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難民危機，為什麼沒有人問伊斯蘭教的責任

希臘難民營出現人道災難，為此，德國綠黨在聯邦議會提交一份議案，要求允許5000難民前往德國。在3月4日晚的辯論發言中，社民黨議會黨團主席赫格爾（Eva Högl）指出，提案中有"很多正確的東西"，但在目前局面下於事無補，現在所需的是"歐洲解決辦法"。在唱名投票中，僅有117名議員投了贊同票，495名議員投了反對票。

希臘、土耳其邊境傳來的照片震撼了世界。成千上萬難民和移民奮力穿越鐵絲網。希臘軍警施放催淚瓦斯，全力阻擋難民進入歐盟。部分難民手舉向德國總理默克爾求助的標語。2015年，默克爾曾經向在匈牙利的難民伸出援手，允許其前往德國。如今的難民也懷抱同樣的希望。

但2020年的德國已經與2015年時不再相同。就連德國總理本人在回顧當年時也表示，情況一度"失去控制"。默克爾形容，當時開放邊界讓成千上萬人湧入是不能再被重蹈覆轍的"錯誤"。德國自2015年以來發生了許多轉變。右翼民粹主義的德國選項黨（AfD）擁有越來越多支持者。右翼恐怖主義增加。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總理府與移民協會和宗教團體進行磋商。會議主題是如何令國家安定，如何制止不斷滋長的右翼激進主義，並讓有移民背景的民眾擺脫恐懼。默克爾很清楚，如果德國再次發生難民危機，情況可能會朝反方向發展。

當今歐洲各國窮於應付難民。來自落後地區的難民，紛紛湧入歐洲，尋覓“歐洲之夢”。今天看起來，歐洲各國日漸趨於疲憊不堪，處處設防，卻難以招架，不勝其煩。

西方現代政治的價值導向，至今還是依舊極大地由基督教的觀念來推行，譬如，由“博愛”理念來解決時下發生“人權”問題，這是一種靜態的、短視的觀點——一邊在“解決”，另一邊卻在製造更多的更大的更甚的人權危機，西方人越是想解決人權，那麼敘利亞、乃至阿拉伯整體，乃至整個非洲大陸，那邊越是想產生出更多的“人權”問題來，其療法就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其膚淺恰如中國李太白的詩云：“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

難民問題應從事物內部的矛盾處去尋找答案。為什麼沒有人問伊斯蘭教的責任；全體穆斯林的責任問題，尤其是處境在戰亂之中的穆斯林，該去責問：為什麼製造出殘暴混亂的暴恐分子，其表現出的“聖戰”勇氣遠遠地超過逃難者們尋求“人權”的勇氣？

迴避問題的實質就是在迴避社會正義，社會正義極大地是由“權利和責任”倫理來推導的。之所以會發生一邊在“解決”，另一邊在製造更多的更大的更甚的人權危機，就是因為國際社會的正義發生了可怕的扭曲，“權利和責任”發生極大的混亂，既然發生了可拍的扭曲和混亂，於是就讓低賤無恥之徒大肆利用之，因為存在着“有利可圖”的必要性，所謂“有福共享、有難共當”即是。

二戰以後，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 Jaspers)發表了他的《德國罪過問題》，幫助德國社會反思在納粹極權時代所犯下的不同性質的責任和罪過。雅斯貝爾斯為德國人思考歷史和歷史影響提供了一套公共語言和概念工具。而且，他還特別把清晰的道德立場與政治建議結合在一起。他認為，德國人幫助納粹掌權，犯下的是“政治罪過”，德國人幫助形成新的極權政治文化，需要擔負的是集體的“道德責任”。在德國知識分子的討論中，有人提出“行政責任”，也就是說，即便當事人強調當時的做法是服從命令或者當時國家的法律，屬於行政範圍，也並不能改變做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質，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擔的罪責。

雅斯貝爾斯提出的問題，其實質是反映了“歷史創造者必須自負責任”。德意志民族敢於擔當，納粹的罪惡史必然高度關聯起德意志民族自身，其責任感反映在戰後的政治文化經濟的各個方面，西方的浪漫主義和工具主義理性也遭到了嚴厲的批判。可是在當今反映伊斯蘭極端主義，以及穆斯林極端分子的恐怖主義上，這些問題所展示的罪惡性要超過70年前的納粹主義許多倍，因為當今的恐怖主義分子所聲張的價值觀是全面地反西方和反現代性和反普世價值。惜乎，世人今天實在難見有伊斯蘭、穆斯林、阿拉伯什麼的“民族責任”的問題存在着，其中一大原因是，創造了“該歷史”的人民，通過“政治庇護”的方式，堂堂皇皇、簡簡單單又大大方方地得以躲避了該負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