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谜

　　1492年10月12日，这一天，大西洋强劲的信风将哥伦布的船队送上了梦寐以求的新大陆，也就此吹开了隔绝各个大陆的无形屏障。从这一天起，来自欧洲的航海家们，用新航线连接起一个完整的“世界”。正是他们，用激情划破了海面幽蓝的平静，满载着贸易货物和火炮利器，在追求财富的雄心鼓荡下，启动了大国的旅程。

　　从此，大国、强国的兴衰，将不再是封闭舞台上自我演绎的故事。相互的注视、融合和冲突，影响着所有剧情的走向。世界性大国出现了。那些拥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最先把机会抢到手里。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钱乘旦：

　　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地形成了民族国家，这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它是非常分散的。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是分裂的。可是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统一的力量的支持下国家就可以发展，而且很快就会变得强大。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保罗·肯尼迪：

　　就像你把你的双手放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强大，这就是力量，而别的国家没有。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些手指。

　　当海洋注定要成为孕育大国的摇篮时，历史首先记住了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贝尔女王。

　　是恩里克王子以国家名义来支持航海家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使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不再是个人的孤立冒险，而成为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战略。

　　当怀揣着航海计划的哥伦布同西班牙王室讨价还价时，伊莎贝尔女王在谈判中接受了这个普通百姓的利益要求。为了资助哥伦布的远航，女王甚至卖掉了自己王冠上的珠宝。但是，她由此赢回了更加辉煌的王冠，那是世界霸主的桂冠。

　　近代世界历史的大幕，就这样从海洋上拉开了。但是，民族国家和海洋优势，是大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吗？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为什么恰恰是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国呢？人们能揭开沉淀已久的大国之谜吗？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保罗·肯尼迪：

　　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造成了大国的崛起。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

　　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明显，经济脆弱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大国。

　　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

　　国家强大必须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特别是民众与领导者之间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皮埃尔·罗桑瓦隆：

　　一个强国仅仅物质力量强大还不够，它还应该具有吸引力。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能力，一定的军事实力，一定的内部凝聚力。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 郑永年：

　　所有的以前的国家，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直到今天，大国之谜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题目，各国的学者提供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他们的名字，十分醒目地写在英国走过的大国之路上。

　　在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多少年来，法兰西共和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根源也许就在于此。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 吴建民：

　　一个国家要崛起，它思想得创新吧，对吧。如果全是老思想，国家能崛起吗？崛起不了。思想如果都束缚住了，能创新吗？创新不了。所以文化的作用在这里出现了。

　　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约瑟夫·亚宁：

　　我们可以说文化因素很重要，比如说国民教育水平很好，这非常重要。

　　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 玛丽安娜·巴斯蒂：

　　一种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产生这种文化的强盛经济。

　　大国之谜，当然还有另外的答案，那就是体制创新。17世纪时，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缔造了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帝国。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来聚集资本，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比纽约的证券交易早了三百年，资本市场就此诞生；他们还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并发明了我们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

　　继荷兰之后，英国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建立起全球市场，并逐步确立起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当这种模式的弊端，引发社会危机的时候，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又加入了政府干预的手段。从此，“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只有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学者们还认为，英美两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钱乘旦：

　　英国最早地确立了现代的国家制度。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这样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国都是最早地确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能够使得这个国家长治久安，长久地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王缉思：

　　欧洲移民到了美国以后，等于是在一个新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宪法》，在《宪法》下面有一套很完整的法制体系，通过这个权力制衡，相对来说呢，就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国之谜之所以难解，还在于各国的发展模式，从来都无法简单地复制和模仿，而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他们成为大国的谜底又在哪里呢？

　　1697年，一批俄国青年来到了荷兰赞丹镇的一家造船厂做学徒，学徒中最出色的是一个身高两米，自称彼得·米哈伊洛夫的人，师傅和工友们都推荐他为“优秀工匠”。这个人就是俄国沙皇彼得。彼得大帝的这番举动，拉开了俄罗斯强国的序幕。这位雄心勃勃的沙皇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了圣彼得堡，他要缩短的不仅是与欧洲的空间距离，还有国家实力的差距。

　　打开视野，向发达国家学习，无疑是后发国家走上强盛之路的开端。学习的目的是赶超。在历史上，像俄罗斯一样实施赶超战略的后发国家，还有德国和日本。他们构建的社会体制，他们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和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董正华：

　　由国家来推动经济建设，像德国、日本、苏联，还有其它一些20世纪的国家那样，可以说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因为这些国家大都是刚刚经历了国家重建，相对于社会力量，国家的力量比较强大。

　　国际历史学会会长 于尔根·科卡：

　　德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上而下由国家发起和实现的。美国和英国却主要是由社会来推动的，动力来自于社会。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 吴建民：

　　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一个入流的过程。所以后发国家要起来，它得要入流，你不入流你就要落后。那么这个入流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国家来主导。

　　成为大国的原因，或许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话题。大国之谜，无疑是一个多解的答案。在不同的时期，只有那些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做出了正确战略判断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

　　但历史的胸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慷慨，它总是让那些在第一时间适合它的规则，并拥有那个时期的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来充当世界的主角。

　　今天，当我们环视世界，不难发现：二战结束六十年了，战前的大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强国。

　　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时候，这些国家已率先走过这段历程。

　　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依田熹家：

　　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现代化不是西欧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院长 弗拉迪米尔·马乌：

　　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须要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必须有一个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

　　中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董正华：

　　一个国家的崛起，就是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也就是实现现代化，近五百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大国。

大国之惑

　　大国崛起以后，将会演绎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1494年，在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的时候，当时的两个海上强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就用一纸契约，像切西瓜一样把地球一分两半。从那以后，与大国崛起相伴随的，总是殖民地的扩张、划分和掠夺。

　　这个世界有时像黑白照片那样对比鲜明：大自然慷慨地赐予了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丰富的资源，但那里的人们却过着贫困的生活。早期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夺是惊人的。虽然，大国也给殖民地带去了一些现代文明，但当地人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经济资源，也失去了国家的政治尊严，那就是民族的独立和平等。

　　大国称霸的故事虽然丰富多彩，却从来都缺少美好和顺利的故事线索。因为它造成的麻烦总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它固然拥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荣耀，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保持和扩大利益的烦恼。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 郑永年：

　　怎么维持一个大国的过程，这是相当艰苦的，那么怎么维持这个大国，每个时代都不太一样。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保罗·肯尼迪：

　　第一强国对其他国家说：这不仅是我们的利益，也是你们的利益。不摇晃梯子，不掀翻桌子，只要维持现状就好。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所有的大国都试图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所以它们总是为世界秩序出谋划策。实际上，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想要打破这种秩序，因为他们试图取代以前的大国。

　　于是，战争，大国之间的战争，似乎成为历史上打破和重建世界格局的必由之路。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新兴大国直接打败霸权国的先例。德国的兴衰，就是历史留给所有大国的一个深刻思考。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欧洲列强在几个世纪中以各种方式阻止德意志统一，令这片欧洲中部的土地饱受分裂的屈辱。1871年，奋发图强半个多世纪的德国终于统一。当这个新兴的大国遵循欧洲大国均势原则的时候，它在和平的环境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当它试图为自己争取阳光下的地盘而发动战车后，则一败涂地。

　　历史的教训是：一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历史的教训还在于：所有企图靠战争来征服、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大国，其结局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西班牙试过，但是失败了；法国试过，拿破仑试图创立世界帝国，也失败了。德国试过，特别是希特勒试过了，却输给了美国。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 奥古斯特·温克勒：

　　或许这也是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今天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应该再试图建立殖民统治。

　　学者们喜欢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德国：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它要么考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当它用思想来考问世界时，它是伟大的；当它用战争来拷打世界时，便有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1970年的一天，德国人开始考问世界了。

　　这是人们已经熟悉的镜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向二战中被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谢罪。世界舆论评价说，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的双腿，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

　　在这一跪一站之间，人们走到了真理的门槛前，开始做出新的选择。

　　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永远的霸权国家。大国的兴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从大国崛起到持续强大，然后转入衰退，是一出需要耐着性子观看的历史长剧。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自己参加雅尔塔会议时的心情：“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

　　认清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重要的。我想，只要做这样的改变，我们就在做出正确的调整来适应旧帝国的消失。你可以完全不对旧帝国加以赞扬。

　　20世纪见证了英帝国全球霸权的衰落，日不落帝国的昔日风光已经不再。但是，英国作为大国的历史并没有落幕，今天，人们依然能看到它在世界舞台上绝非是可有可无的演出。

　　五百年争霸的历史一去不返了，无论是曾经的帝国，还是今天渴望强大的新兴力量，都必须更加理智地在21世纪寻找新的大国之路。

大国之路

　　1955年，一位名叫盛田昭夫的日本商人来到美国拓展市场。美国一家大公司决定向他订购10万台小型收音机，条件是必须换上美国公司的商标出售。10万台的订单对于刚刚起步的商人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但盛田昭夫却坚持使用自己的商标，放弃了这宗生意。因为他看重的不是一笔买卖，而是公司的品牌。盛田昭夫所坚持的品牌就是今天的“索尼”。

　　没有人知道，如果不是盛田昭夫的坚持，索尼的命运会怎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本在战后崛起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正是靠了一批像索尼这样的跨国公司。

　　如果说，六十年前的大国多以军事力量作为崛起的杠杆，那么，今天则是以综合国力作为崛起的标志。

　　如果说，六十年前的霸权国家想要的是帝国，那么，今天的大国所要的则是市场。

　　而占领市场的秘诀就是拥有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竞争力，那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

　　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约瑟夫·亚宁：

　　从长远来看，一个只能够提供廉价产品的国家不能成为强国。只有这个国家内部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能够自主研发新产品，也就是说，它具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只有这样，它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奈：

　　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认为美国要衰落了。他们看到美国钢铁工业和重工业的衰落，说美国要完蛋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美国在新兴的信息技术企业中的激烈竞争。所以美国实质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是处于领导地位的。

　　1945年9月6日，在二战刚刚结束、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提出了“21点战后复兴计划”，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资源。”

　　五个月后，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这台重达30吨、占地160平方米的计算机，实际功能还不如今天的一些袖珍计算器，但它的诞生，却象征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美国率先占领了信息时代的制高点。这是美国在20世纪后期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今天，它在科研和开发上的投入仍居世界首位，相当于其他最富裕的西方七国的总和。

　　使美国保持创新活力的，还有它的四千多所大学和70%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凡不曾培养出真正受到良好教育公民的国家不能称其为泱泱大国”，美国所拥有的全世界最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使它获得了信息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而当今的世界，经过二战后六十年的发展，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时代正在全面到来。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简而言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比一百年前更相互牵连、相互依赖的世界。

　　马来西亚前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尔：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因为通讯和交通越来越方便。没有国家可以孤立存在。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 莱斯特·布朗：

　　在一个紧密相连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中，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差别不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奈：

　　这包括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的传播，非典，艾滋病，或跨国恐怖主义。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

　　我们应当了解，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考虑到其他人的存在。

　　这样的舞台，使各国的命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海洋中的孤岛。

　　发生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至今提起来还心有余悸的例证。

　　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损害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使有的国家在一夜之间经济倒退十年，同时也波及了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最后，连被人们视为罪魁祸首的美国索罗斯基金也不能置身事外，它很快由赢家变成了输家，一度损失了20多亿美元。

　　在20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世界舞台的规则就是这样的奇妙。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还闪耀着另外一个智慧的选择——这就是区域一体化的合作。这种选择，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政治、安全和战略因素的考量。

　　马来西亚前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尔：

　　我们发现很多国家聚在一起，建立地区组织，一旦一个地区组织建立，别的地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必须建立自己的地区组织。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

　　地区化与全球化一样，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进程，因为它给相对较弱的国家提供了在地区组织范围内弥补全球化带来的不足。

　　战后欧洲的合作与发展，是一个让人心动的选项。合作是从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中西部面积最大的国家开始的。这是两个宿怨深厚的邻居，在二战以前的1100多年中，他们一共打了200多场战争，平均5年就开战一次。

　　为防止德国进攻，法国从1930年开始修建马奇诺防线，边境上的这座炮楼距离德国只有10公里。历史给这两个持续对抗了几个世纪的国家两败俱伤的惨痛教训，也启迪了它们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治智慧。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 奥古斯特·温克勒：

　　1945年之后，德法两国都毫无疑问地认识到：两国之间的对抗，不仅仅削弱了自己，而且还削弱了欧洲。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两国就逐步开始和解了，70到80年代两国关系逐步改善。

　　二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戴高乐，成功化解了两个国家几百年来的仇恨，共同开启了欧洲历史崭新的一页。

　　由法国和德国作为发动机带动起来的“欧盟”组织，由于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组建了共同的议会乃至军事力量，一个超强的地区联合体便横空出世了。

　　人们意识到，“欧盟式”的和平发展，为新兴力量的大国之路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

　　德国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约瑟夫·亚宁：

　　欧盟现在试图通过走与以往传统的强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名活跃分子，即把多个国家组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世界政治将会认识到这种互相依赖的模式。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也许通过学习过去一个世纪里得出的经验，欧洲正在共识、默许和接受的基础上，率先创立一个超越国家的机构。我认为从长远的方向来看，有可能世界也会这样组织起来。

大国之思

　　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当全球市场把世界紧紧联结在一起，大国之间的互动、合作和依存关系开始增强，具有历史眼光和战略智慧的国家开始做出理性的判断：无论是崛起为大国还是维持大国地位，已不可能再走那种依靠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集团对抗来争夺霸权的老路。如果沿用传统大国的思维方式来构造今天的世界，如果以不切实际的征服幻想来鲁莽从事，都将是一种时代的错位。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主题。沿着这条新路，人们开始表达新的愿望，寻求新的答案：当今世界，究竟什么样的国家，才称得上是大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大国？

　　法国戴高乐基金会主席 伊夫·盖纳：

　　一个国家的体制应该适合那个国家和人民的情况。英国人的民主和法国人的民主是不同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民主也是不同的。

　　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院长 弗拉迪米尔·马乌：

　　强国还应该是那些能为自己的公民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的国家。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保罗·肯尼迪：

　　我们只可以解释部分的原因，但是不能完全做到。最终可能是文化。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形容的，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式，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地上爬，然后是站起来走。到近代的五百年，就好像是在跑。而这最后的一百年，无疑是在飞。

　　在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里，大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我们共存的这个世界，大国担负着怎样的责任？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大国，到底是什么样？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 莱斯特·布朗：

　　那意味着承担领导责任，在气候不稳定时要稳定气候。那意味着，处理贫困问题。

　　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

　　要乐于和其它国家分享其决策，通过说服而不是强迫来执行。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

　　一个具有伟大文化传统和智慧的文明大国的崛起，对我们全球是有好处的。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 吴建民：

　　我认为一个大国必须具备两方面，就是物质的和精神的。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奈：

　　一个理想的世界大国应该在更广的角度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将其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相结合。

　　或许，关于理想的大国，永远不会有一个固定和统一的答案。

　　可以说这些是人们的愿望，却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实际。

　　也可以说这是人们的思考，却已越来越接近真理。正是这些思考，成为人类在20世纪取得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成就。这些成就发出的光芒，无疑将照亮新老大国未来的行程！

　　五百年前，因为海洋，人类搭建起真正的世界舞台，大小强弱的国家都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了自己的角色。

　　五百年后，因为天空，人类进一步拓展了这个舞台的空间。当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同步知晓天下事的时候，世界变小了。

　　世界也变大了。1961年，一个叫加加林的苏联人离开了地球，第一次在太空中飘荡行走。一个月以后，美国的阿连·小谢泼德也上了太空。他在太空飞行时不断说的一句话是：地球外面的世界真美好。

　　从地球仰望天空，是那样的遥远清澄，偶尔飘过的云彩，会遮住人们的视线。云彩的上面，将会是什么呢？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温床，还是未来大国竞争的疆场？

　　或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放弃陈旧的思维模式和全球对峙时代的种种偏见；或许，在未来的五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世界的发展仍将经受各种考验。我们不知道21世纪的变化将把大国带向何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建立永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将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