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明， 我并不支持文革的做法， 更不支持再一次的文革。 文革是否唤醒了百姓不敢肯定， 但是， 文革撕裂了社会， 毛泽东搞三年以后也就没有胃口了。 但是， 毕竟文革是一次空前的社会实验， 凡事实验结果都要总结。 文革这样无法重复的实验资料就更加珍贵。 我们需要科学的态度进行仔细分析。

文革是毛泽东主导发起的。 因为百姓对官府的惧怕， 毛泽东提发动学生对党内资产阶级进行监督与清算。 文革最初几个月是刘少奇直接领导的， 刘少奇第一时间动员高干子弟组成红卫兵， 以血统论为先到， 老红卫兵在京城内外掀起血雨腥风， 过去的地主资本家旧政府的官员，还有老舍这样的作家都成为他们血腥殴打的对象。   因为严重偏离了发动群众对官僚体系内的新资产阶级监督的初衷，毛泽东回到京城看到遍地血腥相当不满， 可是他忽然发现官僚体制关闭了他毛泽东传播声音的渠道， 万不得已， 他才自己贴了一张大字报， 在后来的文革岁月中， 因为毛泽东清楚知道任何通过官僚渠道发布的东西都会被官僚渠道所篡改， 变成欺压百姓的催命符， 所以，毛泽东彻底抛开了官僚渠道， 而是把自己的想法通过两报一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直接发表， 剥夺了官僚们的解释权。  想法虽好，但是， 毛泽东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剥夺了官僚的唯一解释权， 并无法阻止官僚透过管控的红卫兵歪曲他的声音， 这就是后来武斗文斗的根源。

官僚势力保卫自己利益的决心与手段都是空前的， 是毛泽东周恩来始料不及。

谁杀了老舍？  老实说老舍不但支持共产党， 从国外跑回中国， 更支持文革。 参加文革的时候都要穿着庄重。 因为普通百姓也许不知道文革的真谛， 但是， 老舍应该非常清楚文革的目的是什么。  老舍之死恰恰就是因为他支持文革。  因为66年10月以前的红卫兵都是为了浇灭文革之火而存在的。  难怪后来清算文革三种人的时候， 那些制造了无数血腥屠杀的老红卫兵却一个也没有收到惩罚。

说起来邓小平刘少奇对抗文革的方法并不新鲜。  看到下边两张照片了吧？ 我们都邓小平79年上台就分田单干， 实际上他们50年代初就反对合作化， 更反对集体化。 但是， 当他发现无法阻止集体化的时候， 他们就跳到另一个极端， 制造亩产万斤的神话。 这就是李宗吾厚黑学中的补锅法。  让事情闹大， 闹出人命， 减少三自一包的阻力。

老舍含冤而死， 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自己为啥被迫害。  不过， 老舍的儿子女儿并不支持老舍是很正常的。 简单点说。 老舍是阶级的叛逆， 叛逆在家里也不受欢迎， 尤其是那些富家叛逆把自己子女的利益送给外人，下人。  胡舒立虽然现在还消费老舍的名声， 但是， 她心中对她老爹恐怕是充满了怨恨的。

最近有人说陈小鲁领导的西纠是迫害老舍的元凶， 我倒认为可能性不大。 原因无他， 西纠成立的时间是25日， 老舍被斗是在西纠成立之前。  第二， 西纠最初成立是周恩来为了维持北京秩序为目的的， 堕落成打人的强盗需要一定时间。

老舍应该是死在小平少奇的总体设计当中， 具体执行者无法追究， 因为当时少奇小平掌握整个国家工具， 并且从4月份就开始布局， 在毛泽东贴大字报之前已经把数千人塞进监狱，可见动员规模之大， 老舍之死是对毛泽东大字报的反击， 属于整体行动的一部分， 难怪文革之后怎么斗查不出元凶来。 总体判断， 陈小鲁不是迫害老舍的元凶。邓小平才是元凶。

6月到8月是《文革前期刘少奇白色恐怖50天》， 那么8月就是白色恐怖最后的疯狂， 大部分冤死的名人学者都是倒在白色恐怕最后的疯狂里了。 而67年以后才轮到官宦倒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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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是怎么来到北京市文联的？

端木蕻良：“室内正在认真开会，忽听窗外人声鼎沸，随着便有造反派闯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排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个被点名叫出去的。”

浩然：“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浩然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也说当时是“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

侯文正：“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确到过北京市文联。”午饭前，看到文联院里有好多人，听说是抓萧军。“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摸三五分钟，也没有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北大)了。”

“当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离开文联后发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

谁是批斗老舍的幕后元凶

浩然和杨沫曾分别发表文章，明确指认侯文正在“八二三”那天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出来；亲自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被从孔庙拉回文联以后，已是晚7点多钟，但侯文正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一轮的批斗。侯文正却郑重声明，他们所指责的这些活动都是不存在的。

在1984年到1985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调查了17个月之久。最后，在做出的审查结论材料中，认为“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可以说，对侯文正的揭发最后是以组织结论的形式被否定了。而“八二三”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萧军的女儿萧耘，从父亲留下的两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分析判断，“认为‘八二三’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联动的前身是几个红卫兵纠察队，即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此时北京其他各区的红卫兵纠察队尚未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简称“东纠”，成立于1966年9月10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分队（简称“海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宣武分队（简称“宣纠”）。

当时有“资格”加入这些纠察队的大多是干部子弟，所谓“出身不好”的诸如黑五类的子弟被排斥在外，并且“大多数职工和市民子弟只能冷眼旁观”。这些纠察队并无固定成员，也无统一且正规的加入手续。

这些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背后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北京卫戍区进行的支持，意在通过这些红卫兵纠察队维护当时已经出现混乱的秩序。（周恩来这一次失算了， 他不知道干部子弟铁了心的要把文革“打回去”）。 自1966年8月以来，北京因红卫兵大规模进行抄家、批斗等行动造成大批被迫害人员的伤亡，酿成红八月。此外，外地来北京的红卫兵增加也需要有相应的组织负责维护秩序。这在当时各中央国家机关及北京市委受到冲击，领导遭受批斗，党和政府的工作部分陷于瘫痪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紧迫。 但另一方面，红卫兵纠察队也和当时几个月内的其他各类红卫兵组织一样对旧人员（指1949年前曾为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国军、军统及中统等特务组织等工作过，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并被新的党政军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任用的人员）、各级学校教职员、有所谓“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等等及上述各类人员的家庭成员进行抄家、殴打、刑讯等，造成了“血腥事件”。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