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岩讲到一个重要的概念, 政府的作用就是削峰添谷, 天生就是与富豪作对的。 但是, 在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里, 政府的作用不完全一样。 先进国家的政府可以是富豪的代理外出抢劫掠夺(技术垄断, 金融垄断, 贸易市场垄断), 既然有外部来源, 内部分给穷人一些也不会招致太大的反抗。而落后国家就完全如冶岩所讲, 私有企业唯利是图,稍不满意就不仅仅是逃跑, 而是动用财产,左右颠覆政府甚至发动战争了。 乌克兰的寡头政治就是如此, 俄罗斯富豪如果不是遇到了克格勃出身的普京, 也早把俄罗斯颠覆几个来回了。 当然,富豪寡头虽然可以颠覆政府, 但是,他们既没有代替政府的亿元, 更没有代替政府的能力, 让执政的巧克力大王, 去削峰添谷,天然气大王肯定不答应, 而巧克力大王虽然富有, 把自己脚丫子锯下来做巧克力也添不了贪婪百姓的低谷。 所以, 寡头控制落后国家的结果就是战乱, 数完选票砍人头的机理就是如此。
冶岩还谈到了效率问题。 这个问题谈的不深入。 单个国有企业的效率固然可以学习股份公司的管理方法提高效率, 也可以用西方放股份公司的管理方法来减弱腐败, 但是, 国有企业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利润, 相当条件下国有企业不需要高效率, 不需要高利润, 并且要人为减少利润。 比如说中国的铁路, 春节车票紧张为什么不提价? 也就是为什么不按市场规律办事? 这是因为国企承担这社会责任, 这是利润的提前分配。 国企效益的计算方法是全民效益, 而不是单纯的企业效益。
西方社会修公路的时候就没有算公路本身经营者的利润, 而是公路给社会带来的整体效益。
冶岩没有谈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 他甚至隐含了必须服从市场经济才能持续增长。 实际情况绝不是这样。 经济计划无处不在, 现代化企业根本不能在完全的市场经济状态下生存。 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了。 加拿大奶牛与美国的捕鱼行业是按市场经济吗? 完全是计划经济吗!
美国的经济学家们拼命到中国推销市场万能论那是绝对的别有用心。
真正高效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并行, 计划经济为骨干, 市场经济为补充的中国经济体制。
公有制的适当比例就是国家不被私有企业寡头所勒索, 任何私企如果要逃走退出国企可以瞬间补齐空缺, 任何私企妄图欺行霸市,囤积居奇,哄抬或者打压物价, 国企可以让他血本无归。 这就是国企的适当比例。
计划经济无骨干, 什么样子的骨干, 这一点, 陈云讲的很清楚, 鸟笼经济, 以计划经济为鸟笼提供稳定性和经营环境保护, 以私有市场经济为鸟, 增加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事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 请不要拿欧美发达说事。 世界上与中国可比的国家只有印度。 因为印度的经济起点,社会文化启点,国际地位起点与中国基本一致。 这两个国家没有殖民地抢劫阶段, 并且都是被抢劫对象。 并且, 印度过去60年的国际环境比中国强多了。 不要说前30年被东西方封锁又被八国联军威胁,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至今没有接触。
不要说印度今天经济一塌糊涂, 印度早已经分裂成东西巴基斯坦, 现在还战乱不断。 两个国家的制度优劣对比不是一目了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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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公有制+市场机制”
(冼岩)当下重提公有制,其意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各种提法完全不同,仅仅是为了化解市场经济国家在调节分配过程中所必然衍生的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在《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一文中,笔者提到,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分配问题。解决分配问题无非是“削峰填谷”,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削峰”手段是利用税收工具,无论是财产税、遗产税,还是高起点、高累积的所得税,都可以有效调节分配,但同时又必然带来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资金外逃。
如果中国成为高财富人群的税收高地,资金的外逃是不可避免的。比资金外逃更可怕的,是企业外逃:既然在这个地方税后收入低,在别的地方收入高,为什么不将企业搬到别的地方去呢?企业家和股东辛苦经营企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高回报、高收益吗?如果赚钱的企业纷纷往外跑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也就垮了;走向公平的努力,将导向“共同贫困”。可以说,全球化如同金融杠杆一样,无限放大了资本一方的力量和权力,使得资本的意志无法抗拒,哪怕是各国政府——如果让资本不满意了,它们随时可以跑掉。自十八世纪俾斯麦以来,社会福利制度对资本主义所做的修补,已经完全被全球化、金融化所冲垮。这就是为什么斯蒂格利茨、皮凯蒂等经济学家会同时发现,近几十年来在各主要国家贫富分化纷纷加速的原因。在全球化条件下,除非各国联手,似乎没有能够限制资本的有效手段。以税收遏制资本,调节收入,也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此前法国政府打算提高个人所得税,富豪们闻讯纷纷往外跑,结果导致法国政府不得不“违诺”,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调节收入已经不能主要依靠税收。于是,公有制的选项又重新进入视野。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真正以公有制(国有和集体所有)为主体,“削峰”问题就不存在了;即使存在,调节起来也无须再担心资本和企业外逃。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公有制企业能不能有效率,会不会导致“共同贫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完满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是那些在竞争性行业风生水起的大型国企,还是南街村、华西村等令人惊艳的集体企业,都证明了公有制企业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它们既创造了高效率,又保障了相对公平。但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近年来,国内对国企的指责很多,其中唯一相对站得住脚的,就是对国企腐败的批评,因为国企较多腐败确实是事实。但事实不等于规律,近些年中国国企的腐败多发,与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多发是一致的,原因也是相同的:不是因为现行制度导致了腐败不可避免,而是因为人为因素导致了腐败蔓延。正是由于此前的管理涣散、执法不严,导致腐败在多个领域全面膨胀。而本届执政党中央严打腐败、导致腐败分子“不敢贪”的现实,说明了在现行体制下,腐败问题是完全可以“管好”的。既然执政党有能力管好官僚系统的腐败,那么它就必然有能力管好公有制企业的腐败;如果确定执政党和政府管不住公有制企业的腐败问题,那它也必然管不了官僚体系的腐败问题。如此一来,就已经不是“要不要公有制”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改变政权”的问题了。实事求是地说,近两年中国反腐的力度和效果,超越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说明中国现行体制是完全有能力遏制腐败的,关键是必须像王歧山讲的“不信邪”——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当然就会混日子,挨过一天算一天,先捞足好处再说,随时准备“下船”。
实不实行公有制,是愿不愿意真正解决好分配问题、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如何防治公有制腐败,则是具体的治理问题。二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腐败并非公有制企业独有,非公有制企业同样存在道德风险,例如美国此前的安然丑闻,近些年的华尔街丑闻。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都同样面临腐败治理的难题。国企腐败并非不可治理,也不是否定公有制的“杀手锏”。
既然公有制企业可以有效率,又能够保障分配调节的顺利进行,其腐败问题也非不可治理,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不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目前的改革方向,不应该是缩小公有制成分,而应该是在市场环境下尽可能扩大公有制成分。在“公有制+市场机制”解决方案中,如果说“公有制”对应的是公平(分配),“市场机制”对应的就是效率,公有制必须搭配市场机制的目的,如拙文《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所述,是为了避免计划经济中供给与需求脱节、二者之间缺少市场价格信号这样一个中介环节、不能以需求引导供给的困境。只有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才能既得公平,又得效率;少了任何一方,最终结果都是既失公平,又失效率。
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下,为了保持市场机制的活力,没必要全部采用公有制经济,可以保留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只要真正做到以公有制为主,即可起到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作用。当然,在此同时必须加强对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强化国民参与分配,防止“内部人”或内外勾结侵吞公企利益。就目前的所有制分布形势而言,需要大力发展而非是限制、打压公有制经济,这是无疑的。尤其是可大力发展由公有制经济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这应该才是在中国发展混合制经济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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