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世界？

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論，且對充當世界領袖的興趣越來越不大。這是美國開始“自顧自”的信號。疫情爆發在美國11月總統大選的選戰當中，帶來的經濟災難，激化了大選進程。特朗普對歐洲背過身去，不聽國際合作的呼喚，停止向國際衛生組織撥款。這次疫情危機還凸顯美國社會和經濟模式的脆弱，公共衛生系統的不足，白宮運作的失調，特總統與各州州長的公開衝突，這些都損害了美國的形象和聲望。

中國進攻

北京勉強控制武漢疫情後，即發起全球人道外交攻勢，利用美國從世界舞台撤退的機會，展開一場大規模造勢宣傳運動。北京的大膽和快速令西方國家吃驚。中共宣傳機構在全世界範圍內舉辦活動推廣《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已不是新聞。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早在2014年就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外文局編輯一起在當年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上舉行了首發式，推出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這本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語種向全球出版發行的個人政見作品。

但是，當這本白色封面上印有習近平畫像的政治宣傳讀物進入了德語區最大規模連鎖書店Thalia的書架上之後，引起了來自德國政界和輿論界的廣泛質疑。批評人士指出，這是讓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公然進入德國大眾視野的舉措。

美國領導世界

領導世界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1、超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硬實力），這是成為世界領導國家的首要條件。

　　2、崇高的威望（軟實力），包括其制度、價值觀和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外交政策的正當性，特別是外交政能是否兼顧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和其他國家的利益。

　　3、領導世界的願望和決心，這個國家的領導人、精英，乃至公眾有沒有承擔起領導世界重任的願望和決心，朝野能否達成共識。

　　4、領導世界的能力。領導世界不是一件輕鬆的事請，需要有源源不斷的了解國際事務、具有理想主義的眼光、願意做出奉獻的人才來設計國際秩序，組建國際組織以及對國際事務進行管理。一個國家必須有發達的高等教育、強大的公民社會、開放而包容的文化環境來培養這樣的人才，對國際事務進行有效的管理。否則，笨拙的管理、糟糕的領導可能會給世界，甚至給自己帶來災難。

美國是如何獲得世界領導地位的？

第一個階段：自由的確立，就是從殖民地變成獨立的共和國。

1607年英國在北美建立第一個後來一直存在的定居點，開啟了英國在北美的殖民歷程。到了18世紀上半期，美國一共建了13個殖民地。13個殖民地在1776年宣布獨立成為13個自由、獨立之邦。13個邦（州）通過協商於1789年成立聯邦，標誌着美利堅合眾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開始出現。1787年制定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規定了人民主權、共和制、立憲政府、聯邦制等一系列建國原則，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憲政民主制度。

第二個階段：從自由到富有。

到19世紀90年代，在聯邦政府成立百年之後，美國從一個弱小的、處於世界邊緣的共和國，崛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成為一個富有、先進的國家。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的經濟實力已經把其他國家遠遠拋在後面，其GDP總量超過了英法德三國的總和，人均GDP也於1905年超過了英國。

第三個階段：從富有到強大，即從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世界領袖。

美國在19世紀90年代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後，一些人試圖讓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麥金萊、馬漢、西奧多·羅斯福等人主張美國效仿歐洲，獲得海外殖民地，加入帝國俱樂部，成為英法德那樣的世界強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發動美西戰爭，占領了菲律賓和波多黎各。但當時大多數美國人仍然不願意參與歐洲的事務，更談不上謀求世界領導地位，美國致力於鞏固在西半球的霸權。

美國在謀求世界領導地位時不僅具有其他國家無與倫比的硬實力，而且還有強大的道義影響力和國際聲望；決心追求世界領導地位是美國社會長期辯論達成共識的結果，而不是來自少數精英的抱負，更不是源於某個領導人的宏圖大志；美國的領導地位受到既有大國的歡迎，至少是認可。美國是在英國無力領導世界時從英國手中接過領導世界的權杖，不僅中英法三國願意接受美國的領導，即使在二戰中崛起的蘇聯最初也大體上認可美國的領導地位，願意加入戰後美國領導建立的國際組織；國際秩序不是憑空臆想出來的，而是基於國內的政治文化和經驗，美國建立的戰後國際秩序主要源於其憲政文化和國內治理模式。

美國的強大依靠的是強有力的政治機構、共同的價值觀、充滿生機的文化。只靠經濟的全球化，是行不通的。

美國人從英國人手中接過國際體系的領導權。到了1890年代，在經歷了長期的“孤立主義”之後，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並且也已經通過各種方式解決了周邊外交問題。二戰之後，美國接受了教訓，及時推出“馬歇爾計劃”，在最短的時間內復興歐洲被戰爭破壞了的經濟，有效鞏固了西方盟主的地位。

二戰後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馬歇爾計劃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另外除了歐洲，同期類似的經濟援助在朝鮮戰爭後也在亞洲第一島鏈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實施，受援範圍大部分是今日美國的盟邦。

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制度建立美元匯兌，安定二戰後金融。馬歇爾計劃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一起，在無形中促進了西歐地區自由貿易。

世界銀行又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成立於1945年12月27日，1946年6月開始運作，成立的使命乃從事對歐洲重建的貸款事宜，並且幫助這些國家處理未來可能遭遇的財政問題，並幫助低度發展的經濟體系合併成為世界性資本經濟體，且其他功能是擔保或供給會員國長期貸款，以促進會員國資源的開發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促進國際貿易長期均衡的增長及國際收支平衡的維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於1946年2月正式成立，3月開始正常運作，其主要是以美國懷特方案為基礎，採取“基金制”，它對於會員國具有資金融通、提供資料及建議、規劃匯率與外匯管制措施，以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多種功能，且可以在國際間就貨幣事務進行共同商議，為成員國的短期國際收支的逆差提供信貸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宗旨在於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國際貨幣合作機構，促進國際貨幣合作，以維持匯率的安定，擴展國際貿易，提高就業水平與實質國民所得，並以資金供給會員國調節國際收支的暫時性不平衡，而後來並增列減輕貧困之目標。

“布雷頓森林體系”實施“固定匯率”使美元與黃金掛鈎，使成員國貨幣和美元掛鈎，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即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以美元和黃金掛鈎和固定匯率制度，結束了混亂的國際金融秩序，為國際貿易的擴大和世界經濟增長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和國際清償手段，彌補了黃金的不足，提高全球的購買力，促進了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

戰後美國能充當世界領袖，根本原因是:

一、美國國內高度統一的意識形態。說美國人的“意識形態高度統一”，一定會遭到許多美國人的駁斥。美國人會強調他們社會中種族、宗教、文化背景上的多元化，以及由此派生的思想觀念上的多元化。一個開放、多元而且言論自由的國家，怎麼可能產生一種高度統一的意識形態呢？

美國社會的開放、多元和言論自由是毋庸置疑的。這也正是美國人引以為自豪而許多其他國家的人嚮往美國之處。但是，“開放”、“多元化”、“言論自由”等等，本身就是帶有強烈美國意識形態色彩的觀念。當然，這些觀念的根源應追溯到歐洲。但美國人又會說，他們的許多祖先是因為在歐洲和其他地方受到不開放、不寬容的宗教迫害而遷居到北美去的，是在美國享受到更大自由的。美國人向來鄙視歐洲殘存的封建傳統，“把歐洲戰亂頻仍歸咎於否定自由及人性尊嚴的政治體制當道。”

自由、民主、公民權利、三權分立、政教分離、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憲法至高無上的法治等等，都是美國社會的成員一致接受並且不容挑戰的原則。這些傳統的自由主義原則在美國的歷史進程中早已融為一體，不可分割。美國人都認為沒有個人自由和私有制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私有財產得不到保護的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

美國的政治主流一般都在溫和的保守派和溫和的自由派之間徘徊，以爭取最大範圍的政治共識。不管是標榜自由主義的民主黨還是提倡保守主義的共和黨，其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依然是相同的。簡單地說，將美國人凝聚在一起的傳統核心觀念是“自由”，是一種個人權利觀。所有美國政治派別，都以“自由”為自己的旗幟，無一例外。

二、美國的對內民主給它在世界上的霸權行為提供了有力支持。不難發現，在美國意識形態指導下產生的國內體制和政治行為，與同樣受美國意識形態指導的對外政策主張和行為，有着深刻的矛盾：前者倡導權力制衡，後者主張美國獨霸；前者強調人人生而平等，後者否認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前者主張法律高於一切，後者經常無視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前者擯棄政治鬥爭的暴力方式，後者動輒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前者禁止軍隊干預政治，後者允許國防部和軍方在對外戰略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如此等等。

任何一個國家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都出自同一個社會根源，同一種歷史傳統。美國的對內民主和對外霸道表面上十分矛盾，實則有多重的內在聯繫，相輔相成。美國學者喬治·賀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出自同一個國內民主過程。他說：“傳統觀點認為，民主社會不適合於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恰恰相反，美國外交過程的混亂，尤其是由於它植根於民主社會，長期以來總體上是有益的。”美國的對內民主給它在世界上的霸權行為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它的某些霸權行為又給它的國內民主增添了越來越多的新內容。

美國民主為霸權行為服務，表現在對外霸權行為可以通過民主制度獲得其合法性。美國民主的重要標誌之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權分立，在對外關係中主要是國會和行政當局的分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國會否決了威爾遜政府加入《凡爾賽和約》和國際聯盟的決定，成為國會同行政當局在外交上唱反調的典型事例。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都是在國會某種認可後發動的，於是便取得了在美國政治中的合法性，或曰戰爭得到了國會的“授權”。

以個人自由權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構成美國主導世界的主要思想基礎。國內民主是這套簡單劃一的價值觀的制度基礎，而社會多元化帶來的民主外延的擴大，使這套價值觀具有更廣泛的社會適應性，形成了一種“多數人的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