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純華

摘要

本文探討了中國當代領袖崇拜的生成機制及其政治邏輯，重點分析了毛澤東時期的開創、習近平時代的繼承與創新，以及其背後的社會基礎與潛在風險。文章指出，領袖崇拜並非中國歷史文化的必然延續，而是蘇聯式一黨專制模式在中國的制度化工程。毛澤東通過政治運動與宣傳機器建立了個人神化的範式，習近平則在數字化、民族主義和制度設計的支持下，將這一範式以新的形式加以延伸。研究認為，領袖崇拜短期內可能強化政權合法性與社會動員，但其長期風險在於削弱制度理性、壓制社會多元、加劇權力濫用，並可能在危機中引發政權合法性真空。本文呼籲應當重視制度建設與社會理性，避免陷入“革命幻象”的歷史循環。

關鍵詞

領袖崇拜；習近平；毛澤東；蘇聯模式；政治工程；制度合法性；宣傳機器

引言

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歌頌黨魁的肉麻話語幾乎無處不在。從“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到新時代的“人民領袖習近平”，這種近乎宗教化的歌頌構成了中國政治文化的重要一環。然而，這一現象並非中華文化的必然產物，也不是歷史傳統的自然延續，而是蘇維埃一黨專制的直接遺產。

中國共產黨本質上是蘇維埃黨的延伸，它繼承了蘇聯的政治模式與制度邏輯，將個人崇拜工程化、制度化，並通過宣傳體系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這與中華古代帝制有着根本區別。帝制社會的皇帝雖被稱頌“奉天承運”，但很少出現由官方統一編排、全民齊唱的肉麻頌歌。相較之下，當代中國的領袖崇拜是一種經過黨國體制精心設計、由宣傳部門層層落實的政治項目。

更重要的是，這一現象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中存在明顯的斷裂。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後，中國在報刊、廣播等現代媒體上幾乎不見個人崇拜的影子。即便在蔣介石主政的幾十年間，政治宣傳更多強調國家統一、民族存亡和現代化建設，而不是將個人凌駕於國家與民族之上。這說明，當代中國的肉麻歌頌不是中華文化的“歷史慣性”，而是毛澤東時代對蘇維埃模式的移植與本土化結果。

本文旨在揭示這種領袖崇拜的制度邏輯。首先，將通過歷史對比，說明辛亥革命至民國時期的“理性宣傳”與毛澤東時代的“個人神化”之間的斷裂；其次，剖析毛澤東如何通過制度與宣傳工程化個人崇拜；然後，考察習近平時代在數字化環境下對這一模式的繼承與創新；最後，從國際比較與制度建設的角度，探討中國如何走出領袖崇拜的歷史循環。

一、 歷史斷裂與制度化起點

1.1、辛亥革命與民國時期的“理性宣傳”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華民國，宣告中國進入共和時代。儘管民國政局動盪、軍閥割據，但在政治宣傳層面，社會仍顯現出現代國家的理念。報刊、雜誌、廣播與學校教育更多強調“民主”“憲政”“民族獨立”等觀念，而不是個人的神化。

當時的領袖，無論是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還是後來的蔣介石，在輿論場中都沒有被神化為“天縱英明”的超人存在。孫中山被尊稱為“國父”，但這種稱呼帶有紀念性和政治象徵性，並非肉麻式的全民歌功頌德。蔣介石雖長期掌握黨國機器，但國民黨宣傳側重於“總理遺教”與國家民族主義，較少將蔣本人神格化。即便在抗戰期間，宣傳重心依舊是“保家衛國”“民族存亡”，而非對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崇拜。

這一時期的輿論環境，顯示中國並非天然需要“領袖崇拜”來維持政治合法性。相反，現代傳媒與思想啟蒙推動了對制度、民族與公共事務的強調。

1.2、毛澤東與蘇維埃模式的移植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中國共產黨掌權之後。毛澤東深刻吸收了蘇聯的政治經驗，將個人崇拜視為整合黨內權力、維繫社會動員的核心工具。蘇聯的列寧、斯大林模式，為毛澤東提供了“黨—領袖—人民”三位一體的政治邏輯。

在這一邏輯中：

黨與領袖綁定：領袖被塑造成黨的化身，質疑領袖等同於反黨。

宣傳工程化：中宣部統一布置媒體、教育、文藝活動，確保社會話語“只許頌揚，不准批評”。

生活全面滲透：歌曲、詩歌、戲劇、廣播無不以“領袖”為主題，塑造“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情感認同。

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因此並非“中華文化慣性”的產物，而是對蘇維埃模式的繼承與中國化。其肉麻程度與覆蓋面，遠遠超出了帝制社會的“君臣禮儀”，構成了新的政治現象。

1.3、歷史斷裂的意義

辛亥革命至民國時期的“理性宣傳”，與毛澤東時代的“個人神化”，之間存在清晰的歷史斷裂。前者強調製度與民族，後者強調領袖與黨魁。這一斷裂表明，中國當代的肉麻歌頌不是文化傳統，而是政治制度選擇的結果。

更進一步說，正是毛澤東將蘇維埃的個人崇拜模式植入中國，使其成為國家治理的核心機制。此後，中國政治再難擺脫“領袖至上”的邏輯，習近平時代的復興便是明證。

二、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化宣傳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個人崇拜制度化、工程化的典型階段。毛澤東不僅在黨內確立了“最高領袖”的權威，而且通過宣傳機器和政治運動，將個人神化全面推向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這一過程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文化結構，也為後來的“肉麻歌頌”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2.1.宣傳體系的全面統籌

在1949年建國之後，中共中央迅速接管了全國的新聞出版、廣播電影、戲劇文藝等宣傳系統。中宣部成為最高權威，統一布置和指導全國的宣傳口徑。無論是人民日報的社論，還是地方報紙的報道，都必須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容出現任何質疑。

這一時期的宣傳呈現出三個特點：

政治絕對化：所有宣傳的第一任務是塑造毛澤東的“偉大領袖”形象。

 輿論一元化：社會話語被嚴格限制為頌揚，其他聲音均被視為反動。

生活化滲透：從課堂到舞台，從廣播到牆報，毛澤東的形象與語錄充斥在日常生活中。

2.2、文藝作品的神化功能

毛澤東崇拜的核心媒介之一，是文藝作品。歌曲、詩歌、戲劇、電影被系統安排為“紅色藝術”，直接承擔歌頌領袖的任務。

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歌曲《唱支山歌給黨聽》。歌詞將黨比作母親，強調“黨恩比天高、比地厚”，塑造出一種“人民離不開領袖、領袖就是親人”的情感邏輯。類似的歌詞還有：“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些歌詞不僅出現在舞台上，更成為廣播、課堂、群眾集會中的必唱曲目。

這種宣傳方式的特點在於：

去理性化：不討論政策與制度，只強調情感依附。

家庭化：把領袖包裝成“親人”，從而模糊政治與私人情感界限。

全民化：通過文藝演出和學校教育，強制每個人參與其中。

2 3、政治運動中的個人崇拜

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崇拜制度化的高峰。

在大躍進中，毛澤東的號召被當作最高指令，媒體競相宣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畝產十萬斤”。任何懷疑都被視為反黨行為，直接導致數千萬人的饑荒死亡。

在文革中，個人崇拜則達到狂熱。紅衛兵佩戴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語錄》，高呼“毛主席萬歲”，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忠誠提升為衡量政治立場的唯一標準。整個社會被迫在肉麻歌頌中表達忠誠，個體的理性批判徹底消失。

2.4.與古代帝制的差異

古代帝制雖然強調皇權神聖，但其宣傳多停留在宮廷儀式與史書修辭層面，很少深入民間日常生活。普通百姓未必天天聽到頌聖之音，更不必在學校、工廠、家庭集體高唱讚歌。

相比之下，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是一種全社會覆蓋的政治工程：

其規模前所未有；

其滲透程度深入到家庭、學校、文藝、思想各個層面；

其情感表達肉麻而極端，超出了傳統禮儀文化。

這說明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是中華文化的自然延續，而是蘇維埃模式與中國政治工程的結合。

2.5小結

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化宣傳，徹底打破了辛亥革命以來的現代政治理性氛圍。通過宣傳體系、文藝作品和政治運動，毛澤東被神化為“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這一套模式不僅塑造了毛澤東的個人權威，更形成了此後中國政治無法擺脫的“肉麻歌頌”傳統。

換言之，當代中國領袖崇拜的真正起點，不在中華文化，而在毛澤東對蘇維埃模式的移植與制度化。

三、習近平時代的繼承與創新

3.1 革命遺產的制度化延續

習近平時代的領袖崇拜，並非憑空生成，而是在毛澤東與鄧小平時代的政治遺產上進行了制度化的再生產。毛澤東開創的個人神化與政治象徵化，為“人民領袖”奠定了敘事模式；鄧小平雖然淡化個人崇拜，卻通過“核心”概念與黨內權威的集中，使後繼者仍保有超越常規制度的權力空間。習近平上任後，正是藉助這一“革命遺產”來重新塑造領袖的獨一性。

在這一過程中，習近平將“人民領袖”“核心”與“舵手”等象徵性稱號重新引入官方語境，並配合黨媒的高頻傳播，使個人形象與國家命運相綁定。這種操作，既是對毛澤東政治模式的復刻，也是對胡錦濤時期“集體領導”格局的徹底反動。

3.2 “新時代”話語與政治創新

習近平的特殊之處，在於不僅復活了毛式領袖崇拜，更賦予其“新時代”的合法化話語。他通過“三個自信”“四個意識”“兩個維護”等政治口號，將領袖個人與黨和國家的未來發展融為一體，形成了“領袖即制度”的話語邏輯。

這種話語創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 歷史定位的再造：習近平將自己定位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締造者，借用“歷史三分法”邏輯，把毛澤東定義為“站起來”的領袖，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定義為“富起來”的建設者，而他本人則是“強起來”的引領者。這種敘事不僅賦予習近平在歷史中的唯一合法位置，也將領袖神化與國家復興直接掛鈎。

2. 制度化的個人化：2018年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是習近平個人崇拜政治化的重要創新。通過制度設計為個人權力永久化提供保障，使“領袖不可替代”的邏輯獲得法律化的確認。

3.3 媒體工程與“視覺政治”

與毛澤東時代依靠報紙、文藝和大字報不同，習近平時代的個人崇拜更多依賴於數字化傳播與視覺政治的工程化操作。黨媒通過“學習強國”平台、短視頻推送、AI合成語音等新媒體手段，使領袖形象日常化、無處不在。

**“學習強國”**作為數字化工具，將習近平的語錄、講話、著作轉化為全民學習的必修內容，既是意識形態的再生產，也是領袖神聖化的技術手段。

影像與符號工程：習近平頻繁出現在“脫貧攻堅”“抗疫前線”“國際峰會”的影像場景中，形成“親民+全球領袖”的雙重象徵。相比毛澤東單一的“紅太陽”符號，習近平的形象工程更強調多維度：既是“家長式父親”，也是“民族復興的舵手”。

3.4 與毛澤東的差異

雖然習近平大量繼承毛式政治模式，但其崇拜工程與毛時代也存在差異：

社會動員 vs. 技術治理：毛澤東依靠群眾運動製造個人神聖性，而習近平則更倚重媒體與數字工具，在“可控範圍”內製造全民參與。

暴力革命 vs. 穩定秩序：毛的個人崇拜常伴隨大規模社會動盪（如文革），而習近平則強調“穩定壓倒一切”，通過高壓維穩與社會監控確保個人權威不受挑戰。

全球孤立 vs. 大國競爭：毛澤東處於冷戰孤立環境下，其個人神化更多局限於國內；習近平則利用崛起的中國形象，將個人權威外溢為“世界領袖”的潛在定位。

3.5 小結

習近平時代的領袖崇拜，是毛式遺產與新時代技術手段的結合。它既表現為對“革命傳統”的繼承，又體現為在全球化與數字化語境下的創新。其本質仍是通過個人權威的神聖化，維繫黨國體制的合法性。然而，與毛澤東依靠群眾激情不同，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更多是一場“政治工程”：它依賴於媒體建構、制度安排和意識形態話語的層層加碼，使“領袖不可替代”的神話得以在21世紀的中國重生。

四、領袖崇拜的社會基礎與風險

4.1 領袖崇拜的社會根基

雖然習近平的領袖崇拜是黨國體制工程化的產物，但它仍然能夠獲得一定的社會基礎，這種基礎主要來自以下幾方面：

（1）社會不安全感與對權威的依賴

在中國快速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的背景下，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突出，普通民眾普遍存在強烈的不安全感。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被塑造為“人民領袖”的強人形象，可以滿足部分人心理上的安全需求。這種“父權式依賴”構成了領袖崇拜得以落地的社會心理條件。

（2） 傳統文化的餘緒

儘管帝制終結已百餘年，但“君師合一”的政治文化餘緒仍在社會深層潛移默化。對最高權力者的“敬畏”與“依附”仍被部分人接受，甚至在宣傳引導下被再次激活，從而為領袖個人神化提供文化土壤。

（3）宣傳機器的全方位運作

在信息高度管控的環境下，大眾接收到的政治信息幾乎全部來自官方渠道。通過電視、報紙、新媒體的全覆蓋，領袖的形象不斷被強化、重複與自然化，使民眾在“被動接受”與“主動習慣”中形成依賴。

（4）經濟成就與民族主義敘事

在習近平執政早期，中國經濟依然保持相對增長，基礎設施建設與科技發展為政權提供了“績效合法性”。同時，中共通過民族復興、抵禦西方“圍堵”等敘事，將習近平塑造為“民族拯救者”，從而贏得部分民眾的認同。

4.2 領袖崇拜的風險

然而，領袖崇拜的存在不僅削弱了現代政治制度的理性運作，還帶來一系列風險，這些風險既是歷史經驗的重演，也是當代現實的延續。

（1）制度理性被個人意志取代

領袖崇拜的最大風險在於，政治決策往往不再基於制度化程序與集體智慧，而是服從於個人意志。這種狀況極易導致重大誤判，歷史上的“大躍進”與“文革”便是典型案例。習近平時代取消任期制，更使“個人不可替代”的邏輯固化。

（2）社會思想的單一化與異議壓制

在領袖崇拜的氛圍下，社會輿論與學術研究趨於一致化，批評聲音被壓制。由此帶來的思想貧瘠與社會沉悶，削弱了創新活力，也加深了體制對自身錯誤的自我遮蔽。

（3）權力監督機制的失效

當領袖被神化時，任何監督與制衡都被視為“挑戰權威”。這意味着反腐敗、民主協商、權力分工等制度性努力將被架空，導致制度性腐敗與權力濫用難以遏制。

（4）社會動盪的潛在引爆點

領袖崇拜強化了社會對單一權威的依賴。一旦個人失勢、政策失敗或突發危機發生，整個體制將面臨合法性真空，從而導致社會動盪甚至政權崩潰。這種風險在蘇聯與東歐的劇烈轉型中已有先例。

（5）國際形象與外交困境

在國際社會看來，過度的個人崇拜使中國被視為威權主義的復古者，從而激化與西方國家的矛盾。這不僅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也使中國在全球競爭中陷入戰略孤立。

4.3 歷史鏡鑒與當代警示

中國歷史已經反覆證明，過度依賴個人權威而犧牲制度建設，往往以災難告終。無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最終都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撕裂與經濟衰退。習近平時代的領袖崇拜若持續強化，極可能重蹈覆轍。

現代國家的穩健發展，必須依靠制度化的分權與理性治理，而非個人神化與權力集中。正如歷史學者余英時所指出：“在缺乏制度約束的環境下，個人權力愈大，社會風險愈高。”

4.4 小結

領袖崇拜在習近平時代的社會基礎，既有來自傳統文化的餘緒，也有現代不安全感與宣傳機器的推動。然而，其帶來的風險遠遠超過暫時的政治收益。制度理性被侵蝕、社會思想被禁錮、監督機制被廢棄、國際地位被削弱，都是中國政治前景面臨的嚴峻挑戰。

因此，領袖崇拜並非“文化慣性”，而是制度選擇下的政治工程化結果；它短期內可能鞏固政權，卻長期埋下不穩定的隱患。

五、結論與反思

5.1 研究結論

通過對中國當代領袖崇拜的歷史演進與現實邏輯的考察，本文得出以下幾點核心結論：

（1）領袖崇拜並非中國文化的歷史必然

從辛亥革命到國民政府時期，中國社會輿論並未形成肉麻式的領袖神化。這一歷史事實表明，個人崇拜並非中華文化的天然延續，而是制度性工程的產物。

（2）毛澤東開創了政治工程化的領袖崇拜

毛澤東時代通過政治運動、宣傳機構和教育體系，將領袖塑造成“紅太陽”，使個人權威與國家命運捆綁。這一模式成為後世黨魁合法性的藍本。

（3） 習近平時代在繼承中創新

習近平不僅復活了毛式個人崇拜，更結合數字化技術、制度設計和民族主義敘事，打造了更為複雜的“新時代領袖神話”。其個人崇拜不再依靠群眾運動，而是依賴媒體工程、法律修訂與技術治理。

（4）社會基礎與政治風險並存

領袖崇拜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民眾的安全感和民族自豪感，但其長期風險極大：制度理性被削弱、權力監督失效、社會思想貧瘠、政權合法性更依賴個人而非制度，一旦領袖地位動搖，將可能引發系統性危機。

5.2 現實反思

（1）制度建設的缺位

中國政治之所以不斷回到個人崇拜的循環，不在於文化宿命，而在於制度建設的缺位。當代中國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分權制衡與法治框架，導致權力集中不可避免地走向個人化。

（2）宣傳機器的雙刃劍效應

官方宣傳在短期內可通過歌功頌德營造政治穩定，但這種穩定是脆弱的。當宣傳與現實落差過大，民眾的幻滅感反而會加劇社會危機。

（3）國際處境的惡化

在全球化與信息化的背景下，個人崇拜不僅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也使其更容易陷入戰略孤立。西方社會普遍將個人神化視為威權主義的標誌，這削弱了中國在國際制度中的話語合法性。

5.3 面向未來的思考

如果中國希望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就必須從以下幾個方向展開反思：

（1）回歸制度理性：通過法治與分權，建立穩定而可預期的政治運行機制，削弱個人意志在國家治理中的絕對性。

（2）重建公民社會：允許獨立媒體、學術與社會團體的發展，為多元聲音提供空間，從根本上制約領袖個人的神化。

（3.）教育去神化：在教育與文化傳播中，重建對制度與普世價值的尊重，淡化對個人的過度依賴。

（4）歷史記憶的警醒：直面毛澤東時代的悲劇與習近平時代的風險，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而不是美化領袖崇拜。

5.4 總結性評述

領袖崇拜在中國的當代表現，並不是文化慣性，而是黨國體制的工程化選擇。它或許能帶來短期的政治穩定，但其長期風險將遠超收益。真正的現代化政治，不應以個人神化為基礎，而應以制度建設、公民社會與理性治理為核心。

結論是清晰的：當代中國若要走出“革命幻象”的循環，必須告別領袖崇拜，轉向制度理性。這既是歷史的警醒，也是未來的出路。

參考文獻

Cohen, P. A. (2003).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Routledge.

Dikötter, F. (2010).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Walker & Company.

He, B. (2016). 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Palgrave Macmillan.

Meisner, M. (1999).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 Free Press.

Nathan, A. J. (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6–17. https://doi.org/10.1353/jod.2003.0019.

Qin, H. (2013). 從“領袖政治”到“憲政政治”：中國現代政治發展的必由之路. 開放時代, (6), 34–45.

Shambaugh, D. (2016). China’s future. Polity Press.

Svolik, M. W. (2012).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n, Y. (2004). 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deolog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Asian Survey, 44(6), 801–819. https://doi.org/10.1525/as.2004.44.6.801.

余英時 (1994). 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 聯經出版公司.

馮客 (Frank Dikötter). (2019). 人民的名義：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百年暴力史.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秦暉 (2004). 走出帝制. 北京：三聯書店.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ublicAf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