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的夫人是不干涉政事的，但事出紧急，少奇同志夫人王光美同志不得不出面开展“四清”，这主要是58年大跃进，主持政务的小平同志也到亩产万斤粮田参观并拍照，以此证明那层层叠叠的粮食是地里真实长出来的，而毛主席一再压缩空气，但是他老人家没想到人家牛皮吹那么大，压缩一半之后里边还有80%的空气， 老人家请教了钱学森，钱老在《人民日报》发表科普文章说每亩地真的能出产万斤还以上。既然科学家都这么说了，毛主席不得不相信，就算是任何人，都很难怀疑。

因此决定提前偿还苏联债务，大量的农产品因此流向苏联。这一流动不要紧，国内供应立即捉襟见肘。本来高产就是浮夸，而且因浮夸而移动没有成熟的粮食秸秆，这造成大幅度减产，有的甚至绝收，人民公社的发明者吴芝圃在河南信阳制造出大饥荒。本来毛泽东郑州会议纠正左倾，反对五风，用重上井冈山做威胁取得了表面共识，可是彭德怀庐山会议非要追究一线领导者的责任，被少奇地挪移大法引诱成派系斗争破坏组织原则。彭德怀因此在庐山倒霉了。彭德怀倒下后，毛泽东为重树刘少奇的威信，提议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从此，刘少奇开始行使于国家而言的最大行政权。饿死人的事就没有人再敢追究，刘少奇反而将缺粮归咎为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是人民公社集体化引起的，所以一上任就新官上任三把火推出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

这种政策实行后，一家一户的农民缺少大牲畜与农具无法抵御天灾， 孤儿寡母没钱雇人便相卖身，最重要的是人的自私自利本性开始爆发，到处贪腐横行，干部多吃多占，百姓极度不满，官僚阶层和民众对抗加剧，到了63年，干群关系已经到了火山要爆发边缘。对此，到底该怎么办？不可能派别人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少奇同志亲自拍板的，如果派别人，那就有可能变成“三自一包”是造成贪腐原因，制定这样政策的人必然承担政策错误的责任。如果用自己夫人来处理，然后积累一整套经验再推广，这样就能将自己的过失掩盖起来，当然，自己作为国家主席，也不便于到一个大队去蹲点，王光美同志因此领着工作队出发了。

到了桃园大队，当然就不能真的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那么简单，而是要引向政治斗争，要清理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后来所总结出来的就是“阶级斗争”。

既然已经将“四清”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步，王光美同志所率领的工作组所采用的斗争手段就有点骇人听闻，先搞扎根串联，再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这一整套程序走下来，越搞越复杂，到了对敌斗争这一块，办出了大量冤假错案，特别是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让桃园大队干部“洗澡”互相“搓澡”。但工作队觉得大队领导吴臣“不老实”,“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给工作队“制造麻烦,混淆是非”最后公社党委批准把吴臣清除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当然，还牵涉到很多其他同志。

就是这样的经验被向全国推广，据《抚宁县志》统计,四清运动使抚宁县1939名党员、干部受错误处理,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被错误管制,1014户被错划地主、富农。而全国更是一个庞大数字，并且还在不断升级中，一直到66年毛主席发动文革，“四清”在不少地方还没有结束。其实在“四清”中，已经不是惩治贪污腐败，更多的是政治站位，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支持少奇同志，支持他必然支持“桃园经验”，你那个地方就应该大量整人，如果不整人，那你就要被整，就是发放“打老虎，打豺狼”名额，你那里找不出“老虎豺狼”，那你就是“老虎豺狼”，“老虎豺狼”意思是贪腐份子。

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坐“喷气式”等等，这都是“桃园经验”引导出来的，其实文革就是对“桃园经验”的一种修正。在文革中，不少在“桃园经验”中被迫害的冤假错案都获得了平反，像那个桃园大队书记吴臣1967年4月23日被平反,抚宁县转达中央文革指令,以桃园“造反派”名义, 宣布摘掉“四清”为其戴的坏分子帽子,恢复党籍。并在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召开抚宁县各界代表和唐山地区各县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