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南兄问我：“东升西降”是否成立？我说， 不能。再问：能否说几条理由？以下便是我的回复。

一、“东升”与其说是“崛起”，不如说是部分“回归”

许多人认为中国改开以来的经济上升是一场“伟大复兴”，仿佛过去从未有之。事实上，中国经济在历史上曾长期在世界上数一数二。鸦片战争前20年的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居世界首位，约占全球GDP的30%左右。但这一“世界第一”是建立在庞大人口和农业经济总量之上，并不代表技术、制度或全球领导力上的优势。彼时的中国尚未进入工业革命，其体制已日益僵化、脱离世界潮流，即将陷入“落后挨打”地步。

所以，今天中国的崛起，若从体量上看可谓“部分回归”；但若从结构和质地上看，仍无法与现代文明的核心标准等量齐观。这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更像是一次“历史位置的复原”，或者苏联式的短期走赶超。

二、近代500年是“西升东降”，不是“东升西降”

从16世纪的荷兰海上霸权，到18世纪的英帝国工业革命，再到20世纪的美国科技与制度主导，西方——尤其是新教文明国家——已经连续500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科学、制度、金融、教育和现代化的演进。而中国在这段历史中则相对边缘，错失了工业革命、民主革命与现代大学制度的窗口期。

因此，从文明演化的长期趋势来看，我们过去经历的恰恰是一个“西升东降”的阶段。今日中国的跃升，从文明层面也并不构成对西方现代性的整体性反超。

三、今天的现实是“东升西未降”

确实，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WTO以来，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制造业规模、出口能力、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已堪称全球领先。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

1、在GDP总量、人均收入、科技创新、大学质量、文化软实力、制度吸引力等方面，西方尤其美国依然领先；
2、美国并未真正“衰退”——其制度仍具弹性，科技仍在引领，美元与全球金融体系依然稳固，盟友体系亦未松动；
3、世界并未进入“中国主导的秩序”，而是中国仍处于西方主导秩序中的受益者角色。

所以，现实的图景是：东升西未降。且：“东升”多在量，“西未降”更在质。

四、中国发展仍高度依赖西方体系

中国的经济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嵌入全球化”的结果，而这套全球化体系，恰恰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建立的。核心依赖包括：

1、科技：高端芯片、EDA设计工具、科研基础设施依赖西方；
2、人才：顶尖人才大量出自美国教育体系；
3、市场：出口导向型经济严重依赖欧美市场；
4、规则：贸易、航运、金融、知识产权等规则基本由西方确立。

背后更有深厚的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信仰因素。
若中美全面脱钩，中国将陷入一个没有技术输入、没有高端市场、没有信心支撑的“内循环”，而“内循环”本质上是一种封闭体系，难以为继。

五、制度短板制约中国“东升”的持续性

经济增长可以靠投资、人口、出口拉动，但可持续的现代化必须依赖制度与观念的变革。

然而至今，中国的制度结构仍然难以满足：

1、创新经济所需的产权保护与法治环境；
2、全球人才所需的开放氛围与思想自由；
3、可持续发展所需透明问责与纠错机制。

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现代外壳”之下，依然缺乏“现代骨架（包容性制度）”与“现代灵魂（观念精神）”。文明的底座尚未筑牢，经济大厦便难以登顶。

六、现实困境：中国正陷入三重危机

目前中国面临以下三重挑战：

1、房地产与债务危机：数十年的投资驱动模式已经透支，楼市崩塌正在摧毁家庭资产底层；
2、人口危机：未来三十年中国人口可能跌至10亿以内，百年内甚至可能低于4亿，劳动力与消费双重萎缩；
2、信心与制度危机：民间信心不足、青年焦虑上升、企业外迁加速，显示制度无法提供安全预期与发展希望。

这种“追赶式崛起”如果没有结构性转型，就有可能走向“苏联式停滞”或“拉美式陷阱”。

七、“东升西降”是战略幻觉与严重误判，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政策灾难

过去十年，中国做出了三个战略性误判：

1、“厉害了我的国”：高估自身体量与综合实力；
2、“东升西降”论：误判全球趋势以及国家周期；
3、“联俄抗美”策略：误判地缘格局与利益重构。

这“三件套”战略误判不仅催生了盲目自信与对外冒进，还导致与美欧全面对立、错失制度转型窗口。

2021年四季度后，美国不仅在总量上领先中国，甚至在GDP增量上也开始全面反超，表明“东升”的动能已经放缓。而中国各类危机正处于连续引爆的险境。

结语：“中国梦”的实现，关键在梦醒

总结来说，“东升西降”不是一个科学判断，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幻觉。它忽略了文明的深层结构、制度的制约作用、历史的真实脉络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

真正的战略眼光，不能靠民族主义的兴奋剂，而必须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清醒。未来中国若要真正“升”，必须以制度自省、文化更新与文明转化为前提。

否则，所谓“东升”只不过是一次加速后的幻影，而真正的潮流，仍将由那些敢于自我更新、尊重自由与制度、拥抱全球与未来的文明型国家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