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共產黨究竟瘋狂到了什麼程度？ 汪洋為啥說讓社會團體承擔責任，我當時想了半天也沒有想清楚汪洋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僱傭“安元鼎公司”直接關押上訪人員， 僱傭黑社會直接把上訪人員關進瘋人院。 安元鼎公司是社會團體，嚴刑拷打折磨上訪人員， 替政府鎮壓溫和的反抗， 瘋人院也是社會團體， 折磨侮辱溫和反抗的上訪人員甚至披上了科學外衣。 如果鎮壓溫和反抗造成激烈反抗， 溫總理還可以用救星的面目出現， 稍微懲戒一下私人團體。 我以前總認為溫家寶是草包， 這個想法顯然錯了。 要說把國家治理的繁榮富強，團結安定， 溫家寶確實表現如草包。 但是， 要說鎮壓底層反抗， 搶劫不露象， 貪財穿膠鞋， 晴天打雨傘，賣國帶獎章，殺人裝菩薩，  溫家寶真是一個難得的天才。可是溫家寶汪洋這

溫總理的“瘋人院新政”——口頭上的“普世價值”和實踐中的“法西斯專政”是如何相容的

草民之心

前些年，溫總理出台了一條新政：如果年度上訪次數超過三次當地一把手就地免職。這與許多政策為各級各地黨委和政府官員“視而不見”不同，強硬的“就地免職”規定，逼迫各地官員不得不就遏制上訪費盡心思。溫總理這個新政一下去，全中國的瘋人院的生意立馬就火爆了十倍，此外，民營資本經營的“黑監獄”也儼然成了一個產業。

作為一個常識，改開搞年代利益的糾葛增加，而且協調的難度也急劇上升，鑑於“法律救濟手段”的高成本，普通民眾往往難於選擇法律救濟渠道，改而選擇尋求上級政府的“行政救濟”，這就是“上訪”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換言之，社會中間利益糾葛及其調處的難度，決定了迫切需要“法律救濟”或者“行政救濟”的數量，而“法律救濟”渠道的不通暢，顯然增加了對“行政救濟”的籲求。在毛澤東時代，政府特意設立信訪部門，專門處理民間的“行政救濟”需要，那個時候利益糾葛較少而且易於調處，這是信訪部門能夠起到功能性作用的原因。但是，改開搞以來，利益糾葛和調處變得十分嚴重，即便是各地黨委和政府的實權部門，往往也難於處理這些相互衝突的利益訴求，更不要提一個“缺乏實質性權力”的信訪部門了。可想而知，大量的行政救濟訴求“擁擠”到了北京之後，中央政府也一樣難於承接和處理，這給溫總理及其統帥下的各個職能部門帶來不小的困窘。老百姓跑到北京跟總理及其手下提出各個各樣“行政救濟”訴求，這些訴求即便是合理，也很難處理，時間長了之後，總理的心情肯定好不到哪裡去，所以就有了“三次上訪就地免職”的新政出台。

其實，很多溫總理感到難於處理的問題，地方政府一樣處理不了，但是上訪卻時刻有可能發生，這是一件難以預測和控制的事項，比GDP數字增長難處理得多。為了保護自己的烏紗帽，各地官員挖空了心思來減少上訪次數，真正可控的操作模式只有一種：就是對那些有着強烈“行政救濟訴求”的人士予以強有力的監管。這個監管力度往往需要上升到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才能夠取得效果。各地政府和官員，在溫總理新政的刺激之下，挖空心思想辦法，還真的搞了不少的行政“創新”，河北滄州市委市政府通過公檢法出面，把那些經常上訪的民眾抓到法院，以“敲詐政府”罪名判處有期徒刑，這樣就能夠實現釜底抽薪減少上訪人次。而西安市委市政府的官員想出的辦法是，把那些有可能上訪或者經常上訪的人士，由公安局抓獲召開群眾大會批判，從輿論上醜化上訪人，試圖以此形成對上訪行為的自我約束，但是，由於改開搞三十年來公安局的形象遠遠差於毛時代，結果群眾批判大會上受到“到會群眾批判”的通常是警察，這個辦法應該說是事與願違。

經過多次探索和反覆檢驗，最有效的創新措施只有兩條，受到各地黨委和政府的普遍應用，一是政府自己設立或者購買“黑監獄”服務直接關押上訪人，二是把上訪人“鑑定”為精神病患者而關進精神病院。由於這兩個方面的創新，很好地滿足了各地黨委和政府官員的需要，結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了“企業化經營”，北京出現了著名的“安元鼎”公司，這個公司接受各地黨委和政府的“訂單”，幫助控制各地上訪人員，把這些人關進安元鼎公司設立的“黑監獄”之中，一方面減少了各地上訪人在溫總理及其手下露面的次數，避免溫總理啟動“就地免職”程序，保護各地官員的烏紗帽；同時，安元鼎公司還通過施加各種酷刑和人格侮辱的懲罰，給上訪人留下深刻的記憶，以便把酷刑帶來的深刻感受作為一種“成本”加入到上訪人的“成本收益比”中間去，這樣，以後上訪人再想到上訪的時候，就需要考慮安元鼎公司所給予的各種難於忍受的酷刑和侮辱，這個拉高心理“成本”的方法，能夠大大地減少尋求行政救濟的上訪人的預期淨收益。

安元鼎公司如果是偷偷經營，其經營方式不被廣大上訪人群所了解，顯然，就達不到以恐嚇減少上訪的目標。所以，通過某種方式，讓黑監獄和瘋人院的狀況為上訪人群所了解，同時也讓這群人了解到政府官員送上訪人進瘋人院和黑監獄的決心，才能夠起到有效的嚇阻作用。一方面是黑監獄的殘酷性，一方面是自己遭受黑監獄制裁的可能性，這兩者同時為上訪人群知悉之後，嚇阻上訪的效果才能體現出來。有人推測說，毛澤東旗幟網站曾經曝光過不少次黑監獄和關瘋人院的事例，不管溫總理多麼不高興，但是，一定程度的曝光是實現“嚇阻上訪”政策效果所不可缺少的，同理，安元鼎公司被紙媒體曝光也能夠實現同樣的目的；等到曝光差不多了，溫總理就無需繼續忍耐了，所以，由總理辦公室親自下令三部門同時出動封閉相關網站。

溫總理又要出台新政，說把某些管理職能授予社會組織，很多人有理由擔心：鑑於目前政府和社會組織合作最為成功、且廣為人知的範例只有一個安元鼎的“黑監獄”公司，會不會是溫總理對於安元鼎公司“截訪能力”十分滿意，想要把這個經驗進一步推廣和普遍化？許多人站着說話不腰疼，還說些風涼話，什麼“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好像管理國家很容易，似乎溫總理這些人風光無限好，想要怎麼樣就能夠怎麼樣，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在毛時代，信訪部門能夠起到行政救濟作用，說到底是與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糾葛的水平低下、易於處理有關，等到改開搞十多年的時候，各種經濟利益的衝突和糾葛就不是那麼好處理了，有一個中央級的“勞動模範”吳天祥就是信訪幹部，他的主要事跡報道之後，人們忽然意識到他不是依據自己的權力和職責分工做事的，而是大量投入個人感情和金錢幫助上訪人，比如有一次吳天祥私人出錢購買18斤麵條煮給30多個下崗工人吃，這種工作方式完全是從感情等方面取得上訪人的“友誼和信賴”，以此去化解官民矛盾。換言之，吳天祥的經驗表明，他不是靠優秀地履行職務來解決問題，而是大量依賴“非職務投入”去打“感情牌”，這在很大程度上業已表明：信訪部門作為一種行政救濟機構的無能為力。

從吳天祥的“模範”到安元鼎公司的“黑監獄”，有着內在的一致性：既然行政救濟無力已經化解社會矛盾，剩下的選擇要麼是“說好話”“拉感情”（吳天祥模式），要麼就是選擇“強硬措施”（安元鼎模式），說好話起作用需要吳天祥那種依靠個人在金錢和感情上的過度投入相配套才能夠起作用，吳天祥雖然當了模範還是推廣卻很困難，而強硬措施如安元鼎公司倒是可以實現“公司化經營”，該公司及其“經營手法”雖然廣受詬病但是卻極具推廣價值。

一把手就地免職的政策規約，配合改開搞年代強化的“一把手說了算”的改革集權措施，兩者結合起來之後，互相作用，互相放大，最終能夠極大地撬動政府官員的努力方向，促成各地黨政機構在行政資源分配上實現了重點轉移——對控制和攔截上訪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數量急速增加到令人驚異的高度。華中科技大學“鄉土學派”賀雪峰教授及其引領下的研究團隊，在農村這種遠離權力和利益糾葛的層次上，通過經驗研究也大量觀察到“上訪吸收治理”的種種表現。也就是說，溫總理出台“三次上訪免職”的政策，最終促成了全國行政資源投入方向的巨變，對付上訪人的各種非法措施已經成功地“內在於”各級各地政府執政行為邏輯，還往往成為執政行為模式的一種“新特色”，這種新特色已經成長到敏銳的研究者和觀察者都難於忽略的程度。

美國學者基斯•格里芬在總結了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三國在1970年代率先嘗試新自由主義改革措施之後，精闢地指出：“貨幣主義（現在新的叫法是“新自由主義”，主要政策措施是財政貨幣雙緊、國有企業私有化等）是一個極端的經濟教條。在任何採取貨幣主義發展戰略的地方，使用極端的政治手段是必然的，這不令人吃驚。軍事獨裁，對持異議者和反對派的嚴厲鎮壓，國家對廣大公眾動用大規模暴力，這些都與貨幣主義的發展戰略相伴隨。這種聯繫是絕對的。然而，不幸的是僅只有3個觀察資料（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並且人們不能確定這兩者之間是否有因果聯繫。我們所遵循的必定是人們共同的感覺，而不是統計數據。但是，人們的共同感覺告訴我們什麼呢？人們能設想一個國家的人民心甘情願平和地接受一條放鬆價格機制、讓市場力量支配的戰略，而不管其導致的困苦，產生的不公和出現的不平等嗎？我承認，我不能想象，這樣一種戰略如果導致這樣的結果的話，能被人民長期容忍，我的感覺告訴我，如果政策制定者仍然堅持這樣一種戰略，他們必將通過武力來做到這一點。鎮壓、暴力和獨裁是不可避免的。”（基斯•格里芬著 倪吉祥等譯《可供選擇的經濟發展戰略》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269-270頁）新自由主義改革措施在民間製造了多少無法撫平的不滿，顯然，武力鎮壓這種不滿就成為無可避免的選擇，對法西斯鎮壓的需要是與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不滿之間有着直接的因果關係。

溫總理的三次上訪就地免職的新政，沒有改變民間不滿程度與鎮壓需要之間的關係，他改變的是通過什麼方式來“增加鎮壓成本”，在就地免職的威脅之下，各地一把手積極地行動起來增加對不滿人群的鎮壓和控制，換言之，溫總理通過這一政策，內在地加強了地方政府和黨委對於鎮壓事業的重視和投入，而沒有選擇在中央政府層次上出台直接的鎮壓政策。

從鄧小平時代啟動的“改開搞”經過了三十年發展之後，已經成功地在中國複製了一個政治和經濟都極不平等的社會，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稱之為“斷裂社會”，社會的“裂痕”有多深，轉換成毛澤東的概念就是“階級矛盾的對抗性”有多麼激烈。據說鄧小平果斷地終止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但是，鄧小平卻選擇了一條擴大階級鴻溝和社會對抗的不歸之路作為改開搞的方向，正是在鄧小平全面掌權的同時，1983年開始正式恢復武警建制。最近三十年的發展趨勢是：對外作戰的國防軍數目一減再減，150萬人都嫌多；而對民眾作戰的武警力量卻一增在增，400萬都不嫌少；今天，人們普遍認為“維穩經費”遠遠高於“國防經費”。社科院研究員路愛國先生指出，通過三十年的改開搞之後，中國已經還原為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實質是還原為一個外圍資本主義國家。而作為一個外圍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矛盾的尖銳化程度就具體體現為那些難於協調和兼容的“民間利益訴求”，這些訴求中間有一部分通過上訪人群具體體現為“行政救濟訴求”，鎮壓這一部分人實質是體現了政府和基礎性制度對於這一部分人所表達的利益需要的不兼容態度。

有左翼網友譏笑蔣介石“日記強國”，說他在任上國事糜亂，內政外交、政治經濟都一塌糊塗，他作為元首沒有出台過什麼有效的政策以資改善，只能是在日記里偷偷表示強國的美好願望，今天被一些書蟲祿蠹翻出來反覆炒作，試圖論證蔣介石本質上也算一個好人。但是，孔夫子老早就告訴我們：看一個人不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孔夫子還反省說從前“聽其言也信其行”的幼稚性；蔣介石究竟如何不是幾本日記能夠定論的，他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必須以自己的政策效果和政治經濟成就來提交“答卷”並判出分數。溫總理的新政，不僅催生了安元鼎公司這樣的黑監獄經營模式，還導致全國各地瘋人院關押大量精神正常人士，應該說，這比口頭上的“普世價值”宣傳更能夠代表其政策實質。寫到這裡，忽然想起毛澤東1962年的一句話：“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看起來，毛澤東很早就預見到了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就不能夠兼容多數勞動者對於政治和經濟地位的起碼訴求，必然地，以“反動的、法西斯式的”手段來處理這種訴求就成為必然，溫家寶總理的精明充其量只是把“惡名聲”轉嫁給下級政府和官員而已，他不僅不能避免鎮壓數字的急劇上升，反過來，他反而在官員的基本職業利益與有效鎮壓措施之間建立起考評標準，實現了行政資源轉向鎮壓功能方面的投入集中。

孟子說過“知恥近乎勇”，蔣介石之所以選擇“日記強國”，恰好是與國事糜亂程度成正比的，他沒有做好自己的本分，但是又想要把自己和國事糜亂的事實撇清關係，只好偷偷地留下日記去表明自己的心跡了，不過蔣介石確實沒有不要臉到這個程度：公開說自己要如何如何。溫總理與蔣介石還有不一樣的地方，一方面是法西斯鎮壓手段的加強，一方面卻大量公開宣稱如何對“普世價值”感興趣，這與蔣介石相比，不能說是一種高明的策略（即便是通過就地免職政策促使地方政府層次投入過多鎮壓資源也依然不能說是很高明）。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再轉一組照片， 和尚打傘， 無法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