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產生國家的領導人？十八大的時候，紐約時報的編輯給我來了一個郵件，說張教授，能不能寫篇評論，我的這個文章的標題是，選賢任能挑戰西方民主。我就和他說一個簡單的故事，我說你看一下，中國十八大產生的最高執政團隊，政治局常委，他們的履歷，基本的要求：兩任省委書記。也就是說，至少治理過一億人口，而且要有政績。我說你看一下習近平，他治理過三個省，當第一把手，福建、浙江、上海，這三個省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約是一億兩千萬。這三個省的經濟規模加在一起，接近印度的經濟規模，我說治理過這麼多的人口，這麼大的經濟板塊之後才進入了政治局常委。然後又給他五年的時間熟悉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方方面面，最後再出任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我說這個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的。我說你怎麼能比，我是說了這麼一句話，我說中國現在的這個選賢任能制度雖然還可以完善，但我已經可以保證，絕對不會產生像美國小布什這麼低能的領導人。"

"中國憲法規定的政治制度是政治協商制， 也就是說其他花瓶政黨沒有通過選舉合法奪權的途徑。 這是中國制度的真正創新。落後國家數完了選票砍人頭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因為有內在不可避免的原因， 中國孫中山時期如此，今天利比亞烏克蘭還是如此"

"政黨和平輪替的前提是各黨接受一個基本原則， 比如私有財產問題。 中國不具備這樣的共識。 政黨和平奪權導致反對黨拆台搗亂而不是磋商合作。 弱國經不起這樣的折騰。 最主要的一條， 政黨輪替造成資本家操縱選舉，寡頭或者親自當政，或者使用代理， 一旦寡頭掌握了實質性權利， 國企還能存在嗎？ 資本家上台三天就可以把所有國企賣光分淨。"

《完善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導致周期性危機和革命》

中國人你要自信

過去三十多年啊，對中國的預測，一種是樂觀的，一種是悲觀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過去，我們回頭一看，樂觀的幾乎都是對了，悲觀的幾乎都錯了。

十八大召開前夕，英國廣播公司BBC曾經邀請我去他們演播室。這個主持人很有意思，他見到我坐下來，他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張教授啊，你覺得中共還會有十九大嗎？當時十八大還沒有召開，即將召開。我笑了，我說過去這麼多年，你們對中國的政治預測，那一次是對的？我說我都記不起來，我說我一個人的預測都比你們預測得准。有相當一部分的西方媒體人、西方學者，他的思想里還是一種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只要你和我西方做的不一樣，你就不對，你就要走衰，你最後要崩潰。

大家知道《歷史終結論》的作者是福山先生，美籍日裔的學者，來跟我有過一場辯論。2011年時在上海，我說以我對美國的了解，對美國政治制度的了解，我說你的這個設計啊，政治制度設計是前工業革命時期的。美國政治改革的迫切性絕對不亞於中國，實際上我覺得比中國還要迫切。現在我們這個辯論已經將近四年過去了，我的觀點沒有任何變化，只是更加細化更加深化。但福山先生，最新的一期外交事務雜誌，是美國的一個頂尖雜誌，他發表了一篇長文，這個長文的標題就是“AmericaninDecay”，“衰敗中的美國”。我自己看了這篇文章，英文，還有中文的翻譯，我說有百分之九十五不用任何修改，登在《人民日報》上沒有問題。

我之所以談問題比較自信，恐怕跟我自己的個人經歷有關係。因為我年輕的時候，我在中國最底層工作過，我在上海當過三年工人。我非常榮幸，在八十年代中期時，有機會直接為當時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包括鄧小平，我做了很多次的翻譯。我接觸過中國的最底層，也接觸過中國的最高層。我第一次出國去的是泰國曼谷，我都不可思議，當時到的時候，覺得怎麼這麼發達，領先上海至少二十年。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九點鐘商店還都開着。當然今天，去過曼谷的都知道，落後上海至少二十年。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在西方長期生活過，所以西方很多忽悠我是不會上當的。我在那兒用過律師，用過會計師，交過稅，打過官司，買過地，建過房子等等。我總的感覺是，西方的長處和短處都是客觀存在。

紐約肯尼迪機場，始建於上世紀40年代，雖歷經修葺，也已是“老態龍鍾”

但現在，它體制中的短處，開始慢慢壓倒它的長處。我走了一百多國家之後，我有很深的感覺，中國已經取得這麼大的進步，我自己發覺我們相當大的一個人群，特別是我們知識界、媒體界，這些人不自信。總覺得還有一個非常理想的彼岸世界，就西方，特別是美國。我說一次啊在上海一個大學裡講課，講中國崛起。一個青年教師提了一個頗為尖銳的問題，他說張老師啊，聽完你的講座，給人感覺好像中國人生活得都很幸福，但是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移民呢？你能不能勸他們不要移民，待在中國？我也笑了，我說你這個問題問對人了，我說我不做這樣的傻事情，我鼓勵他移民。因為我做過個小小的研究，就是至少百分之七十的人，出國之後會變得更加愛國，不管他加不加入那個國家的國籍，一出國就愛國，這個效果比黨的教育還要好。而且我仔細查了有關移民的數據，我們現在移民還非常之少，就過去三年平均的這個移民，是十九萬一年。十九萬一年是什麼概念？小小的波蘭，還是所謂的民主國家，人口四千多萬，去年移民五十萬。我們這個民主的台灣省，人口比上海還少，二千三百萬，現在在中國大陸生活工作學習的台灣同胞多少人？一百五十萬。這是最保守的估計。安逸倍增明智選，坐享其成翻一番

紐約市中心地鐵站，與國內廣泛運用的屏蔽門相比只有簡陋的護欄

我說是圍城現象啊。如果你想移民美國的話，我說我給你支個招，我對紐約還算熟悉，恐怕不亞於上海，我說這樣吧，你可以從上海的浦東機場，到紐約任何一個機場，紐約有三個機場，現在跟上海聯繫比較多的是紐瓦克機場，我說你先感受一下，什麼叫做從第一世界的機場，到第三世界的機場，美國基礎設施都是六十年代的，怎麼跟中國比？我說如果你有膽量的話，如果你是八尺男子的話，試一試，敢不敢在紐瓦克這個鎮，就像我們虹橋一樣是個鎮，住一夜，我住過，體驗一下你晚上敢不敢出去。我一個朋友在紐瓦克一個醫院，做過博士後，我問他了你這個醫學院怎麼樣？他說不錯的。我說你哪個專業是最好的？他說槍傷科，天天有火併，那槍傷科就發達了。美國，你只要稍微有點起碼的對這個國家的知識、常識你就知道，這個國家三個世界組成：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不幸地墜入美國的第三世界，對不起，我估計你的壽命和非洲人差不多，五十來歲。如果你像我們很多的留學生那樣，真的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美國所謂的第二世界，變成一個中產階級，你真的問問這些人，過去二十年，你的實際收入有沒有增長？你買了房子的話，你的房子有沒有增值？你對以後在美國的退休生活你有沒有信心？我不是說美國什麼都不好，美國有很多地方不錯的，但是我說我們應該平視美國，平視西方，既不要仰視也不要俯視，這樣可以防止被西方被美國忽悠。

中國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還要被西方被美國這麼淺薄的話語忽悠的話，我們的後代將會詛咒我們。一手好牌，當時的好牌，怎麼當時打成那個樣子？我自己覺得中國的進步無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沒有見到過的。我們脫貧的人數，占世界脫貧人數的百分之八十，我們的成就恐怕超過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總和。現在我們如果看經濟總量，我講超越美國，我講總量最保守的估計，我看到的，十年之內，根據就是官方匯率計算的GDP，應該超過美國了。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這是另外一種計算方法，就是你的貨幣實際能夠買到多少東西，這樣來計算的話，中國經濟規模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報告，今年2014年已經超過了美國。就是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是有的人還是不自信，說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啊，即使你超過美國，你的人口比美國多四倍，對不對？你的人均GDP還是美國的四分之一。我說你換一個指標系統，可能結果就完全不一樣。

美國人高企的負債率和中國人超高的房產自有率，此消彼長，真正的“藏富於民”在哪裡？

我自己用兩個不同的指標來看世界各國，一個就是家庭淨資產，也就是說你老百姓家底到底有多厚。你的房產，你的股票，你的債券，你的儲蓄等等加在一起，去掉你所有的債務，你有多少淨資產？我現在看到的美聯儲它每年都出報告的，2010年，美國的家庭淨資產中位水平，百分之五十比這個高，百分之五十比這個低，是七萬七千三百美金。有人說美國怎麼就這麼一點呢？實際上美國這個國家是個債務型的國家經濟，個人老百姓消費也是債務型的消費，你把債務都去掉以後，資產還確實不是特別高，這個水平和中國今天的家庭淨資產，差別已經不是很大了。而在中國的發達板塊，我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和美國人口一樣多的三億多人的發達板塊，坦率講四十七萬人民幣（7.73萬美元）的資產，屬於弱勢群體了，恐怕需要政府提供幫助的人群。第二個重要的指標系統就是人均預期壽命，可以活多久，中國現在是七十五歲，美國是七十八歲，就比中國多三歲，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而我們整個發達板塊，北京上海都是八十二歲，紐約才七十九歲，而且七十九歲還是最近的，前兩年還沒有到這個水平。

為什麼名義GDP、人均GDP美國比中國高相當多，但實際上家庭淨資產和這個人均壽命這個差距不是很大，一種解釋，我覺得鄧小平當時講過一句很好的話，就是我自己親耳聽他講過，他說因為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所以我們人民得到的實惠可能會比較多。

第二種就是，最富的一百個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個美國人可以左右白宮。就這麼簡單。因為現在美國連這個競選，公司競選的獻金就不封頂了，個人捐款也不封頂了。那就不是emocracy,是Monetocracy，不是民主是錢主，是錢主的話你就沒有辦法，老闆姓怎麼改善？安逸倍增明智選，坐享其成翻一番

但是我們國內一些人還是不自信，西方還是天天在罵我們，他罵我們用的最多的是什麼：我們是民主國家，你是專制國家。叫民主與專制，西方一個主要的話語。所以我們講超越美國，超越西方，不僅是經濟總量，不僅是百姓財富，而且也是話語的超越。我們要有自己的話語。今年三月，我們有一個小組去德國首都柏林開會，BBC正好在播一個電視節目，叫“Freedom2014”（自由2014），這裡面一個退役的宇航員，拿着一張他冷戰時期拍的照片，跟大家說，你們看，這是冷戰時期我從外太空拍的柏林的夜景。柏林，東柏林，你們看是黯淡無光的，西柏林非常明亮。這說明了什麼，他說，一邊是一個落後的專制國家，另外一邊是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但我們這些從上海到柏林的同事，一到柏林就覺得，這個機場怎麼這麼小啊，確實，中國已經找不到這麼簡陋的機場了。這個街道里的商店空空蕩蕩沒有人氣，這個夜景比上海差太多了，一個天一個地，所以如果一定還是要套用這個宇航員的話語的話，那麼也可以說，今天中國是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德國是一個落後的專制國家。

實際上我想關鍵不是一個國家，德國中國民主還是專制，而是這個話語，民主與專制這個話語，已經落後於這個時代了。已經遠遠不能解決我們這個非常複雜有非常精彩的世界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個新的話語來代替這個範式的話，我想就是，英文叫作GOODGOVERNANCE，良政還是劣政，劣政叫BADGOVERNANCE。就是國家治理的好壞，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有一些國家治理的還可以，有些治理的非常糟糕。

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模式，非西方的制度。我把中國也放在這一類，雖然我們很多問題，但是可以經得起國際比較。關鍵是劣政BADGOVERNANCE,也可以是西方的模式，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可以舉出一百個例子，從最爛的阿富汗，伊拉克，海底，利比里亞到所謂的發達國家，已經破產的希臘，我倒希臘我就說了，我說我們可以從上海派個團隊來幫你治理，因為治理水準太低了。冰島也破產了，也所謂發達國家，我也去過，沒有治理好。

我們講超越，實際上還是一個政治制度的超越，政治制度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產生國家的領導人？十八大的時候，紐約時報的編輯給我來了一個郵件，說張教授，能不能寫篇評論，我的這個文章的標題是，選賢任能挑戰西方民主。我就和他說一個簡單的故事，我說你看一下，中國十八大產生的最高執政團隊，政治局常委，他們的履歷，基本的要求：兩任省委書記。也就是說，至少治理過一億人口，而且要有政績。我說你看一下習近平，他治理過三個省，當第一把手，福建、浙江、上海，這三個省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約是一億兩千萬。這三個省的經濟規模加在一起，接近印度的經濟規模，我說治理過這麼多的人口，這麼大的經濟板塊之後才進入了政治局常委。然後又給他五年的時間熟悉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方方面面，最後再出任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我說這個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的。我說你怎麼能比，我是說了這麼一句話，我說中國現在的這個選賢任能制度雖然還可以完善，但我已經可以保證，絕對不會產生像美國小布什這麼低能的領導人。

西方媒體很有意思，我對西方政治制度批評得比較尖銳，但是正因為你批評得比較到位，它有時候還不得不引用你。所以這個今年三月，自由主義的旗艦雜誌，Economist經濟學人發表一篇封面長文，標題就是《西方民主出了什麼問題》。它裡邊引用了我的一個觀點，引用了我的一句話，說是復旦大學的張維為教授說，美國政治制度有太多的問題，老是選出二流的領導人，我是講過這個意思的話，但它引用的不準確，我講的是老是選出三流的領導人。

儘管中國明顯地在趕超的路上做得相當不錯，儘管有不少問題，但是西方和相信西方這些政治理論的人還是覺得，他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道德優越感。我們今年六月份的時候，復旦大學和牛津大學舉行了一場中國模式的研討會，我還是介紹我理解的中國模式，他們得一些學者，英國的還是質疑，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等等都質疑。我說我們可以競爭，你堅持你的模式，我堅持我的模式，我的模式不管怎麼樣，它的逐步的演進，它的與時俱進，它不斷地進行改革，它自我調整，我說你們一定要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今天的中國，每三年創造一個英國。說我們一點都不害怕競爭。一點都不害怕制度競爭，一點都不害怕模式競爭，特別不害怕政

治制度競爭。

最後就是我的結論，很簡單，七個字，中國人，你要自信。我們要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給我的們的對手，謝謝大家。

作者張維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