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观点∶ 1968年8月,我同全国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一样,回到了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开始迄今为止仍对我有重要影响的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经历。
我家所在的自然村按当时的行政区划,是某人民公社向阳大队所在地的上河村,至今仍属扶贫攻坚村。
回到农村的时候,正值轰轰烈烈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期间,我也就成了以田间劳作和汗水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一员。由于山高坡陡,人多地少,所在生产队1968年后学大寨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村庄右侧一条叫做横头箐的山沟里填沟造地。
方法是把沟边山坡上的泥土推到沟里填平,在适当的地方用石块砌道埂子,再用炸药在山坡一侧的崖石上炸出一条水沟,以便排泄雨季奔涌而下的洪水。一个生产队近20户人家两个冬春的劳作,一条长达一公里的山沟就变成了十多亩平整的水平梯地。
在那样的地方建大寨地,离开炸药是不行的。生产队的仓库里随时都有炸药、火索和雷管,喜欢做打炮眼硬头活计的我,就经常与炸药雷管打交道,即便随手丢在工地上,也从未发生过丢失的现象,也无需担心有人会有不轨之行。农民的民主被融合在了社员信得过、领导带好头的互动关系之中。
冬春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建大寨地的季节,农忙就有组织地点种收割。出工是按劳力强弱记工分,年底分配是按基本口粮加工分粮的办法结算分配。五包户和军属均有照顾,不存在衣食无着等情况。生产积极性高,晚上随时都要开会,对当前工作做出安排,或者记工分。治安很好,基本没有偷盗,干群关系是真正的和谐。经济收入主要是种烤烟和卖公余粮得到的款项。
社员的国家观念很强,也很爱国,有的年成受灾,粮食减产,生活有困难,但从不怨天尤人,粮食歉收仍然如数上缴公余粮,也不拖欠。交公余粮是全村的劳力都参加,每人用篮子背着百多斤几十斤鱼贯而行。交粮地点随时都在变化,少的时候单程至少要走25华里,有时要走30多华里,也有要走50多华里交到城里的时候,往返路程就成倍增加了。
1970年初,生产队决定利用村前河水的落差建水电站,我又参与建站施工。建成后在电站负责发电供本村及周边村的社员照明,还负责过磅磨面收费等事宜。工作之余就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边看边做读书笔记。由于集体主义教育的深入人心和大环境的影响,加之学哲学的启发,经手现金做到一尘不染,至今问心无愧;随时步行30公里进城买零件当天返回,从未报销过差旅费。
1973年之前,被评选出席过市的知青先代会和民兵先代会受到表彰,成了生产队的队委委员、民兵排长。当年7月1日经支部大会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底,生产队决定要办一所民办小学,解决适龄儿童就近上学的问题,我又成了唯一合适的人选。1974年8月,公社文教助理说某附中差语文教师,公社领导推荐我读师范,毕业回去教语文,我就这样结束了当农民的历史。
1975年10月,领导决定师范一二届学生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我成了某公社吉科大队的工作组组长。那个工作组共有5名队员,4人是我的同班同学,农水局一名副股长任副组长。我则由此前的农民变为负责一个大队的学大寨工作组组长。
找准并解决存在的问题,参与建大寨地、修水库、住村抓后进,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都成了常规性的工作。激情燃烧年代的感染,我们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受到市委的通报表扬。社员的积极性很高,与我们相处得很好,1976年8月返回。年底市里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有份简报说,吉科大队“顶着干,粮食增产32万”(斤),增产32万斤粮食是生产队过磅累计的数据而不是抓脑袋的结果,但“顶着干”(指四人帮)却难免牵强附会。
1976年10月参加工作后,我又以市委工作队员的身份,到过许多地方,深入村间了解情况,或协调驻村工作队员对社干部和社值单位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处理。以从由点到面、从特殊到普遍的视角看,农村和农业生产的集体化和高度社会化,简直就是一大奇迹。说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问题如何如何多,吃不饱外出讨饭、集体生产难以为继等等,乃是自损文人或文化良心的悖论。
中国农民是个伟大而又淳朴的群体,他们以庞大的人口基数对国家建设的理解、支持与贡献,构成国家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基础。不斤斤计较利害得失的社会风范,会让不少官员汗颜。在只有通过权力配置解决农村问题的今天,告别想当然或想入非非的领导作风,真心实意深入民间发现解决农民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乃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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