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加拿大，你就不知道中国政府对人权的定义有多准。那就是：人权首先是生存权。风景再美丽，吃不饱肚子就没精力欣赏。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我就在街上遇到过几个魁北克人，直愣愣的伸出手跟我要钱。还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解释说，他们是为了传播法裔文化流落到渥京，显得没钱不是他们的错。那是1999年底，我正在为自己的银子发愁，也就学他们摊开手耸耸肩，也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回答说：古得阿富得怒，您看我像有钱人吗？

后来才知道，魁北克人是这个国家的大拿，一向牛。前两天一个家伙因为没钱，直接就爬到魁省六万五千付的高压电网上，准备把铜线砍下来卖掉。这个国家的总理也基本来自魁省，就这回出了个西边的哈珀还是个少数摇摇欲坠。我在留心他们的故事，还准备开个专栏，就叫可怕的魁北侉。当然这是后话，在1999年的下半年，我还没有功夫关注别人的故事，只有傻不愣瞪的坐在多伦多的一颗大树下，设计自己有可能摇摇欲坠的下半个30年。

谁写回忆录的时候都会说自己当年的战略有多英明，就像长征被说成是光荣的战略但实际上也就是一条逃跑之路。我们真正应该承认的是，成功的逃跑也是一种光荣，就像沙漠之狐。当然，我这样绕来绕去的目的，就是想说当年我在多伦多那颗大树下，其实什么也没想出来，甚至开始怀疑我为什么当初就拎着几个破箱子来了。多伦多的秋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我在花了三个月时间给资本主义三个工厂添砖加瓦以后，准备到首都去碰碰运气。

1999年12月21日，怀揣两个面包，我坐上了从多伦多到渥太华的灰狗巴士。在冰雪交加的加国首都，在填完一大堆表格以后，我被通知入读该校经济系研究生。当天晚上，饥寒交迫的未来经济学家在里多街上到处找旅馆。没有车，没有信用卡，没有驾照，小旅馆的老板狐疑地看我，对我掏出的100刀现金嗅了又嗅，似乎来路不明，最后非要逼着我掏出护照，又对着那个头发很短的照片看了几遍。我解释说，照片看上去确实没有我真人这么帅，因为我对照标准照总是很别扭，照出来的东西很不标准。老板最后终于放行了，但给了我一间挨着街道的房子，边上灯火通明半夜还人仰马翻地热闹。我半夜疲惫不堪地起来要求老板给我换一个房间，里面明明有空着的，老板就是牛着不干。社会主义加拿大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第一个晚上就让我成了赵无眠。冰雪交加之中我发下一个毒誓，等兄弟伙今后发达了，一定要给这个老板上上眼药。

多少年后，我把食品厂长带来的中国旅行团带到了这个旅馆，在大堂里游了一圈儿，当年检查我的那个半秃头老板喜出望外地迎了上来，我很热情地跟他握了手，掏出护照给他看了看，我说您看我的标准照还是那么不标准，然后我领着一群西装革履的国内暴发土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小旅馆。俗话说得好，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12月 29日，多伦多正在热闹的圣诞氛围中，我和夫人租了一辆房车， 搬上简单的家具，静悄悄离开了这个生活了4个月的城市。此时此刻，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