回應歷史、回應人民、回應一個正在滑向崩塌邊緣的國家的最後良知。

1. “罪己”不是懦弱，而是最高權力的自我限制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罪己”並非羞恥，而是偉大統治者敢於反躬自省、以身作則的表現。早在周朝，周厲王因獨斷專行，“國人暴動”，最終被放逐；漢武帝在晚年“悔禍用兵”、“輪台詔”罷兵減賦；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清聖祖等亦皆有罪己詔文留世。

這些先賢先帝明知自身為國家之主宰，卻也懂得權力必須被天理約束，被人民情感所衡量。他們深知：一個不懂悔罪的君主，最終會在民心盡失後被歷史淘汰。正因如此，罪己詔成為君主自救、國家重構的重要契機。

而您治下的中國，面對的正是一個制度性災變的臨界點。社會信任迅速崩塌，國際地位空前受挫，內部矛盾四處激化。若此時依然拒絕承認錯誤、繼續以“偉光正”的姿態粉飾現實，那無異於將國家推入更深的深淵。

2. 當前政治體制已無法有效自我糾偏

習近平先生，您曾在多個場合聲稱中國的“制度優越性”，強調“集中統一領導”，宣稱“人民民主是真民主”。然而，實踐中我們卻看到，這種極端的權力集中，實際上已徹底摧毀了體制內部的自我糾錯機制。

黨內缺乏真正的分權與問責。媒體早已喪失監督功能，人大淪為橡皮圖章，公檢法系統全面政治化，知識分子與專業官僚被邊緣化或沉默化。曾經還能發揮一定作用的“人民政協”也形同虛設，更多成為“表忠平台”。

在如此政治環境下，沒有人敢向您諫言，沒有渠道傳遞真實聲音。最終，您只能依賴一小圈親信提供的信息，而他們往往只說好聽話、報喜不報憂。

三年清零政策為何能持續？雄安爛尾為何無人負責？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為何國際信任崩塌？新疆集中營政策為何招致全球譴責？一切重大誤判背後，都是由於制度中缺乏“糾錯機制”。

在這樣的背景下，您若不主動承認錯誤、公開悔罪，人民沒有任何辦法讓真相浮現，國家也無法建立真正的責任體系。罪己詔，或許就是在現有體制中，極少數還能喚起人心、打破沉默的政治形式。

3. 今日的民意，遠比古代更需要被尊重

古代君主尚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今日中國雖然掌握更強大的維穩工具與監控技術，但這無法掩蓋民意的真實變遷。

互聯網時代，儘管言論被極度壓制，但每一次輿情事件的爆發、每一輪“翻牆潮”的興起、每一場線下抗議的出現，都說明民眾早已不是“愚民”。“潤學”“白紙”“鐵鏈女”“鐵鍋燉公安”“醫保抗議”“躺平運動”……這些詞彙，已經成為一種無法阻止的歷史寫作。

當普通人只能通過隱喻與沉默來傳達憤怒，統治者就應主動走入他們中間，而非一味鎮壓與歪曲。下罪己詔，不僅是向古人致敬，更是向今日億萬中國人致歉——因為在您的統治下，他們忍受了太多本不該承受的苦難。

4. 只有在責任之中，才能重建政治的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的重建，必須建立在真實承擔責任之上。這不僅是對過往錯誤的交代，也是對未來改革的鋪墊。罪己詔若能發布，應包含以下幾個要點：

·對重大政策失敗的公開承認：如三年清零、雄安計劃、一帶一路虧損項目、香港與新疆的人權災難。

·釋放因言因宗教信仰獲罪者與政治犯：包括許志永、丁家喜、高智晟、李翹楚、張展等所有和平異見者。

·廢除《國安法》與相關惡法：恢復基本法與一國兩制框架，停止以“穩定”為名的系統性暴力。

·設立真正獨立的調查與監督機制：由人大或獨立專家主導，對清零損害、雄安貪腐、國企爛賬等事件進行公開追責。

·宣布不再連任與權力交還承諾：為未來重建憲政基礎打開第一道窗口。

·開放媒體自由報道和網絡自由言論：開放報禁，開放國際互聯網封鎖，兌現出版自由，同時禁止用國家財政經費辦媒體。

這些建議並非激進革命，而是常識性政治恢復。若能誠心發布、堅決執行，不僅中國人民將為之感動，世界也將重新認識這個“願意懺悔”的中國領導人。

5. 歷史會記得，誰曾勇敢承擔過錯誤

歷史不會遺忘那些造成苦難的人，也不會遺忘那些在關鍵時刻作出勇敢抉擇的人。晚年的戈爾巴喬夫，在國內飽受爭議，卻因推動民主改革、放棄暴力鎮壓，在世界歷史中贏得尊敬。南非的德克勒克總統，主動結束種族隔離制度，也曾發布“懺悔聲明”，這使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如果您願意以“罪己詔”之姿，開啟真正的政治懺悔與改革序幕，中國或許還來得及避免徹底走向閉塞與衰敗。您也將不再只是一個“獨裁者”的名字，而是可能在歷史上留下轉折性正面評價的政治人物。

習近平先生，古人尚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更何況是今天已擁有無限權力與資源的您。請不要把中國人的命運永遠捆綁在您的個人政治欲望之下。請至少，為這片土地、為億萬人民、為您自己的靈魂，做一次真正的悔罪與救贖。

下罪己詔，正當其時。

結語：從悔罪出發，為國家贏得重新開始的機會

習近平先生：

我們深知，這封信未必會被您親自看到，亦未必會被政權體系所認真對待。但歷史正在記錄——它記錄着誰曾試圖遮蔽真相，也記錄着誰曾在黑暗中說出實話。

您今日可以壓制新聞、封鎖網絡、控制教材、驅逐異見，甚至用暴力平息人民的憤怒；但您無法抹除現實的苦難，更無法阻擋歷史最終的裁決。時代會變，鐵律不破：沒有一座皇宮能抵擋千百萬沉默者的積怨，沒有一個政權能永遠靠謊言維繫榮耀。

如果您還有一絲“以天下為己任”的信念，若您不甘被寫入歷史的恥辱柱，若您仍渴望為國家保留希望與轉圜的可能——那麼，請從今天開始，放下傲慢，聽聽人民的聲音，下罪己詔。

下罪己詔，是為了向人民表達敬意，重建基本信任，讓這個國家得以在制度危機中重新校正航向。只有悔罪，才能帶來寬恕；只有認錯，才能爭取改正的空間。

這不是一場“顏色革命”的鼓動，而是一份赤誠的呼告：我們不願看到這片土地徹底淪陷，也不願看到您與這個政權一同走向毀滅。我們更願意看到，中國能在最深的夜裡翻身，像一個真正的文明國家那樣，以懺悔之姿、以公義之名，迎來重生。

如若您選擇粉飾自己、繼續錯誤路線，那麼請記住，歷史不會寬恕一意孤行的獨裁者，而人民終將用自己的方式說出真相。

誠願此信，能成為推動國家改變的微弱火種。

共同發起人（首批簽名）：

執筆人：國家評定的社會科學序列學者 楊純華

XXX（獨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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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人權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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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社會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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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流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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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高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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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持續更新中，歡迎推薦與自薦）

聯署方式：請填寫以下表單（可匿名、化名）或以加密方式發送至郵箱：chunhuayangaustralia@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