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董志雄同志給陳雲同志的信：陳雲同志：

  我們曾是“文革”初期“老紅衛兵”的成員。現在想向您反映在整黨中應當如何正確對待“老紅衛兵”的一些想法。

   所謂“老紅衛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於幹部、工農家庭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受當時“左”的路線影響而自發組織起來參加“文化大革命”，又於同年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陸續退出運動，在“文革”的中、後期一直受壓抑的紅衛兵。

   在當前整黨中，有人散布一種輿論，說什麼“老紅衛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單位竟把“老紅衛兵”在“破四舊”  中發生的問題當作“三種人”問題來清查；還有的人僅僅因為擔任過“老紅衛兵”組織的負責職務或參加過“西糾”、“聯動”這類在“老紅衛兵”  中名聲比較大的組織，就被視為“文革”  中有嚴重問題，而影響到對他們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種種，我們覺得同中央有關文件、中央領導同志有關指示的精神都是相違反的，需要澄清和糾正。否則將不利於整黨，不利於清理“三種人”和建立第三梯隊的工作。

   “老紅衛兵”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其大多數人在“文革”各個重要階段，表現是好的，是經住了考驗的。他們對黨、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對“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較早不滿和抵制，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

   “老紅衛兵”有沒有缺點錯誤？有。首先，他們一般是學校中最早起來批判校領導的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這個大方向就錯了。其次，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末成年的中學生）在“破四舊”運動中有過過火行為，有的動手打了老師，有的抄了“地富反壞右”的家，極個別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紅衛兵”的這些錯誤與那些造各級黨委反、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組織的錯誤，具有本質的區別，與“三種人”更是水火不容的兩碼事。

   整個“文革”期間，貫穿着黨的各級老幹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林彪、“四人幫”之間的殊死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老紅衛兵”是站在前者一邊，而為後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學生中的“西糾”“東糾”，大學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總理和黨政軍老幹部極力支持、引導，用以控制局勢、保護老幹部、維持社會秩序（如保衛國家機關、保護檔案、反對過火行為等）的組織。“聯動”更是為了反對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們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後都被中央文革壓垮或鎮壓，打成“保守組織”或“反動組織”，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擊和迫害，林彪、“四人幫”還通過追查他們的“後台”來整老幹部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那時起，“老紅衛兵”作為組織不復存在了，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長期受着壓抑，在諸如反“十二月黑風”、“一月奪權”，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風”、“批林批孔”、“批鄧”、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文革”的關鍵時刻，從思想感情到政治態度都是與林彪、“四人幫”對立的。而那些緊跟林彪、“四人幫”，  自覺充當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無論是極左派還是“策略派”），卻始終把矛頭對準黨的各級老幹部，對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積極參與各地、各部門的奪權鬥爭，砸機關、搶檔案、打派仗，製造武鬥，揪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對老幹部搞“專案”和進行所謂“群眾專政”，圍困中南海，組織批鬥中央領導同志的各種聯絡站和大會，竊取、泄露黨和國家的機密等等（當然，對這些造反派組織的成員，應根據黨的政策和他們在各個時期的具體表現區別對待）。兩相比較，“老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動、組織及骨幹，與他們這些造反派的活動、組織及其骨幹，在性質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紅衛兵”說成是“造反派”，勢必把水攪渾，轉移人們對“三種人”的視線。

   在“文革”初期，“老紅衛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為，如打了當時被認為是“階級敵人”的人（如“地富反壞”、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當時被認為是“四舊”的東西（如一些寺廟、某些商標等）。這是在當時“破四舊”的號召下發生的，  時間很短暫（個把月左右），我們認為大多屬於一般性錯誤。當然，對其中情節嚴重者，如個別打死人的，如果過去沒處理過，也必須區別情況，認真處理。但這不能與“三種人”的打、砸、搶混為一談。我們理解，所謂“三種人”，無論其中哪一種（包括打、砸、搶分子），都是以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服務為目的，都首先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而“文革”初期，“老紅衛兵”中少數人由於年幼無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並不是為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服務的問題。如果把這類問題列入“三種人”問題，實際上就模糊了“三種人”的政治性。

   “老紅衛兵”和“三種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現在大多三、四十歲。正如陳雲同志指出的：誰對聶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個時候也是“紅衛兵”、後來成為“保守派”、“逍遙派”的人才清楚，他們知道是誰整老幹部的（大意）。因此，我們認為在這次整黨中，“老紅衛兵”雖然也需要結合自己的經歷，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覺悟，但對他們在“文革”初期的缺點或一般性錯誤，絕不應當再予追究，對中央文革曾強加給他們的種種罪名，更不應該再拿來做為追究他們的依據。相反，倒是應當充分肯定他們在“文革”中的主流並調動他們的積極因素，依靠他們和廣大的中青年和“三種人”進行鬥爭。

   以上是我們個人的一些想法

   此致  敬禮

   不知當否，懇請指示。

   國家經委幹部、共產黨員  孔丹

   冶金部幹部、共產黨員  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