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工资发放处，农民第一次领工资。王凌摄。

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实行工资制与口粮供给制相结合，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人民公社（乡）、生产大队（村）、生产队（组）三级核算。生产队每年要在春季、夏收、秋收时节提出三个预算方案，以便给社员按季分粮分钱维持生活。年终在春节前进行全年决算，计算整个生产队的总收入，去除种子、化肥、农药、农业税、办公等费用，提取3%左右的公积金，余下的就是全队社员的劳动分红款。分红款除以全队总工分，得出每个工分的分值。社员每个劳动日按劳动岗位的不同计算工分。1950年代中国农民年均收入约40-50元，约合13.6克至17克黄金，折合2013年金价约4300-5400元。如农民参与大型水利建设等工程，另外获得工资收入，要远高于农业生产收入。到1978年，中国农民年均纯收入为134元。农业集体化在提高中国农村生产效率的同时，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需要的巨量原始积累资金，主要来自农产品国家收购价与零售价之间的价差（剪刀差），及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差价。亿万农民通过三十年奋斗，给中国工业化提供了超过5100亿元的原始积累资金（价值超过万亿美元），使得农村贫困面貌难以改善。这就导致人民公社在历史评价中存在极为悬殊的两面性。1978年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农村基层政权腐败，出现各种巧立名目的摊派费用，使得农民人均税赋负担超过人民公社时期，严重激化社会矛盾。到1990年代，农民负担问题严重恶化，已经到了威胁国家稳定的程度。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包产到户之后最风光的是前三年， 因为生产队大队到公社公积金积累下来的东西一年分掉，短视的农民很高兴，但是， 集体办的好的地方是不想分的， 被小平逼着“不换思想就换人”而分掉， 当时很多地区都有上级蹲点监督，坚持件集体财产都分到个人手里才算数。

1959年1月15日12时43分，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向秀丽为保护国家财产牺牲，年仅26岁。1933年向秀丽生于广州市一个贫苦家庭。1938年广州沦陷前夕，5岁的向秀丽随家人逃难到肇庆。她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均死于饥饿和疾病。幼年的向秀丽被迫当了地主家的婢女。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过童工，1948年入广州和平制药厂当临工。1952年，向秀丽担任广州市和平制药厂第一届工会组织委员和女工委员，1954年加入共青团。 1956年公私合营后，和平药厂并入何济公药厂，她担任包装工，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8年10月入党，厂里调她去试制化学药剂“甲基硫氧嘧啶”。1958年12月13日晚，何济公药厂四楼化工车间甲基硫氧嘧啶小组灯火通明，生产小组的三个当班工人向秀丽、罗秀明、蔡秋梅，正在为制造“甲基”的药剂投料加酒精。一只装着20多公斤无水酒精的玻璃瓶突然滑落。刹那间，酒精触到了车间左边10个正在燃烧着的煤炉的热气，燃烧起来。这时车间右边角落里，放着７桶用煤油浸着的金属钠，约有60多公斤重。金属钠是烈性易燃爆炸品，遇水即爆炸，暴露于空气中会自燃。这些金属钠如果爆炸，足以毁掉整个工厂，并殃及周围街区。在关键时刻，向秀丽和罗秀明一齐动手，把操作用的毛巾丢在地上吸酒精。很快，火苗就扑向她的双手和衣衫。蔡秋梅冲上前去，要扑灭向秀丽身上的火。可她坚决地对蔡秋梅说：“不要管我，赶快叫人来救火。”。为截住燃烧着的酒精，向秀丽侧身卧倒，因此被严重烧伤。经过奋力扑救终于制止了一场爆炸事故。工厂保住了，而向秀丽全身烧伤面积达67.25%，其中二、三度伤占64.75%，全身一片焦黑。她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首先问的是：“金属钠有没有爆炸？工厂有没有损失？罗秀明有没有受伤？”。尽管各方面全力抢救，但向秀丽终因伤势太重而抢救无效。1959年1月18日，广州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广州市人民政府追认她为革命烈士。1月26日《人民日报》以向秀丽事迹写了《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编后话。1982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将下九路何济公药厂的楼宇命名为“秀丽楼”。如今何济公药厂搬迁，那里已变成商铺。

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最珍贵，1959年3月1日，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召集13位省委书记，讨论进一步纠正高指标“浮夸风”等左倾错误，合理解决农村所有制分配问题，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拟了一个整顿人民公社的方案，总结为十四句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但是高层领导屡教不改，迫使毛泽东亲自向全国六级干部写公开信。【参会人员有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国家计委副主任谭震林、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洛阳地委书记纪登奎、新乡地委耿起昌、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上述官员需要为大跃进浮夸风承担责任。1960年11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因渎职罪被依法逮捕，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胡乔木、彭真、江渭清、江华、陶铸、王任重、周小舟、曾希圣、吴芝圃、李井泉、舒同、张仲良等责任人被打倒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