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 —— 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二）下

1966年，新疆喀什，麦盖提垦区农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召开大会热烈欢迎上海青年支援边疆建设。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最早见于1954年11月，520名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的女生。上海市三女中的初三毕业生徐胜男（女）说：如果谁都不愿到西北去发掘富饶的宝藏，社会主义怎么会来呢？我是青年团员，我应该去。她们入疆后成为商业系统和交通系统的工作者。1956年4月，又有300多名高小文化的上海青年，前往新疆石油公司、有色金属公司参加建设。1962年以前的上海知识青年，赴新疆的人数还相对较少。1963年至1966年，上海掀起了一股知识青年赴新疆的高潮。仅1963年就有4.5万名青年报名去新疆，批准了2万名。其中1.5万人分配到农一师，2 000人分配到农二师，另外3000人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经过一年劳动锻炼和二年专业训练后，分配到兵团所属其他各师担任政治工作和会计、统计、机务、教员等工作。其中仅位于塔里木的农一师,到1965年底，就接收了上海知青40962人。

1966年，新疆喀什，叶尔羌河畔的农三师团场，从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新招来的6000多名知青参加边疆建设。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原本生活条件优裕，受教育程度高。他们有的能够适应新疆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些则不适应，想着回到城市去。到1985年底，留在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屯垦戍边的上海知青还有3万人。此后一些上海知青因退休，相继返回上海安度晚年。1980年代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新疆维吾尔族人口迅速增长，汉族人口占比快速下降。由此引发严重的边疆危机。

1966年8月，北京市海淀区新华书店员工，开着带有大红囍字的卡车，给郊区农民送《毛泽东选集 》。领到书的农民在街上就读了起来。《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拍摄。1944年至1960年修编的《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记录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献著作，是社会大众了解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途径。但是当时的书籍资料价格较贵，一般老百姓买不起。如1966年版精装《毛选》1-4卷，定价为7.5元，相当于普通工人月薪的五分之一。

文革爆发后，为了向群众宣传毛泽东革命思想，各单位开始印制平装版《毛选》，免费发放给基层群众。1967年1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上，代表中央宣布当年印制《毛选》8000万套的任务时，要求节约纸张，节约公文用纸，集中力量印《毛选》。于是全国扩大印制点，到年底实际完成9151万套《毛选》。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由于《毛选》篇幅巨大，另外大规模发行简化版的《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 。从1966年到1968年底，印制70452万册。《毛选》、《毛语录》也因此成为那时，中国社会扫除文盲的重要工具书。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官僚集团篡党窃国，开始大量收回销毁毛主席著作，并停止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89年事变后，大学生们在复杂的思潮下开始重新阅读《毛泽东选集》，导致毛选一度脱销。

1966年8月19日，北京清华大学，以刘涛（刘少奇女儿）、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李黎风（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为首的“89”派，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刘涛为主任，贺鹏飞为副主任。文革之初，刘涛在清华大学的行动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也得到进驻清华“特派员” 王光美的支持。8月23日，贺鹏飞率领“89”派和12所高校2000余名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撕毁了清华园内贴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又以破四旧为名，砸毁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现有牌楼为1991年重建。】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城纠察队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刘涛、贺鹏飞同清华附中一些人制订行动计划，赶制了西纠专用符号，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派红卫兵，企图武装占领清华园。他们先在清华附中操场集结队伍，贺鹏飞作战前动员，指责对刘少奇的批判是 “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 。同时派人占领校广播台，控制了宣传机构。下午4时，刘涛、贺鹏飞带领12校联军冲进清华园，立刻包围了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薄等人的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进行秋后算帐。最后，他们捣毁了以批判刘邓为主的“第一红岩”战斗组的老巢，并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刘涛事后向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打电话汇报了情况，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没什么问题。”。【1966年12月，王任重因参与湖北省委镇压学生运动事件被打倒审查，关押至秦城监狱，1975年释放出狱，1978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1966年8月19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后，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图为1966年，拉萨街头的革命集会。摄影蓝志贵。

1966年，西藏拉萨大昭寺，手持红缨枪的西藏红卫兵。摄影蓝志贵。8月24日，拉萨红卫兵举行了第一次革命行动，即捣毁大昭寺。参与者是拉萨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拉萨中学创办于1956年，一度由14世达赖喇嘛担任名誉校长、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担任校长，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所中学，从当时拉萨仅有的三所小学吸收生源，由初中逐级升到高中。学校教师除了教藏文的老师是藏族人，其余主要科目由内地汉族援藏教师上课。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陶长松，就是一名援藏教师。大昭寺建于唐贞观年间，是藏传佛教各派共尊的寺庙，旧西藏噶厦政府就设在大昭寺内。大昭寺因此是旧西藏权力机关的象征。在旧西藏农奴制社会下，西藏文盲率超过90%，只有上层僧侣阶层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力。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实施的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最大的奴隶主。达赖家族在西藏拥有27个庄园、30个牧场，6000多名农奴。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他们占据了西藏30%以上的土地，拥有数十万名农奴奴隶。经过千百年来的奴化驯养，农奴甚至失去了反抗意识，任由贵族阶层欺凌剥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百万红卫兵后。拉萨中学随即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领头的是援藏教师陶长松。拉萨师范学校领头的是一名藏族男教师。8月23日，拉萨中学召开动员大会，语文老师陶长松开导学生：虽然我们的红卫兵小将都是“翻身农奴”的子弟，但我们并不是歧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关键在于他（她）的立场和表现，这是可以选择的。当时拉萨中学有不少旧贵族家庭出身的学生。这是因为贵族、庄园主和商人之家，历来有送儿女上学的传统，但底层百姓苦于贫穷，哪里有能力让子女求学？为了改变藏人不再沿袭把孩子送到寺院接受僧侣教育的习俗。在文革前，但凡就读拉萨中学的学生，不论家庭出身，统统每月都可领到政府发的30块大洋（银元）。截至1966年8月，实行寄宿制的拉萨中学总共12个班（高中4个班，初中8个班），共计360多名学生，外加从其他县招收的两百多名出身贫苦的新生，一概住校 。当红卫兵运动起来后，与内地相反，西藏能够率先参加红卫兵的，主要是翻身农奴子弟，而不是贵族（官二代）子弟。

1966年8月22日夜间，越南（北越）安沛省，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67师625团，遭到美军F-4C鬼怪式战斗轰炸机袭击。由于37毫米高射炮没有配置雷达，全团采用将枪炮对着探照灯方向射击的战术，打下一架敌机。照片为美军战机投掷的菠萝弹哑弹（筒形钢珠弹），散布区宽约200米，长约1000米，有4名解放军战士受伤。菠萝弹主要用于杀伤地面人员，弹重785克，装填162克炸药，有240-250枚钢珠，尾翼折叠，杀伤半径15米。一个投掷弹箱内装114颗菠萝弹。

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在北京清华大学冒雨参加群众大会，与周围学生的高兴表情相反，周恩来的情绪很复杂。在8月初，刘少奇被拉下马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常微妙。毛泽东要用革命打倒官僚集团，让共产党高官在群众运动中“烧一烧”，知道革命的厉害，不要尾巴翘到天上去。而周恩来做为行政官僚集团的首脑，必须维护官僚集团利益，否则他就会众叛亲离，轻易被毛泽东击倒。因此周恩来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进行了软性抵制。表面上紧跟毛主席步伐进行文革，暗地里拉拢保护各路老干部，扶植自己的势力。到文革后期，周恩来周围聚拢了大批权贵，合力与毛泽东对抗。

1966年8月23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红色造反团，揪斗主管文教的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王一伦。王一伦弯腰站在桌上，胸前挂的牌子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一伦”，姓名被打上红色大叉。王一伦原名彝伦，1912年生于沈阳南郊农村。1933年考入东北大学边政系俄文本科，并参加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进行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东北，1949年调任哈尔滨市市长，1957年升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66年6月，刘少奇下令向大中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后，黑龙江省委向哈工大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王一伦就是责任人。

1966年7月28日，毛泽东明确要求撤销工作组。7月29日，前往北京准备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紧急给黑龙江省委达电话，下达四条指示，要求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检查错误，坚决支持学生造反闹革命。到8月份，潘复生明确表示支持哈工大红色造反团，揪斗黑龙江省委班子。黑龙江省委书记李范伍（省长）、任仲夷、王一伦、李剑白、杨易辰、陈雷全部被打倒。潘复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支持造反派的省委书记。文革初期，哈尔滨是全国瞩目的文革先进城市。黑龙江省委是走资派的“黑司令部”，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全国闻名的“红司令”潘复生 。1967年1月，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全国掀起大夺权的“一月风暴”，黑龙江省又走在全国的前列。潘复生是全国第一个当上“新政权”——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原省委第一书记。

1966年8月24日，黑龙江省，哈尔滨极乐寺被群众捣毁，山门前开起批斗会。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 ，僧人们举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墙上的大字报写着：极乐寺里的僧人们应该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不要再过这种清闲的寄生生活了！虽然你们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你们应该对国家做点有益的事情。李振盛拍摄。【极乐寺建于1923年，是哈尔滨最大的佛教寺庙。1931年东北沦陷后，极乐寺僧侣与日本侵略者关系密切。1935年为了修葺寺庙，募集了1.5万银洋。1939年5月，伪满洲国成立佛教总会，极乐寺方丈担任会长。1945年11月，东北抗日将领卢冬生将军遇害后，其棺椁寄放在极乐寺内。1951年抗美援朝时期，极乐寺方丈静观法师成为积极分子。1966年极乐寺捣毁后，至1979年寺庙关闭。1980年12月，国家拨款150多万元对极乐寺重新修缮。千年以来，僧侣阶层绝非红尘之外的清修者，河南少林寺即是最明显的例子。】

1966年8月24日清晨6时许，作家老舍被人发现投太平湖自尽。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生于北京，满族人，1946年至1949年在美国讲学生活。1949年回国后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代表人物。1964年文化界整风，旧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当靶子。1966年文革开始后，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革委会主任，积极参与政治运动。8月23日，久病初愈的老舍，像往常一样到北京市文联上班。当天下午，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冲击文联，老舍与端木蕻良、骆宾基等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挂上走资”、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庙大成门前，被押着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遭到辱骂毒打。遍体鳞伤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联，又因还手“对抗红卫兵”，被加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遭到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随后被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浩然，送到西长安街派出所，直至8月24日凌晨才放出来。最后步入湖水自尽。死后，连骨灰也未保留。照片摄于1958年荷花池畔。当天在孔庙批斗现场的作家杨沫认为，是北京市文联的侯文正（北大中文系66届毕业生），打电话叫来了女八中红卫兵。有人揭发文联大门上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出自侯文正之手。但遭到侯文正否认。老舍投湖自尽也与家庭问题有关。他的妻子胡洁青，对老舍的遭遇非常冷漠，要与他划清界限。一位老作家还记得看过胡洁青当时写过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内容是提老舍与一位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旧事。抗战时期，老舍一度与赵清阁在重庆同居，胡洁青因此从北平赶到重庆大闹了一场。文革后，老舍成为官僚集团树立的“文革受害者”典型。胡洁青、舒乙母子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完全不提他们对老舍划清界限、落井下石之事。反而靠着老舍的名气混饭吃。舒乙本是学化学的，现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知道舒家底细的人，有的直骂“无耻！”。

1966年8月25日，北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成立公告。照片来自互联网。这支由保皇派（官二代）红卫兵发起组织的所谓“纠察队”，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干的是反对文革的事。从1966年8月，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及一干高官后，官僚集团明显觉察到风向不对。既然毛泽东能组织学生运动起来打倒官僚集团。那些高官们为什么不能组织学生起来，武装保护自己呢。西纠、东纠、海纠、联动等保皇派（官二代）武装由此应运而生。

1966年8月25日，北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九三学社。照片左起赵胜利（西纠后勤部长）、孔丹（西纠司令）、秦晓（西纠宣传部长）。这几个年轻人都是有深厚背景的人物。孔丹是中央调查部长孔原之子。中央调查部是中共情报系统的核心部门。孔原为情报系统首脑，1967年被打倒审查，关入秦城监狱，监禁七年。孔丹的母亲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秦晓是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秦力生之子。西纠的副司令有陈小鲁（陈毅副总理的儿子）、董良翮（董必武副主席的儿子）。西纠成立时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的支持。周恩来特别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权贵老爹们。8月27日，“西纠”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但是等到9月份，随着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学生王光华，先后被西纠成员活活打死，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西纠、东纠、海纠一下子臭遍了大街。今天，当我们回顾文革历史，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会脱口而出“目无法纪”，右派精英会大声呼吁“缺乏民主”。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来看，人们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阶级斗争！

1966年8月底，北京东安市场被改名为“东风市场”。《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许林和蒋铎两人，一起到改名后的东风市场拍照，看到几个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保皇派红卫兵，手持新的宽大军用皮带，扭着一个男子进到商场里，说是黑五类，用皮带抽打他。

1966年8月25日，黑龙江省委派驻《黑龙江日报》的文革工作组组长骆子程等五名成员，分别戴着 “8.17事件凶手、打手、马前卒”等罪名的高帽子，在报社礼堂，全报社职工大会遭到批斗。指责他们“执行了一条镇压群众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李振盛摄影

1966年8月2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红卫兵广场（原哈尔滨八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揭发批斗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任仲夷头戴高帽，脸上涂满黑墨水，弯腰站在椅子上。李振盛拍摄。任仲夷原名任兰甲，1914年生于河北邢台威县农村一个教员家庭，家境很好。中学就读于河北省立第一中学（现天津三中），1934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住在北平西单太仆寺街德权公寓。1935年任仲夷参加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北平地区的地下工作。1946年升任大连市委书记，1954年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1966年至1969年，任仲夷接受了230多次批斗会，后被下放至五七干校接受阶级教育。其怨恨可想而知。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官僚集团迅速翻身。1977年任仲夷出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全面清算造反派。任仲夷是中共党内最具欺骗性的“政客”人物之一。1980年，任仲夷被胡耀邦派到广东任省委书记。他俨然以党内“改革派”领袖自居，公开宣扬资本主义自由化，高调吹捧自由民主，并批评党内腐败现象。而他本人通过关系，将大儿子任克雷转户口到深圳（现为深圳华侨城集团董事长） ；又通过关系将二儿子任克非，从北京某工厂调至广东省委任外事工作。尔后任克非在90年代初任广州三元里“中央酒店”负责人。任仲夷主政广东期间，恰恰是广东省走私犯罪最为疯狂的时期。离休后，任仲夷与《炎黄春秋》那些党内右派们臭味相投，长期编纂文章丑化攻击毛泽东和革命历史。2005年11月，任仲夷死于广州。

1966年8月27日，美国，得克萨斯州，里奥格兰德河谷农场工人，在倾盆大雨中举行罢工游行，要求得到公平的待遇。工人们希望得到每小时1.25美元的最低工资。而当时美国雇主给墨西哥裔及外国劳工的报酬，仅有每小时40-85美分，尚不足以养家糊口。新移民家庭住在肮脏的铁皮棚里，孩子们的学业难以保障。

1966年，日本东京，躺倒在街头的男子。荷兰摄影师Cor Jaring（1936-2013）拍摄，阿姆斯特丹市档案馆藏。

1966年，日本东京，练习射击的警察。荷兰摄影师Cor Jaring（1936-2013）拍摄，阿姆斯特丹市档案馆藏。

1966年前后，日本横须贺街头，上街寻欢作乐的美国海军水兵。

1966年8月，公私合营上海华孚金笔厂生产的英雄牌12k金笔，枣红色，长14.1厘米，至今笔尖完好，铱粒饱满。1958年大跃进时，华孚金笔厂掀起了“英雄赶派克”的钢笔质量赶超竞赛，确立了抗漏、圆滑度、耐高温、耐寒等12项技术指标，力争在2-4年赶上美国派克钢笔。1959年，该厂新研制的英雄100型金笔，有11项指标赶超了著名的派克51型钢笔。至今，英雄100仍是中国最好的国产钢笔。1966年8月25日，华孚金笔厂创始人周荆庭在上海逝世，享年66岁。同年10月，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改名为国营英雄金笔厂。1980年代，美国派克公司到上海英雄金笔厂考察时，认为英雄的一些技术设备，甚至要优于派克。英雄的经营状况非常好。1996年英雄的总资产7.03亿元，净资产高达3.72亿元，并在上交所挂牌上市。然而从1999年开始，英雄的主营业务便开始出现长期亏损。到2012年7月，英雄的净资产仅剩208万元。2012年11月，英雄钢笔挂牌转让，49%的股权转让价仅仅为250万元。英雄笔现在的质量已大不如前，质次价高，消费者凭什么买你帐。

2015年6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中国制造业座谈会。说他在达沃斯会议上，发现外国制造的笔很好用，因此询问相关部门，中国能否造和外国一样好用的笔。殊不知，就在李克强问这种话的时候，中国用半个世纪时间，发展起来的笔类制造业已经破产殆尽。著名的英雄钢笔、永生钢笔 、丰华圆珠笔，早已破产的破产，倒闭的倒闭。仅剩下一家上海中华铅笔，在假冒伪劣产品的包围圈里挣扎求生。而浙江省那批生产廉价圆珠笔、中性笔、铅笔的私营企业，产品质量怎么可能跟国外数千元一支的高档笔相比？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1966年8月28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宣告成立（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江青、杨成武 、谢富治、刘志坚到会讲话。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高干子弟（保皇派）组成，要保护官僚集团。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平民子弟组成的造反派，要打倒官僚集团，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后来明显支持三司，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重组。最终分裂为以北大、北航为主的天派，和以清华、北京地质学院为主的地派。

1966年8月29日，北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西纠），第四号通令。9月7日由浙江宁波甬江印刷厂红卫兵翻印。其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整个“ 通令”有七个部分。第七条明确命令：查明斗争过的黑六类（地、富、 反、坏、右、资）分子，必须在9月10日前离开北京，遣回原籍，接受监督改造。作为实施这项通令的结果，1966年9月起，北京城区有85198名居民，被抄家后，又被注销户口，没收财产，驱逐出北京，押送往农村“监督改造”。西纠的这项通令，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完成了。因为西纠的背后支持者——是周恩来、陈毅、董必武、贺龙、王任重、孔原。

1966年8月27日，山西省临汾二中转发北京七十九中学广播的“好消息”。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在北京被华为认出被捕。当时，他被双枪老太婆打了一枪，胳膊受伤后逃到北京，他为了隐其身份，弄了一脸大麻子。《红岩》中的看所长猩猩和秘书玛琍《解放后在北京大学当打字员》等三人被捕。文革时期此类谣言到处传，引发了大量问题。

1966年8月3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全国各地五十万红卫兵。那天是多云天气，没有太阳晒着，比较舒服。外地进京的红卫兵超过14万人。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的教室，都成了临时旅馆。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外地红卫兵住。

1966年9月2日，新北大东语系红卫兵周飒英（原名李佩珠），《请听听我愤怒的控诉》，揭发和控诉原北京市公安局长、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谭力夫之父），和前北京市委政法部长刘涵的罪行。控诉书大意为：周飒英是烈士子女，父亲周风在其出生八天后牺牲。母亲X若侠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60年被栗剑萍（女）、谭政文迫害而死。栗剑萍原名栗荣芬，白洋淀赵北口村人，地主出身，其夫张德清参加过八路军，后叛变投敌成为汉奸，杀害七名八路军干部。张德清后被地方政府枪决镇压。栗剑萍逃到北京，嫁给了她的表弟张炎杰，购买了武王候胡同16号民宅。解放前他们逃到香港，后又潜回北京。周家母女恰好与栗剑萍住邻居。周的母亲在公安局工作，因此检举了他们。张炎杰被逮捕改造。原北京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到周家串门时，周的母亲不在，恰巧碰到了栗剑萍，受其勾引。从此谭政文经常出入栗家。周母多次诚恳地劝阻谭，但谭仍然和栗乱搞男女关系，并出言威胁周母。周母将情况向党组织揭发检举，因此遭到谭的报复迫害。周母死后，康生将周飒英接到了中直机关。但是由于旧北京市委的包庇，问题一直未能解决。1961年谭政文病死后，栗剑萍长期逍遥法外。1966年8月27日，周飒英和北京三中的红卫兵，将栗剑萍押上学校操场，召开群众批斗会。周飒英拿着垒球棒，将栗剑萍打得当场断气。控诉书结尾要求，把谭政文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里扔出去！ 

1966年9月3日凌晨，上海市江苏路284弄5号楼（安定坊，西班牙式花园别墅，月房租55.29元），翻译家傅雷在家中服毒自杀，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保姆周菊娣当时吓得不敢进屋。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在国外，傅敏在北京。照片为1979年4月26日，傅聪、傅敏在追悼会后，将傅雷骨灰送至龙华革命干部骨灰室。1958年傅雷被划为“右派”,同年12月，留学波兰的傅雷长子傅聪搭机出逃英国。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6年8月底，傅雷遭到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抄家批斗。实际上，傅雷和上海音乐学院一点关系也没有，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在抄钢琴系主任李翠贞家时，发现了一封傅雷写给她的信，信中的内容是傅雷劝她从香港回大陆工作，本来这是一件爱国的事，却因此追踪到了傅雷的家中，要傅雷揭发他们的钢琴系主任，傅雷不肯落井下石，于是从逼供发展到了批斗，再从批斗变成了抄家。红卫兵在抄家时打开了傅雷妻姐存放的老箱子，在垫箱底的旧画报里，和一面老镜子背后，发现了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相片。这成为他有“变天”思想的证据。

9月9日，李翠贞在家中开煤气自杀。1967年前后，上海音乐学院共有17人自杀。这些人主要出身旧社会资产阶级，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当时中国老百姓省吃俭用、累死累活工作的情况下，这些人住别墅，用保姆，吃西餐，弹钢琴，跳跳舞，搞婚外情，乱搞男女关系，是让很多人看不惯的。李翠贞的父亲李复生早年留学美国，是上海名医，住在四川北路的花园洋房里。李翠贞排行第三，人称“三小姐”，生活条件极其优越。连她自杀的时候，都要穿上旗袍、高跟鞋，化妆后打开煤气，坐在沙发上。当年上海老百姓还挤在公用灶披间里，用煤球炉烧饭，为买煤球而犯愁，能用上煤气的家庭是凤毛麟角。

傅雷在男女关系上很复杂。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后，与巴黎女郎玛德琳相恋，以至于写信回国要母亲帮他退婚。1932年傅雷与表妹朱梅馥结婚。婚后傅雷夫妇去洛阳考察，傅雷又爱上了风月女郎汴梁姑娘。1933年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与小他16岁的女学生成家和结婚(第三任妻子)。傅雷在上海美专任教，与成家是邻居，因此爱上了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但爱而不能娶。1943年，正在怀孕的成家和与刘海粟离婚，并嫁给萧乃震后移居香港，原因可能是成红杏出墙，她怀的这个孩子就是香港影星萧芳芳。成家榴后来也去了香港。中国文艺圈这些复杂的男女关系，被一帮资产阶级文人吹捧为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摧毁资产阶级文化对中国社会的腐蚀。文艺圈在1966年至1968年间遭到沉重打击，大批文艺人被逼自杀。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批人都成了文革受害者，在复辟官僚集团的支持下招摇过市，一时成了“文学巨匠、国学大师、文艺泰斗” 。中国文化圈、影视圈，重新堕入争名夺利、荒淫无耻，不知信仰信念为何物的境地。文艺圈之糜烂，比香港、台湾毫不逊色。

1966年9月4日，美国芝加哥郊区的西塞罗（Cicelo），黑人爆发民权运动游行，抗议种族隔离政策，遭到白人居民投掷砖块、酒瓶袭击。伊利诺伊州政府派出国民警卫队，强制隔离黑人游行者与白人抗议者。芝加哥论坛报照片。到2010年，西塞罗的83891名居民中，西班牙裔占86.6%，主要是墨西哥移民（占78.3%），黑人仍然很少，白人多已迁徙他乡。

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社论说：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所谓人们的灵魂，就是说的思想，说的意识形态，说的社会风行的文化，说的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种种风俗、种种习惯。这些，都是人们头脑里的问题。……用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丑恶面貌，不能肃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动毒素。……毛泽东同志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这就是说，要有脑筋，要用文斗。

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9月8日头版头条为“当文化革命主力军，当生产斗争突击队”。9月9日头版为“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人民日报》连续三天以头版头条方式，向群众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性。1966年10月之前，文革主要在学校进行。10月之后开始全面向工厂扩散。工人群体逐渐成为打倒官僚集团，并夺取政权的主力。

1966年9月8日，二七市（郑州）二七电力学校革命串联队，驳‘愤怒声讨李葆华镇压革命运动的法西斯暴行’的传单！李葆华是李大钊子子，1962年取代曾希圣，就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966年9月8日，北京市崇文区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因殴打致死，年仅36岁。本书是1966年11月，由郑兆南的丈夫唐锡阳编写，《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何其毒也——请你看一看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原题为“李淑铮是害死郑兆南的罪魁祸首”）。

1966年6月，刘少奇下令向北京大中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共青团中央随即向北京52中派出工作组。工作组组长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淑铮。工作组进校后，52中语文教师郑兆南，写了一张《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6月16日，52中发生武斗事件。原本工作组认为这是革命行为，并鼓励师生写大字报。但是到6月底，工作组突然称6.16事件是反革命行为。7月9日至10日，工作组从积极写大字报的教师中揪出四个人。并一口咬定郑兆南是肇事者。郑兆南和其他教师立刻遭到围攻，写揭批大字报的相关学生遭到牵连，两名学生被逮捕入狱。

当时学校明显分成两派，一派为保皇派，要保护当权势力，另一派要打倒当权势力。工作组明显支持当权派，从没有揭批过校领导。郑兆南因此遭到打击报复，被监禁了47天，并被保皇派学生打得遍体鳞伤。到7月底毛主席要求撤销工作组时，李淑铮为首的工作组，竟然又开了一个斗争会，让52中校党总支书记李静，来批斗郑兆南等教师。工作组撤离学校后，保皇派红卫兵依然得势。郑兆南等教师继续遭到殴打辱骂。

他们撕掉郑兆南家的毛主席像，造谣说郑老师的女儿自杀来刺激她，抢走她的手表，逼她吃烂水果。因为得了痢疾，夜里郑老师要在便盆里拉痢疾，还要郑老师给他们两块钱(给了一元五)。9月4日，郑兆南给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写了第一份遗书，希望北京市委能派人来调查。但是没有收到回复。9月7日，郑兆南又给李雪峰写了第二份遗书，要求给予医疗救治。9月8日，郑兆南死亡。同时期被保皇派迫害致死的教师还有很多。

1966年9月9日，安徽省宁国县人民银行梅林营业所政治指导员李芳洲，为营救落水的贫农女儿牺牲。李芳洲被称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儿子。新华社稿

1966年9月9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张百良留影，天安门城楼在维修。

1966年9月12日，团中央文革委员会来访组周兴林同志，对来京串联同学所提问题的回答。

1966年9月前后，北京中央机关礼堂，北京石油学院等高校学生，批斗共青团中央“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8月，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严厉批评向大中学校派遣工作组是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胡耀邦、胡克实 、胡启立，不是迷迷糊糊地犯错误，而是明明白白犯错误。

胡耀邦，湖南浏阳人，1915年生于一个中农家庭（兄妹12人，排行第九），因自幼有口吃，被父亲称为九结巴。胡氏家族以农耕为业，但重视男童的启蒙教育。胡耀邦在宗族资助下，完成了小学学业。1929年胡耀邦考入浏阳县立初级中学(今浏阳一中)。浏阳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热点地区。胡耀邦因此加入了共青团。1930年底被中共湘东特委挑选派往江西。1934年10月，胡耀邦随红军开始长征，担任共青团总支书记。1935年，当胡耀邦来到延安时，还不满20岁。1950年成都解放后，35岁的胡耀邦出任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1952年夏天，胡耀邦奉调进京，到青年团中央工作。1957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1966年文革爆发后，胡耀邦坚决执行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政策。从共青团系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至各学校挑动矛盾。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均是重要执行者。毛泽东宣布撤销工作组后，共青团中央遭到全面整肃。团中央机关内外，贴满揭发“三胡一王”的大字报。对胡耀邦等人进行轮番揪斗。后来胡耀邦因痔疮复发，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1968年初，军代表进驻共青团中央机关进行整顿。1969年5月，共青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2000多人，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胡耀邦也被下放到黄湖干校“劳动改造”。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发生军事政变。胡耀邦于1977年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开始在全国范围“清理三种人”，大肆打击迫害文革时期跟随毛泽东的革命群众。1983年至1987年，胡耀邦领导“清党工作”，彻底铲除党内信仰毛泽东路线的共产党员。将中国共产党彻底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共青团系统的胡启立、胡克实，都是试图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人物。胡耀邦的儿子、女儿、媳妇，都是大富大贵之人。

1966年9月12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批斗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伍，给其剃发。李振盛拍摄。李范伍当省长期间，哈尔滨老少三代住一间屋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人连这样的房子也住不上。李范伍被打倒后，红卫兵组织群众参观李范伍省长的家（南岗区文府街）。解说员义愤填膺地批判李范伍生活腐败，他家住的别墅楼，所有的门都关上共有三十三个房间，院子里还有一个水泥修建的防空洞，高墙门卫戒备森严，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李范伍爱跳舞，家里有舞厅，省歌舞团的演员每个周末都来陪跳。在三年困难时期，李范伍是肉照吃，舞照跳。当时真是把群众气坏了。1966年李范伍倒台后，被发往绥棱农场接受劳动改造。1983年李范伍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病死于北京。至今在哈尔滨还有个著名的“李范伍花园”，李家当年住的别墅已拆除。

1966年文革爆发后，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的油画教研室主任靳之林，作为“刘少奇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基础”，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院党委领导一起被揪出来批斗。1968年靳之林决意前往延安落户未果，1969年前往吉林省青沟五七干校，1973年调入延安。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城楼上，毛泽东显得意定神闲。林彪紧随毛泽东行止。刘少奇显得苦不堪言。到10月份，刘少奇已经准备缴械投降了，他随即给毛泽东写《检讨信》。直至1967年3月前，虽然民间早已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呼声，但是在官方媒体上，一直没有对刘少奇展开专门的点名批判。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高潮中，高一（五）班班长刘辉宣谱曲的对联歌，成了“文革”广为流传的歌曲，此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虽然陈伯达与江青主张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和“父母反动儿背叛 ”，但是封建的“血统论”很快就成为划分“红五类”和“黑七类”的理论依据。“自来红万岁” 成为官僚特权阶层子弟，明目张胆炫耀身份的口号。

1966年9月16日，加拿大蒙特利尔地下城，正在建设中的博纳文特广场（Place Bonaventure）。同年10月14日，蒙特利尔地铁1、2号线建成运行，以迎接1967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1969年北京建成第一条地铁。】

1966年9月20日，辽宁省，沈阳缝纫机厂，研制的新型钻石牌旋转梭缝纫机，具有体积小，缝速高、噪音小等优点，克服了摆梭缝纫机走线不直的毛病。新华社记者拍摄。钻石牌缝纫机曾经是知名品牌，该厂现已破产。这些文革时期，号称“十年浩劫”都能正常经营的工厂，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号称“经济大发展”时期，竟然破产得一干二净，导致全国哀鸿遍野，四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1966年9月20日，上海浦东，国营曙光机器厂，研制的高真空连续镀膜机。新华社记者拍摄。该厂创建于1957年，是真空专业设备制造厂。1960年代研制了中国第一台1200mm口径的大型扩散泵，并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KM2太空环境模拟设备。1970年代该厂研制了中国第一台2200mm口径的大型光学镀膜机等尖端产品。2006年该厂整体改制，搬迁至上海嘉定。

1966年9月20日，江苏省无锡丝绸印染厂，新研制的丝绸自动筛网印花机和配套设备。新华社记者摄。苏南地区历来是纺织业重镇，建国后苏南各县市建设了大批国营纺织企业。仅国营印染厂就包括无锡漂染厂、无锡印染厂、常州印染厂、南通印染厂等。这些国营大厂都拥有各自的拳头名牌产品，经济效益很好。到1980年代，随着官僚集团复辟，全国贪污腐败之风骤起，国营工厂在“厂长经理责任制”等错误经济政策影响下，企业效益迅速下滑，陷入负债、停产、破产的恶性循环。同时期，乡镇私营小厂以廉价劣质产品争夺市场。浙江省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缺少国营企业严格的质检规章制度，1980年代，江苏、浙江私营企业出口至外国的纺织品，大量存在以次充好、质量缺陷，而遭到外商索赔诉讼。此后纺织产品逐渐分为内销、外销两种质量档次。差的卖国内，好的卖国外。

1966年，辽宁省，大连机车厂，批量生产的东风一型两千马力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新华社记者刘宝成拍摄。该车是1964年开始批量生产的干线货运内燃机车，仿造苏联TE3型内燃机车，标称功率1500千瓦，最高时速100公里，车长16.685米，重72吨，共生产706台。东风一型曾是中国铁路运输的主力，为中国铁路服务了逾40年。火车迷称其为“老东风”。

1966年，江西省南昌飞机制造厂（320厂）研制的运-5型运输机正式停产。运五是按照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提供的安-2飞机的图纸资料，于1957年12月在中国制造成功。安-2是世界上生产周期最长的单发双翼机。从1947年投产，至1991年停产，总产量超过1.8万架。中国仿制的运-5由南昌飞机制造厂生产了728架。1970年转往石家庄飞机制造厂（522厂），直至1985年又生产了215架。该机由于费用低廉、操作便利、安全性高，至今仍然广泛用于空军航校跳伞训练、大型农场喷洒农药等领域。

1966年9月，北京日用搪瓷厂，为北京麻纺织厂生产的大众牌搪瓷茶缸，用于发给该厂职工。茶缸背面印有红色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66年，浙江省国营绍兴县氮肥厂首期工程建成投产，一次试车成功。新华社记者耕辛拍摄。该厂是全国小氮肥先进企业，原设计年产合成氨5000吨，经过多次技术升级，到1981年实现年产合成氨28900吨，职工932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23人。除生产农用合成氨外，也生产工业用氨水。2000年，绍兴化肥厂停产搬迁至袍江工业区，原厂区开发为房地产项目。也是在2000年，这家国有企业改制注册为私营的绍兴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857万元。该公司现有总资产近3亿元人民币，有多名股东控制。

1966年9月，上海人民机器厂为《人民日报》，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LB4405型双层四组报版轮转印刷机，每小时印刷四版报纸60000张。

1966年9月22日，美国KH-7照相侦察卫星，拍摄的中国酒泉核设施。KH-7是冷战时期美国尖端间谍卫星，1964-1967年共发射了38颗，主要针对苏联和中国，采用柯达公司研制的大口径光学照相机，使用9英寸胶片，能够覆盖宽14英里、长460英里的区域。KH-7在四年里拍摄了19000多张照片，卫星燃料耗尽后，返回舱在太平洋降落收回。

1966年，江苏省无锡县西郊，太湖西岸，交通部门新建设的胡埭大桥，这是一座双曲薄拱桥，主跨有五十多米。这种钢筋水泥结构的双曲薄拱桥，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估计建设了有几十万座，至今在中国农村仍有大量该型拱桥。新华社记者陆惠君拍摄。

1966年9月，浙江省商业厅制作发行“奖售布票”，面额壹市寸，有效期至1967年底止。背面贴有宁波百货采购供应站记帐凭证。奖售布票是国家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为了鼓励农民交售棉花、粮食等紧俏农产品时，奖励一定数量的棉布。如1965年湖北省收购100斤棉花，奖励棉布票5市尺。各省奖励标准有差异。

1966年9月23日，北京“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等为首。文革时期清华大学有八八派、八九派、井冈山兵团、414串联会，四个主要红卫兵组织。其中八八派是8月8日由唐伟、陈育延发起，八九派是8月9日由刘涛、贺鹏飞、刘菊芬发起。414串联会成立于1967年4月14日，原为清华井冈山下的一个群众组织，后来演变为“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沈如槐为一把手，孙怒涛为二把手。

1966年9月28日，美国加州旧金山猎人角骚乱，加州州长帕特·布朗下令戒严，出动国民警卫队和坦克车辆，至第三大街对抗议人群清场。事件起于9月26日，警察巡逻时怀疑17岁的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有偷车嫌疑。约翰逊弃车逃跑时，警察从背后将其开枪击毙。事发后引起大规模骚乱，青年人向警察投掷石块，掀翻汽车，砸毁第三大街商铺。

1966年9月底，福建省晋江地区，组织第二批赴京师生代表团，从厦门梧村火车站出发北上，经过三天两夜的车程抵达北京。照片里的中学生是苦出身，6岁丧父，母亲为人洗衣、当保姆将其养育成人。当他被推选为“红卫兵赴京代表”参加国庆游行时，村里两千多人沸腾了。当时村里去过县城的人都屈指可数。国庆那天，他们凌晨1点起床，3点到西单列队等待，10点开始游行，下午1点通过天安门城楼时，学生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1966年，北京，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参观《收租院》泥塑复制品的展览，引起很大反响。《收租院》大型泥塑群雕创作于1965年，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具有革命性创新意义的里程碑式作品，由四川美术学院等艺术人员创作。群雕由114个真人大小的泥像组成，分七段26组，表现了送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情节，揭露地主阶层对农民的血腥压榨，表现农民的反抗精神。原作品陈列于四川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1966年，广东省佛山石湾美术陶瓷厂，派出工艺美术大师刘传、庄稼和廖洪标在内的8人小组，到北京临摹并制作了陶塑《收租院》。1976年入藏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2000年后，随着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愈演愈烈，《收租院》被指责为虚构历史。地主阶层反而被媒体大肆宣传成了爱护乡里的“乡贤善人”。

1966年10月前后，北京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天安门观礼台上和挂着大幅标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孟昭瑞拍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历次的路线斗争，只提左倾或右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还是第一次。为此周恩来专门与毛泽东协商，表示不同意这个提法。毛泽东坚持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1966年10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节期间，参加国庆游行的军民。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秘书Solange Brand女士拍摄。

1966年，四川省仪陇县，来自山西、河北和天津的红卫兵，访问张思德烈士的家乡。这是红卫兵们正和张思德的妈妈刘光友，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学习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1971年5月，刘光友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公社党委委员、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区革委会委员、县革委会委员、县人大代表，多次被评为“烈属模范”、“勤俭节约模范”、“劳动模范”等称号。她年逾古稀还坚持参加集体劳动生产，1971年10月12日，刘光友在参加劳动时，不幸摔倒逝世，终年78岁。

1966年，陕西延安枣园操场，红卫兵们来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前，学习《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为掩护战友不幸牺牲，年仅29岁。9月8日，中央警备团和党中央机关的部分同志共1000多人，在延安枣园操场上，为张思德——一名普通的士兵，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追悼规模。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悼念张思德，作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在追悼大会上，向张思德默哀后，毛泽东主席就站在一个土墩上，为张思德致悼词。毛泽东在悼词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 ，就轻于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