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总有精英们谈论“三农问题”，无论是站在左的立场还是右的立场，“三农问题”不是指责对手的借口，就是精英们的鳄鱼眼泪。自资本主义带来社会化大生产以后，小农经济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兼并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农业服从、服务于工业，为工业生产提供劳动力、原材料、粮食的从属地位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决定的，社会化大生产消灭小农经济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采取恃强凌弱的办法消灭小农，英国的“羊吃人运动”和特色国的农民工命运，都将成为人类史上的耻辱典型。毛主席当年（53年合作化问题）与梁漱溟关于“九天九地”的争论也没有脱离这个范畴，毛主席和劳动人民一道创立的人民公社，是小农经济融入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对农民伤害最小的途径和办法，否定人民公社后出现的三农问题，实质是农民融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血泪问题。

    毛主席不懂经济，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否定了，自然就会说毛主席不懂经济了。毛主席确实不懂剥削致富经济，毛主席深知，通过单个劳动的积累是无法达到致富的，劳动者只有联合起来，遵循按劳分配原则，才能共享劳动积累和劳动剩余。

                                      人民公社的是与非

“反右”催生了两个“新事物”——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是引起广泛批评的两件事，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人民公社是如何产生的，大跃进是如何发生的呢？

从根本上说，人民公社与“大跃进”都是在56年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拖得比较长——几经修改，计划认定从五三年开始执行，到57年结束。结果是到56年就提前实现了预订的目标。5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1957年生产钢 535万吨，原煤 1.3亿吨，粮食1.95亿吨。

社会总产值（GDP）平均每年增长11.3％，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1％，农业为4.5％，工业为 18％（其中轻工业12.9％,重工业25.4％）。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五年中，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52.1％，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11.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4.2％,其中，农民3.2％,职工4.9％。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所谓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指用合作化农业取代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第一，用规模经营和多种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率；第二，通过集体化农业兴办“社办工业”逐步消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第三，防止个体农业必然造成的贫富分化和新地主阶级、新资产阶级的产生。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是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完成的社会改造任务。

前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一步到位”的做法。他们不仅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没收了所有农民的土地；把在集中起来的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组织进集体农庄，对集体农庄实行工厂化管理。他们就这样消灭了工农差别。

苏联的做法不仅遭到地主、富农阶级的强烈反抗，也遭到部分农民的反对。用强制手段把小私有者的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超出了农民的接受能力。所以在苏联的集体农庄历史的初期，怠工和破坏是难免的。

毛主席首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工农革命战略的主力军是农民，因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从来都是建立在农民可以理解并愿意接受的基础之上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也不例外。

毛主席充分了解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与感情，所以他的革命战略的第一目标是“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是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参加革命战争最有效的政策。除了在抗日统一战线期间实行的“减租减息”外，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政策。

但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土改”并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合作化道路消灭工农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把土地分给农民只是针对中国农民的现实思想水平为将来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做的“铺垫”。所以，在“土改”之后两三年就开始了引导农民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工作。

农业合作化组织最初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解放区。那时的主要合作形式是“互助组”。也就是在家庭私有农业的基础上，农民自由结合，换工、互助的的一种松散组织。一个互助组通常由几户、十几户构成。互助组与纯粹的单干比有其优越性。但是互助组的力量太弱，无法从事改土、造田、兴修水利的任务。互助组的另一个不足是，出于自私的传统思想，往往富户不愿与穷户合作，往往是富户帮富户，穷户帮穷户，两极分化仍然不能避免。

土改后仅两三年，农村的贫富分化已经很明显了，重新坠入贫困的农民对党和政府开始不满。同时，个别地方的农民已经自发地“升格”了互助组，他们将土地与大牲畜合并起来，归集体使用，大家共同劳动，按“出资”与劳动的多少分配。所谓“出资”是指提供给集体使用的土地与大牲畜。这就是初级社的雏形。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发现与推广了农民的这个创造，农业合作化进入初级社的阶段。

初级社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可是不仅生产能力与多样性仍然不足，且仍然不能抑制农民的贫富分化。那些拥有较多、较好土地，拥有较多大牲畜的富户仍然在加速致富；而土地不足、不好，缺少大牲畜，人口负担重的穷户则仍然难以摆脱贫困。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工商业、手工业改造已经完成，私有经济基本上“全军覆没”。于是进一步提高农业的集体化的程度，扩大农业集体经济的规模，取消“出资”分红的高级社很快取代了出现不过一、两年的初级社。

高级社不仅是个农业生产组织，而且也是农村基层政府。因为高级社通常是以村为单位构成的。只有当相邻的几个村庄都比较小时，才将几个临近村庄结合起来组成一个高级社。所以，高级社通常拥有几十至几百户农户。

那时，制约农业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机、化肥，与水利。农机、化肥靠工业，水利则只能靠农民自己。毛主席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口号，一个大兴水利的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小流域治理、兴修水库，往往涉及十几甚至几十个村庄。为了进行水利建设，必须同时动员、协调十几甚至几十个高级社的力量和利益。这种状况无疑增加了水利建设的难度。突破高级社局部利益的限制成为迫切的需要。

1956年高级社在全国普及，碰巧连续两年全国风调雨顺，农业生产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五七年是我国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一年，我国工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也都欣欣向荣，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提出赶超帝国主义国家的目标——苏联要赶超美国，中国要赶超英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党的中心工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

无需否认，由于社会主义理论尚不完善，由于共产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大好的经济形势面前党内高层普遍产生思想上的“过热”，多数人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可能的。毕竟社会主义——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才刚刚在学习“走路”，其幼稚与笨拙是难免的。

正是在上述理论不完善和思想“过热”的政治背景之下，在大好的经济形势背景之下，正是大兴水利的需求，催生了人民公社。可见，人民公社不是哪个人的空想、妄想，实实在在是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发展中自然产生的事物。

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开始到人民公社不过短短七、八年时间。这样的制度演变缺乏通过实践不断完善的时间，许多不足与弊端在充分暴露之前就已经在全国推广了，因此缺点与错误是难免的。再加上来自党内左的、右的干扰，人民公社在其约二十年的历程中一直走的不能令人满意。

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诞生的人民公社一开始就受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干扰，受到了“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错误的严重伤害，摔了个大跟头。尽管毛主席发现并批评了这些错误，但是在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等人鼓励下形成的“共产主义热情”一时之间很难降温。再加上“老天爷的不满”——三年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旱灾，农业大幅度减产，“共产风”彻底破产了，基层干部与群众对人民公社的热情和信心也严重受挫。

毛主席总结了人民公社头两年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人民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并且强调这种制度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用。

按照毛主席的设想，所谓“三级所有”，是指生产资料和集体财富分为：公社所有，生产队（大队）所有，和生产小队所有三部分。我不了解以牧、渔业为主的人民公社的情况，只说说以农业为主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的大致情况。先从生产小队说起。

生产小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通常由几十户农户组成。小队拥有的资产主要是土地、大牲畜、小农机具，和机井之类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东西。生产小队的管理由一个小队长、一个会计、一个记工员承担。

生产大队通常由十几个至几十个生产小队，外加一些专业队、小工厂、小作坊组成。生产大队除了组织跨小队的生产活动——如修路、改造小流域、修建小水库等——以外，还有林业队、畜牧队、渔业队、运输队、机修厂、面粉房、油坊等小型生产单位。管理成员也稍多一些，有正副队长，会计、出纳等等。这表明，大队除了对生产小队的管理与协调外，还承担着小型工业、运输业生产，承担着副业生产和某些公社分配的工作的任务。当然，在人民公社的初期，大队所属的小工业、副业、林牧渔诸业尚未充分发展。甚至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大队所属的经济部门直到公社解体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领导人的水平有关。

公社通常由十几个至几十个生产大队，外加农机修造厂、小型化肥厂和其它中小规模的工厂、种子站、化肥站、病虫害防治站、农技推广站、水库与干渠管理处、车队、医院、学校等机构组成。显然公社兼有生产、组织大规模生产活动（如水利工程、修建公路）、生产服务和社会服务四重功能。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人民公社是“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兵、学、商”。“兵”指民兵，“学”指教育、文化、医疗事业，“商”指金融与贸易。

当年中国是“全民皆兵”，民兵组织遍及各行各业。全国的青壮年几乎全部都参加了民兵组织，其中的青年则构成“基干民兵”。民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如今的解放军相似。当国家、社会需要集中一批力量投入无偿的工作，如兴修水利，修建公路，抢险救灾时，基干民兵总是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其总体作用还在解放军之上！可是如今的青年们还能从汶川大地震中看到民兵的影子吗？你们看不到了，你们失去了一个实际观察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之一的机会。

解放前，农村的文化教育与医疗服务十分落后。解放后国家在农村兴建了大批中、小学。可是文化事业、医疗卫生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原因很简单——国家底子太薄，工业化急需的资金尚且难以满足，确实没有财力投入农村的文化与医疗建设。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人民公社的建设重点不是工业而是社会服务，所以文化与医疗事业得以快速发展。文化事业包括公社的一些小型剧团、电影放映队、公社、大队的图书室、大队的文艺队等等。医疗机构则主要由公社卫生院和大队的卫生室、“赤脚医生”构成。那时的公社社员的业余文化生活比较丰富，人们通过一起参加文化活动增进了友谊，缓解了矛盾。那时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公社，只有危重病人才需要“进城”看病。现在在农村还可以看到中、小学，可是已经很难看到文化事业和“赤脚医生”了。

人民公社也为农村“自力更生” 发展商贸提供了条件。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农村的商贸在建国后的几年中几乎没有发展。而人民公社成立后，在公社的组织下，建立起了农民自己的银行体系——农村合作信用社，建立起了农民自己供销体系——农村合作供销社。信用社的“细胞”和供销社的“细胞”几乎遍及所有大队。特别值得一题的是供销社。它不仅是为农村提供生活、生产所需的商品的机构，还是收购农民自留地产品统一外销的机构，有效地改善了社员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公社的管理实际上就是乡级政府管理加乡级经济管理。公社的管理机构就是一级政府，公社所属的经济实体类似于城市里的“大集体”企业。

不难看出，人民公社体系是实现“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实验体系。不难理解，毛主席设想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制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消灭三大差别”——相适应的。

三级所有制经济是个复杂的体系，其分配方式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公社一级——包括管理机构与下属企事业单位，其分配方式已经很接近工厂和机关中的工资制。大队与小队中的分配方式则是所谓的“队为基础”。

在实际实施中，“队为基础”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以生产大队的结算为基础，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改为以小队为结算基础。

所谓以生产大队为结算基础，是指生产大队范围内的所有生产小队和各专业队中的所有社员的劳动投入量都以“工分”的形式记录在帐册中，大队所有生产获得的收益也都记入帐册中。然后按照每个农民的工分数，一年几次统一分配大队的收益。这里，小队只记工分，一般没有自己的分配。大队的所有收益主要部分以同样方式分配给所有社员，一小部分留作发展基金，更小的一部分上缴公社作为公社的管理基金。

由于在给每个农民计工分时，要按照劳动量、技术含量来决定工分值，所以这种计工分方式反映了按劳取酬的原则。同时，每个农民所得的工分值相差并不大。通常每天最高的是10分，一般的是8、9分，老人、半大孩子5、6分。所以这种计工分方式又体现了追求共同富裕和照顾老弱的原则。对于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的孤寡老幼，则有所谓“五保”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大队与小队的干部也都必须参加劳动并同样计工分，另外为他们的管理工作记入了规定的工分值。

可以看出，首先这种分配方式决定了在分配中兼顾按劳取酬的公平与共同致富的追求，其次，这种分配方式可以统一协调大队范围内参与不同生产内容人们的利益。当一个生产大队包括除农业生产以外的多个专业生产队是，这无疑是一种比较好的分配模式。

可是这种分配模式却未能完善与坚持。主要原因是公社初期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得更多的农民愿意更直接地分得自己的劳动成果。再加上许多大队没有能够有效发展多种经营，没有建立起有效益的专业、副业队伍，使得以大队为基础的分配方式就失去了优越性。所以，在许多地区以生产小队为分配基础成为必然。

人民公社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大约就是这样。在“改开”年代被说得一无是处的人民公社在其约二十年的历史中，效果究竟怎样呢？下面我们分三个时期来说明人民公社的实际运作情况。这三个时期是：“开始三年”，“三年恢复时期”，和基本正常运作时期。

人民公社刚刚建立，就遇上党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倾思潮。“共产风”、“浮夸风”，不仅使得风调雨顺大增产之年却没有大丰收，而且在“集体食堂”、“大炼钢铁”中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再加上连续三年灾害，头三年的农业总体上是负增长。

61年至63年是“恢复调整”时期。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指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农业生产基本上恢复到“大跃进”之前的水平。

从64年到79年的十六年是人民公社基本正常的发展期。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这个时期才有了比较好的体现。之所以说“基本正常”、“比较好的体现”，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出现过多种干扰，犯过多种错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在人民公社的成就中，水利建设是最值得称道的，其对农业的巨大支撑作用至今仍然是决定性的。虽然人民公社是在党号召大力兴修水利的推动下产生的，可是由于紧接着的灾害使得头三年并未取得多少成绩。真正的大兴水利是63年之后开始的。到1977年为止，全国各地共开掘人工河道近百条，大、小水库七万多座。最著名的是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它被称为“人造天河”。这是一条在崇山峻岭中开出的干渠，总长104里，灌溉面积达60万亩。规模最大的是湖北省的汉北河，它也是一条人工河，全长110多公里，灌溉面积达100多万亩。

到文革结束时，人民公社兴修的水库和干渠真的是“遍布祖国大地”了！人民公社后十几年农业能够持续高速发展，水利建设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在人民公社的成就中，“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排在第二位的。

由于我国的土地约半数是丘陵地带，再加上历史上的小农生产，土地被地形和人为分割成细碎的、高低不平的小块，对实现人工灌溉十分不利，同样也不适宜机械化耕种。改山，造田，平整土地，是将水库和干渠的水真正送到田间的必然要求。而在这方面做出表率的是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大队。

这是一个地处太行山西坡上的一个山村，“七沟八梁一面坡”是其地貌写照。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些破碎的，倾斜的山坡上。由于坡地存不住水，所以过去一直是十年九旱，亩产不过百斤。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硬是靠自己的力量——全村不足一百个壮劳力——打石筑坝、填土造田，把几百块歪歪斜斜的山坡地变成了天梯般的石堰梯田。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能够保持水土。他们还修建了一条很长的引水渠 ，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水浇地，基本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态。他们修筑的石堰总体积约一百四十万立方米。其工程之大可以想见！

大寨的改土造田成功之后，粮食产量立即翻了两番，并且为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准备了条件。

有人说，大寨是中央 “用钱堆起来的”。他们是说有人送给大寨汽车和拖拉机。不错，确实有人干了些“锦上添花”的事，可是在大寨最需要帮助时却没有人“雪中送炭”。大寨的奇迹是大寨人独立创造的，而大寨的“神话”则是官僚们造出来的。

大寨的成功引起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视，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开展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其主要内容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土造田，平整土地，按照水利化、机械化的的要求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整治。

这里引用一段文字如下：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将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修水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达到了能够排涝和灌溉的标准，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经过10年多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畦田纵横、渠水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

……没有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奉献、创业拼搏，能有后来及至今天农业的大翻身吗？那一代人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功绩有谁能与之相比？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正是那时，为实现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铺就了最坚实的路基。” 】

在人民公社的后十几年间，社办工业也有了较好的发展。据一个美国学者——佩内洛普·B·普赖姆的调查，到文革结束时，全国县属的农业机械厂约4300家，公社和大队所属的约495，000家。公社、大队所有的中小型化肥厂约2350家，其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约50%以上。公社、大队所属的水泥厂约3000家，其产量约为全国水泥产量的60%。到1979年县、公社所属的小水电站的总容量已达6，330，000千瓦。这些水电站通常位于偏远地区，为解决中国偏远地区的电力供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人民公社在自力更生的同时，也得到了国家工业发展的有利支持。在人民公社的后十几年间，国家先后引进了十三套大型化肥设备，并且自己设计建造了更多的大、中型化肥厂，使得文革结束时全国的化肥使用量超过1000万吨，是1962年的约13倍。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都新建了许多拖拉机厂和其他农业机械厂，文革结束时，全国的拖拉机超50万台，手扶拖拉机超140万台；农用柴油机、播种机、粉碎机等农业机械基本上得到普及。农业机械总使用量是1962年的约15倍。

同期，中国的电力事业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文革结束时，全国农村90%的公社、60%以上的生产大队通了电，农业用电量约为1965年的五倍。

机械化和电气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节约出大量劳动力流入社办工业的体系中。为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还必须一提的是文革期间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巨大支持。除了如今的青年们大多都知道的袁隆平水稻以外，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先后被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开发出来，使得农业产出率大幅度提高。文革十多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56.7%，年均增长率是3.9%，大大超过了“改开”以来的增长速度。文革结束时，中国人不仅解决了“吃饱饭”问题，而且开始告别了吃“粗粮”时代，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从此基本上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

人民公社在文化、医疗、教育方面的发展就不再具体描述。

人民公社的实际运作情况的主要方面大致就是这样。至于在这期间忽左忽右的政策错误及其对农民的伤害，“伤痕文学”已经描述得很多了，尽管其中不乏夸张与片面，多数情况还是事实。

人民公社并不完美，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她已经可以算是“及格”了。看看“改开”以来的农业经济停滞，农村文化荒漠化，农村家庭空巢化，农村的青壮年——农民工象流沙随风游荡……农民应当在哪里建设自己的家园？三农问题日渐严重！人民公社组织起来的农民是改天换地、自我解放的英雄，“改开”造就的“一盘散沙”的农民是官僚买办资本家、黑煤矿、黑砖窑的廉价劳动力！

要把组织起来的改天换地、自我解放的英雄变成“一盘散沙”的、可供官僚资本、买办资本任意奴役与剥削的廉价劳动力，这才是如今的 “精英”否定人民公社的根原因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