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各類寫作和日常交流，不計其數，但很多寫作和交流似乎犯着一個共同的大毛病，就是脫離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文本，空談文化大革命，完全不顧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目標、內容、步驟、時間進程。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翼方面，很多人把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內容強加於文化大革命，把一些反對者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動作說成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內容。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翼方面，則是很多人把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二者混為一談（這種“混為一談”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翼方面同樣存在），認為文化大革命現在實際上還在繼續，這是忽視了文化革命的普遍性（普遍含義）和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性（特定含義）。

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有時間上和內容上的重疊，但二者不是一個概念，不是一個歷史範疇。從普遍意義的文化革命到特定意義的文化大革命，是有一個長的歷史過程的。毛主席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提出，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新的文化生力軍，將要建立的新中國“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成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毛主席與魯迅的精神相通，他把魯迅的方向確定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參見《新民主主義論》）。文化革命的概念主要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語境下產生的，它是要革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的、帝國主義的文化，建設新的大眾的民族的文化。

1942年毛主席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進一步闡述了他的新文化觀，為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指明方向，提出五四以後產生的那支“新的文化生力軍”是革命機器的一部分，無產階級文藝是以工農兵及其幹部為對象，為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服務，幫助革命群眾推動歷史前進。要達到這樣的目的，文藝工作者就要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以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在這個講話中毛主席再次讚揚了魯迅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並把“千夫”解釋為敵人，把“孺子”解釋為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參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賦予魯迅精神鮮明的階級性，從而也就賦予了魯迅所代表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鮮明的階級性。魯迅的骨頭是硬的，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面前沒有一點奴顏婢膝，這在本質上是一種造反有理的精神。清楚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毛主席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為什麼毛主席要把魯迅的方向看作新文化的方向。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確實把魯迅樹為旗幟，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更加具體化了的新文化方向，確立為新中國新文化的方向。

二  1950年春《清宮秘史》上映，毛主席看到這部電影中存在的對洋人的奴顏婢膝的傾向，就十分不滿，有意讓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發動一場批判，以教育人民不要再有依賴洋人或者害怕洋人的殖民地人民的舊思想意識，但胡喬木態度曖昧致使批判流產了。胡喬木和劉少奇從一二九運動開始就一起共事，而劉少奇對《清宮秘史》的看法與毛主席並不一致，胡喬木態度曖昧從積極的方面去看或許是出於黨內團結的考慮吧。1951年孫瑜導演、趙丹主演的《武訓傳》放映，毛主席看後也覺得問題嚴重，便親自組織了一場批判，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批評電影“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之能事”（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77版）。當時為了弄清“武訓事跡”的真相，文化部、中宣部派出了聯合調查組赴山東調查，寫出了調查報告《武訓歷史調查記》，報告經毛主席親筆修改後發表在1951年７月２３日《人民日報》。寫該調查報告的三人中有時任中宣部電影處處長的江青。此後，全國開展了對《武訓傳》的批判。這次批判有很大影響，但因為來自周恩來、周揚、陳毅等人的不同意見，不能說是達到了預期效果。《武訓傳》電影是上海拍的，當時主管上海文化文藝工作的人如夏衍等都是解放前左翼文藝界領袖，多與周恩來共過事或者有這樣那樣的關係，文化部負責這方面工作的副部長周揚與周恩來的關係就更不用說了，陳毅當時是上海市長，總不希望把自己轄區的一個個文藝領導人、大知識分子搞得雞飛狗跳，陳毅又是周恩來的最歷史悠久最患難與共的黨內政治盟友，中央有周恩來坐鎮，他當然也樂得將這次批判進行冷處理。不過周恩來還是做了檢討，以此換取了對其他人的保護（參見《袁鷹：《武訓傳》討論——建國以來全國第一場大批判》）。

毛主席發動對這兩部電影的批判，無非是要鞏固反帝反封建成果，教導人民要如何具體開闢一條新文化的道路。但批判最終都沒有展開，除了上述來自其他領導人反對的主觀原因之外，還有重要的客觀原因，就是《清宮秘史》放映後不久朝鮮戰爭就爆發了，而《武訓傳》放映時抗美援朝正在進行中，贏得戰爭勝利的緊迫性壓倒那時就開展文化革命的需要。此外，那時還是《共同綱領》時期，社會主義制度建設還沒有提到國家工作日程，黨內自然就還沒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爭，毛主席自然就沒有必要特別和誰在政治上過不去，甚至對孫瑜、趙丹也在事後給予了安慰和關懷，希望他們不要有思想包袱，今後去拍適應新時代新文化需要的好電影就可以了（參見《毛澤東年譜》相關內容）。

兩場批判就此淹沒在歷史深處。讓人感慨系之的是，60多年過去了，看看鄧小平時代裡劉曉波的“讓洋人再殖民300年”的政治主張，看看那些現在把義和團當作當時民族災難罪魁禍首的歷史研究和政治輿論，就知道毛主席當年是何其遠見卓識啊！再看看多少個武訓轉世歸來了啊。現在時不時看到有報道說，某某老人自己拉板車拾破爛，風餐露宿，吃糠咽菜，卻捐出賣破爛所得，供養出了若幹個大學生。這樣的當代“武訓”居然和那個武訓一樣受到民眾熱捧和統治當局宣揚。可見，毛主席當年批判電影《武訓傳》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還要“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之能事”，是何其穿越歷史時空的洞見啊！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不剷除，昨天死了的武訓今天就會活過來乞討在我們身邊，也可能他就是我們自己。

兩部電影都是個案，但反映出一個普遍的現象：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只是消滅了封建制度的外形，趕走了帝國主義和他們在中國的代理人，而在許多人頭腦中，看不到摸不着的封建意識、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落後文化意識、思想覺悟，卻並沒有同時遭到清除，即使那些自詡為文化鬥士，自認為擔負着民族優秀文化傳承歷史任務的大知識分子也是一樣。剝削制度最需要武訓這樣的人來裝點仁慈和人道，舊知識分子也最需要宣揚這樣的仁慈和人道藉以顯示他們崇尚“自由、民主、平等與博愛”。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那些大知識分子也只是把1949年革命的成功當作一次普通的改朝換代，這其中也包括胡風。胡風雖然寫出了《時間開始了》這樣的作品，但從他後來的實際表現可以看到，他的文字更多只是透露出對毛主席以往事業敬佩有嘉，對毛主席將要開闢的新的社會主義事業卻並沒有多少確切的認識和思想準備，發生“胡風案”並不是歷史的誤會，而是社會主義革命歷史下的必然，是滾滾向前的時代潮流在無情淘汰阻擋這潮流的泥沙。

抗美援朝戰爭之後，黨以經濟工作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設為重心，在1953年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此後就是延續到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來初步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1956年5月初，毛主席把“雙百方針”推向全國，發動當年的思想解放運動，造成極為難得的社會主義自由民主空氣。1956年8月24日，毛主席與音樂協會的負責人談話，第一次系統提出了新中國文化文藝如何走向新生的問題，為民族文化傳承和發展如何吸收借鑑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中的精華並去其糟粕提供了方法論，其核心就是後來歸納的“洋為中用，古人今用”。毛主席還再一次讚揚了魯迅，說魯迅的小說“既不同於外國的，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參見《毛澤東年譜》）。這表明毛主席繼續堅持魯迅的方向就是文化革命的方向，這個方向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都沒有變過。

三  1957年的黨內整風運動運動演變為全黨的反右派運動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但運動決不是後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哭訴的那樣，是單純的引蛇出洞 “迫害知識分子”的陽謀。右派的進攻正如毛主席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中所指出的那樣是從文化領域開始的，發起進攻的主要人物不乏毛主席曾信任過的五四以後出現的“新文化的生力軍”。這表明，毛主席倡導的以魯迅為方向的，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具體指導方針的新文化，其實並不為這個“五四以來的新文化的生力軍”所熱衷，封資修的東西還是對他們更有吸引力，因為他們終歸還是留着封建臍帶的資產階級的舊知識分子。

1958年是社會主義真正建立的年份，也是為此後黨內各種致命衝突埋下根子的年份。這條根子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1956年下半年後中央分一二線開展，這一安排為黨內分裂提供了方便，但它不是導致分裂的根本因素，根本因素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引爆大衝突、大分裂的直接因素是大躍進中出現在一線具體工作中的極左錯誤，主要責任人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但他們沒有以適當的方式承擔起責任，導致黨內鬥爭複雜化，1959年廬山會議就是這個複雜化的產物。更為惡劣的是，廬山會議之後不久，反右傾鬥爭還沒有完結，國家還在三年困難期，全國就颳起了一股單幹風，鼓風機是劉少奇本人，吹鼓手是鄧小平、陳雲、鄧子恢、田家英等人，周恩來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也不管總體是吸取1958年南寧會議被反冒進的教訓，多數時候保持了沉默，但都一定程度加入了他們的合唱。最為惡劣的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鄧小平都推卸餓死人的責任，彭真要清算毛主席“哪怕1%的錯誤”（這是在強迫毛主席成聖人啊）。這就好比現在會見到的一種交通肇事，肇事者逃逸後喬裝一番，若無其事又回到現場，站到圍觀的人群裡面對受害者和旁觀者大肆慷慨陳詞，大發慈悲和善心，讓旁觀者覺得他是個大好人。林彪看不過去了，拍案而起與劉少奇他們針鋒相對，這在後來1981年的《決議》主導的各種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毛澤東時代歷史敘事中，成為林彪的一大“罪狀”和一次“醜惡表演”。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不久，劉少奇又主持召開了“西樓會議”，推翻七千人大會對形勢做的估計，把一切都說的漆黑一片，還美其名曰是“要把情況摸透”，實際就是為恢復單幹製造輿論。毛主席對幾年來的一而再再而三、變本加厲的復辟倒退，忍無可忍，就在1962年夏北戴河會議上重提階級鬥爭這個馬列主義的法寶，把這股復辟倒退風打回去了。

國際國內修正主義有一個共同點是，他們控制着文化、文藝、哲學、宣傳、戲劇等各個領域，利用手中的喉舌宣傳機器進行修正主義的宣傳，把修正主義意識變成黨的行動綱領，變成麻痹人民群眾的思想和精神鴉片。這都不是什麼新花招，只不過社會主義建設越深入開展，他們就越來得猖獗而已，目的當然是阻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終完成，為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本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表現。所以，當有人在那時寫出《劉志丹》小說，借真人編造假故事，偽造歷史，毛主席就一針見血指出：“……利用寫小說來進行反動活動，這是一大發明。這是搞上層建築，凡是推翻一個階級，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都是這樣”。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新的階級鬥爭形勢必然要製造出新的革命。一場配合社會主義新經濟建設和新政治建設的新的文化革命，在1962年末已經懷胎腹中了。吳晗的《海瑞罷官》也是影射文學，雖然當時還沒有遭到毛主席的批判，但已被記錄在案，日後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四  1962年12月21日，毛主席正式向中央提出“對修正主義有沒有辦法？”這一問題，要求中央組織一些人專門研究這一問題，要求文化部門宣傳部門對越來越多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戲保持警惕。1963年9月27日，毛主席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直接批評了文學和藝術界出現的種種問題：“帝王將相，家院丫頭，保鏢的人，黃天霸之類，那個東西不行。……現在經濟形勢已經改變了，是社會主義經濟了。上層建築應該適應這個經濟形式，上層建築的形式也應該有所改變，內容也應該有所改變”。不久，江青開始領導京劇改革，編排現代京劇，但遭到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他們不同程度的抵制，這些人也都名義上響應毛主席的指示，在各個場合發表講話，重複毛主席講的這個那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但歸到最後還是肯定舊戲，還是要看舊戲劇。這不就是等於否定了戲劇改革，以致於1963年11月底，毛主席只好再談魯迅，說魯迅是中國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義左派，後半生轉為馬列主義者，並批評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進而，在1963年12月12日做出關於文藝工作的第一個著名批示，表達對江青的支持：

“彭真、劉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資修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彭真當時在中央分管文藝宣傳工作，《黨史》卷二在引述毛主席的這個批示的時候去掉了彭真、劉仁的名字。這是故意隱瞞當年彭真及其背後的劉少奇、鄧小平和江青的意見分歧，隱瞞毛主席支持江青，實際上是對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他們的不滿這一真相。

1963年8月《歷史研究》發表了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引發了建國以後史學界的第一次大論戰，中宣部周揚秉承周恩來的意志，把全國史學界的大人物集中起來，組織了兩場大批判，對戚本禹進行圍剿。毛主席知道後，對戚本禹提供援助，就李秀成的歷史問題寫了十六個字的評論：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評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觀》引起毛主席的重視，姚文元那時是《解放日報》的編委，文藝部主任。

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對文化部文藝處5月8日報送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匯報（草稿）》做出批示

“此件送劉、周、鄧、彭、康生、定一、周揚、吳冷西、陳伯達同志閱。閱後退毛。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是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就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這是當年毛主席關於文藝工作的第二個著名批示。文藝部和全國文聯各協會相應再次進行整風。

1964年7月7日，毛主席正在審改《九評》並即將定稿之際，把上述姚文元5月10日的文章和一篇金為民支持周谷城的文章《關於時代精神的幾點疑問》一併批示要人民日報轉發。同一日，毛主席提名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彭真，成員康生、陳伯達、吳冷西、周揚。

哲學、歷史和文化、文藝一樣，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極具階級性的。所以，在這個時期，毛主席在批判文化文藝的封資修傾向的時候，不但向江青、姚文元、戚本禹提供支援，而且對哲學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的哲學觀也提出了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其實就是階級調和論。要是他那個東西成立，那修正主義和馬列主義也可以合二而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可以合二而一，對立統一的任何東西、是非不同的都可以合二而一。這是機械主義，庸俗辯證法，不是馬列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合二而一的本質是取消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和羅爾綱他們讚美李秀成是一致的，都是宣揚無產階級可以向資產階級投降，而且“投降合理，情有可原，因為歷史有局限性，階級也有局限性”等等。

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召集康生、陳伯達、吳江、關鋒、龔育之、邵鐵真談哲學問題，提出“哲學家要下鄉……參加階級鬥爭，不搞階級鬥爭，搞什麼哲學。……搞哲學的人，以為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壓迫者壓迫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採取尋找思想武器，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他批評大學文科“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要求大學文科的“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員、學生統統下去……理科的現在不動”。毛主席的這次談話非常重要，他不但談自然辯證法，談微觀無限、物質無限可分，對楊獻珍的合二而一繼續進行了批判，還談到宋明理學、禪宗，主觀唯心論，客觀唯心論，還說《紅樓夢》是講階級鬥爭的，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紅樓夢》寫出兩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等等。當個時期文藝作品流行寫“中間人物”，這是“合二而一”的哲學觀在文藝領域的反映。很多知識分子搬出所謂“三十年代傳統”，說“今不如昔”，這實際上就是否定毛主席倡導的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否定文藝的延安道路，否定知識分子必須要改造思想。舊知識分子，尤其是所謂大知識分子，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都是威風八面、高高在上的，不是投到國民黨在政府里享受“國民革命的成果”做官當老爺，就是跟着共產黨的地下黨干着反國民政府的革命，而那就往往要在燈紅酒綠里摟着美女，歷來是不需要接受改造、不需要走與工農兵結合的道路的，他們當然就感覺到“今不如昔”。對比歷史再看看當下，最近一些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熱衷“民國范兒”，歷史學界美化國民黨統治時期……這些都不過是1964年前後就遭到批判的“三十年代傳統”、 “今不如昔論”的沉渣泛起。毛主席搞社會主義，那些人需要巧立名目，現在的“共產黨”成了當年的國民黨，公開搞資本主義，他們不再需要巧立名目、喬裝打扮了。

1964年春夏，戚本禹又發表了《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這篇文章不再是戚本禹自發獨立寫作的，而是戚本禹根據江青傳達的毛主席的指示寫出的，經過了中共中央理論工作小組，就是搞九評的反修防修寫作班子的正式討論、修改。這篇文章主要對為李秀成投降辯護的各種意見進行了反擊，這些意見中有“時代階級條件論”，有套用毛主席紀念孫中山時說過的 “不可苛求於前人”把李秀成投降變節說成是“一般錯誤”，有李秀成“成績是主要的” ，“功大於過”，雖然投降寫了自白書，但仍不失為“偉大的革命英雄”，等等（參見戚本禹《評李秀成》香港大風出版社）

從毛主席較早對《評李秀成自述》給出的十六個字評論和這篇新文章的具體的清晰的觀點看，關於李秀成的討論與當時批判資產階級復辟、批判共產黨內一些人對革命的背叛相吻合。如果羅爾綱他們肯定李秀成投降變節是“功大於過”、“成績是主要的”，是因為 “時代條件的局限性”這一邏輯成立，那麼任何當年參加過民主革命的人，包括劉少奇、鄧小平，放棄馬列主義搞修正主義、投降帝國主義、放棄無產階級專政、背叛社會主義革命，就都同樣“成績是主要的，功大於過，仍不失為革命的英雄”，那也就是說毛主席對赫魯曉夫和蘇共的批判，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對劉少奇刮黑風的批判、反擊復辟風、捍衛馬列主義原則、堅守共產主義信念、堅持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反而都是錯誤的。這就是完全顛倒了無產階級的歷史觀、世界觀。讓人驚詫的是，1981年的《決議》在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全盤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所遵循的歷史邏輯本質上就是羅爾綱他們讚美李秀成的“歷史主義”邏輯。

無產階級左派知識分子必須要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上層建築的文化、哲學、歷史、藝術、文學等各個領域展開爭奪戰。這是毛主席自1957年以來就有的思想。但是，自建國以來資產階級的學者就占據了文學、藝術、戲劇、哲學、歷史這些領域，能夠和他們打上幾個回合的左派幾乎沒有。1963年-1964年，情況發生了上述一些變化，以姚文元、戚本禹為代表的一批人起來了（毛主席稱他們二人是“南姚北戚”，似在類比二人為“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像江青這樣懂電影、戲劇的一些左派文藝領導人也在自己的領域站穩了腳跟，創作出了一批革命現代戲劇，開出了社會主義文藝的時代新風。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通過重組階級隊伍，又使一批具有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群眾隊伍出現了，黨內一般幹部和黨員群眾也得到一次社會主義思想覺悟的提高。雖然這個聯合的新的革命隊伍的確還不夠強大，但發動一場真正的大革命，落實此前文化革命的具體目標，並以此帶動社會主義革命進入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於是，當劉少奇1965年初在關於“四清”的23條上，以“矛盾交叉”搪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一本質問題，拒絕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時候，早先以文藝的延安道路為指導，以文化宣傳和文藝創作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為主題的文化革命，就勢所必然地發展為以文化和政治為雙重主題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

五  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接着戚本禹在12月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把“造反有理”提了出來。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自己的一貫思想，但他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提了，所以當他讀到戚本禹的文章是那樣的喜悅，甚至超過了對姚文元的文章的喜愛。他12月21日找來陳伯達、關鋒、田家英等人談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並強調說戚本禹的文章他一連看了三遍（參見任何人寫的“文化大革命史”或《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然而，意料不到的是，毛主席長期以來最信任的秘書田家英卻擅自把毛主席評論兩篇文章的談話指示做了刪節，讓毛主席最關鍵的聲音無法傳達到黨內。與此同時，彭真控制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組，開始瞞着主要成員康生，最終在1966年2月搞出了一個《二月提綱》，它名義上要求左派右派人人都要在真理面前平等，實際上就是打壓左派知識分子的抗爭！

江青與彭真針鋒相對，於1966年2月在林彪支持下在上海組織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會後寫出的《紀要》認為：17年來文藝界存在一條修正主義的黑線，號召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天黑線。毛主席審改了這篇1966年4月下發的紀要，並加寫：“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的系統的抓起來，搞掉這條黑線，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等內容。（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

1966年3月開始，毛主席親自組織對《二月提綱》的批判，否定了《二月提綱》，並終止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活動，另外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在上海寫出了《五一六通知》，該通知融入了《紀要》的一些思想，經過毛主席親自審改並添加關鍵內容後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獲得通過。文化大革命就此正式爆發，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合為一體。

六  從以上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新中國新文化具體的建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0年代初期到中期，這個時候沒有提出文化革命的主張，新文化的建設沒有脫離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經濟，新文化的“新”還是新民主主義的“新”。第二個階段是從1963年前後開始，明確提出了文化革命的主張，並以江青領導的京劇革命為先導， 1964年7月中央還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領導這一文化革命，這個階段一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其間排演的一批現代文藝作品如《紅燈記》（1963年）、《沙家浜》（1964年）、《白毛女》（1965年）《智取威虎山》（1965年開始改編）等等，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樹立為樣板戲。正因為這一情況，有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的文化大革命紀事文獻，是把文化大革命的起點放在1963年京劇革命（參見《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

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到1962年末可以說是這兩個階段的過渡時期，其間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集中爆發，如反右派運動，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廬山會議黨內分裂，1961年單幹風，1962年七千人大會黨內再次分裂，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會議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反擊復辟倒退風。國際關係則是中印邊境衝突，蘇聯圍堵中國，蘇美聯合反華，中蘇爆發大論戰。在這個內外交困的時期，反修反修，反資本主義復辟，成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主題，新文化建設被迫滯後，但正是在這個時期新文化的“新”開始逐步告別新民主主義的“新”，進到社會主義的“新”里去了，1963年開始的文化革命是順政治鬥爭之勢而發的。

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來，毛主席重新審視了舊知識分子的階級本性，看清楚了無產階級要搞成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業，是不能完全依靠那些人的，必須要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然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是那麼輕鬆，說培養就能培養出來的。最關鍵的還在於受到制度約束，千百年來封建統治者和有錢人壟斷了文化教育事業，社會底層的無產階級沒有多少知識。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了奪取政權的目標，舊知識分子壟斷知識的狀況卻並沒有改變，因此新政權的構造，國民經濟的恢復，群眾社會生活的有秩序的展開，也都還要依靠舊知識分子或者他們的幫助，舊知識分子不但大量進入了國家核心權力部門，擔任政務院（國務院）副總理、部長、副部長、各專業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也控制着國家的文化、文藝、戲劇、電影、歷史、哲學等這類上層建築領域。換句話說，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主要是被舊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壟斷着，而政權里有大量他們的人在為他們保駕護航。毛主席要培養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就必須先改革整個社會的文化土壤，改革整個國家的教育制度，砸爛舊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對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的聯合壟斷，砸爛各級教育的高門檻，讓工農兵子弟可以自由進出各級學校，而這本身就可以構成一次全新的革命。這正是反右派之後毛主席想要做的，但那時國家因為百年戰亂剛剛結束不久而太窮，百業待建，百廢待興，搞好經濟建設，發展工農業，保障人民的生活，就像建國初的抗美援朝戰爭一樣，具有壓倒一切的緊迫性。同時，黨內高層意見也不能形成統一，教育改革無法排到國家最主要日程。所以這方面的工作一直都不順利。毛主席能做的也只是繼續倡導延安道路，讓知識分子自己改造自己，與工農相結合，自覺轉化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這種方法當舊知識分子“在野時”當然行得通，當舊知識分子已經“在朝了”那就行不通。所以，延安道路建國後自始至終遭到舊知識分子的抵制，認為那是對他們的迫害，是不重視知識，不重視知識分子。毛主席這是真正的“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了。要解決這個新問題，就需要新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確讓所有建國以來的遺留問題，包括當年的《清宮秘史》、《武訓傳》電影，統統回到大革命的火爐，一切阻礙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培養的制度約束，一切阻擋無產階級實際登上權力舞台的羈絆，統統在大革命的爐火里遭到焚毀，這就是為什麼文化大革命必須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必須改革一切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其目的就是讓各級學校，包括大學，向工農兵子弟敞開大門，從根子上徹底把那些反動學術權威的腐朽的思想意識趕出學校。

七  走資派1978年重新登台掌握國家權力以來，許多人都在說江青1966年2月提出的“文藝界17年黑線”是她和林彪的密謀篡黨奪權的陰謀。然而，通過以上對1950年以來的新文化建設到1963年的文化革命，再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的梳理（注意，我這裡梳理出來的還不過是滄海一粟，冰山一角），卻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黑線存在：建國初《清宮秘史》的挫敗，批判《武訓傳》的受阻，1963年文化革命以來一直到1966年彭真他們的《二月提綱》出台，彭真等人對以京劇革命為先導的戲劇革命的阻攔，對文化革命的抵制，對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抵制，說那是一條黑線，有半點冤枉他們嗎？

實際上，不但有一條文藝黑線存在，甚至也有一條政治的黑線存在。1957年黨內整風運動為什麼迅速演變為全黨的反右派運動？這個歷史疑問現有歷史資料的披露和相關研究並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同期在中南海發生過57年夏到58年春的“八司馬事件”則是可以提供一些啟示！在“八司馬事件”中毛主席身邊眾人遭受楊尚昆他們莫名的打擊（參見孫言誠《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馬事件》），1961年竊聽器事件發生，有楊尚昆本人、周恩來的秘書XXX參與其中，中辦機要室主任葉子龍也有責任（不是指他們後來辯稱的給有毛主席參加的中央會議錄音是經過毛主席同意的這事，而是指毛主席的中南海住所的衛生間都被安裝了竊聽器這種事，參見戚本禹《回憶江青同志》）。不結交諸侯的毛主席的英文秘書林克遭到楊尚昆他們的打擊，而田家英卻因為和楊尚昆走得非常密切，受到劉少奇、鄧小平特別的關照，鄧小平還親自提名他當上中辦副主任。1962年前後單幹風猛刮的時候，田家英不但推波助瀾，還利用毛主席的信任，為劉少奇當信使，勸諫毛主席搞單幹。這恐怕不單單就是因為田家英就那麼特別喜歡單幹道路吧。毛主席給他改過自新的機會，可他卻在1965年12月變本加厲，擅自封鎖毛主席關於姚文元和戚本禹文章的談話的關鍵內容，阻礙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組織批評他一下，讓他把問題交代清楚，他卻嬌貴得受不得一點批評在《五一六通知》通過後一周多就自殺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用過“黑幫”一詞來表述黨內一些人和他們的不正常的組織活動，這個“黑幫”看來決不是空穴來風，聯想到“八司馬事件”，再到竊聽器事件，再到田家英封鎖毛主席的指示，那個政治黑線難道不就是“黑幫

”嗎？“黑幫”提法遭到周恩來的反對也不是偶然的，因為周恩來的秘書XXX是參與竊聽的，周恩來不知情是不可能的，若以“黑幫”追查下去，那麼周恩來也難保其清白，而以黑線論之，裝到路線問題中去，他則可以檢討一下推掉責任。這個問題與本文關係不大，此處不多談了。

右而左

2015-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