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合作化，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是劉少奇鄧小平， 而兩年以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三年超過英國，浮誇共產瞎指揮的還是劉少奇鄧小平，剛剛接過國家主席職位，迫不及待 三自一包，分田單幹，導致個體農民失去抵抗天災能力的又是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說他們是黨內資產階級， 說劉鄧要復辟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當時老百姓是不信的。 毛澤東去世之後，鄧小平現身說法， 黨內確實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而黨內資產階級有時偽裝成極左，目的就是敗壞共產黨的名聲， 為復辟准被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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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還是向社會主義過渡？——對比現實看建國初期的兩條路線鬥爭 作者右而左

1 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理論

1940年1月毛澤東寫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對1840年開始的中國近代民主革命進行了時代劃分：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分界，之前為舊民主主義革命，之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時，他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兩步走理論： “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的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為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中間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

在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的前夕，毛澤東察人所未察，精確地看到，抗戰取得最後的勝利已經指日可待，而抗戰勝利之時，可能就將是國民黨發動內戰之日。為了動員各民主黨派和同情共產黨革命的一切社會進步力量，對日本完成最後一擊，也為了贏得將不可避免的對國民黨的內戰，他又發揮了《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於1945年4月寫出了《論聯合政府》，提出了共產黨的一般綱領或具體綱領（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共產黨的最低綱領是要徹底完成各革命階級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歷史任務，完全地實現民主革命的目標，“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從而“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態和社會狀態中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態，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但是，這個綱領的實現，還沒有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者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毫無疑義的。我們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最高理想。共產黨人入黨的時候，心中就是懸着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 “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論聯合政府》）。

2 《共同綱領》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障礙

1949年新中國成立標誌着中國革命基本走完第一步，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共產黨的最低綱領。接着要走的是第二步，就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然後開展社會主義建設，讓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國。這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及其後一系列著作里提出的思想，也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任務。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是為滿足新中國建立的需要，起到了臨時憲法作用的一個文件。周恩來是這個文件的起草人。他的確是最合適的人選，因為他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之一，理解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思想，也熟悉共產黨的革命綱領、具體政策和策略；另一方面他自抗戰以來就一直廣泛地和各民主黨派打交道，知道民主黨派都在想什麼。這個建國大綱，遵循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把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以及1949年6月才寫出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思想，都結合進去了，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政體，確立“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管理國家政權。但是，《共同綱領》作為建國大綱，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雖然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兼顧了最大多數的中國人民的利益，但依據它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是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國家，遠不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最關鍵的是它迴避了社會主義的前途，遺留的最大的問題是，只要遵循它，則向社會主義過渡就成為不可能的事，人民民主專政也不能變成無產階級專政，這就等於是實際上拒絕了將來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放棄了共產黨的最高綱領。

《共同綱領》的問題不在於它所規定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它因為只是原則的規定，實際上參與人民民主專政的各階級皆大歡喜）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它在當時是一個還沒有具體方案的長遠的目標，在1949年基本上還提不到日程上來），而在於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它遵循的是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是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而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是要完成《共產黨宣言》提出的“消滅私有制”，從而消滅剝削和壓迫，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共同綱領》在經濟政策的總則下規定：“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然後具體規定了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村合作經濟三種基本經濟形勢。經濟政策涉及到人民民主專政中那個“人民”中的每個階級（當時指的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四個階級）和每個具體的人。民主黨派也許不懂得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但是這個《共同綱領》卻實際上起到了用經濟基礎把上層建築限定死，使之無法向社會主義國家的上層建築過渡！這反過來也就限定死了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能動的反作用。這樣一來，《共同綱領》確定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就可以無限期存在下去，即永遠不變革私有制的生產方式，不變革私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其最終的結果必然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成為主要掌握着國家主要經濟命脈的資產階級及其同盟者小資產階級對於勞動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專政，而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就成為了一個與以往的革命沒有什麼不同的簡單的改朝換代。所以說，《共同綱領》實際上就是拒絕了社會主義，放棄了共產黨的最高綱領。

3“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還是向社會主義過渡？

《共同綱領》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路線之間是有衝突的，這種衝突在建國後不久在具體執行黨的路線的時候就尖銳起來了。它首先發生在共產黨高層領導之間，具體表現為毛澤東和劉少奇這兩個最高領導人之間。劉少奇基本上不顧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路線，主張在建國後“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他反對對資產階級的任何鬥爭，認為資產階級不能消滅，消滅了你還要把他請回來，對資產階級要和平競爭，經濟競爭，要與資產階級合作。他也說是“有團結有鬥爭”，但他實際是只要團結，取消鬥爭。早在1949年4月，《共同綱領》還只是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君子協定”，即還沒有寫成文字的時候，他到天津去講話，反覆強調資產階級不是我們鬥爭的對象，而是我們的陣線，要勞資兩利，資本家剝削是合法的，我們消滅國民黨的一黨獨裁，不是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獨裁。他說的這些確實都是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思想發揮來的，在當時民主革命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的時候，也符合毛澤東為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反帝反封建而提出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說法的。那個時候，毛澤東對民族資產階級也是奉行歷來的策略，“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但不會因為團結而放棄鬥爭。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看上去和毛澤東沒有什麼不同，實際上卻是有原則性區別的。只強調團結的一面，忽視鬥爭的一面，這即使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都是錯誤的，何況革命的進程已經到了要走社會主義革命這第二步了。1949年9月，在全國政協會議的一次討論會上，劉少奇說，中共是以一個政黨的資格參加政協，在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的基礎上與各民主黨派忠誠合作，來決定中國一切的主要問題。在中國採取社會主義步驟，還是相當長久以後的事情（參見姚力文、劉建平《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姚力文曾是劉少奇的秘書）。這個，劉少奇就錯得離譜了，不但是忽視了社會主義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不同的本質，是喪失了共產黨的原則，是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違反他萬分欣賞的《共同綱領》本身要求的，他可能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共同綱領》規定了“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共產黨在政協里不是以一個普通政黨的資格參加會議，而是以領導者的資格組織和主持會議（1957年章伯鈞他們要和共產黨平起平坐，輪流坐莊，其實就是劉少奇這個思想的一個延續，一個擴展）。

劉少奇“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態度和行動在合作化問題上同樣堅決。互助合作經濟最早在1927至1936年的土地革命時期就出現了，那時在江西蘇區，分得了土地卻沒有什麼耕作農具，靠自家單個的力量無法完成耕作的農民，就自發搞起了變工隊、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之類。互助合作後來在革命老區都得到一定程度發展。因為這個歷史緣故，解放後初期，互助合作經濟搞得早搞得好搞得徹底的都是革命老區，如東北、山西。當時高崗在東北主政，那時他去蘇聯多，看到了蘇聯搞成了集體農莊，就贊成東北農村經濟逐步地向集體經濟過渡，通過互助組合作社向集體農莊發展，認為這才是農民豐衣足食的必然的出路。對於同時也存在的部分農民要求搞單幹，高崗提出不能放任自流。於是，他就搞了一些獎勵互助合作的政策，去推動互助合作。但劉少奇認為高崗的政策是歧視單幹，是主張在土改之後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違反《共同綱領》的。所以，他對高崗提出嚴肅的批評，說高崗想從變工隊、互助組向集體農莊發展是急性病。劉少奇認為，集體農莊是機器搞大生產，它否定了個體經濟，是生產方式上的革命，現在我們沒有機器工具，不能搞合作化，對個體經濟就是要放任自流。山西省委步子更大，搞了一種“積累公積金、按勞分配”因素的農業合作社，並向華北局報告。當時是劉瀾濤當華北局的第一書記，他得到山西的報告後，拿不定主意，就請示劉少奇，劉少奇明確反對在不具備農業機械技術條件的情況下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劉瀾濤就根據他的這個指示批覆山西“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甚至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和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因而是錯誤的”。1951年5月，劉少奇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什麼時候搞社會主義？十年之內談不到社會主義，十年之後還要看實際情況。劉少奇還批評山西省委搞的社會主義改造路線是“錯誤的、危險的、是幻想的社會主義、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 他這實際是批判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是支持山西省委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59）。當時，毛澤東不但支持山西搞互助合作，也支持高崗在東北搞互助合作。

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社會變革的力量要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中去尋找。最早在蘇區出現的變工隊、互助組，進而是合作社，就是一種社會變革，是直接對着當時中國農村非常原始的生產方式發出的社會變革要求。土地改革，使農民分得了土地，“耕者有其田”了，但這隻破壞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沒有破壞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分得土地不是革命的終極目的，讓中國人民都過上富足的、自由的、不再遭受壓迫和剝削的生活才是終極目的。所以才有了怎麼“耕”成了問題：是繼續已經有幾千年歷史的個體耕作，還是改走集體化道路？毛澤東看到了這種變革的發生歷史必然性和不可阻擋的力量，要求黨的工作要順應這個社會變革的要求。土地改革後，農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是農業工具少而落後的狀況是一樣的，有的地方是幾個家庭合分一副犁，一副耙，北方地區兩三家合分一頭驢子，五六家合分一頭騾子更是常見的。拿那個著名的王國藩合作社裡的農民做例子，23戶人家只有“三條驢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搞互助合作，每家每戶連最簡單的耕作都不能搞，還談什麼翻身做主，過上好日子？在這樣的基礎上，如果不走互助合作化的路，國家工業化又要從農業積累資本，那這個工業化怎麼完成？毛澤東還舉出河北一個只有6戶人家的很小的合作社作為例子，來說明合作化所代表的方向，在那個合作社裡三戶貧農不想幹了，三戶貧農堅持要幹下去，結果他們留下了，社的組織也保留了。毛澤東認為留下的這三戶貧農所指示的方向，就是當時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載《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

劉少奇並不反對必須完成國家的工業化，完成農業社會化，變落後的農業的中國為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這種主張也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首先提出的。但劉少奇把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的關係對立起來了，認為沒有機器工具就不能搞農業合作化，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是站不住腳的。而毛澤東是辯證地看待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的關係的，他認為農業國必須變成工業國，農業就要社會化，農業要社會化，就要先從互助合作開始，農業的合作化只會促進工業化，而不是與工業化產生衝突。因為工業產品也要靠農業去去消化，如果農業生產力還是個體經營，就提升不了生產能力，就會拒絕新生產力，拒絕機器生產，拖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後腿。比如說，工業化必然要發展重工業，要生產拖拉機，要生產化學肥料，農業運輸機械，要對農業供應煤油，電力這些產品。如果當時農業停在基本機器農具都不能採用的原始個體農業狀態，這些工業產品都沒有辦法消化，而只有合作化帶來的大規模生產，大規模經營，才能大量地使用這些產品。毛澤東這個看法拿到當今的現實中還是正確的，現在老說內需不足，說農村消費、農業發展跟不上工業發展的步伐。那這個原因在哪裡？根本上說就在於農村回到了個體所有制，在農村，除了國營農場、少數所謂的種糧大戶和一些自然地理條件好的地區的農民之外，絕大部分的農民從事生產不需要大型機械，也不需要那麼多的電力，煤油，石油，而農業對化肥、地膜這類工業產品的加大的需求，不僅不能證明是農村生產力得到發展，反而證明了農村生產力正在萎縮，因為個體的農民已經沒有能力對土地搞精耕細作，只能依靠化肥、依靠地膜來增加土地的產出。這是竭澤而漁，大批土地的板結，離開化肥就會大幅減產就是最好的證明。個體農民的農業收入已經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青壯年只好外出打工，用城市打工收入貼補農村家庭的開銷。在這樣的情況下，幾億農民的消費又怎麼能足起來呢？農業消費不足，占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消費也不足，結果整個社會消費不足，我們只好依賴外需，依賴投資，依賴更加竭澤而漁的房地產業。這是一種惡性循環。無奈之下，中央採取取消農業稅、生產土地直補現金來刺激農民的生產熱情，多年下來的結果已經證明，這些政策的收效是有限的，農村、農業、農民狀況惡化的情況還是沒有從根本上扭轉過來。把集體農業強制變為個體農業，這是方向性錯誤，是在重複劉少奇當年堅持的個體所有制，是在倒退回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是農村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

劉少奇他們當年未必不能看到毛澤東看到的農村合作化的前途，他們把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農業社會化對立起來，第一個原因是教條主義，第二個原因就是他們對於馬列主義的一知半解。馬克思主義認為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實現自己解放的第一步，巴黎公社搞的是城市暴動，列寧也是走的城市暴動路線，而中國卻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不同道路，但它同樣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取得政權這個普遍原理的。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最有可能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內首先發生，而列寧在農業的俄國搞了第一個社會主義，也沒有等到俄國工業化，成為發達的資本主義之後才搞所有制變革，才搞生產方式革命。如果說經濟基礎就是要上層建築無條件地去適應它自己，而它自己卻不打算做任何改變，那這樣的理論就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從根本上講，就是剝削制度的經濟基礎造成的，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通過先強制改變上層建築，來改變生產關係，從而對經濟基礎進行強制變革，對整個經濟制度強制變革，最後建立新的生產關係，新的經濟制度，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列寧在俄國就是這麼做的，在還沒有工業化的時候就搞了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從而加快經濟基礎的變革，而斯大林就是依靠社會主義的制度，依靠新的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工業化，如果沒有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快速工業化，蘇聯不但不會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那麼大的貢獻，對於打敗希特勒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且很可能整個世界的歷史要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面貌。

毛澤東總是隨着革命進程的發展不斷調整對實際問題的看法，並提出解決實際問題的具體的方針政策。早在1948年，民主革命即將勝利了，毛澤東就開始覺察到，革命勝利之後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指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矛盾。因此，他開始對全黨強調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要向社會主義過渡，開始走第二步。這才有七屆二中全會上，黨內同意下一步是向社會主義過渡。劉少奇，他不反對說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主要的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但他不想去觸碰這個矛盾，因此他希望革命停留在的第一步就可以了，現實的問題是“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新民主主義論的提出者毛澤東都已經走向了新的歷史，劉少奇卻還在那裡“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

那時，劉少奇還對剝削、黨員僱工大力支持，認為“黨員不能僱工、不能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思想”。這些已經不是是否堅持《共同綱領》的問題，而是直接違反馬列主義的本質原則的問題，是還要不要馬克思主義、要不要消滅私有制而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就是公然反對中國革命走社會主義革命這一步。共產黨革命的目標就是要消滅剝削，即使在新民主主義階段還不能消滅剝削，但要限制剝削，減少剝削，決不能鼓勵剝削，尤其不能鼓勵黨員剝削。他雖然也強調不是鼓勵黨員單幹、黨員僱工，但實際效果是鼓勵單幹，也鼓勵黨員剝削。這應該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的剝削有功論的來源之一。民族資產階級當然是很願意藉助黨內劉少奇這些人的支持，抵制社會主義改造的。一直到文革開始後，不是還有章士釗老先生寫信高度讚揚劉少奇是共產黨的好領導，是好人，希望“毛公和劉公不要起紛爭，合則如何，不合則又如何”云云嗎？章士釗飽學而卻實際根本不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所爭的到底是什麼，或者裝着不知道。他們心裡都和劉少奇一樣，只有還允許剝削的新民主主義，根本沒有那個要徹底消滅剝削的社會主義。劉少奇底下有一批人，像劉瀾濤、薄一波、安子文等等，他們都跟着劉少奇的調子，總是以不違反《共同綱領》為理由，堅決拒絕任何社會主義的經濟因素，包括反對高崗在東北反搞集體經濟、反對山西省委在山西搞集體經濟。在最高決策層，就人數而言，毛澤東的支持者是沒有劉少奇的多，但在中下層就不同了，正如毛澤東說的，中國人民是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不得不找劉少奇、劉瀾濤、薄一波他們談話，叫他們不要忘記七屆二中全會黨的決議確立的社會主義方向。1951年9月，毛澤東還親自主持並讓陳伯達執筆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陳伯達當時擔任着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1951年12月15日，毛澤東又親自起草了一個黨內通知，並加批語將這個文件下發到各地，要求“全黨必須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這個批語實際是批評劉少奇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59）。

1952年6月，毛澤東在統戰部起草的一個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該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65）。這是毛澤東根據當時的黨內外政治形勢提出的最新的論斷。這個論斷說明他和劉少奇等人在重大問題上更加拉開了距離。毛澤東是把反對還是贊成搞合作化提到了新時期的階級鬥爭的問題上來了。接着在1952年9月，為了反擊劉少奇他們反對任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經濟因素、十年之內不談社會主義過渡、什麼時候搞社會主義今後要看情況的一類的論調，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發出倡導：從現在開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時間要基本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這個時間以後才開始過渡。進而，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完整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裡基本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批評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變化，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這個“右傾的錯誤”在當時就是指劉少奇提出的“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這些論調分別進行了簡明扼要的駁斥（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81-82，《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

生產關係的基礎是所有制，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就是要從所有制着手改變生產關係。在毛澤東看來，在三畝地上“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即僱工、貿易、借貸、租地的自由），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農，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不是共產黨要的革命結果。所以必須建立社會主義的所有制，使帝國主義絕望，讓封建主義絕種，小生產絕種，讓在歷史中發生的資本主義，也在歷史中消滅，讓它永遠地“睡”到土地中去。

毛澤東在革命勝利的前夕寫出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進行教育和改造，使他們接受同意實行私有企業國有化，人民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他們造反。“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的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而現在出現的“嚴重的問題”不光是教育農民的問題，而是首先要教育黨的幹部，而且是教育黨的有決策權的高級幹部的問題了。這恐怕是毛主席當時在寫《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時候，無論如何也沒有估計到的事情。以搞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共產黨的一些人，卻帶頭反對搞社會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都不答應。

毛澤東的批評並沒有馬上被劉少奇他們接受，這才有1953年7、8月間中央財經會議的激烈的鬥爭，出現“薄一波錯誤”。薄一波在1952年12月就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新稅制”。要向社會主義過渡，扶持國有經濟，那這個新稅制，就是明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有利於資本主義的，不利於工人階級的，不利於社會主義的。為什麼毛澤東說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新稅制”是違背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的？因為二中全會決議明確提出，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從活動範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濫。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新稅制”講“公私一律平等”，就是違背了國營經濟是領導成分的路線。毛澤東還說，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彈打中了一個靶子，就是薄一波”。毛澤東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新稅制”薄一波先是徵求了資產階級的意見，和資產階級訂了君子協定，卻沒有向中央報告。關於“新稅制”的社論發表後，資產階級都拍掌，稱讚薄一波。毛主席批評薄一波，是批評他的“新稅制”及其可能帶來的後果，對於薄一波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功勞和建國以來的很多成績還是肯定的。

毛澤東拿出的是七屆二中全會上黨的決議作為依據，經過1953年7月、8月財經會議的鬥爭之後，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才得以成為全黨的意志，在國家大政方針層面上，其地位臨時取代了《共同綱領》。在那次財經會議的鬥爭中，高崗是堅定站在毛澤東一邊的(可惜後來高崗被劉少奇、鄧小平他們聯手藉助毛澤東的力量搞掉了)。幾個月之後，毛澤東在1953年的11月份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談話中說，7、8月的財經會議，主要就是解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問題，沒有這個財經會議，總路線的問題，許多同志是沒有解決的。

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確定並貫徹下去之後，一個社會主義高潮出現了。由此開始，我國社會從農村開始進行了一次深翻，封建主義的東西被挖掘出來，資本主義的東西被人民反對。新的生產關係解放了生產力，也解放了自然界。原本預料的合作化帶來的勞動力過剩，沒有出現，反而由於農民們可以盡力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社會的和自然的方面進軍，向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進行原來個體農民所不能做到的精耕細作，一時間勞動力大為缺乏，婦女也不得不從此告別幾千年來的家庭角色，而走向了社會，走向田間地頭，在男女同工同酬的制度下進行直接的生產勞動，使中國傳統的家庭和婦女解放自覺完成一次革命。生產的大發展，新事物、新工具不斷引入，新的記賬、會計方式介紹到了合作社，農民感到文化知識是那麼的重要，而他們又那麼缺乏，這又帶動了農村文化掃盲運動，隨着不久《農業十七條》的實行，農村醫療衛生運動，植樹造林運動，新修水利運動的展開，一個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在幾千年的封建落後的土地上出現了。

4 制定憲法，廢除《共同綱領》

劉少奇反對向資產階級做鬥爭，反對合作化， “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本質就是不想搞社會主義。毛澤東沒有想到，他在革命最艱難的時候提出的指導中國革命的兩步走理論，在革命時期看來是沒有缺陷、沒有造成黨內重大意見分歧，卻在革命勝利後成為了“有缺陷的”、造成黨內重大意見分歧的理論了。兩步走“書分兩頭”，毛澤東和劉少奇 “各表一章”，劉少奇他們都裹足不前了，仿佛革命僅僅就是為了第一步，根本沒有什麼第二步，看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要被共產黨自己束之高閣了。毛澤東不能接受這個狀況。毛澤東也十分清楚，雖然1952年、53年通過一系列的黨內的關門爭論、批評和鬥爭，劉少奇才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不反對合作化了，但黨內的反對意見是暫時被壓制下去了，是表面上被壓制下去了，實際上很多人是不接受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一有機會就會反對這個總路線。當時就出現一種論調，說“社會主義（合作化）只有三年的優越性”。這種論調就是要隨時準備抓住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造成的某些表面的缺點，攻擊合作化的本質，去復辟“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所以，毛澤東在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找到了立憲，用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取代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共同綱領》，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開闢道路，讓新民主主義秩序成為歷史。1954年的憲法就是在這麼一個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它把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寫進去了，變成了全國性的根本大法，而不再只是共產黨一個黨派的政治和經濟路線，而且毛澤東是親自組織憲法草案的起草，沒有再委託周恩來執筆起草。

毛澤東在1954年6月14日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做關於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憲法在北京有500多人參加討論，在全國有8000多人參加討論，收到了5900多條意見，還不包括疑問。憲法總結了民主革命和最近5年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尤其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包括社會改革、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政府工作的經驗，確立了兩個根本的原則：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並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了。民主原則就是人民民主，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原則就是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最終達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靈活性是達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逐步的，是要經過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逐步”和“各種形式”就是靈活性。毛澤東說，用憲法這樣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才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和正確的道路可走。

《共同綱領》在1949年是進步的、是革命的，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是落後的，甚至是反動的。毛澤東說在中國革命的兩步之間（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能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但《共同綱領》實行的結果已經證明，它使共產黨內外急於“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人(他們基本都是資產階級或者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團結一致，結成同盟，去反對當時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同盟，而一個橫插的“資產階級專政”已經懷胎了，就要出世了。從這些就明顯看出了《共同綱領》及其所執行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歷史局限性，它不符合社會主義革命的需要。但是，在當時，還不能廢除人民民主專政的說法，還不能用無產階級專政取而代之。所以，毛澤東說，1954年的憲法，只是一個過渡時期的憲法，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還不是完全社會主義的憲法。儘管如此，它的通過和頒布，總算終止了《共同綱領》就要造成的資產階級專政。因此，相對於民主革命的流血革命而言，1954年憲法的通過和頒布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孫中山當年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上睡大覺，結果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地主階級的袁世凱竊取。這樣的歷史錯誤，不管重複起來是悲劇、喜劇，還是鬧劇、滑稽劇，毛主席都是不會犯的，他不會讓無產階級革命的成果被地主資產階級竊取(為了進一步地保護無產階級革命的成果，毛澤東不久就在八大前後開始為將來用無產階級專政取代人民民主專政的做鋪墊，再經過1956年的波匈事件、1957年的整風和反右、1962年的重提階級鬥爭、1963年的中蘇論戰這一系列事件之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基本形成，不久實踐這一理論的文化大革命爆發，1975年修改憲法，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體。1975年憲法才是我國第一部，也是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部較為完整貫徹了巴黎公社原則的社會主義憲法，有關這方面的內容，以後另文談)。

5“陳舊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

1954年的憲法確實起到了開闢社會主義道路的作用，隨後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出現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1955年底也基本完成了。這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就為城市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大大縮短了這兩大改造的時間，至1956年上半年，三大改造都取得決定性勝利，農村集體經濟基本建成，城市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也基本建成。現在反觀歷史，如果當時不是走了互助合作經濟，又經過一個時期，最終實現了農村的集體經濟和城市的全民經濟與集體經濟，我們也不可能從1950年開始，僅僅用了20多年的時間，就基本完成工業化，建立起來了完備的、合理布局的工業體系。這個體系成為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快速發展的國防工業的基礎和保障，使社會主義中國當時最終完全擺脫了被帝國主義重新奴役的危險。

1955年毛澤東批評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執行了資產階級的綱領（但他同時肯定了鄧子恢的歷史功勞）。這個批評其實也是對劉少奇提出的，毛主席甚至不點名批評劉少奇“確保私有”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上做文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其實，即使當時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也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農戶是以私有的土地、大農具、大牲口入股，在社內社會主義的因素和資本主義的因素是矛盾着的，就是這樣的合作社，劉少奇他都還要反對，可見他反對社會主義都到了什麼樣的一種程度。

一方面是嚴肅的批評，一方面是寬大的態度。這是毛主席一貫的原則和做法。所以，他允許在這個時期掉隊的或者思想存在動搖傾向的同志繼續革命，希望沒有犯錯誤的同志不要當《阿Q正傳》裡的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當《水滸傳》裡的王倫，不准人家革命，結果自己被革了命。所以劉少奇反對合作化，拒絕向社會主義過渡，在當時也不是什麼不能原諒的問題，毛澤東還是讓劉少奇繼續擔任國家領導人，繼續革命。1956年9月15至27日八大召開，毛澤東開幕講話後，劉少奇就還是獲得了那個念八大政治報告的機會。這個政治報告是秀才班子以毛澤東1956年4月25日的《論十大關係》為綱要起草的。根據最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的記載，毛澤東從8月8日開始修改初稿，然後是逐章逐節反覆審定，並親筆修改加寫了很多關鍵的內容，直到9月14日凌晨2點，就是八大開幕的頭一天，還在就有關部分做最後的修改，確定具體的表達方法。報告在談到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時候有一段說：“從右面偏離總路線的傾向，主要地是僅僅滿足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既得成就，要求把革命停頓下來，不承認我們的革命有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要，不願意對城市和農村的資本主義採取適當的限制，不相信黨能夠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不相信黨能夠領導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這些話每一個字都是在批評劉少奇和他的支持者，不知道劉少奇在照本宣科念這個報告的時候讀到這幾句是個什麼心情？！（順便提一下，文革後體制內外很多反毛澤東仇恨社會主義的政客、學者都說，八大政治報告是劉少奇開創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報告，毛澤東事先一點也不知道，因為它是違背毛澤東意志的，也沒有提毛澤東思想，所以後來毛澤東就對劉少奇心懷不滿，直到發動文革把劉少奇打倒。現在最權威的《毛澤東年譜》無情地粉碎了這種無恥的政治流言）。

劉少奇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他建國初就“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而在於他在1962年前後的舊病復發，在背後再度鼓動全國單幹，用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注意：他對所有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要負直接責任！）做藉口，妄圖再次確立他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就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警惕了。那時已經發生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報告在國際上引發的波匈事件、世界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高潮，這些在我國國內也引起了一系列嚴重後果，蘇共和赫魯曉夫本人還對人民公社進行諷刺遭挖苦，而跟着這個世界潮流的黨內黨外人士很多，劉少奇居然迎合他們，並藉助其力（所謂民意）試圖復辟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毛澤東這才感到社會主義制度還遠遠不穩，無產階級地位不穩，資本主義復辟的苗頭已經是那麼明確，所以才重提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擊退了劉少奇發動的這股復辟風。

“陳舊的東西總是力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復和鞏固”（馬克思致弗•波爾特書信）。鄧小平上台後立即開始搞分田到戶，走了劉少奇的路線。後來就出現一種輿論說毛澤東是建國初在經濟基礎還不具備的時候、在社會條件還不成熟的時候，“過早”搞了社會主義過渡。其實這都是藉口。“過早”是個什麼意思？什麼算“過早”？什麼時候就不算“過早”？10年是過早，50年就不過早，100年，500年就不過早？毛澤東當年批評劉少奇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說他“這個說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還叫走向？”這個批評揭穿了劉少奇他們“確定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欺騙本質。鄧小平的改革本質上就是回到了劉少奇要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他不敢這樣說，就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這個“秩序”已經搞了30多年了，莫說機器工具也有了，工業化也完成了，就是電氣化，電子化也完成了。他們的農業合作化，農業社會化，不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又在哪裡呢？而且他們的繼承人還在想方設法搞“土地流轉”，搞“土地確權”，繼承人的繼承人又在搞“混合所有制”，對照一下這裡介紹的建國初的路線鬥爭，就可以看出，所有他們這些人都無非是在改頭換面，搞個欺騙的說法，本質是要徹底土地私有化，從形式到內容都完全復辟資本主義。他們說“過早”了，“沒有機器工具”，“先工業化後合作化”，都是藉口，過去劉少奇是藉口，後來鄧小平也是藉口，所有反對社會主義的人都是在找這個藉口。他們要享受特權，而社會主義就等於取消一切特權，他們不幹了，就是這麼回事。

毛澤東想的是農民、工人這些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所以從來不覺得社會主義過渡“過早”了，而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想的是一個特權階級，所以什麼時候都是“過早”，一萬年也是“過早”，永遠是“過早”。問題的本質就是這麼明擺着的，清清楚楚，就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分別問題，就是要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的問題。現在很多沒有一點頭腦的人，都跟着鄧小平上台之後的資產階級的輿論，說社會主義搞得“過早”了，集體經濟毀掉了農業，使農民吃不飽飯。這都是胡說八道，完完全全的胡說八道。還有人說，毛澤東小農意識，鄧小平才是具有什麼現代眼光。毛澤東搞大集體，走集體化，搞規模經濟，農業生產社會化，消滅小農經濟，是小農意識，而鄧小平他們想方設法把幾千年用過的證明不能解決中國農民致富問題的小農經濟請回來了，供上神壇，一切為了小農經濟，一切服從小農經濟，反而是現代眼光？這是什麼樣的邏輯，什麼樣的辯證法？什麼樣的唯心主義的胡說八道？現在的人是怎麼走到這一步，走到這種哲學的貧困的？毛澤東說，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主義，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見《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毛主席說的一點不錯啊，幾十年前的話，現在還是靈的。

2014-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