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世界？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论，且对充当世界领袖的兴趣越来越不大。这是美国开始“自顾自”的信号。疫情爆发在美国11月总统大选的选战当中，带来的经济灾难，激化了大选进程。特朗普对欧洲背过身去，不听国际合作的呼唤，停止向国际卫生组织拨款。这次疫情危机还凸显美国社会和经济模式的脆弱，公共卫生系统的不足，白宫运作的失调，特总统与各州州长的公开冲突，这些都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和声望。

中国进攻

北京勉强控制武汉疫情后，即发起全球人道外交攻势，利用美国从世界舞台撤退的机会，展开一场大规模造势宣传运动。北京的大胆和快速令西方国家吃惊。中共宣传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举办活动推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不是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早在2014年就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一起在当年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举行了首发式，推出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本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向全球出版发行的个人政见作品。

但是，当这本白色封面上印有习近平画像的政治宣传读物进入了德语区最大规模连锁书店Thalia的书架上之后，引起了来自德国政界和舆论界的广泛质疑。批评人士指出，这是让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公然进入德国大众视野的举措。

美国领导世界

领导世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1、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硬实力），这是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的首要条件。

　　2、崇高的威望（软实力），包括其制度、价值观和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外交政策的正当性，特别是外交政能是否兼顾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

　　3、领导世界的愿望和决心，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精英，乃至公众有没有承担起领导世界重任的愿望和决心，朝野能否达成共识。

　　4、领导世界的能力。领导世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请，需要有源源不断的了解国际事务、具有理想主义的眼光、愿意做出奉献的人才来设计国际秩序，组建国际组织以及对国际事务进行管理。一个国家必须有发达的高等教育、强大的公民社会、开放而包容的文化环境来培养这样的人才，对国际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否则，笨拙的管理、糟糕的领导可能会给世界，甚至给自己带来灾难。

美国是如何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

第一个阶段：自由的确立，就是从殖民地变成独立的共和国。

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第一个后来一直存在的定居点，开启了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历程。到了18世纪上半期，美国一共建了13个殖民地。13个殖民地在1776年宣布独立成为13个自由、独立之邦。13个邦（州）通过协商于1789年成立联邦，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出现。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了人民主权、共和制、立宪政府、联邦制等一系列建国原则，建立了保障公民自由的宪政民主制度。

第二个阶段：从自由到富有。

到19世纪90年代，在联邦政府成立百年之后，美国从一个弱小的、处于世界边缘的共和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成为一个富有、先进的国家。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其GDP总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人均GDP也于1905年超过了英国。

第三个阶段：从富有到强大，即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世界领袖。

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后，一些人试图让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麦金莱、马汉、西奥多·罗斯福等人主张美国效仿欧洲，获得海外殖民地，加入帝国俱乐部，成为英法德那样的世界强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占领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不愿意参与欧洲的事务，更谈不上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美国致力于巩固在西半球的霸权。

美国在谋求世界领导地位时不仅具有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硬实力，而且还有强大的道义影响力和国际声望；决心追求世界领导地位是美国社会长期辩论达成共识的结果，而不是来自少数精英的抱负，更不是源于某个领导人的宏图大志；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既有大国的欢迎，至少是认可。美国是在英国无力领导世界时从英国手中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不仅中英法三国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即使在二战中崛起的苏联最初也大体上认可美国的领导地位，愿意加入战后美国领导建立的国际组织；国际秩序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基于国内的政治文化和经验，美国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主要源于其宪政文化和国内治理模式。

美国的强大依靠的是强有力的政治机构、共同的价值观、充满生机的文化。只靠经济的全球化，是行不通的。

美国人从英国人手中接过国际体系的领导权。到了1890年代，在经历了长期的“孤立主义”之后，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且也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解决了周边外交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接受了教训，及时推出“马歇尔计划”，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兴欧洲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有效巩固了西方盟主的地位。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除了欧洲，同期类似的经济援助在朝鲜战争后也在亚洲第一岛链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受援范围大部分是今日美国的盟邦。

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制度建立美元汇兑，安定二战后金融。马歇尔计划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起，在无形中促进了西欧地区自由贸易。

世界银行又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成立于1945年12月27日，1946年6月开始运作，成立的使命乃从事对欧洲重建的贷款事宜，并且帮助这些国家处理未来可能遭遇的财政问题，并帮助低度发展的经济体系合并成为世界性资本经济体，且其他功能是担保或供给会员国长期贷款，以促进会员国资源的开发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国际贸易长期均衡的增长及国际收支平衡的维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于1946年2月正式成立，3月开始正常运作，其主要是以美国怀特方案为基础，采取“基金制”，它对于会员国具有资金融通、提供资料及建议、规划汇率与外汇管制措施，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多种功能，且可以在国际间就货币事务进行共同商议，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的逆差提供信贷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在于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货币合作机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以维持汇率的安定，扩展国际贸易，提高就业水平与实质国民所得，并以资金供给会员国调节国际收支的暂时性不平衡，而后来并增列减轻贫困之目标。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固定汇率”使美元与黄金挂钩，使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即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以美元和黄金挂钩和固定汇率制度，结束了混乱的国际金融秩序，为国际贸易的扩大和世界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弥补了黄金的不足，提高全球的购买力，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

战后美国能充当世界领袖，根本原因是:

一、美国国内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说美国人的“意识形态高度统一”，一定会遭到许多美国人的驳斥。美国人会强调他们社会中种族、宗教、文化背景上的多元化，以及由此派生的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一个开放、多元而且言论自由的国家，怎么可能产生一种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呢？

美国社会的开放、多元和言论自由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正是美国人引以为自豪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向往美国之处。但是，“开放”、“多元化”、“言论自由”等等，本身就是带有强烈美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观念。当然，这些观念的根源应追溯到欧洲。但美国人又会说，他们的许多祖先是因为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受到不开放、不宽容的宗教迫害而迁居到北美去的，是在美国享受到更大自由的。美国人向来鄙视欧洲残存的封建传统，“把欧洲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性尊严的政治体制当道。”

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等，都是美国社会的成员一致接受并且不容挑战的原则。这些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早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美国人都认为没有个人自由和私有制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美国的政治主流一般都在温和的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之间徘徊，以争取最大范围的政治共识。不管是标榜自由主义的民主党还是提倡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其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依然是相同的。简单地说，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传统核心观念是“自由”，是一种个人权利观。所有美国政治派别，都以“自由”为自己的旗帜，无一例外。

二、美国的对内民主给它在世界上的霸权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不难发现，在美国意识形态指导下产生的国内体制和政治行为，与同样受美国意识形态指导的对外政策主张和行为，有着深刻的矛盾：前者倡导权力制衡，后者主张美国独霸；前者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后者否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前者主张法律高于一切，后者经常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前者摈弃政治斗争的暴力方式，后者动辄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前者禁止军队干预政治，后者允许国防部和军方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此等等。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出自同一个社会根源，同一种历史传统。美国的对内民主和对外霸道表面上十分矛盾，实则有多重的内在联系，相辅相成。美国学者乔治·贺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出自同一个国内民主过程。他说：“传统观点认为，民主社会不适合于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恰恰相反，美国外交过程的混乱，尤其是由于它植根于民主社会，长期以来总体上是有益的。”美国的对内民主给它在世界上的霸权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它的某些霸权行为又给它的国内民主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新内容。

美国民主为霸权行为服务，表现在对外霸权行为可以通过民主制度获得其合法性。美国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在对外关系中主要是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分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会否决了威尔逊政府加入《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的决定，成为国会同行政当局在外交上唱反调的典型事例。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在国会某种认可后发动的，于是便取得了在美国政治中的合法性，或曰战争得到了国会的“授权”。

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构成美国主导世界的主要思想基础。国内民主是这套简单划一的价值观的制度基础，而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民主外延的扩大，使这套价值观具有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形成了一种“多数人的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