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1805—1859）是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展現出歐洲人曾經歷過的那段“激情燃燒歲月”，並對其心路歷程加以深刻反思。
一
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一直是歐洲啟蒙運動和近代改革的參照物。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披露，18世紀法國的“經濟學派”對中國“君主專制”制度曾“倍加讚揚”，他以批評的語氣說：“他們在四周找不到任何與這種理想相符的東西，便到亞洲的深處去尋找。我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讚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讚美”。“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98頁）
閱讀托克維爾的這段文字時，筆者仿佛置換了時空，誤以為這是批評今天中國的那些以美國制度為範本的“普世價值”派，這也說明今天一些人堅持以西方“普世價值”為標準來評判中國的改革，與托克維爾批評的那些以中國為“最完美的典範”一樣，是沒有必要的。
事實上，當托克維爾寫作此書時，中國的情況並不像歐洲學人想象的那麼理想。中國當時已出現太平天國運動。特別是1856年，太平軍攻克揚州、破“江北大營”和 “江南大營”，軍事勝利達到頂峰，已與清王朝兩分天下，統一的中國接近破裂。
當年歐洲學者讚美遠方的中國，確有心儀東方的成分，但更多的還是為了影射歐洲政治。歐洲啟蒙學者曾讚美過中國君主制度，那多是為了批判當時歐洲教會對世俗王權的干涉，扶持虛弱的王權以解決歐洲“兩個中心為患”的政治困局；後來歐洲學者讚揚中國君主制度，主要是為了反襯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教訓。這些學者看到了法國農民是如何在英國商品的衝擊下瓦解並轉為湧入城市的無業流民，這些流民又是如何在自由主義的鼓動下，在城市興起歷史最激進而結束方式又最保守（拿破崙帝制）的革命。這些經驗警醒了包括托克維爾在內的歐洲睿智學者，他們認識到激進的改革或革命並“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
托克維爾及同時代的學者對法國大革命的經驗總結是富有成效的。自法國大革命後，歐洲從“激情燃燒歲月”普遍回到傳統的君主制之中，“穩健政治”在19世紀中葉成為各大國選擇的治國路線。德國俾斯麥、俄國維特，美國的林肯等，均推行穩健的國家政策。這些看似保守的政策反倒加速了各國的發展，把歐洲送入以“維多利亞”命名的全盛時代。
二
早期的托克維爾是一個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在法國政治中經歷過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過來人”的經驗，使他對自由主義有了成熟的反思並寫了一系列作品，《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其通過總結法國大革命經驗以表達他的反思成果的影響較大的作品。他在書中寫道：“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毀掉一切。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對我來說，當我考慮到這場革命摧毀了那樣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另一方面它也廢除了那樣多自由所賴以存在的其他東西，這時，我便傾向於認為，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同上書，第201頁）
托克維爾於此書中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即“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恰恰當年對“舊制度最早最深刻地進行了改革”。他寫道：“後來成為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的法國那些部分，恰恰正是進步最明顯的地方。人們如果研究法蘭西島舊財政區留下的檔案，定會很容易斷定，正是在鄰近巴黎的地區，舊制度最早最深刻地進行了改革”。（同上書，第209頁）
托克維爾發現，在法國大革命前“最急於改革”的是那些已在“改革”中獲利的人群，他寫道：“這個階級這一次表現得最急於改革，並且最堅決。它尤其大聲疾呼號召在整個財政系統進行徹底革命，而未想到人們如深深震撼了政府的這個部門，其餘部門即將全部垮台。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同上書，第213頁）托克維爾因此提出一個出乎自由主義者意料的現象，即革命的出現往往不在人們失去而是獲得自由之後：“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同上書，第210頁）
托克維爾總結出的是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它似乎適用於一切政府。例如，19世紀末沙俄政府斯托雷平的“土地制度改革”、20世紀40年代末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和80年代末的蘇聯政府都曾加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是，這些“改革”在歷史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反成了其政權垮台的加速器。
結果，最嚴肅的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所有改革政策導演出最富有喜劇色彩的“三段式”結局，這就是：改革改出了革命；革命打倒了帝制；帝制又被人民請回來結束了革命。
托克維爾寫作此書時距離法國大革命已有半個世紀，因而能夠比較客觀地反思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這些反思又促使歐洲人能夠比較合理地思考和消化而不是簡單地拋棄以往大革命的積極成果，並使歐洲經濟政治的發展在19世紀中葉以後在看似“舊制度”中進入全盛時期。
三
閱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讓筆者體悟到歷史螺旋式上升的軌跡，認識到保守在相當的歷史時刻是保存激進革命成果的必要形式，也是激進革命的必要補充。毛澤東曾說：“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頁）人類社會也是如此。法國拿破崙用舊體制保留了大革命創造出的新的政治成果（比如《拿破崙法典》保存了法國大革命中的土改成果）；德國黑格爾在國家哲學中保留了革命的辯證法，俾斯麥在恢復帝制中實現了德意志民族的國家統一；中國曾國藩等用“洋務運動”的形式為國民黨走上歷史舞台開闢了道路。這些都是用保守的方式鞏固和消化革命成果的典型案例。
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今天中國的改革。已實行了30多年的中國的改革——很像法國大革命前某些要“攻堅”的“雅各賓”政客們所認為的那樣——已進入“深水區”。要避免改革失敗，其關鍵就是不能否定前一次革命的基本成果，具體說來就是不能否定中國1949年革命以來形成的政治成果，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及基於這個制度之上形成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勞動者集體所有制。如果我們的改革將前一次革命的基礎性的政治成果也改掉了，那它就要面臨被新的革命所否定的可能。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