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合作化，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是刘少奇邓小平， 而两年以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三年超过英国，浮夸共产瞎指挥的还是刘少奇邓小平，刚刚接过国家主席职位，迫不及待 三自一包，分田单干，导致个体农民失去抵抗天灾能力的又是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说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 说刘邓要复辟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当时老百姓是不信的。 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现身说法， 党内确实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党内资产阶级有时伪装成极左，目的就是败坏共产党的名声， 为复辟准被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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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对比现实看建国初期的两条路线斗争 作者右而左

1 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理论

1940年1月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行了时代划分：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分界，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两步走理论： “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的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为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中间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在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察人所未察，精确地看到，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而抗战胜利之时，可能就将是国民党发动内战之日。为了动员各民主党派和同情共产党革命的一切社会进步力量，对日本完成最后一击，也为了赢得将不可避免的对国民党的内战，他又发挥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于1945年4月写出了《论联合政府》，提出了共产党的一般纲领或具体纲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要彻底完成各革命阶级共同的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完全地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从而“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态，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但是，这个纲领的实现，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者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最高理想。共产党人入党的时候，心中就是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论联合政府》）。

2 《共同纲领》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基本走完第一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接着要走的是第二步，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让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后一系列著作里提出的思想，也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任务。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为满足新中国建立的需要，起到了临时宪法作用的一个文件。周恩来是这个文件的起草人。他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理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也熟悉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具体政策和策略；另一方面他自抗战以来就一直广泛地和各民主党派打交道，知道民主党派都在想什么。这个建国大纲，遵循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以及1949年6月才写出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都结合进去了，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确立“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管理国家政权。但是，《共同纲领》作为建国大纲，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兼顾了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但依据它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远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最关键的是它回避了社会主义的前途，遗留的最大的问题是，只要遵循它，则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人民民主专政也不能变成无产阶级专政，这就等于是实际上拒绝了将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放弃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

《共同纲领》的问题不在于它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它因为只是原则的规定，实际上参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阶级皆大欢喜）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它在当时是一个还没有具体方案的长远的目标，在1949年基本上还提不到日程上来），而在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它遵循的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是要完成《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共同纲领》在经济政策的总则下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然后具体规定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村合作经济三种基本经济形势。经济政策涉及到人民民主专政中那个“人民”中的每个阶级（当时指的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和每个具体的人。民主党派也许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但是这个《共同纲领》却实际上起到了用经济基础把上层建筑限定死，使之无法向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过渡！这反过来也就限定死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样一来，《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可以无限期存在下去，即永远不变革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不变革私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其最终的结果必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成为主要掌握着国家主要经济命脉的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小资产阶级对于劳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专政，而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就成为了一个与以往的革命没有什么不同的简单的改朝换代。所以说，《共同纲领》实际上就是拒绝了社会主义，放弃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

3“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

《共同纲领》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路线之间是有冲突的，这种冲突在建国后不久在具体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就尖锐起来了。它首先发生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之间，具体表现为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个最高领导人之间。刘少奇基本上不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路线，主张在建国后“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反对对资产阶级的任何斗争，认为资产阶级不能消灭，消灭了你还要把他请回来，对资产阶级要和平竞争，经济竞争，要与资产阶级合作。他也说是“有团结有斗争”，但他实际是只要团结，取消斗争。早在1949年4月，《共同纲领》还只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君子协定”，即还没有写成文字的时候，他到天津去讲话，反复强调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斗争的对象，而是我们的阵线，要劳资两利，资本家剥削是合法的，我们消灭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他说的这些确实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发挥来的，在当时民主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也符合毛泽东为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反帝反封建而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说法的。那个时候，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奉行历来的策略，“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但不会因为团结而放弃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看上去和毛泽东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却是有原则性区别的。只强调团结的一面，忽视斗争的一面，这即使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是错误的，何况革命的进程已经到了要走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步了。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会议的一次讨论会上，刘少奇说，中共是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政协，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与各民主党派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的主要问题。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以后的事情（参见姚力文、刘建平《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姚力文曾是刘少奇的秘书）。这个，刘少奇就错得离谱了，不但是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不同的本质，是丧失了共产党的原则，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违反他万分欣赏的《共同纲领》本身要求的，他可能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共同纲领》规定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在政协里不是以一个普通政党的资格参加会议，而是以领导者的资格组织和主持会议（1957年章伯钧他们要和共产党平起平坐，轮流坐庄，其实就是刘少奇这个思想的一个延续，一个扩展）。

刘少奇“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态度和行动在合作化问题上同样坚决。互助合作经济最早在1927至1936年的土地革命时期就出现了，那时在江西苏区，分得了土地却没有什么耕作农具，靠自家单个的力量无法完成耕作的农民，就自发搞起了变工队、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之类。互助合作后来在革命老区都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因为这个历史缘故，解放后初期，互助合作经济搞得早搞得好搞得彻底的都是革命老区，如东北、山西。当时高岗在东北主政，那时他去苏联多，看到了苏联搞成了集体农庄，就赞成东北农村经济逐步地向集体经济过渡，通过互助组合作社向集体农庄发展，认为这才是农民丰衣足食的必然的出路。对于同时也存在的部分农民要求搞单干，高岗提出不能放任自流。于是，他就搞了一些奖励互助合作的政策，去推动互助合作。但刘少奇认为高岗的政策是歧视单干，是主张在土改之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违反《共同纲领》的。所以，他对高岗提出严肃的批评，说高岗想从变工队、互助组向集体农庄发展是急性病。刘少奇认为，集体农庄是机器搞大生产，它否定了个体经济，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现在我们没有机器工具，不能搞合作化，对个体经济就是要放任自流。山西省委步子更大，搞了一种“积累公积金、按劳分配”因素的农业合作社，并向华北局报告。当时是刘澜涛当华北局的第一书记，他得到山西的报告后，拿不定主意，就请示刘少奇，刘少奇明确反对在不具备农业机械技术条件的情况下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刘澜涛就根据他的这个指示批复山西“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甚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和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因而是错误的”。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十年之内谈不到社会主义，十年之后还要看实际情况。刘少奇还批评山西省委搞的社会主义改造路线是“错误的、危险的、是幻想的社会主义、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他这实际是批判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支持山西省委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59）。当时，毛泽东不但支持山西搞互助合作，也支持高岗在东北搞互助合作。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变革的力量要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去寻找。最早在苏区出现的变工队、互助组，进而是合作社，就是一种社会变革，是直接对着当时中国农村非常原始的生产方式发出的社会变革要求。土地改革，使农民分得了土地，“耕者有其田”了，但这只破坏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没有破坏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分得土地不是革命的终极目的，让中国人民都过上富足的、自由的、不再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生活才是终极目的。所以才有了怎么“耕”成了问题：是继续已经有几千年历史的个体耕作，还是改走集体化道路？毛泽东看到了这种变革的发生历史必然性和不可阻挡的力量，要求党的工作要顺应这个社会变革的要求。土地改革后，农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农业工具少而落后的状况是一样的，有的地方是几个家庭合分一副犁，一副耙，北方地区两三家合分一头驴子，五六家合分一头骡子更是常见的。拿那个著名的王国藩合作社里的农民做例子，23户人家只有“三条驴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搞互助合作，每家每户连最简单的耕作都不能搞，还谈什么翻身做主，过上好日子？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不走互助合作化的路，国家工业化又要从农业积累资本，那这个工业化怎么完成？毛泽东还举出河北一个只有6户人家的很小的合作社作为例子，来说明合作化所代表的方向，在那个合作社里三户贫农不想干了，三户贫农坚持要干下去，结果他们留下了，社的组织也保留了。毛泽东认为留下的这三户贫农所指示的方向，就是当时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载《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刘少奇并不反对必须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完成农业社会化，变落后的农业的中国为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这种主张也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首先提出的。但刘少奇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关系对立起来了，认为没有机器工具就不能搞农业合作化，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而毛泽东是辩证地看待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关系的，他认为农业国必须变成工业国，农业就要社会化，农业要社会化，就要先从互助合作开始，农业的合作化只会促进工业化，而不是与工业化产生冲突。因为工业产品也要靠农业去去消化，如果农业生产力还是个体经营，就提升不了生产能力，就会拒绝新生产力，拒绝机器生产，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后腿。比如说，工业化必然要发展重工业，要生产拖拉机，要生产化学肥料，农业运输机械，要对农业供应煤油，电力这些产品。如果当时农业停在基本机器农具都不能采用的原始个体农业状态，这些工业产品都没有办法消化，而只有合作化带来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经营，才能大量地使用这些产品。毛泽东这个看法拿到当今的现实中还是正确的，现在老说内需不足，说农村消费、农业发展跟不上工业发展的步伐。那这个原因在哪里？根本上说就在于农村回到了个体所有制，在农村，除了国营农场、少数所谓的种粮大户和一些自然地理条件好的地区的农民之外，绝大部分的农民从事生产不需要大型机械，也不需要那么多的电力，煤油，石油，而农业对化肥、地膜这类工业产品的加大的需求，不仅不能证明是农村生产力得到发展，反而证明了农村生产力正在萎缩，因为个体的农民已经没有能力对土地搞精耕细作，只能依靠化肥、依靠地膜来增加土地的产出。这是竭泽而渔，大批土地的板结，离开化肥就会大幅减产就是最好的证明。个体农民的农业收入已经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青壮年只好外出打工，用城市打工收入贴补农村家庭的开销。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亿农民的消费又怎么能足起来呢？农业消费不足，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消费也不足，结果整个社会消费不足，我们只好依赖外需，依赖投资，依赖更加竭泽而渔的房地产业。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无奈之下，中央采取取消农业税、生产土地直补现金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热情，多年下来的结果已经证明，这些政策的收效是有限的，农村、农业、农民状况恶化的情况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把集体农业强制变为个体农业，这是方向性错误，是在重复刘少奇当年坚持的个体所有制，是在倒退回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是农村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刘少奇他们当年未必不能看到毛泽东看到的农村合作化的前途，他们把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农业社会化对立起来，第一个原因是教条主义，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对于马列主义的一知半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实现自己解放的第一步，巴黎公社搞的是城市暴动，列宁也是走的城市暴动路线，而中国却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不同道路，但它同样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这个普遍原理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最有可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内首先发生，而列宁在农业的俄国搞了第一个社会主义，也没有等到俄国工业化，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之后才搞所有制变革，才搞生产方式革命。如果说经济基础就是要上层建筑无条件地去适应它自己，而它自己却不打算做任何改变，那这样的理论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讲，就是剥削制度的经济基础造成的，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通过先强制改变上层建筑，来改变生产关系，从而对经济基础进行强制变革，对整个经济制度强制变革，最后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经济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列宁在俄国就是这么做的，在还没有工业化的时候就搞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加快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斯大林就是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依靠新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如果没有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快速工业化，苏联不但不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那么大的贡献，对于打败希特勒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很可能整个世界的历史要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面貌。

毛泽东总是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不断调整对实际问题的看法，并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的方针政策。早在1948年，民主革命即将胜利了，毛泽东就开始觉察到，革命胜利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他开始对全党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始走第二步。这才有七届二中全会上，党内同意下一步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他不反对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他不想去触碰这个矛盾，因此他希望革命停留在的第一步就可以了，现实的问题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者毛泽东都已经走向了新的历史，刘少奇却还在那里“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那时，刘少奇还对剥削、党员雇工大力支持，认为“党员不能雇工、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这些已经不是是否坚持《共同纲领》的问题，而是直接违反马列主义的本质原则的问题，是还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消灭私有制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公然反对中国革命走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步。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剥削，即使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不能消灭剥削，但要限制剥削，减少剥削，决不能鼓励剥削，尤其不能鼓励党员剥削。他虽然也强调不是鼓励党员单干、党员雇工，但实际效果是鼓励单干，也鼓励党员剥削。这应该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的剥削有功论的来源之一。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很愿意借助党内刘少奇这些人的支持，抵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直到文革开始后，不是还有章士钊老先生写信高度赞扬刘少奇是共产党的好领导，是好人，希望“毛公和刘公不要起纷争，合则如何，不合则又如何”云云吗？章士钊饱学而却实际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争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装着不知道。他们心里都和刘少奇一样，只有还允许剥削的新民主主义，根本没有那个要彻底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刘少奇底下有一批人，像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等等，他们都跟着刘少奇的调子，总是以不违反《共同纲领》为理由，坚决拒绝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包括反对高岗在东北反搞集体经济、反对山西省委在山西搞集体经济。在最高决策层，就人数而言，毛泽东的支持者是没有刘少奇的多，但在中下层就不同了，正如毛泽东说的，中国人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找刘少奇、刘澜涛、薄一波他们谈话，叫他们不要忘记七届二中全会党的决议确立的社会主义方向。1951年9月，毛泽东还亲自主持并让陈伯达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陈伯达当时担任着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1951年12月15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一个党内通知，并加批语将这个文件下发到各地，要求“全党必须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批语实际是批评刘少奇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59）。

1952年6月，毛泽东在统战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该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65）。这是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党内外政治形势提出的最新的论断。这个论断说明他和刘少奇等人在重大问题上更加拉开了距离。毛泽东是把反对还是赞成搞合作化提到了新时期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来了。接着在1952年9月，为了反击刘少奇他们反对任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因素、十年之内不谈社会主义过渡、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今后要看情况的一类的论调，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出倡导：从现在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要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这个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进而，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完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里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批评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变化，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这个“右倾的错误”在当时就是指刘少奇提出的“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些论调分别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驳斥（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81-82，《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生产关系的基础是所有制，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从所有制着手改变生产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即雇工、贸易、借贷、租地的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共产党要的革命结果。所以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使帝国主义绝望，让封建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让在历史中发生的资本主义，也在历史中消灭，让它永远地“睡”到土地中去。

毛泽东在革命胜利的前夕写出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进行教育和改造，使他们接受同意实行私有企业国有化，人民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他们造反。“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而现在出现的“严重的问题”不光是教育农民的问题，而是首先要教育党的干部，而且是教育党的有决策权的高级干部的问题了。这恐怕是毛主席当时在写《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没有估计到的事情。以搞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的一些人，却带头反对搞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都不答应。

毛泽东的批评并没有马上被刘少奇他们接受，这才有1953年7、8月间中央财经会议的激烈的斗争，出现“薄一波错误”。薄一波在1952年12月就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要向社会主义过渡，扶持国有经济，那这个新税制，就是明显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不利于工人阶级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为什么毛泽东说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新税制”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的？因为二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就是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毛泽东还说，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新税制”薄一波先是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关于“新税制”的社论发表后，资产阶级都拍掌，称赞薄一波。毛主席批评薄一波，是批评他的“新税制”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薄一波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功劳和建国以来的很多成绩还是肯定的。

毛泽东拿出的是七届二中全会上党的决议作为依据，经过1953年7月、8月财经会议的斗争之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才得以成为全党的意志，在国家大政方针层面上，其地位临时取代了《共同纲领》。在那次财经会议的斗争中，高岗是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可惜后来高岗被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联手借助毛泽东的力量搞掉了)。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在1953年的11月份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中说，7、8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问题，没有这个财经会议，总路线的问题，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并贯彻下去之后，一个社会主义高潮出现了。由此开始，我国社会从农村开始进行了一次深翻，封建主义的东西被挖掘出来，资本主义的东西被人民反对。新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自然界。原本预料的合作化带来的劳动力过剩，没有出现，反而由于农民们可以尽力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社会的和自然的方面进军，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进行原来个体农民所不能做到的精耕细作，一时间劳动力大为缺乏，妇女也不得不从此告别几千年来的家庭角色，而走向了社会，走向田间地头，在男女同工同酬的制度下进行直接的生产劳动，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和妇女解放自觉完成一次革命。生产的大发展，新事物、新工具不断引入，新的记账、会计方式介绍到了合作社，农民感到文化知识是那么的重要，而他们又那么缺乏，这又带动了农村文化扫盲运动，随着不久《农业十七条》的实行，农村医疗卫生运动，植树造林运动，新修水利运动的展开，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在几千年的封建落后的土地上出现了。

4 制定宪法，废除《共同纲领》

刘少奇反对向资产阶级做斗争，反对合作化， “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本质就是不想搞社会主义。毛泽东没有想到，他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提出的指导中国革命的两步走理论，在革命时期看来是没有缺陷、没有造成党内重大意见分歧，却在革命胜利后成为了“有缺陷的”、造成党内重大意见分歧的理论了。两步走“书分两头”，毛泽东和刘少奇 “各表一章”，刘少奇他们都裹足不前了，仿佛革命仅仅就是为了第一步，根本没有什么第二步，看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被共产党自己束之高阁了。毛泽东不能接受这个状况。毛泽东也十分清楚，虽然1952年、53年通过一系列的党内的关门争论、批评和斗争，刘少奇才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反对合作化了，但党内的反对意见是暂时被压制下去了，是表面上被压制下去了，实际上很多人是不接受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有机会就会反对这个总路线。当时就出现一种论调，说“社会主义（合作化）只有三年的优越性”。这种论调就是要随时准备抓住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造成的某些表面的缺点，攻击合作化的本质，去复辟“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所以，毛泽东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找到了立宪，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取代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共同纲领》，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开辟道路，让新民主主义秩序成为历史。1954年的宪法就是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它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写进去了，变成了全国性的根本大法，而不再只是共产党一个党派的政治和经济路线，而且毛泽东是亲自组织宪法草案的起草，没有再委托周恩来执笔起草。

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做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宪法在北京有500多人参加讨论，在全国有8000多人参加讨论，收到了5900多条意见，还不包括疑问。宪法总结了民主革命和最近5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尤其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包括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确立了两个根本的原则：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并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了。民主原则就是人民民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原则就是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最终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灵活性是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逐步的，是要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和“各种形式”就是灵活性。毛泽东说，用宪法这样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才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

《共同纲领》在1949年是进步的、是革命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毛泽东说在中国革命的两步之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能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但《共同纲领》实行的结果已经证明，它使共产党内外急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人(他们基本都是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团结一致，结成同盟，去反对当时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同盟，而一个横插的“资产阶级专政”已经怀胎了，就要出世了。从这些就明显看出了《共同纲领》及其所执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局限性，它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但是，在当时，还不能废除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还不能用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所以，毛泽东说，1954年的宪法，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尽管如此，它的通过和颁布，总算终止了《共同纲领》就要造成的资产阶级专政。因此，相对于民主革命的流血革命而言，1954年宪法的通过和颁布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孙中山当年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睡大觉，结果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地主阶级的袁世凯窃取。这样的历史错误，不管重复起来是悲剧、喜剧，还是闹剧、滑稽剧，毛主席都是不会犯的，他不会让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被地主资产阶级窃取(为了进一步地保护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不久就在八大前后开始为将来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人民民主专政的做铺垫，再经过1956年的波匈事件、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1962年的重提阶级斗争、1963年的中苏论战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基本形成，不久实践这一理论的文化大革命爆发，1975年修改宪法，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1975年宪法才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贯彻了巴黎公社原则的社会主义宪法，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以后另文谈)。

5“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1954年的宪法确实起到了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作用，随后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出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底也基本完成了。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为城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大大缩短了这两大改造的时间，至1956年上半年，三大改造都取得决定性胜利，农村集体经济基本建成，城市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也基本建成。现在反观历史，如果当时不是走了互助合作经济，又经过一个时期，最终实现了农村的集体经济和城市的全民经济与集体经济，我们也不可能从1950年开始，仅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工业化，建立起来了完备的、合理布局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成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的基础和保障，使社会主义中国当时最终完全摆脱了被帝国主义重新奴役的危险。

1955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执行了资产阶级的纲领（但他同时肯定了邓子恢的历史功劳）。这个批评其实也是对刘少奇提出的，毛主席甚至不点名批评刘少奇“确保私有”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上做文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其实，即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农户是以私有的土地、大农具、大牲口入股，在社内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资本主义的因素是矛盾着的，就是这样的合作社，刘少奇他都还要反对，可见他反对社会主义都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

一方面是严肃的批评，一方面是宽大的态度。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原则和做法。所以，他允许在这个时期掉队的或者思想存在动摇倾向的同志继续革命，希望没有犯错误的同志不要当《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里的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自己被革了命。所以刘少奇反对合作化，拒绝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当时也不是什么不能原谅的问题，毛泽东还是让刘少奇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继续革命。1956年9月15至27日八大召开，毛泽东开幕讲话后，刘少奇就还是获得了那个念八大政治报告的机会。这个政治报告是秀才班子以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为纲要起草的。根据最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的记载，毛泽东从8月8日开始修改初稿，然后是逐章逐节反复审定，并亲笔修改加写了很多关键的内容，直到9月14日凌晨2点，就是八大开幕的头一天，还在就有关部分做最后的修改，确定具体的表达方法。报告在谈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时候有一段说：“从右面偏离总路线的倾向，主要地是仅仅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既得成就，要求把革命停顿下来，不承认我们的革命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不愿意对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采取适当的限制，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这些话每一个字都是在批评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不知道刘少奇在照本宣科念这个报告的时候读到这几句是个什么心情？！（顺便提一下，文革后体制内外很多反毛泽东仇恨社会主义的政客、学者都说，八大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报告，毛泽东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它是违背毛泽东意志的，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所以后来毛泽东就对刘少奇心怀不满，直到发动文革把刘少奇打倒。现在最权威的《毛泽东年谱》无情地粉碎了这种无耻的政治流言）。

刘少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建国初就“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而在于他在1962年前后的旧病复发，在背后再度鼓动全国单干，用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注意：他对所有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要负直接责任！）做借口，妄图再次确立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惕了。那时已经发生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在国际上引发的波匈事件、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高潮，这些在我国国内也引起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苏共和赫鲁晓夫本人还对人民公社进行讽刺遭挖苦，而跟着这个世界潮流的党内党外人士很多，刘少奇居然迎合他们，并借助其力（所谓民意）试图复辟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毛泽东这才感到社会主义制度还远远不稳，无产阶级地位不稳，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已经是那么明确，所以才重提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击退了刘少奇发动的这股复辟风。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马克思致弗•波尔特书信）。邓小平上台后立即开始搞分田到户，走了刘少奇的路线。后来就出现一种舆论说毛泽东是建国初在经济基础还不具备的时候、在社会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过早”搞了社会主义过渡。其实这都是借口。“过早”是个什么意思？什么算“过早”？什么时候就不算“过早”？10年是过早，50年就不过早，100年，500年就不过早？毛泽东当年批评刘少奇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说他“这个说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这个批评揭穿了刘少奇他们“确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欺骗本质。邓小平的改革本质上就是回到了刘少奇要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他不敢这样说，就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这个“秩序”已经搞了30多年了，莫说机器工具也有了，工业化也完成了，就是电气化，电子化也完成了。他们的农业合作化，农业社会化，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又在哪里呢？而且他们的继承人还在想方设法搞“土地流转”，搞“土地确权”，继承人的继承人又在搞“混合所有制”，对照一下这里介绍的建国初的路线斗争，就可以看出，所有他们这些人都无非是在改头换面，搞个欺骗的说法，本质是要彻底土地私有化，从形式到内容都完全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说“过早”了，“没有机器工具”，“先工业化后合作化”，都是借口，过去刘少奇是借口，后来邓小平也是借口，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都是在找这个借口。他们要享受特权，而社会主义就等于取消一切特权，他们不干了，就是这么回事。

毛泽东想的是农民、工人这些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所以从来不觉得社会主义过渡“过早”了，而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想的是一个特权阶级，所以什么时候都是“过早”，一万年也是“过早”，永远是“过早”。问题的本质就是这么明摆着的，清清楚楚，就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别问题，就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现在很多没有一点头脑的人，都跟着邓小平上台之后的资产阶级的舆论，说社会主义搞得“过早”了，集体经济毁掉了农业，使农民吃不饱饭。这都是胡说八道，完完全全的胡说八道。还有人说，毛泽东小农意识，邓小平才是具有什么现代眼光。毛泽东搞大集体，走集体化，搞规模经济，农业生产社会化，消灭小农经济，是小农意识，而邓小平他们想方设法把几千年用过的证明不能解决中国农民致富问题的小农经济请回来了，供上神坛，一切为了小农经济，一切服从小农经济，反而是现代眼光？这是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辩证法？什么样的唯心主义的胡说八道？现在的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走到这种哲学的贫困的？毛泽东说，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见《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主席说的一点不错啊，几十年前的话，现在还是灵的。

2014-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