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總有精英們談論“三農問題”，無論是站在左的立場還是右的立場，“三農問題”不是指責對手的藉口，就是精英們的鱷魚眼淚。自資本主義帶來社會化大生產以後，小農經濟被社會化大生產所兼併的命運就已經註定，農業服從、服務於工業，為工業生產提供勞動力、原材料、糧食的從屬地位是社會化大生產所決定的，社會化大生產消滅小農經濟是歷史前進的必然趨勢，罪惡的資本主義制度採取恃強凌弱的辦法消滅小農，英國的“羊吃人運動”和特色國的農民工命運，都將成為人類史上的恥辱典型。毛主席當年（53年合作化問題）與梁漱溟關於“九天九地”的爭論也沒有脫離這個範疇，毛主席和勞動人民一道創立的人民公社，是小農經濟融入社會化大生產過程中，對農民傷害最小的途徑和辦法，否定人民公社後出現的三農問題，實質是農民融入社會化大生產的血淚問題。

    毛主席不懂經濟，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否定了，自然就會說毛主席不懂經濟了。毛主席確實不懂剝削致富經濟，毛主席深知，通過單個勞動的積累是無法達到致富的，勞動者只有聯合起來，遵循按勞分配原則，才能共享勞動積累和勞動剩餘。

                                      人民公社的是與非

“反右”催生了兩個“新事物”——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人民公社與“大躍進”是引起廣泛批評的兩件事，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人民公社是如何產生的，大躍進是如何發生的呢？

從根本上說，人民公社與“大躍進”都是在56年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礎上產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拖得比較長——幾經修改，計劃認定從五三年開始執行，到57年結束。結果是到56年就提前實現了預訂的目標。57年的統計資料顯示：

1957年生產鋼 535萬噸，原煤 1.3億噸，糧食1.95億噸。

社會總產值（GDP）平均每年增長11.3％，工農業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1％，農業為4.5％，工業為 18％（其中輕工業12.9％,重工業25.4％）。

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經濟結構發生很大變化，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五年中，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52.1％，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11.9％，國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9％。全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平均每年增長4.2％,其中，農民3.2％,職工4.9％。

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生產力發展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所謂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指用合作化農業取代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業。這樣做的目的有三個：第一，用規模經營和多種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率；第二，通過集體化農業興辦“社辦工業”逐步消除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第三，防止個體農業必然造成的貧富分化和新地主階級、新資產階級的產生。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體差別”是實現共產主義必須完成的社會改造任務。

前蘇聯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採取了“一步到位”的做法。他們不僅沒收了地主、富農的土地，而且沒收了所有農民的土地；把在集中起來的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組織進集體農莊，對集體農莊實行工廠化管理。他們就這樣消滅了工農差別。

蘇聯的做法不僅遭到地主、富農階級的強烈反抗，也遭到部分農民的反對。用強制手段把小私有者的農民變成一無所有的無產者超出了農民的接受能力。所以在蘇聯的集體農莊歷史的初期，怠工和破壞是難免的。

毛主席首創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工農革命戰略的主力軍是農民，因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從來都是建立在農民可以理解並願意接受的基礎之上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也不例外。

毛主席充分了解中國農民對土地的依賴與感情，所以他的革命戰略的第一目標是“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是發動廣大貧苦農民參加革命戰爭最有效的政策。除了在抗日統一戰線期間實行的“減租減息”外，在土地革命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是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政策。

但是，把土地分給農民的“土改”並不是社會主義道路的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合作化道路消滅工農差別，消滅城鄉差別。把土地分給農民只是針對中國農民的現實思想水平為將來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所做的“鋪墊”。所以，在“土改”之後兩三年就開始了引導農民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工作。

農業合作化組織最初產生於革命戰爭年代的解放區。那時的主要合作形式是“互助組”。也就是在家庭私有農業的基礎上，農民自由結合，換工、互助的的一種鬆散組織。一個互助組通常由幾戶、十幾戶構成。互助組與純粹的單幹比有其優越性。但是互助組的力量太弱，無法從事改土、造田、興修水利的任務。互助組的另一個不足是，出於自私的傳統思想，往往富戶不願與窮戶合作，往往是富戶幫富戶，窮戶幫窮戶，兩極分化仍然不能避免。

土改後僅兩三年，農村的貧富分化已經很明顯了，重新墜入貧困的農民對黨和政府開始不滿。同時，個別地方的農民已經自發地“升格”了互助組，他們將土地與大牲畜合併起來，歸集體使用，大家共同勞動，按“出資”與勞動的多少分配。所謂“出資”是指提供給集體使用的土地與大牲畜。這就是初級社的雛形。毛主席和黨中央及時發現與推廣了農民的這個創造，農業合作化進入初級社的階段。

初級社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力，可是不僅生產能力與多樣性仍然不足，且仍然不能抑制農民的貧富分化。那些擁有較多、較好土地，擁有較多大牲畜的富戶仍然在加速致富；而土地不足、不好，缺少大牲畜，人口負擔重的窮戶則仍然難以擺脫貧困。與此同時，全國範圍的工商業、手工業改造已經完成，私有經濟基本上“全軍覆沒”。於是進一步提高農業的集體化的程度，擴大農業集體經濟的規模，取消“出資”分紅的高級社很快取代了出現不過一、兩年的初級社。

高級社不僅是個農業生產組織，而且也是農村基層政府。因為高級社通常是以村為單位構成的。只有當相鄰的幾個村莊都比較小時，才將幾個臨近村莊結合起來組成一個高級社。所以，高級社通常擁有幾十至幾百戶農戶。

那時，制約農業大發展的主要因素是農機、化肥，與水利。農機、化肥靠工業，水利則只能靠農民自己。毛主席提出了“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口號，一個大興水利的運動在全國蓬勃展開。

小流域治理、興修水庫，往往涉及十幾甚至幾十個村莊。為了進行水利建設，必須同時動員、協調十幾甚至幾十個高級社的力量和利益。這種狀況無疑增加了水利建設的難度。突破高級社局部利益的限製成為迫切的需要。

1956年高級社在全國普及，碰巧連續兩年全國風調雨順，農業生產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五七年是我國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一年，我國工業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陣營也都欣欣向榮，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提出趕超帝國主義國家的目標——蘇聯要趕超美國，中國要趕超英國。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熱情空前高漲。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成為當時黨的中心工作。“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為一個時髦的口號。

無需否認，由於社會主義理論尚不完善，由於共產黨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大好的經濟形勢面前黨內高層普遍產生思想上的“過熱”，多數人認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是可能的。畢竟社會主義——一個全新的社會形態——才剛剛在學習“走路”，其幼稚與笨拙是難免的。

正是在上述理論不完善和思想“過熱”的政治背景之下，在大好的經濟形勢背景之下，正是大興水利的需求，催生了人民公社。可見，人民公社不是哪個人的空想、妄想，實實在在是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發展中自然產生的事物。

農業合作化運動從開始到人民公社不過短短七、八年時間。這樣的制度演變缺乏通過實踐不斷完善的時間，許多不足與弊端在充分暴露之前就已經在全國推廣了，因此缺點與錯誤是難免的。再加上來自黨內左的、右的干擾，人民公社在其約二十年的歷程中一直走的不能令人滿意。

在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誕生的人民公社一開始就受到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干擾，受到了“共產風”、“平調風”、“浮誇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等錯誤的嚴重傷害，摔了個大跟頭。儘管毛主席發現並批評了這些錯誤，但是在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人鼓勵下形成的“共產主義熱情”一時之間很難降溫。再加上“老天爺的不滿”——三年波及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旱災，農業大幅度減產，“共產風”徹底破產了，基層幹部與群眾對人民公社的熱情和信心也嚴重受挫。

毛主席總結了人民公社頭兩年的經驗與教訓，提出人民公社要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制度。並且強調這種制度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適用。

按照毛主席的設想，所謂“三級所有”，是指生產資料和集體財富分為：公社所有，生產隊（大隊）所有，和生產小隊所有三部分。我不了解以牧、漁業為主的人民公社的情況，只說說以農業為主的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的大致情況。先從生產小隊說起。

生產小隊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通常由幾十戶農戶組成。小隊擁有的資產主要是土地、大牲畜、小農機具，和機井之類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東西。生產小隊的管理由一個小隊長、一個會計、一個記工員承擔。

生產大隊通常由十幾個至幾十個生產小隊，外加一些專業隊、小工廠、小作坊組成。生產大隊除了組織跨小隊的生產活動——如修路、改造小流域、修建小水庫等——以外，還有林業隊、畜牧隊、漁業隊、運輸隊、機修廠、麵粉房、油坊等小型生產單位。管理成員也稍多一些，有正副隊長，會計、出納等等。這表明，大隊除了對生產小隊的管理與協調外，還承擔着小型工業、運輸業生產，承擔着副業生產和某些公社分配的工作的任務。當然，在人民公社的初期，大隊所屬的小工業、副業、林牧漁諸業尚未充分發展。甚至在一些比較落後的地區，大隊所屬的經濟部門直到公社解體也沒有得到充分發展，——這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領導人的水平有關。

公社通常由十幾個至幾十個生產大隊，外加農機修造廠、小型化肥廠和其它中小規模的工廠、種子站、化肥站、病蟲害防治站、農技推廣站、水庫與幹渠管理處、車隊、醫院、學校等機構組成。顯然公社兼有生產、組織大規模生產活動（如水利工程、修建公路）、生產服務和社會服務四重功能。用當時流行的一句話說，人民公社是“工農兵學商，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這裡需要解釋的是“兵、學、商”。“兵”指民兵，“學”指教育、文化、醫療事業，“商”指金融與貿易。

當年中國是“全民皆兵”，民兵組織遍及各行各業。全國的青壯年幾乎全部都參加了民兵組織，其中的青年則構成“基幹民兵”。民兵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與如今的解放軍相似。當國家、社會需要集中一批力量投入無償的工作，如興修水利，修建公路，搶險救災時，基幹民兵總是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其總體作用還在解放軍之上！可是如今的青年們還能從汶川大地震中看到民兵的影子嗎？你們看不到了，你們失去了一個實際觀察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之一的機會。

解放前，農村的文化教育與醫療服務十分落後。解放後國家在農村興建了大批中、小學。可是文化事業、醫療衛生的發展則相對滯後，原因很簡單——國家底子太薄，工業化急需的資金尚且難以滿足，確實沒有財力投入農村的文化與醫療建設。人民公社成立之後，人民公社的建設重點不是工業而是社會服務，所以文化與醫療事業得以快速發展。文化事業包括公社的一些小型劇團、電影放映隊、公社、大隊的圖書室、大隊的文藝隊等等。醫療機構則主要由公社衛生院和大隊的衛生室、“赤腳醫生”構成。那時的公社社員的業餘文化生活比較豐富，人們通過一起參加文化活動增進了友誼，緩解了矛盾。那時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公社，只有危重病人才需要“進城”看病。現在在農村還可以看到中、小學，可是已經很難看到文化事業和“赤腳醫生”了。

人民公社也為農村“自力更生” 發展商貿提供了條件。由於國家財力有限，農村的商貿在建國後的幾年中幾乎沒有發展。而人民公社成立後，在公社的組織下，建立起了農民自己的銀行體系——農村合作信用社，建立起了農民自己供銷體系——農村合作供銷社。信用社的“細胞”和供銷社的“細胞”幾乎遍及所有大隊。特別值得一題的是供銷社。它不僅是為農村提供生活、生產所需的商品的機構，還是收購農民自留地產品統一外銷的機構，有效地改善了社員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

公社的管理實際上就是鄉級政府管理加鄉級經濟管理。公社的管理機構就是一級政府，公社所屬的經濟實體類似於城市裡的“大集體”企業。

不難看出，人民公社體系是實現“農業工業化”，“農村城鎮化”的實驗體系。不難理解，毛主席設想的人民公社的三級所制是與當時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以及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消滅三大差別”——相適應的。

三級所有制經濟是個複雜的體系，其分配方式也必然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在公社一級——包括管理機構與下屬企事業單位，其分配方式已經很接近工廠和機關中的工資制。大隊與小隊中的分配方式則是所謂的“隊為基礎”。

在實際實施中，“隊為基礎”分為兩個階段。前期是以生產大隊的結算為基礎，三年自然災害之後，改為以小隊為結算基礎。

所謂以生產大隊為結算基礎，是指生產大隊範圍內的所有生產小隊和各專業隊中的所有社員的勞動投入量都以“工分”的形式記錄在帳冊中，大隊所有生產獲得的收益也都記入帳冊中。然後按照每個農民的工分數，一年幾次統一分配大隊的收益。這裡，小隊只記工分，一般沒有自己的分配。大隊的所有收益主要部分以同樣方式分配給所有社員，一小部分留作發展基金，更小的一部分上繳公社作為公社的管理基金。

由於在給每個農民計工分時，要按照勞動量、技術含量來決定工分值，所以這種計工分方式反映了按勞取酬的原則。同時，每個農民所得的工分值相差並不大。通常每天最高的是10分，一般的是8、9分，老人、半大孩子5、6分。所以這種計工分方式又體現了追求共同富裕和照顧老弱的原則。對於基本失去了勞動能力的孤寡老幼，則有所謂“五保”制度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大隊與小隊的幹部也都必須參加勞動並同樣計工分，另外為他們的管理工作記入了規定的工分值。

可以看出，首先這種分配方式決定了在分配中兼顧按勞取酬的公平與共同致富的追求，其次，這種分配方式可以統一協調大隊範圍內參與不同生產內容人們的利益。當一個生產大隊包括除農業生產以外的多個專業生產隊是，這無疑是一種比較好的分配模式。

可是這種分配模式卻未能完善與堅持。主要原因是公社初期的“共產風”嚴重挫傷了農民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使得更多的農民願意更直接地分得自己的勞動成果。再加上許多大隊沒有能夠有效發展多種經營，沒有建立起有效益的專業、副業隊伍，使得以大隊為基礎的分配方式就失去了優越性。所以，在許多地區以生產小隊為分配基礎成為必然。

人民公社的生產模式、管理模式大約就是這樣。在“改開”年代被說得一無是處的人民公社在其約二十年的歷史中，效果究竟怎樣呢？下面我們分三個時期來說明人民公社的實際運作情況。這三個時期是：“開始三年”，“三年恢復時期”，和基本正常運作時期。

人民公社剛剛建立，就遇上黨內“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左傾思潮。“共產風”、“浮誇風”，不僅使得風調雨順大增產之年卻沒有大豐收，而且在“集體食堂”、“大煉鋼鐵”中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再加上連續三年災害，頭三年的農業總體上是負增長。

61年至63年是“恢復調整”時期。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的指導下，經過三年的努力，農業生產基本上恢復到“大躍進”之前的水平。

從64年到79年的十六年是人民公社基本正常的發展期。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在這個時期才有了比較好的體現。之所以說“基本正常”、“比較好的體現”，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仍然出現過多種干擾，犯過多種錯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失。

在人民公社的成就中，水利建設是最值得稱道的，其對農業的巨大支撐作用至今仍然是決定性的。雖然人民公社是在黨號召大力興修水利的推動下產生的，可是由於緊接着的災害使得頭三年並未取得多少成績。真正的大興水利是63年之後開始的。到1977年為止，全國各地共開掘人工河道近百條，大、小水庫七萬多座。最著名的是河南林縣的紅旗渠，它被稱為“人造天河”。這是一條在崇山峻岭中開出的幹渠，總長104里，灌溉面積達60萬畝。規模最大的是湖北省的漢北河，它也是一條人工河，全長110多公里，灌溉面積達100多萬畝。

到文革結束時，人民公社興修的水庫和幹渠真的是“遍布祖國大地”了！人民公社後十幾年農業能夠持續高速發展，水利建設的貢獻是第一位的！

在人民公社的成就中，“農業學大寨運動”是排在第二位的。

由於我國的土地約半數是丘陵地帶，再加上歷史上的小農生產，土地被地形和人為分割成細碎的、高低不平的小塊，對實現人工灌溉十分不利，同樣也不適宜機械化耕種。改山，造田，平整土地，是將水庫和幹渠的水真正送到田間的必然要求。而在這方面做出表率的是山西昔陽縣的大寨大隊。

這是一個地處太行山西坡上的一個山村，“七溝八梁一面坡”是其地貌寫照。全村七百多畝土地分布在些破碎的，傾斜的山坡上。由於坡地存不住水，所以過去一直是十年九旱，畝產不過百斤。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大寨人硬是靠自己的力量——全村不足一百個壯勞力——打石築壩、填土造田，把幾百塊歪歪斜斜的山坡地變成了天梯般的石堰梯田。不僅擴大了耕地面積，而且能夠保持水土。他們還修建了一條很長的引水渠 ，把大部分土地變成了水澆地，基本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態。他們修築的石堰總體積約一百四十萬立方米。其工程之大可以想見！

大寨的改土造田成功之後，糧食產量立即翻了兩番，並且為進一步實現農業機械化準備了條件。

有人說，大寨是中央 “用錢堆起來的”。他們是說有人送給大寨汽車和拖拉機。不錯，確實有人幹了些“錦上添花”的事，可是在大寨最需要幫助時卻沒有人“雪中送炭”。大寨的奇蹟是大寨人獨立創造的，而大寨的“神話”則是官僚們造出來的。

大寨的成功引起了毛主席、黨中央的重視，64年毛主席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全國開展了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高潮。其主要內容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改土造田，平整土地，按照水利化、機械化的的要求對土地進行大規模整治。

這裡引用一段文字如下：

【“那真是一個艱苦卓絕、驚天動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員千軍萬馬齊上陣，縣、社幹部和群眾一起奮戰在田野，他們吃的是窩窩頭、玉米粥，使用的是钁、銑、獨輪車，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將土地搬了家，將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齊劃一的畦田，並結合修水渠、打機井、治理鹽鹼、翻淤壓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達到了能夠排澇和灌溉的標準，成為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經過10年多的時間，使大地變了模樣，變成了畦田縱橫、渠水成網、綠樹成行的圖畫！

……沒有那個時代人們的艱苦奉獻、創業拼搏，能有後來及至今天農業的大翻身嗎？那一代人所創造的價值及其惠及子孫後代的功績有誰能與之相比？他們譜寫了中國農業發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跡；正是那時，為實現農業產量大幅度增長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決定性的事情，鋪就了最堅實的路基。” 】

在人民公社的後十幾年間，社辦工業也有了較好的發展。據一個美國學者——佩內洛普·B·普賴姆的調查，到文革結束時，全國縣屬的農業機械廠約4300家，公社和大隊所屬的約495，000家。公社、大隊所有的中小型化肥廠約2350家，其生產量占全國產量的約50%以上。公社、大隊所屬的水泥廠約3000家，其產量約為全國水泥產量的60%。到1979年縣、公社所屬的小水電站的總容量已達6，330，000千瓦。這些水電站通常位於偏遠地區，為解決中國偏遠地區的電力供應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人民公社在自力更生的同時，也得到了國家工業發展的有利支持。在人民公社的後十幾年間，國家先後引進了十三套大型化肥設備，並且自己設計建造了更多的大、中型化肥廠，使得文革結束時全國的化肥使用量超過1000萬噸，是1962年的約13倍。在這期間，全國各地都新建了許多拖拉機廠和其他農業機械廠，文革結束時，全國的拖拉機超50萬台，手扶拖拉機超140萬台；農用柴油機、播種機、粉碎機等農業機械基本上得到普及。農業機械總使用量是1962年的約15倍。

同期，中國的電力事業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文革結束時，全國農村90%的公社、60%以上的生產大隊通了電，農業用電量約為1965年的五倍。

機械化和電氣化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節約出大量勞動力流入社辦工業的體系中。為農業工業化，農村城鎮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還必須一提的是文革期間農業科技進步對農業的巨大支持。除了如今的青年們大多都知道的袁隆平水稻以外，小麥、棉花、玉米、穀子、大豆、油菜等幾十個新品種先後被中國的科技工作者開發出來，使得農業產出率大幅度提高。文革十多年間全國糧食總產量增長了56.7%，年均增長率是3.9%，大大超過了“改開”以來的增長速度。文革結束時，中國人不僅解決了“吃飽飯”問題，而且開始告別了吃“粗糧”時代，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從此基本上結束了“靠天吃飯”的歷史。

人民公社在文化、醫療、教育方面的發展就不再具體描述。

人民公社的實際運作情況的主要方面大致就是這樣。至於在這期間忽左忽右的政策錯誤及其對農民的傷害，“傷痕文學”已經描述得很多了，儘管其中不乏誇張與片面，多數情況還是事實。

人民公社並不完美，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她已經可以算是“及格”了。看看“改開”以來的農業經濟停滯，農村文化荒漠化，農村家庭空巢化，農村的青壯年——農民工象流沙隨風遊蕩……農民應當在哪裡建設自己的家園？三農問題日漸嚴重！人民公社組織起來的農民是改天換地、自我解放的英雄，“改開”造就的“一盤散沙”的農民是官僚買辦資本家、黑煤礦、黑磚窯的廉價勞動力！

要把組織起來的改天換地、自我解放的英雄變成“一盤散沙”的、可供官僚資本、買辦資本任意奴役與剝削的廉價勞動力，這才是如今的 “精英”否定人民公社的根原因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