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毛泽东早期军事才能与组织才能已经超过朱德等一大截， 只是陈朱没有意识到而已。 经过反复的抛弃毛泽东，然后失败， 再抛弃， 再失败才能真正心悦诚服。
周恩来是最早意识到毛泽东的才能和贡献的。
李立三也是无私的革命者
朱德陈毅的胸怀坦荡无以伦比
中共军队在井冈山时期就没有山头， 也不需要杯酒释兵权， 毛泽东自己不立山头，对军权的随手放任，大公无私而又铁面无私让其他山头无所藏匿。
毛泽东动手打了抢吃猪肉的毛泽覃， 是红军从土匪流寇杀富济贫的好汉到为理想而战的开端。
毛泽东多次生病都与权力被夺有关， 联想到王佐袁文才还有贺子珍家族对毛泽东的无条件支持， 而毛的嫡系亲人被冤牺牲而毛不做私争， 这是消灭山头的表率，更是代价。 王袁贺乃是被牺牲的圣人。
成都双石：军史上的朱毛之争
“朱毛之争”是发生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期间，但其酝酿过程还可以往前追溯。
诱发“朱毛之争”的直接原因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是来信（亦称“二月来信”，实际上是这年4月3日才到达红四军进行传达的）和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的到来，但其根源还在于“朱毛红军”几个山头在组合后的“磨合”期中产生的问题。勿需讳言，把一支近乎于“乌合之众”的队伍的整合成为一股铁流，其艰巨和复杂程度，绝不亚于同时期的对敌斗争。
“朱毛红军”会合后，几支队伍组成不同，其领导人由于个人经历、水平和个性上的差异，对革命前景和斗争手段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反映到各自的“山头”中，就容易与各个“山头”的宗派情绪的相汇合、相影响。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到三十一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二十八团讲话”（谭震林语），都是事实。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的“土气”，秋收起义的农军看不惯南昌起义“铁军”的“流气”；“铁军”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不愿意拿出来武装“农军”；“农军”占乡据村，算盘多多，不喜欢“共”出来资助“铁军”……
当时还有个二十九团，老琢磨“打回老家去”，不愿意在井冈山“饿饭”——“饿饭也回家里饿去”。以致于在省委错误决策放纵下，擅自决定回湘南，朱德陈毅也约束不住，酿成了“八月失败”。
总而言之，要把这支队伍打理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是一个真正的系统工程。
比如大柏地战斗之前酝酿的由朱毛各带一支队伍的“分兵”计划，就有这种背景的影响。后来因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镇住了场面，坚持不立即分兵，仗打起来的时候甚至亲冒矢石，持抢带头冲锋，取得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巩固了局面，也巩固了红四军内部各个山头间的团结——虽然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应该说，在人民军队建军问题上，这个时期的各个领导人都是有过贡献的——也包括林彪，虽然他当时还不是主要领导者。朱德、陈毅和红五军的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都为这支队伍成为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作过不懈地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最远大，贡献也最巨大。朱陈彭等人，大都是从军纪层面或比较模糊浅显的“伦理意识”来认识和处理军队建设问题的。而毛泽东，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并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尽管毛泽东的认识同样存在着种种偏颇或偏差，但他的认识和实践高度，不仅是在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中，就是在各根据地领导人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说，朱德、陈毅等人，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抵触，也是积极拥护并大体上是心悦诚服地付诸实践的——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但在具体的措施上，就不尽一致了。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具体如何操作？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军政首长的分工如何实现？……等等等等。而陈毅之所以被双方认为是“中立派”，是因为他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问题上，则同意毛泽东。
这场争论的结果及其影响，早己不仅仅局限于红四军了……
前委？军委？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
湖南省委前委（后来又直隶中央）；
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撤离井冈山后未随军活动）；
红四军军委。
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为书记（谭震林也担任过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军政治部的职权与军部相平衡而不相隶属，共同受前委领导，“对内担任军队政治训练，指导士兵委员会，对外作群众运动，在一个区域群众政权机关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务。”此外，部队的筹款及分配也由政治部指挥各级党委负责实施。
这就是说，部队的财权也主要由政治部掌握。
一个多月后的3月15日打下汀州后，这个决议付诸实施。
这个“精兵简政”的举措，本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产生了：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再兼任之。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是集党政军地财权于一身——这是埋下了争论的一个隐患。
陈毅后来在给军委写报告时，就写过毛泽东“喜欢揽权”。
其实朱德和一些干部说得更严重——“家长制”。
应该说，这种批评还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在红四军是公认的一位有本事有卓越见识的领导者，而有本事有卓越见识的人往往个性很强，总是喜欢在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时顺手，牵扯和掣肘越少越好。毛泽东急于在军队中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从而把军队变成一支真正的“党军”的同时，也表现出缺乏一个真正成熟政治家的经验和意识，工作作风主观甚至武断，不善于发现、发挥和调动合作者们的积极性，不善于通过思想的交流与沟通让认识水平与自己不同的人理解并接受自己的观点且付诸实施。最重要的，是尚未探索出一套维护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而又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且维护团结的具体实施办法来。而且不可否认，这种“揽权”也助长了毛泽东“专断”的习惯和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喜欢发火、教训人”。据说，在当时极端民主化空气相当浓厚的红四军内开会讨论问题，只要是毛泽东主持，就“活泼”不起来，原因是“个个怕他”。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潭把一个猪贩子当土豪打了——把猪收了要给部队“改善生活”。毛泽东知道了，当街大骂毛泽潭，甚至要动手打他。朱德军长好心和了一把稀泥，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把钱付了算了吧，而毛泽东竟然当场冒火，一句话就把朱军长也给顶了回去，引起众多在场等候吃猪肉“改善生活”者的不满，毛泽潭也在下边到处发“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的牢骚——那时的共产党人大都有这么一股“认理不认亲”的脾气。这事儿从原则上来讲毛泽东当然占住了理，当时左倾“烧杀”政策给红军造成了许多对立面，毛泽东和朱德等为作补救造成了负面影响已经殚精竭虑操心劳神了好久。毛泽潭这一撞上了枪口，毛泽东来了脾气，这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人来说很正常，但作为一个领导者，就显得涵养和水平不够了——权位是人性缺陷的放大器嘛。
所以这一点，也是书呆子们或别有用心的人后来最喜欢逮的“把柄”。
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下级干部对这种“一人集权，‘前委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这也是正常的，尽管朱德是公认的比较淡薄于名利权位的人，但因为这是活生生地带兵打仗，谁不希望能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行使自己正常的职权以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况且，毛泽东一人兼三职，自己忙不过来，别人帮不上忙，答应要办的事情没能及时办，对工作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朱毛双方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互相尊重且克制的，但这种矛盾也是内在的，如果不能得以正常的沟通与渲泻，那就必然有爆发的一天。在当时转战频繁的情况下，大家都一心一德，局势稍一缓和，再加上一些因素的刺激，大家都想着要争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中央迟到的“二月来信”，诱发了这种当时潜在而尚未表面化的矛盾。
远方来信又来人
4、5月间，发生了两件事情使这种内在矛盾表面化了。
先是中央的“二月来信”。红四军红五军瑞金会师后，在得到一个相对安定和缓的环境的同时，也得到了中央在两月前发出和一封信——人称“二月来信”。“二月来信”调子比较悲观（该信发出之时，正值红四军退出井冈山之时），要求将部队分散，朱毛离开部队。
其中对红四军影响最负面的意见，就是这个“朱毛离开部队”。
对这封信，朱毛意见一致：抵制。
4月5日，前委复信说明不能分兵的理由，但朱毛均对个人职务问题及去留比较克制，在声明了不能离队的理由后，表示了可以“服从组织分配”的态度，同时建议，如果朱毛离队，宜派刘伯承和恽代英前来接替。
据当事者回忆，红五军军长兼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是表态反对“朱毛离队”中最激烈的一位。
这件事情很快在四军中引起了议论，因为毛泽东比较注重党内的正面教育，把“二月来信”前委的复信一起，交各个支部讨论，以明辩是非。
这一讨论起来，自然就要谈到朱毛该不该走？是两人一起走？还是一位走一位不走，哪一位走？谁该走谁不该走？要走了谁来接替？……等等等等。这些议论，与红四军在内部山头和积累的分歧相汇合相影响，自然而然地就有诱导人们作简单选择的负面作用，同时也不会不影响到红四军领导集团内部相互揣测与隔阂。
这个时候，从上海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又来添了一把柴火。
刘安恭是朱德、陈毅的四川老乡，留德学生，川军行伍，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也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也很勇敢。一来红四军，就备受推崇——他是中央来的，又从革命中心苏联归来，讲起国际国内形势口若悬河，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带着一圈神圣的光环，“土包子”成堆的红四军干部战士，当然也就很钦佩他（其实刘是因“托派”嫌疑被苏方遣回的，同样因“托派”嫌疑被上海中央送到苏区来的）。朱毛之前有不同意见和争论，刘安恭一来，双方当然都想得到他的支持。毛泽东也请他出席各种会议，扶植他的威信。但因为四川老乡及留欧经历，他与朱德陈毅却更为接近。
但朱陈二人对刘安恭的看法又有所不同。因为刘从苏联带来的“一长制”（其实当时苏联还是“政委决定制”，“一长制”似乎还在后几年）和侧重军事工作的观点与朱德更为接近，朱刘关系更为密切。而陈毅则认为刘下车伊始就对红四军内部的一些分歧问题哇里哇拉，有欠妥当，且影响领导人之间关系和党内团结，曾提醒他应该作一番调查研究再说话。
然而刘安恭听不进去。
毛泽东因为已经感到了大家对他一人兼三职的意见，自己也觉得忙不过来误事，在前委扩大会上主动提出更换政治部主任，由刘安恭接任。
这个意见因为符合朱毛双方对刘的期待而取得了一致，在前委扩大会上获得了通过。
据后来李立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陈毅谈话时说，当时投反对票的只有两人：陈毅、林彪。
然而毛泽东主动示和的表示并未将朱毛之间的分歧缓和下来，朱德有了刘安恭的支持，就想为一些自己认为很原则的问题争辩个清楚明白了——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在气头子上指责的“久抑求伸”。
刘安恭刚就任政治部主任，就赶上蒋桂战争结束，局势于红军有利。前委决定入闽作战，于是大家把分歧放下，又一心一德发展局面，直至“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这时敌情相对缓和，未得解决之矛盾又一次表面化了。
军委限制前委职权？
这时朱德、刘安恭提出要成立“军的最高党部”，即恢复“军委”。
由于毛泽东不说话（不便说话），反对者也只有陈毅和林彪，此议得以通过。于是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书记。攻占龙岩后的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便二人联署了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这个报告，没有军党代表毛泽东的署名。
这件事情对双方分歧，起到的是“加剧”和“扩大化”的作用。
一周后的6月1日，毛泽东一人以“前委书记毛泽东”的个人署名（以前署名都是“前委”）也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到了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
这“党内毛病”，指的就是双方的争论——双方当时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上“吵”得很厉害。
本来，毛泽东是准备在成立军委问题上继续让步和妥协的——多一层机构就多一层机构，前委不还是领导军委么？加上毛泽东对自己比较自信，对“改进党内毛病”，求得一致，还是充满了信心的。而且公允地说，这个问题如果通过交流意见或在相应层次的党委会议上来讨论，定位在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的大局上，应该不是什么太难解决的问题。然而因为前委主要领导人之间有了分歧，又没有更高权威来说公道断是非，于是朱毛二人多少有些意气且草率地决定将这个问题交到下边自由讨论。
这一“自由”，“毛病”非但未得“改进”，反而加剧了。
“自由”过程中，有两位人物起了负面作用。
一是刘安恭，此公在前委扩大会开会期间，又主持临时军委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它事——声称“苏联红军就是这样的”，且要求变临时军委为正式军委。这就有点“得寸进尺”或“得陇望蜀”的意思在其中了，而且是下级党委擅自作出决定要限制上级党委的职权，召集有关军事会议时，也不请毛泽东参加，故而使毛泽东等产生“枪要指挥党”危机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且刘安恭武断地散布这样一种观点：红四军中有派别，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指赞成成立军委)，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指不赞成成立军委)。对于军党委设立与否的争论，他提出以“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等等。
于是毛泽东就不能不争了——“共产党人不要争个人的兵权，要争党的兵权”。
部队一到白砂，毛泽东就要求辞去前委书记。他认为，临时军委对前委的意见，是“攻击前委”，“前委军委成分权式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
二是林彪，林彪在6月8日白砂前委扩大会3小时前，送了一封信给毛泽东。
写信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信中许多意见还是很有道理的——比如，听说毛泽东要辞去前委书记，林彪表示“非常不赞成”，认为“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就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之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等等。
但此时的林彪还是个毛头小伙，远不具备他后来那么深的城府，说话全无遮拦，一涉及到争论，态度不仅不是与人为善不说，还上纲上线，还有颇多臆断性的人身攻击。比如不指名的指责朱德：“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注：这是指朱德]。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屁的攻击别的同志[注：这大概是指刘安恭，林一直对其没好印象]，”“但是许多党员远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蒙弊阴谋，（附）和这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朱德等用“政客的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摆脱前委羁绊”，是“卑污的行为”。
这时大家正争得头脑发热，毛泽东也一样——他在会上把林彪这封信端了出来。
这种做法当然不太妥当——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远不是十年后的毛泽东。
这当然更激化了争论各方的情感。毛泽东要撂挑子，前委扩大会干脆就讨论起毛走了谁干的问题了。
这时的陈毅，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中立派”。他与朱毛双方，都有一致之处，又都有不一致之处。他与朱德关系较深，又反对刘安恭的做法，还和林彪一起，两次反对刘安恭的任职；他佩服毛泽东的才干，赞同毛泽东为首，又反对林彪对朱德的无限上纲，批评林“过分估量，失之推测”，“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
所以大家都同意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在“七大”上解决争论。
当时的陈毅，掌握局面驾御控制形势的能力就要差点意思了。争论各方感情激荡之时，都认为真理在自已一边，一致建议在全党公开展开争论，还要“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做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
在民主发祥地法兰西吹过西洋风的陈毅当然也就同意了。
大家主观上都是为了更好地建军和建党嘛——虽然他们彼此都在有意无意地贬低对方的动机。
《前委通讯》也公开刊出了毛朱刘的文章（毛朱用的是答林彪信的形式）和林彪的信（删去了其中一些刺激性的句子），还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
实话实说，那时大家都年轻。
于是红四军上上下下就争得沸沸扬扬了，朱毛的去留问题也提出来了。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但是得不出结论，大家觉得应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双方各自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基本意见是，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产生缘由，是因为领导人中有人在“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上发生动摇”。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是：
一、“绝对的党领导”（当时的口号是：党管理一切），“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一颗子弹不问过党不能分配”，“指导员支配军官”。在四军中党的主要问题，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样，党在这部队里就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支尝试”（这暗指朱德带来的二十八团）。
二、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建在连上了，支部就要领导一切工作。
三、党员个人自由要受限制。
针对“家长制”的指责，毛泽东说明，四军从来都是集体讨论决定问题，没有家长制。只是因为“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党代表制度”，引起了误解。
朱德针对这些意见，说明或反驳之：
一、“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故而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还批评“甚至党还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
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且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而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不反对集权于前委，但反对集权于前委书记。而且他认为，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
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他认为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同时，他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如果不问具体环境和具体情况，仅从字面和表述上来理解这些意见，联系到现如今的“党政分开”，估计有相当多的人要投毛泽东的反对票。
然而这是在严峻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中，是在“乌合之众”的本钱上建立一支革命军队。
当时的红四军还处在草创时期，而被大革命浪潮所影响的年青人反封建意识极为强烈，“民主”之口号也极为时髦。但对于在严峻的革命斗争如何运用民主、发扬民主并团结群众统一意志去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大多数人认识是非常模糊和肤浅的。就是朱德、陈毅等人，也都认为“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才是工农革命军队与军阀部队的区别——甚至明确认定造成“党军”是一种“错误倾向”，因而往往事事交下级“自由讨论”，执行“民主”走向了极端，而未能充分认识到军队的特殊性使军队必须集权，必须垂直领导，按级服从。军机大事必须由军队的党委或军政领导讨论决定，可以征求也可以不征求下级意见，有必要交下级讨论时也必须先拿出领导集体讨论拟定了的方案，而决不能放任地“先由下级讨论”——“八月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这种放任地“先由下级讨论”，以致朱德、陈毅等党政军的领导人也无法控制和掌握部队。况且，这种讨论往往漫无边际而难有结论，甚至讨论到了谁犯了错误该打几下屁股——这显然与严峻紧迫的斗争形势是不相适应的。
至于“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那显然是由于还没有更多的实践和消息来证明毛泽东过人的英明和坚强，因而对毛泽东能顶住错误指示、向中央据理力争未作应得的高度评价。实际上，中央4月7日已有信开始改变“二月来信”的指示；而在接到毛泽东所写的前委4月5日的复信后，讨论了并决心“坚决改变此(红军散入农村的)原则”。能够忠诚而勇敢地顶住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正是毛泽东最优秀的政治品质和胆识魄力。
虽然毛泽东要在“极度端民主化”极为时尚的环境中旗帜鲜明地维护和巩固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的大原则上是站住了脚的，坚持把红四军的领导权集中到前委的意见也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缺乏经验和指导思想的偏颇，加上个人个性、作风和方法的缺陷和缺点，在党对军队实行统一集中的领导和党需要发挥军政首长的作用这一对矛盾的处理上，是存在着偏差和抵触的——其“三个原则”的表述也并非无隙可击。比如，党管理“一切”，“一切”问题都要经过党的会议讨论做出决议然后才允许党员按照决议去执行，“指导员支配军官”等等，已属“矫枉过正”之辞。事实上，这些“过正”之辞，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的后的毛泽东等人，也是进行了重大修正和完善的。“党管理一切”完善成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党领导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演化成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指导员支配军官”进步成为“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党委会分工负责制”，等等。
至于“一颗子弹不问过党不能分配”，也属在当时环境和情况下的极端说法，毕竟那时家业太小，又必须保证党组织能实实在在地掌握住部队。“一切缴获要归公”，在最喜欢划拉坛坛罐罐的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军队要真正贯彻实施，也必须要有最权威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个人的实际控制和介入。
而朱德所要争的，是他作为前委集体领导下的军长应有的独立工作的职权——这也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他的意见的合理成份，也是不应予以低估的——尤其是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今天。但由于他采用的方法是“叠床架屋”再设军委与前委分权，加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认识上的模糊，被争论中感情也很冲动的对方误解，也属情理中事。
实话实说，当时的红四军，的的确确存在着分裂的客观态势。
但这一批人，又的的确确都是忠诚而优秀的革命家，在当时既无富贵又临艰险的情况下作“权力之争”，实在只是为了主义和主张的贯彻。人人心中悬着的，都是“党的最高利益”，而非个人之进退荣辱——能上能下工作还很起劲，就是那个刘安恭，后来从政治部主任（当时这个职位权力极大）任上下来去当纵队司令，同样高高兴兴。谁也没有把军队看成是个人与谁一较高下的资本，面临严峻局势的时候，仍然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开展斗争——这与后来中央与张国焘之争，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他们最终仍能襟怀坦荡捐弃前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临时军委”的短命和“七大”决议的折衷
据当事人称，白砂前委扩大会“扩大”得参加者竟有41人之多，讨论的主题则是需不需要恢复正式军委。讨论得非常热烈。刘安恭本人情绪振奋，慷慨陈辞：“既有四军，就应有四军这一级党部——军委”。但或许是因为刘任临时军委书记后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势”让众多跟随朱毛打出现如今这个局面来的人们难以接受，认为一旦此公当了正式军委书记，毫无意义的“叠床架屋”不说，一旦与前委唱起“对台戏”来（瞅瞅他前边干的事儿，这很有可能），于团结奋斗的大局不利，故而很多与会者对刘之提议表示异议或不附议。会议中，尽管刘本人信心百倍一再督促大家表决，但真到了表决时，反对成立正式军委并赞成撤销临时军委意见却占了绝对优势——36：5。
刘安恭惨败。
惨败的刘安恭并不颓丧，他很愿意在军事指挥员的位置上一显身手。同时，仍然完成了前委交给他的“命题作文”，不屈不挠地对毛泽东“党管理一切”大加抨击，并提出“党内实行选举制”、“各级负责同志限期更换”等口号（现如今的书呆子们可能忒喜欢这个）。
这样一来，代理前委书记陈毅要为“七大”做的文章，难度就更大了。
白砂会议后，前委根据形势又决定三打龙岩——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陈国辉旅2000多人，且缴获多多，伙食也来了个大改善。朱毛陈刘林等各负其责，协作密切，情绪也很好，很是一番团结景象。而在进军和战斗期间，陈毅也折腾了许多个晚上，来起草“七大”报告和进行准备工作。
大家以乎并没有因为争论影响合作。
其实不尽然，矛盾还在那儿实实在在的摆着。
当时，双方都想赢得“中立派”的支持。
然而陈毅称“你们都是秦晋大国，我是小国，哪一边都不好得罪。”
陈毅起草的报告和会议的准备，大致也是按“各打五十大板”的折衷思路来操作和完成的，而且偏重维护朱德——陈毅在后来给中央写报告时也客观而言了一把，大会报告起草和准备工作的顺利完成，“大半是毛泽东作了让步造成的。”
毛泽东还主动叫陈毅写上“过去红四军党内形成有家长制度的倾向”。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大龙岩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出席者除前委委员及大队（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然而，会议还是未能按照组织者的良好愿望，化解矛盾达成团结。
据与会的傅柏翠、江华、肖克等人回忆，会议气氛是非常民主且热烈的——热烈得甚至有些上火。对朱毛指名点姓的批评不说，象刘安恭这样的，还象袍哥骂茶馆一样一条腿蹬在板凳上对着毛泽东指指点点。林彪也不象写信那样还多少讲一点含蓄，干脆就点着朱德的名一一数落之。而以宽厚著称的朱德也一反平日的谦和忍让，作了长篇答辩，而且还任谁都劝不住——“讲得不对你们可以打我五百屁股！”
朱德表示：大家对他有什么意见，欢迎不断提出，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加批评。对林彪等人的数落，他坦率地谈了看法，作了解释。他说：“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放大炮，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远看，对革命前途要充满信心。又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层，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情况。还有人说我游击习气，不像个官样，穿的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这并不是游击习气，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很差，是为了群众化，不脱离群众。”
倒是平日里言语尖锐的毛泽东表现克制，发言简短。除了对一些批评意见作扼要解释，承认自己态度不好，目的是为了周密计划严格管理外，声明对很多意见保留看法，留待实践来证明。
另据陈毅后来回忆，他在大会报告中，还对毛、朱进行了口头批评。他批评毛泽东有四条缺点：
⒈你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不够的，你毛泽东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还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去创造(陈毅后来说，我那时二十七、八岁，思想水平低，不懂什么东西)；
⒉你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你讲的现在革命没有党来领导一定会失败的，这个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毛泽东来领导革命就要失败；
⒊你毛泽东的领导是家长制，爱发火，爱教训人。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在两大国之间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陈毅后来说，现在看来这个团结是和稀泥的)。
⒋你毛泽东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是共产党员都有发言权，他说错了可以纠正嘛！(陈毅后来说，我那时是很狂妄的)
对朱德他批评两条：
⒈你朱德在1928年湘南八月失败后没有作检讨，我回来后作了检讨，你根本不检讨；
⒉你朱德重用刘安恭是不妥当的。刘一来就当二纵队司令员（注：实际上是先当政治部主任，后任纵队司令员），是不对的，我是不同意的，要撤刘，我对刘说，你真要愿意干，就到连队里当个里当个副连长，顶多当个副营长（陈毅的意见没被接受，可能是由于朱德的坚持，刘安恭一直任二纵队司令员，一直到当年10月红四军冒进东江时在战斗中牺牲。）。
不过毛泽东即使克制，其发言也很带其个性特征，十里之外就能感觉到其中的棱角：
大家对我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批评我会考虑。如批评我爱发脾气，喜欢骂人，这个批评意见很对。但我们红四军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我对大家严厉；这是分工负责、严格督促。大家对这些有意见，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可以保留，我现在不辩，将来事实总会证明的。
对陈毅对他的四点批评，他表示：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不管大家分歧如何，现在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下，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一定要按这个来做。
陈毅后来回忆说：毛泽东那时的态度，完全表示他是一个政治家的态度，在那种情况下，(即许多人都批评他，大会又决定处分他等——引者)，他仍坚持那样说。
最后，按陈毅报告中那个“各打五十大板”的思路，由陈毅起草，大会形成了《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决议。决议分两大部分，即“党内争论问题”和“分兵问题”，“分兵问题”未列内容，决议说明“由新前委讨论”。
这个决议，就是后来气头子上的毛泽东声称要“打倒”的“陈毅主义”。
决议是个典型的抹稀泥，比陈毅那个“报告”抹得更厉害。
抹的结果，“朱方面还没有什么意见，毛方面则不满意，有不能一朝之慨。”
抹稀泥的“陈毅主义”
如果光看文面字面，陈毅这稀泥，应该算是抹得很有水平的——至少看不出什么毛病。
可有时候，这“没毛病”，恰恰就可能掩盖着大毛病。
抹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
“决议”首先企图回答的是过去所执行的政策中的重大争论的问题（有12个之多）。其中主要的是要不要根据地以及如何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对党对红军对中国革命是最关紧要的，并且直接联系到红军的性质和任务。
“决议”首先肯定了1928年4月起到边界的“一个时期的割据”，“这是十分对的，很正确的。”
接着就说：“第二时期(去年9月到12月)是一种单纯的军事割据，没有很好的计划的游击战争，割据区域还是边界各县，只是井冈山周围百余里，因物质上的需要，给群众以不好的影响，有脱离我们的倾向，含有保守主义的错误。”
——“保守主义”是朱德经常批评的。
接着便说1928年7月二十九团开往湘南(按：即“八月失败”)有“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是不对的。”
——“逃跑主义”是毛泽东经常批评的。
对于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则认为有的部队想离开井冈山，“党内实有不同意见，不见得这意见就是流寇思想”，因为二十八团想去赣南是过不惯井冈山的艰苦生活，而三十一团兵士想回到浏阳、平江，二十九团想回到湘南，以及边界同志主张在边界，“都充分是地方思想而不是流寇思想或反流寇思想”。
这里，“决议”否定了毛泽东对“流寇思想”的批评——虽然这是在“抹”。
“七大”决议对朱德的这种维护，显然和陈毅与朱德的相交与相知有关。陈毅协助朱德颠波转战上了井冈山，一直就痛感没有根据地的难处，他当然明白朱德决不是不要根据地。朱德曾经想带兵去云贵，联合滇军创造根据地；在湘南暴动后，朱德大力支持发动群众、建立各级苏维埃的工作，这都足以说明了朱德对于创立根据地的重视。
朱德与毛泽东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正规红军在建立、巩固、扩大根据地时应主要起什么作用。
朱德也赞成红军不是单纯打仗，而要参加做群众工作、打土豪筹款、帮助群众劳动和镇压反革命等等，在赣西粤北湘南，朱德与陈毅也指挥部队这样做了。但是朱德认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分配土地主要应由地方党地方干部领导进行，红军应派人协助或抽调人到地方工作，红军本身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诸如打败许克样、打龙源口战斗等地方武装、赤卫队无法办到而对全局开展有决定作用的军事行动。红军打掉了郭风鸣，打掉了陈国辉，闽西的局面就初步打开了，发动群众等等工作也好展开。朱德特别反对在强敌围攻时红军死守一个狭小的固定区域，这样会牺牲红军，井使固定区域的根据地随红军的消灭而消灭。1928年9月至12月，朱德主张出井冈山去游击，打开新的局面，陈毅明白那是为了开扩游击区域，为经济寻找出路，打得好，还可以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割据区域，而决不是主张不要根据地，只求游击扩大军事影响，走州过府、大吃大喝的“流寇思想”。朱德抛弃国民党部队的金章骏马高官厚禄不要，来穿破衣草鞋挑粮上山，还要说他怕艰苦图享受、想到大城市去享乐，也未免太不公平！
何况，实践证明，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正是主要因为根据地太狭窄，经济无出路；固定区域公开割据的政策，最后只能暂时抛弃，而不得不在闽赣地区大范围内“流”动。
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陈毅力图辩证地看待问题：这总比单纯红军割据、死守硬打或不顾地方需要远走高飞要好吧？他所起草的“七大”决议也正是想如此这般地“辩证”一把：决不是不重视建立根据地，更不是不重视武装群众，而是主张用多种方法创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从大体上来说，“决议”对历史具体问题的回答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而，辩证法的战斗性在于把握住事物的新生的、有利于矛盾向有利于已的方向发展的方面并加以强化，以促进矛盾向这个“有利于已”转化。各方面都能照顾到，当然是必要的、重要的；而把握住主导的方面却更重要，这才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抹稀泥”的陈毅在主张相反相成、兼容并蓄的同时，却失之两可，靠拢了“平均主义”，而未能突出当时应该着重强调、使之成为主导的方面。
说来说去一句话，面面俱到的结果，往往是面面俱不到。
共产党人创立革命军队的目的，是彻底铲除当时尚属强大的反动势力，建立革命政权。这个本质，决定革命军队除打仗以外还应该做群众工作和筹款或生产。后二者虽不能定为红军的主要任务，却代表着红军新的特质，保证着红军的人民性和政治水平。在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这一对矛盾中，后者在建立新型的革命军队中也有质的规定意义。“七大”决议在两方面都照顾到的同时，没有能更为明确地强调当时的红军必须艰苦地做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工作，发挥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成为“宣传队”。在这一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上没有明朗的态度，当然就不可能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毛泽东的贡献，恰恰在于抓位了这“主导的方面”，即使有时强调得过分，但方向路线是正确的。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造，是中国革命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的关键。陈毅注意到建立、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的多种方式肯定不是什么“错误”，但在“七大”时，他还未能站在更高的视点上，突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因而对于根据地思想的对立——当时确实存在于一部分官兵中的流寇思想未能明确地加以指出和批评，反而在“决议”中予以否认。
“七大”决议对于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作了一些正确的回答，如：“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观点……这些是对的，的确有些同志犯这个错误毛病。”“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反对的偏见“非纠正不可”。“士委制度……是绝对正确的”等等。但是由于未能把“政治建军”放在主导地位（毛泽东后来称之为“生命线”）紧紧抓住，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也就没有能得到应有的突出位置。
同样，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七大”决议面对着尖锐的分歧，也采取了两面维护与两面批评的做法。
首先是“党管一切”。“决议”维护毛泽东的主张，肯定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党管一切”等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均合于中央的指示，是很对的”。还说“党管理一切”是一个工作口号，在四军党内极为深入。现在审查这个口号的意义与中央颁发的党的组织问题第三章的组织原则并不冲突，所以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过这个口号党管理一切在文字方面太简单，不明显，可以引起不起不正确的理解，这个口号今后不要再引用。”
这个诠释，没什么问题。
再就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斗争”。“决议”维护朱德的态度也十分明朗：“说四军历史上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斗争，这未免近于武断。过去四军……绝没有人想一个人领导，争取党的领导的事实。”
——如果单就朱德的个人品德来看，这个“维护”毫无问题。但“绝对没有人想一个人领导……”，却既失之武断，也显露出认识的差距。事实上，不光是在红四军中，就是在各个根据地的红军中，都存在着有意或无意想把军队变成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是在今天，也同样存在着。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始终应该放在军队建设的首要地位。
“决议”又维护毛泽东的领导说：“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提出书记专政口号，完全系对毛同志偏见的批评，因为毛同志以书记兼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难免有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人的现象，这是组织上人才上分配不好，不是书记专政。”但是为什么“分配不好”，是否真的是缺乏人才，“决议”就没有谈。同样，“决议”还写着：“过去四军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对于上级，只有机械式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将一切工作推到书记一人身上，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这种写法实质上也是维护。
——这个“抹”映射出的合理成份，其实有很深远的意义。
在1929年6月“七大”时的红四军，还没有足够的实践和探讨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决议”的批评多于表彰，即使是肯定优点也没有大力宣扬。“决议”既未能明确指出书记负责和党委集体领导的辩证关系，给毛泽东的核心领导以大力支持，表扬他的勇于负责敢于坚持正确意见严于监督检查的精神，特别是表扬他倡导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及流寇思想的正确路线；又未能指出党的领导必须充分尊重和发挥军政首长的作用，表扬朱德率领和指挥主力红军的贡献和对游击战战略战术的研究。
相反，由于在争论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缺点，更由于当时红四军对于毛泽东、朱德所走的道路——其实也是他们自己正在走的道路——的伟大正确和对于他们的思想品格的高超可贵还缺乏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而大会对毛泽东、朱德各自的作用，都严重地低估了。
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他们二人的批评意见中。
决议对毛泽东批评七条：英雄思想；固执己见，过分自信；不接受批评；有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因有以上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对朱德亦批评七条：相信私人；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工作不科学，无条件，无计划，马马虎虎；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小团体观念极深。
决议结论说：“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关于朱毛两同志的去留问题，决议提出：“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决议通过：“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写道：“批评要注意政治”。而“七大”对毛泽东、朱德个人的批评，虽然有些缺点讲得“大都是正确的”(周恩来1929年8月13日在政治局发言时所说)，但都从思想道德作风上着眼，而没有从政治、从路线的高度，来判断人的是非高下——毕竟他们从事的是政治斗争。
陈毅8月29日向中央口头汇报时曾说：毛泽东“对代表大会亦表示不满，以为对他的批评完全是伦理观念”。
毛泽东的这一批评应该说是中肯的、深刻的。
“七大”决议也否定了刘安恭的“轮流坐庄”论——“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非常不对”。并对林彪、刘安恭给予了相对来说比较严厉的批评。
这个结论，毛泽东虽不满意。但如果仅仅如此，他或许也就认了——他本来就是准备“让步”的。
但正是由于双方的矛盾只是部分缓解而非彻底解决，更由于“各打五十大板”的折衷决议对与会者的影响。在选举新的前委会书记时，大多数前委成员从“伦理观念”出发，也祭起了“折衷”这个法宝：既不选朱德，也不选毛泽东。
选出了“中立派”陈毅。
毛泽东走了，问题就来了！
这个结果出乎陈毅之预料。
本来，这一次毛泽东作了忍让，大会得以顺利进行。陈毅原也以为选举不会有大问题，还选原来班子，毛泽东仍然是书记。
谁知毛泽东竟然落选了。
这一来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当不成书记，就失去了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的主导地位。
毛泽东向前委要求，让他暂时离开部队，以前委特派员身分去闽西视察和帮助工作，前委同意了。
于是毛泽东带着贺子珍、黄琳、蔡协民、曾志，以及一部分部队，离开军部启程去了闽西。并再次表示请求中央调他到莫斯科学习，坚持把自己的名字列进红军赴苏学习人员的新名单(6月1日已送过一次名单)。
临上路才发现，军部把毛泽东随行干部的马匹都扣下了，他们只能步行而去。（如果是张国焘被夺权？ 他在会师之前还急忙杀了名将）
7月9日，陈毅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随报告送去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等，并说明“皆关系四军重要问题，请中央详加指示”。“前委四军七次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材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来中央。”并附信说明白己即将来中央报告工作。
红四军内部争得热火朝天之时，蒋介石也没闲着。
蒋佳战争结束后，两广间局势较稳，而蒋与冯玉祥、阎锡山的矛盾亦尚未激化，蒋介石于是觉得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为患日甚”的朱毛红军和闽西的工农运动了。6月16日，他向闽粤赣三省发出了“会剿”红四军的命令后，29日又从北平发出电报，正式任命赣军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这次“会剿”军的总指挥，调集三省敌军共十三个团又两个营约两万余兵力向红四军发动进攻。敌军的部署是：闽军暂编第一师主力从漳州向龙岩进攻，粤军第七旅从大埔、松口向永定挺进，赣军第十二师和第七师第二十一旅从长汀向新泉、古田担任主攻。蒋在电文中并特别告诫：“三省军队共同一致，不事推诿，以为一劳永逸之计。”7月下旬，敌军即已逼近闽西边境，赣军第十二师两个团到了长汀，第二十一旅由长汀到了河田，闽军暂编第一师到了龙岩以南的适中。
军情紧急，敌之“会剿”军已迫近闽西根据地之中心区了。
敌军三省“会剿”尚未发动时，7月初，新任前委书记陈毅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对付敌军三省“会剿”的问题。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为，三省敌军由于派系不同，行动很不协调，容易为我所乘；闽西的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可以有力地支援红军作战。据此，前委会议共同制定了“闽西及龙岩、水定、连城、上杭、汀州、武平六县游击计划”决定在敌情缓和时，各纵队在闽西各县分兵发动群众，扩大红色政权；敌情紧张时，则采取“诱敌深入赤色区，击敌一面”的战略，并以较弱的闽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打破敌之“会剿”。
前委书记陈毅在7月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写上了前委的意见和计划：
“目前江西、福建正预备着会剿朱毛(注：红四军仍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我们应以极大努力发动闽西群众以对付将来到之斗争局面，此时赣南、东江敌有重兵我们不能去，只有在闽西坚决奋斗，从七月起我们即以这目的开始闽西工作布置。”
应该说，这一坚守闽西、分兵游击、“诱敌深入”，以打破敌人“会剿”的计划是正确的。会后，红四军四个纵队也按此计划在闽西各县开展游击战争。
可惜的是，这一计划未能坚持，后来又被改变了。
7月中旬，红四军收到了由中共福建省委和闽西特委转到中央来信（亦称“6月来信”，中央6月中旬发出，红四军7月上旬收到），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因病情日益严重，未参加完正在举行中共闽西党的一大，即到蛟洋休养。
于是前委全体成员便在蛟洋开会，毛泽东扶病参加了会议。
前委会议在陈毅主持下讨论继续“闽西游击计划”，决定：闽敌单独来就解决它，闽赣两敌同来则转移闽北，三省敌同来则去闽北转赣西赣南。
讨论中，有人提议陈毅和毛泽东同去上海向中央汇报。
毛泽东则称，不愿意去上海住象班房一样的亭子间。
于是前委决定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毛泽东对陈毅说：你去上海，可以，我赞成你去，把四军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陈毅乃请毛泽东仍回前委工作。
毛泽东说身体不好，同时你们“七大”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于是会议决定，陈毅走后，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会后，陈毅即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离开红四军到厦门，经福建省委安排由香港去了上海。
而红四军一下走了两位核心人物——尤其是走了毛泽东，问题就出来了。
7月29日，前委机关在新泉得到红四军前方部队于25日写来的报告，称“李文彬两团到汀并有两团续到消息。”于是，前委于当天带领大队从新泉开到闽西根据地之中心区古田，并立即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应付当前敌情的办法。
走了毛泽东陈毅，这会议可就是真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了，会前前委也不准备方案和中心意见，任由大家漫天说道。会上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各纵队领导都为本纵队说话，为调人调枪的问题吵吵嚷嚷争论不休，结果讨论终日谁也说服不了谁，朱德一人又调和不过来——有人讥讽说前委会成了“纵队联席会”。
这时有人提出：敌军三路进攻，兵力众多，红军兵力弱小，固守闽西无法打破敌人“会剿”，干脆，咱们打出闽西去。恰好这时大家也吵累了，也就附和了一把。
就这样，“前委会议变更行动计划”。即放弃了7月初前委会议制定的“坚守闽西”的正确策略，而仓促决定分兵向闽中出击——四纵队留守闽西，一二三纵队向闽中出击。
8月2日，前委和军部将在龙岩龙门一带工作的三纵队和在雁石、姑田一带活动的二纵队迅速集中起来，由白砂出发，“仓卒开入闽中”。原定一纵队也随军出发，但因一纵队原在坎市兰家渡沿汀江而上，复折返上杭、水定交界一带活动，接到命令后，因汀江水涨，不及渡河，赶不上大队了，乃留下与四纵队共守闽西。
红四军此前从未到闽中活动过，对于闽中的党情、军情、地情、人情均很陌生，而闽中实际上还无党领导的群众斗争的发动，红军来了，家家关门闭户，群众全部上山，完全不能策应红四军的进兵。且闽中地势险恶，山高水深，行军消耗太大，病员剧增，逃亡亦起，众多反动会匪和土匪也依托坚固高大的炮楼常找麻烦。红四军褥暑远征，兵力疲惫，孤军深入此无地利人和之区，实为兵家所忌。5日红军到达宁洋，8日攻下漳平，歼敌一部。在漳平住了8天，即向闽中大田、德化方向走去，并计划渡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
显然这是一个远离闽西根据地而形成流动游击的冒险的计划。
8月18日，前委写信向闽西特委通报了这一计划。
闽西特委见此报告后，根据病中的毛泽东的意见，致信前委说：“我们以为闽中(地势)山河险阻，防守不便，兼之难走，(又)无群众，没有斗争，不能起来(帮做)侦探之困难。……过了乌龙江则敌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危险”，因此，“提议前委再调四军回闽西。”
此时红四军在闽中确已遇到很大困难。见此信后，“乃决定返回闽西”。
此次去闽中，“损失三百多人，一百多枪”外加“一门炮”。
8月底，前委率二、三纵队由闽中回师闽西。
“闽中出击”失利。
但一回闽西就不同了，8月29日，一战漳平，击溃张贞部的张汝匡旅，二战永福，再歼其一营，占了永福，还吓退了进占龙岩的杨逢年。在此期间，第一、第四纵队在闽西特委领导下（毛泽东病中遥制），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回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湖雷。9月21日，红军第二、三纵队与一纵队会合，在上杭群众配合下，一举攻下上杭城，取得了“红四军成立以来最大胜利”。打开上杭，除掉了闽西苏区西部的大白点，就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闽西根据地，红四军扩大到7000多人，每个纵队都由两个支队扩编成三个支队。三省敌军久攻闽西不克，又见红四军大队重返龙岩、上杭，谁也不愿率先进攻红军致损实力，乃纷纷引兵退却，各自缩回原防地。
所谓“三省会剿”便随之宣告瓦解。
“闽西坚守”成功（当然也有朱德接受毛之建议及时回师的功劳）——而且还有扩大。
“八大”又开砸了！
“闽中出击”失利之后，红四军内议论又起，思想也很混乱，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前委代书记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是召开前委会议定，9月下旬在上杭的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八大”，希望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
然而又一次事与愿违。
“八大”可以说是“民主”到了家，由于前委机关不健全，没有能够掌握住局面的核心人物，朱德一人划拉这个摊子，救火都跑不赢。所以会前基本上没有必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也没有什么具体成熟的意见和方案，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在会上放手让群众自由讨论，就问题解决问题，结果却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例如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问题，到底应作何规定，会议讨论了两天仍旧没办法决定，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大会选举前委委员，事先也未作酝酿，而是到会上来临时推选，结果形成平均主义，各纵队都要有人参加前委，结果前委成员增加到17人。一纵队推举的一个委员，这个委员根本未与大会代表见面，只是因为提议他的人两次提议说他好，此人不但被选为前委委员，还被推为前委常委。
这次大会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争论不休，但对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
然而还是有不少人觉得这样才民主，才痛快。
可这时候朱德却不这样想了——这毕竟关系到对敌斗争的大局，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这个时候，他和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领导的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提议由三纵队党代表彭枯和参谋处的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泽东却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次大会了。
朱德也火了一把，我们这么诚恳地请你回来，你还“拿搪”了不是？
前委立马给了毛泽东一个“党内警告”，命令他立即回来参加会议。
毛泽东回来了，坐着担架来的——他的的确确是病得不轻，恶性虐疾，发作起来很厉害。
但心中有气也是一个因素，参照后来宁都会议后受到更大打击后仍表示“前方需要，随叫随到”的毛泽东，不能不说这时的毛泽东，暂时还称不上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
朱德等看到毛泽东病成这个样子，再想着他离开前的委屈和往日里的亲密合作的种种好处，心里都很难受。虽然这时“八大”已经结束，但朱德等仍然把他留在上杭，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
经过当地名医吴修山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病情明显好转。
一个月后，还不能下床的毛泽东又坐担架随闽西特委转到苏家坡继续休养了一个多月。
这其间还有个趣闻：敌人不知道是怎么知道了毛泽东重病的消息，传来传去，竟然传成了“毛泽东死于肺结核”。次年初，传到共产国际那里，还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千字讣告。声称：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那时节，内部吵来吵去的“朱毛红军”因为闭塞在乡间，对于他们自己创造的革命业绩，对于这个业绩已经在全国造成的极大的影响，对于“朱毛红军”已经成了中国革命乃至共产国际的一面旗帜的事实，基本还是不甚了了。
毛泽东大病初愈之时，陈毅从中央归来了。
“冒进东江”
陈毅回来前后，红四军又出问题。
1929年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接到中共福建省委于10月6日“飞函”转发来的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福建省委亦表示“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要求前委“坚决的执行”中央指示，要“朱毛红军无疑的是要开到东江去工作”。
应该说中央这个指示是有些依据有些道理的，当时粤敌二陈（陈铭枢、陈济棠）正借“两广事变”之机而忙于争地盘打内战，东江地区敌人兵力空虚，而闽西却因刘和鼎部进占龙岩、金汉鼎部的南压以及周志群部入武平而局势日趋紧张。红四军倘借此机缘速进一把且见好即收，收获定会不菲。
可惜这封信到得晚了一点（中央在上海指导各农村根据地，焉能不远？），加上“自下而上的民主制”的放任自由讨论，多数人对“闽中出击”受挫有余悸于心，不赞成立即出击而要求“缓进”，前委又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处理，以至于到了10月19日，才决定率三个纵队南下。
10月20日，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史称“冒进东江”。
头两仗很顺，二纵队在烽市炉下击溃敌人两个营，一纵队在松源又打垮一个营。
其实这里头已经隐藏着危机了，中央来信“出击东江”的设想前提是“张发奎入粤，粤敌自顾不暇”，而张发奎迟迟未入粤，粤敌自然可以全力以待红军了。而且红四军这边问题也多多，虽然烽市算是打了个击溃仗，但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中央已决定将其调回，但尚未向他传达）就过于轻敌，不按前委计划指示，带领部队由峰市向虎市冒进，结果在粤边石下坝与一营民团遭遇。经激烈战斗，虽将敌人击溃，但并未能进占虎市，反牺牲了司令员刘安恭及其他重要军官二、三人，士兵伤亡达百人。这一行动并且影响了前委整个的工作计划。刘安恭的战死固然值得纪念，战斗结果也算胜利，但他却是自己的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主义的牺牲品。
但当时红四军的指战员们却不这样认为，虽然战斗中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但部队得了甜头，气势很壮，恰好这时陈毅归来，将路过东江时沿途了解的敌情和侦察情报一核对，证实梅县只有相当于一个营的守备队，于是前委一致同意直取梅县。
果然好打，敌人不击自溃，10月25日，红四军主力进了梅县。
可惜好时机已经错过，这时“两广事变”已经结束，粤敌已经回顾，这胜利成果尚未来得及品尝，就立马还给了对手。
10月26日，红四军政治部一面派捐筹款，一面准备召开群众大会扩大影响，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梅县城内商店纷纷开门，群众也开始聚集，商界答应在一天内筹集的7万多元现款也已向红军交付了2万元。
下午，群众大会会场也布置完毕，一部分部队已整队坐好。
这时，梅县西郊枪声大作——蒋光鼐的3个团打来了，一部分敌人依仗地形熟悉已经打入城厢。
红四军仓促退出梅县，避入丰顺以北山区。
要是就这么着打道回府，也算是得了便宜，见好就收。而且恰好在这个时刻，中央又来了新指示，要红四军“避免深入东江”——中央的指示也难得这么及时一回。当时中央设在上海，垂青城市运动，融山绕水领导各农村根据地建设，十分不便且不得力，许多“指示”什么的，虽然正确或重要，但由于不能及时送达而过了时效，往往不能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可惜这回中央难得的一回“及时”，却没有与红四军本身的“及时”对上榫头。
这时红四军又来了个“自下而上的民主制”——集体自由讨论行动问题，主题是“分兵发动群众，还是集中击破敌人。”在此，“官兵讨论了数日，不愿在东江分散，怕被敌人各个击破”。又“感觉梅城物质优异”，“不甘(于)失败”。“同时探知梅县只有郭思远部教导团，大家一致决定返攻梅县”。
好在这次朱德、陈毅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集中击破敌人。
这个意见也没有大错，关健是怎么个“击破”。
大家都嚷嚷着，再打梅县，出一口恶气。
又“民主”一把，打！打开梅县，再转向西南到兴宁、五华游击。
31日“拂晓乘敌不备，包围梅县，前锋入了大街”；结果打起来才知道，梅县之敌是两个团而不是一个团，蒋光鼐本人就在城中，粤军善于巷战（红军不怎么会这个），又有一大堆“花机关”，结果红四军一夜打了“七次冲锋”，仍然没打下来。
敌人的增援也来了。
红四军又一次仓促撤出，退向赣南。
经平远到了寻邬大田乡，住下来一查，梅县作战伤亡200多人，不算太多。
可上杭战斗补充的俘虏兵却逃亡甚多，一结算，各纵队减员达四分之一。“精锐损失不少，一纵队缩编为两个支队；二纵队收编的俘虏动摇而沿途逃跑，也缩编为两个支队；三纵队缩编为一个大队。合计损失一千多人”，“为四军郴州失败(指井冈山时期的“八月失败”——引者)后之第一次大损失”。
而此时毛泽东领导的闽西区，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自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闽西根据地尽管遭到敌人不断进攻，而且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冒进东江”，但由于毛泽东和闽西特委的领导得当（毛泽东抱病奔走调研情况，组织策划），留在闽西的四纵队和当地赤卫队战斗不懈，根据地仍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由三个县扩大到六个县(龙岩、水定、上杭、武平、长汀、连成)。在纵横数百里的赤色区域内，80万群众分到了土地；共成立县苏维埃政府5个，区苏政府50余个，乡苏政府400余个；闽西工农武装也不断发展壮大，从3月间的800多枝枪发展到5000多枝枪，赤卫队员6000余人。党和各种组织也不断发展，已有工会会员近1万人，农会会员约70万人，党员7800余人。闽西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陈毅不由地慨叹了一把：“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毛泽东不在，政治领导没有确立，这过了头的“民主”也着实害人不浅。我挂帅，的确不行。
多年后，他还坦诚而言：“我挂帅，失败了，挂帅是不容易的。”
其实，他这个前委书记，也只挂了几天帅，红四军的“出击闽中”与其无关，“冒进东江”也决定于他回来之前，他实际上应负的责任，应该说是不大的。
有评论者设想，当时如果毛泽东仍在前委，陈毅未走，与朱德等亲密协作，团结一心，一起保持住前委的“中心的政治领导”，中央指示来了后决策是否东江之行时，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抵制中央不切实际的指示，不入东江。像对于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指示要朱、毛离开红四军以隐匿大的目标，并将红四军分散于乡村中隐蔽一样，前委就坚持不同意中央的指示，再三申述，并终于使中央放弃了这一意见；二是对“两广事变”及东江清况前委肯定会作进一步的分析和了解，特别当入粤后得知“两广事变”已告结束，而东江党和群众亦未起而策应红四军，这时就会回师闽西，而不会再坚持盲目前进了。三是会制订出一个更“积极慎重，实事求是”的进军东江的作战计划，至少不会让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主义泛滥，硬攻梅县，“七次冲锋”，“形成无条件的攻坚折锐的军事行动”，避免无谓的损失。
由此可知，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保持团结坚强的“中心的政治领导”，对于革命斗争事业是何等的至关重要!
这是“冒进东江”从另一个方面提供的深刻的启示。
这个评论，非常有道理。
肖克后来也回忆：这次“冒进东江”失败给予的启示是：“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朱德陈毅商定：请回毛泽东，筹备红四军“九大”，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改选前委。
“三人委员会”办了个“训练班”
陈毅带回来的中央指示，是打倒抹稀泥的“陈毅主义”，请回毛泽东，红四军仍由朱毛当家。而且有些重要文献，还是陈毅亲手起草的（比如“九月来信”）——自己批判自己。这个态度，与陈毅赴中央汇报前后相比，完全不同，以致于有的评论者称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赴中央前后的几天里，陈毅的基本态度还是“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但他个人主张“毛走朱不走”，在8月26日他与中央接上头后，在向他与毛泽东的共同学友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汇报中，仍然是“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
六大以后，由于当时中央执行的是“城市中心”的路线，对农村根据地工作并不重视。而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却有所不同，他对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事情给予了格外的关心。那时各农村根据地送到中央的文件都是用药水书写的。而周恩来要求中央秘书处，接到苏区送来的文件要首先办，抄好后立即送交中央。所以他总是第一个看这些文件，而且大多也是由他提出在中央讨论的。
周恩来出席了8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听了李立三的报告后，会议决定再召集一次政治局临时会议，由陈毅出席作一详细报告。而当时在上海，因为安全问题，政治局开会也挺不容易——就在陈毅抵上海的前两天，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军委委员颜昌颐（陈毅的入党介绍人）等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去。这种环境，也说明了中央设在上海如同在虎狼窝中，与掌握枪杆子的朱毛红军不可同日而语。在根据地，只有手中有一支能打能冲的部队，自己警惕性高，部署得当，不犯下失去掩护的错误，敌人就其奈我何，机会好了，还可以来一个大柏地，缴他800人枪！而上海，空有10万产业工人，却急切救助不上。
8月29日的临时政治局会议的参加者有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李立三、项英、关向应等，会上，陈毅第一次与李立三见面要求他写好的《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工农运动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等书面材料向政治局会议作出口头报告。
报告充分体现了陈毅的风格，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问题，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等都作了相当准确的叙述。同时也力求公允，比如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但也坦率道出：“代表大会决议案主张两人都离开，但事实上朱去指挥上困难，”“朱去军长代替人难。”“毛的信仰差”，“毛继续工作不大好”，“政治上中央派去人无问题，内部提出一人来难。”
3天后的9月1日在上交政治局的《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陈毅仍然称：“对朱、毛去目的意见：①在中央能各派一人去担任他两个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②如不能同时派两人去，则先派一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
前委书记不是选了你陈毅了吗？为什么不行？
陈毅专有一段解释：“③在四军中均找不出代替朱毛的相当人物来，大部分是群众信仰的关系。中央派去人则不甚发生问题。如以刘安恭之偏见，群众对他还相当信仰，完全是由上级来的关系，在四军中一般同志工作日久，相处极密，被此长短都知道，外边初去的人，至少他们不知道他的短处，同时没有什么成见横梗于胸中，工作也就容易了。”
还是那个“伦理观念”。
可见这个时候的陈毅对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非凡意义基本上未予认识，虽然一再说毛泽东政治上强，工作能力较朱强，政治分析大体是不乱的，随时注意政策的执行，但更多注意的是他工作作风上的缺点。
鉴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个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据陈毅后来回忆，这个讨论会，是“两个月的训练班”。
据说，在“三人委员会”第一次讨论时，周恩来的开头一番话，就让陈毅有如提壶灌顶。
周恩来称，你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我看了，这里头很多新鲜的办法和经验都是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从来没有的，的确别开生面。照这些办法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是红四军的创造，是红四军对全国的宝贵贡献。这篇材料，将在《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发表。看来，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而且对全中国都有重大的影响——次年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机关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上的确全文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而且还有编者按：“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了然。朱毛红军在编制、筹款、政治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开支公开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是在中国别开生面。”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李立三在与陈毅的讨论中也称，对比着看，城市工作举步艰难；而凡是有红军有根据地的地方，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地方，斗争都在继续，在发展。
而红四军的经验尤为成熟。
陈毅当时就为之一振——这个评价，他们自己是从来没有想到的，或是不敢设想的。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人们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个高得多的视点，才能看清自己走过的道路。陈毅在红四军时也爱红四军，但总觉毛病不少，纠纷多多。而今到了上海，到了中央，从大城市、从全国的高度回头一看，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是那么坚定正确地走着胜利的革命道路，气呼呼的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就是前委中主张“朱毛皆离去”的那一些同志，未尝不是出自于对红四军部队的一种挚爱之情——你们不是要吵么？吵得上下不安宁，干脆，你们上别处吵去，别为这个废了咱的家当。“伦理观念”，妨碍了他们对于朱毛之于红四军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性的认识。
只缘身在此山中，未喑“十步之内有芳草”啊！
红四军领导层之所以能最终化解矛盾走向团结，毛泽东之所以能展露头角施展才华且成长成熟以致最终成为全党领袖，不能不有在他初遇挫折时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的慧眼独具的功劳。而且这种“慧眼独具”，还必然伴随着自己对自己过去“眼力不济”无情批判。
这就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胸襟。
眼界，胸襟……
其实，在陈毅到来前的8月21日，周恩来就为中央起草过一个给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指示”。这个指示，是中央政治局在收到福建省委秘密交通转来的陈毅关于红四军前委争论问题的报告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议定的，其主要宗旨，就是要他们站高一点认识自己，认识自已在全国形势中的地位。在那个指示中，周恩来就曾经写道：“你们应知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的多多！”
在那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上，会议认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周恩来发言指出：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作整个的回答。目前应去一封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已解决的问题不应再争论，同时要批评他们不应有的消极观念。并提议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把刘安恭调回中央。
“八月指示”中共中央就对毛泽东的建军主张作了充分肯定，指示明确指出：“‘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这一意见非常正确”，你们的任务首先是发展游击区域，加强农民武装，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实是扩大红军的前提，你们必须坚决地执行这一路线，应视与发动群众斗争一样的重要，不容许有丝毫动摇。”指示信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准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指示信提出了“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样鲜明的口号，要求绝不能动摇了这一根本路线。关于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集中制的党绝不容许极端民主化，“尤其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绝不容许有此种倾向之生长。”要求红四军的领导同志要团结一致。对于目前三省“会剿”，指示信指出：“你们必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一战斗，来冲破这一狭小的局面向各方面游击骚动”，并且强调说：“凡你们经过之区，必须使红军不仅尽其作战的努力，还须成为广大的宣传队以发动群众联系，才能保障红色区域不至易被敌人包围和消灭。”指示信最后说明，红四军中的其它一些问题，在陈毅到达中央后作进一步了解再全面答复。
中共中央的“八月指示”，已经初步给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及争论，作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结论，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建党建军主张，并对一些主要的错误思想作了比较严肃的批评。由于此时情况了解还不全面，党中央还不能对红四军的一切问题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指示。
要知道，当时中央对红四军的诸多错误指示，周恩来、李立三等都是与之密切相关的——比如那个影响很负面的“二月来信”，就是周恩来本人亲自起草的。
但他们现在却如此由衷地赞扬朱毛红军的伟大创造——他们曾经对朱毛红军如此悲观。
“这还要感谢润之兄的那封信。”周恩来说。
那封信就是毛泽东4月5日回复中央“二月来信”的那封信（周恩来4月7日起草了复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暂时不来），陈毅也看过，但压根儿就没有料到它在6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引起的强烈反响。
这个时候，周恩来才把他为中央起草的“八月指示”底稿拿出来让陈毅阅读，让他准备下次讨论的意见。周恩来同时说明，当时中央已经知道陈毅上路了，所以对许多斗争策略和党内争论问题，决定等陈毅来了再同陈毅一起作更详细的讨论，再给红四军前委更全面更客观更正确的指示和批评。
陈毅领悟到了周恩来等人的良苦用心：周恩来李立三之所以没有在他到达之时将“八月指示”向他公开，是为了让他不受干扰地直抒胸臆撰写材料客观汇报红四军的真实情况。现在各方面的材料的都齐备了，应该进入更深入地探讨了。
“八月指示”没有能及时送达红四军前委，因而未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但它却成了陈毅为中央起草“九月来信”的重要基础。而这个“九月来信”，正是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训练班”“讨论会”的伟大成果——称其“伟大”，是毫不含糊不带任何夸张的。
“八月指示”最打中陈毅要害之处，是说“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地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
指出正确路线？
的确，“七大”的决议完全没有用足够的篇幅，完整地明确地辩证地阐述红军的正确路线！可究竟什么是红军的正确路线？被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至今还不是十分明确。
首先是红军的任务。毛泽东强调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要花大力气做群众工作。甚到强调到了“打仗的时间和做群众工作的时间是一与十之比”。井冈山会师不久，有一次在茨坪开会，21岁的林彪发言，热烈赞成“敌人来进攻，红军集中打敌人；敌人打走了，消灭了，红军就分散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红军就是要同群众一起红！”毛泽东那时还不认识林彪，兴奋地问陈毅这是哪个，陈毅告诉他这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树林子里三只虎”。
林彪所说的正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
据说从此林彪便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一个毛头小伙基层军事干部能有这般见识，当时的确不多见。
朱德也赞成部队要做群众工作，但认为部队主要是打仗。敌人打退了，消灭了，部队可以抽一些人协助地方党政做群众工作，建立苏维埃，组织和训练赤卫队；但部队的主力应该继续扩大游击区，应该打仗。
陈毅当时觉得两种意见都有道理，应该互补短长，强调和实行哪一面要根据具体条件来决定。
瞧，井冈山9月到12月不扩大游击区，结果“经济无出路”，放弃了井冈山！
可是“八月指示”上，却写着一段话，完全是毛泽东的口吻，简直比毛泽东还毛泽东！
“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
毛泽东还只说是“流寇思想”，周恩来干脆说是“流寇土匪的行径”了，还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的！
陈毅很可能就此联想过毛泽东当街大骂毛泽潭的往事——走州过府大吃大拿，这不是流寇作为？还有“八月失败”进郴州，范石生部队的仓库里银洋物资很多，那次陈毅发高烧躺下，朦胧中只听见大街上人来人往兴高采烈。二十九团官兵各自散回家乡时，枪杆上腰窝里许多人有带给老婆娃娃的好物什。而二十八团发洋财的本领比二十九团还强些——林彪就搞到一百几十块银元。“铁军”老兵，脱离生产久了，脱离群众久了，加上对打土豪“共产”的误解，“你的就是我的”，战场纪律、群众纪律只当耳边风，还必然会对艰苦地建设根据地感到厌烦。毛泽东殚精竭虑乃至气急败坏，正是因为他是从根本制度上来认识流寇思想和行径对红军的生存发展可能产生的致命破坏作用的。
毛泽东抓住了关键抓住了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错，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打胜仗，古今中外都一样。但是，红军有不同的质，那就是它反抗对群众的剥削压迫，全身心地服务于群众。这就是政治。在政治和军事的辩证关系中，尤其是在红军初创、旧的军阀部队的思想作风还未很好改造的条件下，只能使政治成为主导方面。
或许正是在三人讨论红四军诸多“别开生面”的创造中，陈毅在感情上对朱德毛泽东的认识产生了升华，这些为共同理想宵旰优勤，出生入死且争吵不休的战友们，是如此地可钦可爱，可敬可佩。尤其是毛泽东，红四军的这些“创造”中的大多数创造，都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创的，而恰好是这位被刘安恭责之为“不服从中央”的毛泽东，如今正在被“不服从”的主要对象们所由衷称赞。
陈毅不可能不为之动容。
“如果润之兄和你们在一起呢？”
据说，“三人委员会”的第二次讨论是讨论的建军原则——党领导军队的问题。
据说，三位留法生对“军队权力形态”的讨论是从古罗马的“元老院”谈起的，即使是在古罗马那样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到了战争时期也得由元老院把独裁权——“狄克推多”授给最高统帅一人，否则就无法全权指挥军队组织民众作战。当然，战争结束，无论胜负，统帅还得向元老院交还“狄克推多”。可是在军队内部，无论平时战时，都是集权制，都是军官任命制，垂直领导，按级服从。军队都该如此。
周恩来起草的“八月指示”中也称：“七大”在组织路线上的缺点是“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的回答他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而同时又没将‘党管一切’之不妥当的涵义与解释，给以恰当的批评。”
周恩来还提到了被捕的前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的意见：“杨殷同志被捕前在8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给红四军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集权这一点特别要指出在军队中应该如此。’我把他的意见也写上了。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敏捷，步调一致，便于行军作战。你们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让群众自由讨论有关。”
这就是直戳陈毅和朱德的痛处了。
到湘南，省委、杜修经、龚楚，以及部队的大多数，都有了共同的意见；而陈毅自己，以及朱德，虽不赞成马上到湘南，但对于回井冈山，却也不是十分坚决的。当时的军委本身没有非常坚定的意见，却交给扩大会一百多人随便讨论，当然就会失控了。
“如果润之兄和你们在一起呢？”李立三意味深长地问。
陈毅设想一把：那当然大不相同了。毛泽东这个书记不像我，他一是铁定要坚持井冈山；二是厉害，在他面前龚楚等人不敢瞎捣鼓。前委就会作出回井冈山的决定，前委委员龚楚只有回部队传达前委决定的义务，没有散布个人意见的权利。
周恩来认为：这就说明前委一定要集权。军队行动的方向决不能由大家任意讨论。而且，这还说明，前委还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一个能够把大家的正确意见、把委员们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的书记。周恩来说：他在“八月指示”中专门有一段强调书记的作用。委员会中既然有一个书记，他当然要比别人多负点责任。尤其是在军队中。尤其是临时紧急处置的时候。这绝对不是家长制。就像军队的指挥不采取委员制，军长就是一军之长。军中的书记也同样要职权集中一些。
然而陈毅也不是那么好说服的，他当即指出了其中矛盾之处：军长既是一军之长，军事指挥员的权力不能因为书记要多负责而削弱。红四军过去主要在这问题上处理不够好。
周恩来说：“这就是‘党管一切’的毛病了！党应该领导一切，但不宜说‘管理一切’。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则应该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
陈毅则如实道来：我们那里是把“党管一切”理解为党应该领导一切非党组织，才认为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至于说党部不要公开处置各种事务，不要视军事机关和士委会为虚设，那是红四军“六大”的“党务决议案”中早就写了的。但只要是毛泽东在当书记，不管你文字上怎样规定，他还是实行“党管一切”。不过平心而论，按照一年半来的经验，老毛“管”得实在不错，除了人事关系紧张，大政方针都是对头的，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这个讨论讨论到这里为了止，当时的客观环境也不允许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不过联系想想二十多年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领导管理一个亿万人口的国家的时候，客观环境和情况已经具备了重新认真审视和讨论在新形势新情况下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的时候，却仍然没有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和实践，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了。
接下来，“三人委员会”还讨论了多次，据说都集中在最关键的核心问题——组织问题。
说白了，红四军的领导人怎么配备，谁走谁留？
看此前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对红四军领导人问题确实还没有讨论过。记录中只有周恩来发言中有一句话：“组织上应解决。”
怎么解决？
“三人委员会”对朱毛以外的红四军干部逐个掂量了一把。
刘安恭，不行，调回来算了。
陈毅？不行不行！陈毅坦率而言，“八月失败”后开党员代表大会，对我的批评很激烈，这次“七大”前夕，又没有能引导前委扩大会拿出正确路线，没有接受“八月失败”那一次极端民主化的教训，又一次放任下面自由讨论，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朱毛的威信。
“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嘛!”
李立三开门见山：“毛泽东如何？”
在以前的讨论中李立三很推崇毛泽东，陈毅是有感觉的。陈毅自已经过多次讨论以后也深感毛泽东不是自己汇报时说的“政治上比较正确”，而是在政治路线上战略策略上很有远见卓识，。而且意志如钢，能在各种强压下“岿然不动”。陈毅独自思量，也曾一再想到仍由毛泽东来当书记，但是随即自我否定：人事关系已经搞坏了，很多人不会接受！
李立三见陈毅不语，便很郑重地说，“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四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四军同志能不能接受？”
陈毅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现在对毛泽东在政治上更加拥护，“他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正确，不但正确，而且别开生面，为中国革命闯出新路。但是在组织上，我仍然担心搞不好团结。他为人……我在汇报时都说了，个个怕他。这次代表大会没有选他，出乎意外，但也不奇怪。很多人把他和朱军长一比，当然是朱德更得人心。”
周恩来高屋建瓴：对一个政治家如何认识？“你汇报时说，‘七大’结束后，毛泽东说大会对他的批评‘完全是伦理观念’，是吧？”这问题发人深省。党的代表大会不是主要看党的负责同志奉行的政治军事路线对革命起了什么作用，而是集中更多注意力批评个人的意识、作风、态度，那当然要偏离当前的对敌斗争，难以分辨是非了。
但是，陈毅还有“杞忧”。在整个讨论中，谈到反对“偏于军事观点”或“单纯军事观点”时，他有些担心执行起来会产生“偏于政治观点”，把政治问题夸大；在谈到集权制不是家长制，不能借口反对家长制来妨碍前委集权时，他有些担心在中国这样封建宗法思想和小农经济特别广泛的国家，如不注意反对家长制，个人专制有一天会害党害军。而现在，谈到“伦理观念”，他也认为主要应从政治上看人。但是，伦理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民主，妨碍团结，使许多人离心离德，许多人唯命是从，甚至拍马奉承，造成政治腐败，反过来又是政治问题！
他把这些都说了出来。
周恩来和李立三都认为，那是在今后的实践中锻炼和掌握的问题。现在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在1927年就率先提出上山打游击；不久就看清楚在中国农村可以实行红色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就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他身体力行，不怕艰险，在第一线领导第一线的斗争。
周恩来表示，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千句可以并成一句：可惜不是我。
周恩来还说，他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任，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思想作风的。
这陈毅倒是有体会——他已经两次亲自经历毛泽东忍让团结的态度了。“八月失败”后回到井冈山，双方的对立情绪很强烈，经过同志们的工作，毛泽东主动说了朱军长是反对到湘南的，二十八团的问题让他们自己讲。这次“七大”前夕，毛泽东又相当大地作了让步。
陈毅也反戳了两位老学友一把：这次领导人之间矛盾的加剧，是中央2月7日来信起的头。
周恩来和李立三都很惊讶。
陈毅说明：矛盾本来就存在，但可以在前委内部逐步解决。中央来信要调走朱毛，大家想至少要调走一个吧。于是留朱呢还是留毛，两种意见就在部队里“拱”开了。本来就有的小团体主义发展了。刘安恭来了再添一把火，就“哄”起来了。
这一说，李立三、周恩来都很高兴：“这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朱毛是可以相处得好的。”
“当然。”陈毅说，“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朱毛的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捧了中央的‘圣旨’去做好工作，我相信退一步可以进三步!”
不知不觉间，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完成了，陈毅成了比周恩来、李立三更激进的“拥毛派”。
既然讨论的结果是高度一致，既然陈毅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已经很深透，周恩来提议：委员会要提出的决议——即《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就由陈毅起草。
数十年后重看他们的这段讨论，还是觉得陈毅那个“杞忧”很有点“深远的历史意义”。
可惜当时没有展开讨论——当时客观情况和他们的认识水平，也没法儿展开。就是周恩来的回答，其实也未尝没有蕴含着另一种形式的“伦理观念”？至于怎么样从制度上来防止“个人专制”对党和国家潜在的或现实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历程漫长而曲折，且几经徘徊，迄今仍未能结束。
所以我们就更不能苛求于彼时彼地的这些前辈先贤了。
“九月来信”
这封“九月来信”现在收在《周恩来选集》中。
其实这是陈毅的手笔。周恩来多次说过，这封信他一个字都没有改。
并称：“很好，就是这个意见。”
“九月来信”收进《周恩来选集》的有八个部分。其主要方面的内容有如下几点：
第一、详细分析了当时军阀混战的形势，指出红四军在这种形势下，应采取坚决斗争的精神，团结广大群众，打破敌人的“会剿”。红四军的经验证明，“中国的地势辽阔”，也是红军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条件”。
信中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前委应以教育的方法予以肃清。”
不妨将此句与陈毅此前对毛泽东“马列主义信仰差”的批评作个对比。
这一论断对中国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虽然含义还不很精确，却显然从大局上战略上意识到一种阶段性和因果性的关系，把农村红军(当然包括红色政权和农民群众)看成是取得城市政权的主要原因了。而对红军和根据地的这种认识，比起六大时，也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关于红军中党的建设，提出了八条意见，着重说明的有如下三点：
一、关于党的组织和工作路线问题，指出在目前党在军队中还属秘密状态的情况下，党的工作路线“尽可能的实现党团路线”，即党“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这一指示非常重要，既不违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同时又避免了党委包办一切的事务主义现象，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从而正确地解决了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关于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关系，政治和军事的关系的争论。
二、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批评了极端民主化的现象。信中严肃地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信中并指出：“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地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候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了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常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上，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这就基本上作了一个结论，一方面说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是不能动摇的，而毛泽东的领导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指出前委关于军党委问题的领导是不力的，是整个前委的责任。
三、提出了“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号召。信中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他们中自然会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这些观念于红军的存在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妨碍。所以产生这些错误观念，“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并强调说：“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要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这说明，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坚持的要纠正红四军中发生的各种“毛病”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关于军队建设，作了五个方面的指示，既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行之有效的各种政策，又指出应该注意的问题。主要有三点：
一、规定了当时红军的根本任务及其前途。来信指出：红军的根本任务有三项：“⒈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⒉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⒊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来信肯定红四军在两年的斗争中，对于实现上述任务做出了巨大成绩，“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来信支持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游击，开辟根据地和扩大红军本身的正确斗争。但同时指出应注意防止急躁情绪，针对原前委曾提出的“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计划，指出这是错误的。
毛泽东于几个月后，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表示同意中央的这个批评。
二、指出了红军的发展方向及其战略。来信说：“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到解决。”信中肯定当时红四军主要采取在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红军对于较小之敌，应坚决歼灭；对于较强之敌，不应作殊死战。“打硬仗的办法是无益于游击战争的”。
关于红军战争中的分兵与集中问题，来信实际上改正了中央“二月来信”和“四月来信”中关于将红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界各乡村”，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隐匿大目标的不正确意见，提出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信中明确地说：“分散红军，分兵后不必要有联络集中怕目标太大”是“右倾思想”，“有极大危险”，并且指出：“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红军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渡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
关于“一般战术问题”，中央充分信任毛泽东、朱德在军事指挥上的才能，没有就此间题提出新的指示，并特别指明：“前委在两年奋斗中已有不少经验可以运用，中央在此不作机械的指示。”
三、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例如：
针对红四军中严重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现象，着重指出：军队中实行民主化要有“限度”，因为“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绝不能动摇集中指挥这个原则”，所以“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这个指示对军队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
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严重军阀主义残余的现象，信中提出了“红军的纪律与处罚”的原则，提出“应做到士兵自动守纪律，以群众的力量与影响来制裁违犯纪律的人”，并严肃地主张“坚决地废除肉刑”。这对于进一步划清红军与白军的界限，启发士兵的自觉，巩固军队的建设是大有好处的。
第四，关于朱、毛争论的问题，“九月来信”作了三点结论。
一、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朱、毛分歧问题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
⒈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应对这个错误负责；
⒉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
⒊这次扩大会议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领导，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
⒋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二、指出朱、毛两同志在工作方法上也有错误，如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方式去相互争论，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不公正的毛病，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
三、今后纠正的方法。来信提出：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
⒈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
⒉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
⒊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
⒋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意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看到这些文字，不由地不让人对这些磊落坦荡的革命家，肃然起敬！
在和陈毅面谈中，周恩来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今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周恩来还指出：红四军内部要加强团结；大敌当前，红军内部不团结，就有被敌人打败的危险；红四军全体同志要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团结一致，努力向敌人作斗争。
“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自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后有争议的主要问题，维护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为开好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三人委员会”办的这个“训练班”，成果伟大不伟大？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陈毅怎么办？
还有一件事没办好……
陈毅卷入朱毛之争甚深，陈毅又取代了毛泽东，毛泽东现在又复职了。
这个结局，陈毅处境之尴尬可想而知。
中央组织部当然考虑到了这个，他们征求陈毅意见：现在鄂豫皖红军需要加强领导，广西你的留法学友邓小平也在准备起义，组织新的红军。如果愿意，这两处你可以任选一处。
陈毅很痛快的回答：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好，没有把毛泽东请回来，等办好这件事再考虑工作问题。
“我应该回红四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宰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把区区此生，奉献给红军。”
对于毛泽东，陈毅是比较熟知的了。陈毅相信他对于“七大”这一段不会不感受至深。但是，红四军的巩固和发展，是如此地具有全国性的重大意义，一切个人的浮沉得失，相比之下都小如草芥，轻若杨花。
陈毅要求，自已摆的摊子自己捡，自已回红四军，请回毛泽东，传达“九月来信”。
陈毅后来很自豪地声称：“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贡献。”
关于这个，陈毅说得一点不夸张。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贡献”，而且是一个“大贡献”！
1929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陈毅起“9月来信”。
周恩来特别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陈毅同志热切要求回红四军去，做好同志们的工作，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所以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九月来信”最后附上了一段文字：
“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
1929年10月1日，陈毅离开上海，4日到香港，6日过汕头，11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曾与特委研究中央指示红四军进入东江的工作。然后绕过梅县，在梅县到蕉岭的路上，意外地碰到了从蕉岭再向梅县进攻的红四军先头第一纵队，才知道军部在松源。
10月21日，朱德陈毅在松源见了面。
三月阔别，真是一言难尽。
朱德一见陈毅，就说老毛不在你也不在，10月初开“八大”，仍然不如人意。
陈毅则问老毛怎样。
朱德告诉他老毛养病尚未回来，然后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地将毛泽东在红四军党的“八大”时写来的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的信给陈毅看。他猜想陈毅大概会冲冠一怒，因为毛泽东的这封信写得实在太刺激，字字句句都透着“愤懑”——就是数十年后重看这封信，可能也算有着诸多雄文佳作问世的毛泽东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败笔。
然而这个时候的陈毅已经不是三个月前的陈毅了。
陈毅哈哈大笑：“我赞成这封信。这封信是对的，我陈毅七次大会是犯了错误，犯了政治上的大错误，七次大会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助长了错误思想。我这次回来，准备向他作检讨。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朱德惊讶之余非常高兴——这与他最近的思考和认识走到了一起。
这两位四川同乡，都是胸襟坦荡磊落大度之人。
说实话，毛泽东有这样的战友作搭当，真是他的福气。
陈毅向朱德原原本本地详尽地介绍了在上海党中央汇报和研究的情况，以及自己的种种感受，传达了党中央对红四军的一切指示。当天夜里，在松源召集前委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落实中央指示的具体办法。会后，陈毅立即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陈毅分别与好几位前委委员谈话，还直接向红军官兵广为宣传中央指示的精神。还特别到一纵队找了林彪，因为离开上海时，李立三曾建议他回来找林彪谈谈，让林彪起好作用，和大家一起促使毛泽东回来。林彪因为单独给毛泽东写信，在“七大”受到了批评，陈毅也需要与他交换意见统一认识。
据说林彪此时表现相当不错，非常配合，愿意促成团结。
因为这时正值进军东江，战事频繁，这些工作一时还没有显露出成果。
“冒进东江”失败后，红四军转入寻邬大田休整，陈毅又一边再次写信到闽西蛟洋，请毛泽东回来，一边筹备红四军“九大”，以广泛传达“九月来信”，改选前委。
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荡而言：“我只有照中央的办法去做：⑴建立四军的政治领导，使全体同志及红军官兵集中力量对外斗争，对外斗争胜利才是我们的出路；⑵建立前委的威信，制止极端民主化的发展；⑶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朱毛在内)，用布尔塞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如毛同志所说)，对于这个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东西；我也不落人后的要去打倒他。我回前委后已迭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工作。现已筹备九次大会改选前委”。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陈毅推心置腹：“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信中还特别说明：“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同志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以及前委的希冀。”
数十年后读到这个，笔者还是不得不赞叹一声：陈老总，磊落真丈夫也。
红四军在寻邬休整一段时间后又北移安远，在那里，前委又讨论了下一步去处。
东江大家是都不想去了——有战士甚至称东江是红军不吉之地，南昌起义南下的叶贺部队在那里垮掉了，这次四军去又没打好，再也去不得了。去赣西和湘南或去兴国吧？可现在部队冬衣还没着落。
还是回闽西好。
有块根据地真是好，外头打累打伤了，还能回去舔舔伤口。
在向闽西进军中，还可以打一把上杭——守上杭的周志群旅没啥战斗力。
可大家打梅县把锐气给打没了不少，不敢轻试，于是陈毅又力主打汀州。
这个“力主”很上路，红四军虽然疲倦，可敌人也疲倦。打汀州时——上杭、龙岩、永定之敌都未动。
1929年11月23日，红四军拿下了汀州。
在汀州，红四军狠狠地发了一笔洋财，全军6000多套冬装5天内就穿上了身。大家喜气洋洋，情绪也恢复起来。
更可喜的是，三天后，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昌的陪同下，回到了红四军。
那天三纵队一部正好住在街上，看到阔别几个月的党代表回来了，纷纷拥上街头，欢笑流泪，一直簇拥着把毛泽东送到军部。
朱毛陈会见，自然是一团欢喜。
朱德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早就盼望你回来。”
毛泽东说：“‘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现在我撤销这封信。”
当晚，陈毅自掏腰包备下酒菜，宴请“秦晋大国”。樽箸之间，陈毅非常诚挚地谈了到上海以后对毛泽东、朱德这两位战友的新的认识，并且当面作了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保证。朱德也诚恳地说了对于部队极端民主化的感想，觉得部队组织松懈确是问题。毛泽东也表示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九月来信”对朱毛都有专节的批评）。
他们可谈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陈毅在上海的各种见闻就够谈几个小时，其中李立三等同志还特别要陈毅转达对毛泽东健康情况的问候。
他们一直谈到27日鸡叫二遍。
“不能一朝之慨”的朱毛，又走到了一起，而且从此不再分开——即使后来因张国焘而隔离。
11月28日，在毛、朱、陈都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会议肯定了11月18日官庄会议关于闽西工作的决议，并一致通过三项决议：一、召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烦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此人后来叛变了革命）来到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这次坦诚的党内争论，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然而陈毅仍继续进行“打倒陈毅主义”的工作。
你哪都不用去！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
为了这次大会能顺利进行，陈毅做了多次传达说服的工作（仍有很多人对毛泽东成见很深），他和前委委员们谈话，和许多党支部的负责同志谈话，到部队作调查研究开座谈会也随时宣讲，还在队前给部队讲话，介绍此次上海之行在党中央的情况，还有意识地转述他所听说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对有些红军部队带来的危害，为“九大”的决议预先作好铺垫。他把上海的情况讲得非常生动，以致有不少官兵后来以为陈毅是上海人。可是他的讲话总是离不开一个主题：“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这个检讨我来作！”
在“九大”上，陈毅正式向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并且主动承担中央对前委扩大会和“七大”所作批评的责任。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对两个报告，特别是政治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争论；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陈毅分工在大会上作了反对肉刑、反对枪毙逃兵的专题发言。经过讨论和充实，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及其意义已为大家所熟知——这个决议经中央肯定，后来成为全国红军的建军规范。
有一点需要说明，现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仅仅是决议的第一部分，这是毛泽东亲手起草的。《决议》的其它八个部分，则分别由陈毅和朱德起草——其中也包括了周恩来在“八月指示”中的许多观点和意见。
“九大”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至此，“七大”之前开始展开的矛盾和争论，终于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
“朱毛之争”，以冲突开始，以团结告终，它使红四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大进一步，堪称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个典范，并且从此有了一个无产阶级军队建军的纲领。必须突出的矛盾主导方面：党的绝对领导与无产阶级政治建军突出了。非如此不能前进。这一场争论及其完满解决，奠定了今后二十年人民军队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担任了前委书记；与错误思想作不调和斗争的决议也已经全体通过；陈毅“打倒陈毅主义”的任务完成了。陈毅要考虑他工作的去向了。他向前委书记毛泽东谈了自己的工作问题，并说了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征求他意见是否到鄂豫皖或广西的事。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毛泽东又问陈毅对他写给朱德的信（即红四军“八大”后毛泽东批评“陈毅主义”的复信）的看法。
陈毅也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赞成这个批评。
毛泽东很干脆地说：这个问题算解决了。
不久，陈毅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红六军党代表（此时已改称政治委员），该军军长是黄公略（他很快就与陈毅成为至交好友）。
对于陈毅在“朱毛之争”中的错误，毛泽东后来曾经特地郑重地作过两次说明：1943年延安整风进入后期，毛泽东专门找陈毅谈了一天一夜，毛泽东明确说明：闽西的一段(当指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引者)是错误的，但不是路线错误。
1944年，饶漱石以华中局名义致电中央诬陷陈毅时，毛泽东又专门电告华中局说：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巳解决，不应再提。
陈毅自己对于这些缺点或错误也从不隐瞒，从不文过饰非。除在古田会议上就作过自我批评外，后来他还检讨说：“七次大会错误是我犯的，我不把错误推给任何人”，“我挂帅，失败了，挂帅是不容易的。”他还特地声明：“如果有人写历史的时候，写上这一段，我完全拥护，不写我反而有点歉然。”
25年后，作为这场争论的见证人之一的谭震林在1954年4月2日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说：“我觉得陈毅同志在我们党内对党有三次贡献。一次是三河坝。假如那个时候没有陈毅同志作核心，保持力量，后来回到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这个功劳除了朱德就是陈毅同志。第二，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从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的开始，除了毛主席之外主要是他。”(注：第三是黄桥战役打开华中抗日局面)
时隔多年后的1958年，在杭州汪庄，毛泽东在对江华等人谈起这段历史时，比较公道地评价了当时的陈毅：
“‘七大’不怪陈毅，那时就是那个气氛。因为已经造成那种形势，他只能那样。”
红花，绿叶……
这场“朱毛之争”，除了朱毛两位外，还牵扯到了陈毅周恩来李立三等人。
毛泽东自然是这场风波的中心人物，正在是从这里开始，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逐步为他的党内同志所认识乃至后来达到一致认同，从而成为一位集中国革命之大成的伟大革命家。他在对敌斗争和党内纷争中，始终在政治斗争大局上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高屋建瓴且脚踏实地，牢牢地把握住“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个重中之重。把一支近乎于“乌合之众”的队伍，整合成为一支真正的党军，而且还在他的主持下，确立并完善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路线和制度，的的确确非常非常了不起。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与十年后的毛泽东相比，却毕显其意气和冲动，全然不喑“委曲求全”和“忍辱负重”——毛泽东当时“撂挑子”是相当失人心的。几年后毛泽东在受到更大的党内打击时，不会不认识到他在红四军草创时期的这样一批肝胆相照的战友之可贵并将他们与博古李德等作自然对比，所以在那时，毛泽东除了坚持原则外，也学会了忍辱负重，学会了委曲求全，学会了相忍为国，学会了“前方需要，随叫随到”……。设想一下“朱毛之争”之时，毛泽东如果不负气撂挑子，而委曲求全与朱德一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撑住局面，最低限度可以减少闽西和东江两次出击的损失和负面影响，也会在红四军的同志中得到更多的理解支持——有正确的观点，还得要善于让人认识和接受正确的观点不是？黄克诚也曾经说过，如果不是毛泽东“组织路线”丧失了一部分人心（毕竟不能要求大多数人都能脱离“伦理观念”从政治路线高度来看人看问题吧？），博古等也不会那么容易地就把毛泽东排挤出中央最高决策层。
朱德在红四军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这缘于他豁达大度、宽人严己的革命家无私无畏的胸怀，缘于他对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创造、红四军战斗力的形成的贡献和作战指挥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从“伦理观念”出发，当时他比毛泽东更易于让人接受。毛泽东撂挑子和陈毅不在之时，他正是以这种威望团结住了全体官兵，一方面仍然在当地做了一些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对当地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紧要关头，又正是在朱德的坚持下，在部队遭受挫折后及时实行转移，最后都是由他将部队带回了闽西，基本上保存了红军的实力，保持了红军的战斗士气。在认识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时，又能心无芥蒂坦诚相见，并尽心竭力为毛泽东的归来扫除障碍作好铺垫，后来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竭诚推崇、宣传和率先垂范毛泽东的建军主张和思想。这种气度和雅量，堪为解决党内矛盾的典范。
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成熟并为红四军乃至全军的建军纲领，朱德可以说功勋卓著，贡献至大。
毛泽东后来对朱德有个很著名的评价：“意志坚如铁，度量深似海。”真是十分贴切说到了家的。后来在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留在张国焘那里的朱总司令正是靠这种既坚持原则又忍辱负重的风度，征服了红四方面军众多将士——他们其中有许多还参与过对朱总司令围攻、“声讨”甚至刁难，后来却终生保持着对朱总司令的由衷爱戴和景仰之情。
还有就是，“没有朱（猪），哪有毛”，这个评价至少用在这次相争中，是非常贴切的。
至于陈毅，前边已经说得很多了。“九月来信”，不计个人得失回四军打倒“陈毅主义”，请回毛泽东，身体力行宣传和实践毛泽东的建军主张，……
总之，毛泽东这支红花，没有他的这些战友和搭挡们这些绿叶帮衬，很有可能到这儿就会蔫一把。
或者就干脆开不出来——至少要晚开好久。
中央方面的周恩来、李立三，也是对化解“朱毛之争”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物。
这里不能不对李立三多说几句，虽然他在半年后头脑发热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但他在“朱毛之争”中肯定毛泽东农村根据地路线、肯定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作用的贡献，同样是不容抹杀的。应该说，毛泽东有这样一批共产党人作为共同奋斗的伙伴，既是中国革命之幸，也是毛泽东个人之幸。
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在七十多年前的这场党内争论中，得到些什么呢？
参考文献
⑴《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
⑵《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
⑶《朱德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
⑷《陈毅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
⑸《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九年）。
⑹《从井冈山到古田——毛泽东与红军》，黄少群著。
⑺《探索——和毛泽东朱德在湘赣闽粤》，罗英才、石言著。
⑻《朱毛红军侧记》，肖克著。
⑼《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2期。
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⑾《周恩来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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