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上小堂

“五四”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今天，僅將“五四”命名為青年的節日局限了。當然，官方對“五四”的歷史定位還是非常高的，稱之為“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並用之來劃分歷史時期，“五四”之前是近代史，“五四”之後是現代史。

今天對“五四”運動的認識存有較大的分歧。除了官方的正統敘述，還有認為“五四”運動的實質是反傳統的看法。前者肯定“五四”運動，後者否定“五四”。

以我之見，這兩種看法都有失偏頗。我認為，“五四”運動與其思想前導“新文化運動”的實質是旨在瓦解宗法家族的權力結構與建立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及權力，兩者相互呼應。就反對儒家“孝”的價值和瓦解宗法家族的權力結構來說，可稱之為反傳統，但建立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及權力卻是儒家“忠”的價值的變形和強化。就官方的“愛國主義”評價而言，其內涵確實是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但“愛國主義”卻是的對國家主義的正面肯定。而如果以中國人在近現代所付出的慘重代價和取得的進步而言，選擇國家主義無疑是失敗的，應該予以否定。

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既有反傳統的一面，又有繼承和延續傳統的一面。我稱之為“只反父權，不反君權”。考慮到中國歷史的總體趨勢，在“家”與“國”之間，不斷削弱個人與家庭的聯繫而增強與國家的聯繫，應該說“五四”運動在根本上延續了傳統文化價值和政治制度。這個大的脈絡是很清楚的，從分封制到郡縣制，從郡縣制到黨國制，個人越來越多地受到國家權力的管轄而越來越少地受到家庭權力的管轄。在二千多年的郡縣制中，朝廷的權力也是越來越趨於集中和加強。

近代中國在受到西方列強的侵入後，提出的基本命題和終極命題就是如何強國。在“家”與“國”之間，在“孝”與“忠”之間，近代知識精英提出方案是舍家而強國，丟車而保帥。

歷史學家蔣廷黻在他的《中國近代史大綱》總論中寫道：“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着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的國家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國家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孫中山在他的《民權主義》第二講中也講道，“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麼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

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民主與科學，打倒“孔家店”，其目的都是為了將個人從宗法家族的管轄與束縛中解放出來，從“父權”和“夫權”中解放出來，而投身於國家主義的話語和權域中。個人自由並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目的，而僅僅是從宗法家族掙脫出來而投入國家主義懷胞中的中轉站和空檔期。國家主義才是新文化運動的目的。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青年學生才可能投身於爭取國家利益，促使國家強大的政治運動中去。應該說，“五四”運動的爆發標誌着中國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初步確立，成功地將“忠君”轉化為了“愛國”。

當時的知識精英並沒有採納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觀，而只是將之作為消解宗法家族權力的口號。這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大的失誤。他們沒有認識到，自由平等才是最根本的價值。為了去除西方列強對中國主權的限制，他們寧願犧牲個人的權利而要成全國家的權力；他們寧願受到更多的壓迫也要國家的完全獨立，而不受西方列強所強加的規則的束縛。

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沒有得到確立和普及，使得中國人只能在傳統的“孝”與“忠”之間選擇，在“家”與“國”之間選擇。如果從中國人“家”和“國”的關係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近現代歷史就可以一以貫之，那就是個人越來越受控於國家。共產主義不過是國家主義的極端形態。一旦選擇了國家主義，共產主義就是必然。

無疑，在國家主義的旗幟下，哪一派政治力量更能增進國家的權力，哪一派政治力量就能最終獲勝。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態為共產黨提供了組建國家權力的強大載體。國民黨提出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對列寧式政黨的精髓提煉得相當準確，但它是中途改組，實際上做不到。而共產黨一開始就是這樣，由小到大，通過不斷的內部清洗而建立起了一個凝聚力相當高的強大組織。國民黨敗於共產黨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共產主義與國家主義並不矛盾。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學說雖然主張“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但在實踐中，共產主義卻是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服務的。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所有各國共產黨，為了獲得蘇聯的支持，都只是表面上放棄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甚至會犧牲局部的國家利益，但最終的目的和歸依卻是國家主義。從組織形態上來看，共產主義也是國家主義極端形態。

中共建政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從歷史的延續性來看，都是在完成“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任務和開啟的歷史進程。宗法家族權力結構的消解自“五四新文化”始，到“土改”而完成。在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中，擁有宗法家族權力的鄉村士紳屬於“地主階級”，遭到了全面鎮壓。文革批孔和“五四新文化”批孔的目的是一樣的，都是要削弱與消除個人與家庭之間聯繫，而加強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聯繫。在文革中，毛加強了偉大領袖和偉大導師“君師合一”的地位，達到了權力的頂峰，超過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個人不用聽從父母和老師，完全聽領袖的就是了。

目前看來，宗法家族結構的解體和相應的國家權力的全面深入覆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後果。在國家主義的號召下，完成了將“一盤散沙”聚集起來的歷史任務，應該說是實現了其目標。對於投身於這一進程的仁人志士和知識分子而言，可謂是“求仁而得仁”。但國家主義雖然能基於中國人口的眾多和領土遼闊而迅速地形成強大的力量，以抵抗外部威脅，但它是以削除個體差異和自我摧殘為代價的，不能產生活力和創造力，必定不能保持長久的強大，是短暫的。“一盤散沙”聚集起來仍然是沙，而不是由具有主動力和創造力的個體構成，完全依賴於聚集者 — 領袖的捏塑和搬弄。

中國近現代選擇國家主義的原因何在？在於其抗拒和排斥西方文化。如我在《革命的工蜂：李玉和 — <紅燈記>對家庭的解構和重構》中所言：

“近現代中國面對比它強大得多的西方文明，感到深深的恐懼。但它自身以‘忠’，‘孝’為根本的文化價值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無法容納以個人主義價值為中心的西方文化，它又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根本價值，而融入西方文化。所以，它採取的策略是選擇性地吸納西方的東西以求用最小的調整來保持自身的穩定、和與外部的平衡。總體上對西方文化是排斥的。這種恐懼和排斥是如此的深沉、強勁與持久，以至於在中國近現代的各個階段都有強烈的表現，如過去的‘義和團’，現在的‘糞青’。”

“《紅燈記》通過藝術的形式潛移默化地向觀眾灌輸這樣一種家庭或者說是社會結構模式的用意何在呢？那就是要解構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結構，而代之以‘階級情感’為紐帶的家庭結構，所謂‘舍小家，顧大家’，‘革命的大家庭’之類的說辭。它要求國民放棄基本的需求和功能，犧牲生命來形成國家的力量。如果說傳統中國是‘家國同構’，那共產中國就是“家國一體”，妄圖將整個國家打造成一個大家庭。”

因而，近現代中國在受到西方的衝擊後，並沒有改變歷史的方向，仍然沿襲了傳統的價值和專制制度，只不過形式上有了較大變化，由郡縣制升級為黨國制。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過是以一種異化的形式對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拒絕。比較諷刺的是，西方的技術組織手段卻為中國的專制升級提供了條件。利用從西方傳來的交通通訊等技術，中國才能建立起覆蓋到基層的政權體系，比郡縣制的“皇權不下縣”更深入了。

為什麼會如此呢？蓋因中國人始終未能賦予個人以獨立的價值，個人的價值只能來源於與其它人的關係。在這樣一種價值觀下，技術的進步將更有利於加強專制權力而不利於增進個人自由。中國人建立不起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自治權力，除了依賴於血緣宗親權力與專制權力之外，沒有其它的選擇。當組織與技術手段提供了可能時，它更傾向於增強專制權力。由分封制升級為郡縣制如此，由郡縣制升級為黨國制也是如此。所以，“五四新文化”是中國歷史進程在原有方向上的繼續展開，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題中之義，外來的影響只是一個刺激因素與提供了手段。如果沒有西方技術手段，中國社會就會一直陷於同樣水平的周期性的死循環。

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和鎖定了中國近現代歷史路徑。自此之後，一切都沒有懸念。即使因為偶然的事件偏離了原有軌道，也會在基本力量的作用下回到原來的軌道。中國在近現代選擇馬克思主義不是憑空發生的，在此之前，國家主義已為它的引入做好了鋪墊。即使共產黨敗於國民黨，也會有另外的力量，或產生於國民黨外部，或從國民黨內部分化出來，來完成建立全能的國家主義和擺脫西方列強控制這一歷史任務。

百年將到，今天我們反思五四，我以為最關鍵的還是思想啟蒙。價值觀決定一切。價值觀對了，最終就能實現社會公正，人民富裕，國家強大；價值觀錯了，無論怎麼努力奮鬥，最終都不會有好的結果。

2017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