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联想巨亏VS华为称王：中国两条对外开放道路胜负已分

在201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两家标志性的制造企业——华为与联想高下已分，一家已经称王世界，并正蒸蒸日上，另一家亏损严重，已近强弩之末。

11月中旬，联想集团终于发布第二季度报告，巨亏7.14亿美元，销售收入为122亿美元，联想给出的解释是重组费用5.99亿美元及清除智能手机库存费用3.24亿美元。然而难以令投资者满意，因为一季度联想集团销售收入107亿美元，净利润仅1.05亿美元，利润率仅1%。即上半年联想集团合计销售收入229亿美元，约合1419亿人民币，亏损约37亿元人民币。

而华为集团上半年财报在7月中旬即公布，上半年销售收入17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营业利润率18%，即323亿元人民币。在电信设备商中，爱立信的607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已经被甩的很远，华为的电信设备业世界王者地位更加牢固。而在手机的移动终端上，华为更是突飞猛进，已经跻身世界第三，仅次于三星和苹果。如果说从销售额上看，华为超过联想有限；在利润上，联想如算有特殊原因，也尚可理解。但国内第三季度的手机销售更令联想无话可说，根据权威调查机构Trendforce统计，华为在国内手机销售（出货量）市场份额为18.7%，联想则排在第三，为12.7%。鉴于华为33%的手机是2000元以上的中高档手机，联想手机绝大多数是2000元以下的中低档机，联想手机对华为的销售额差距更大。

要知道，联想进入手机行业已经超过十年，手机是联想最重要的根据地市场之一，而华为进军手机市场也就仅仅四、五年的时间。与联想手机的并购重组之路不同，华为走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已经后来居上，特别是Mate7和Mate8手机已经初步奠定了全球男士商务手机第一品牌的地位。

平心而论，华为与联想都是中国制造企业中的佼佼者，不仅年销售收入都超过400亿美元，而且都已成为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占比都超过60%。两个经营团队都可谓精英荟萃，也都十分拼搏努力，在战术能力上并没有天壤之别。但如今华为蒸蒸日上，越来越强大，而联想明显后劲不足，包袱日见沉重；一个向上再度腾飞，另一个盈利都相当艰难，更重要的差别是战略道路的选择不同。

“跟在IBM后面吃土”VS自主创新

联想选择的是一条“跟在IBM后面吃土”的战略。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曾说：这是一场赛跑。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在后面“吃土”，但心里的希望是做“领跑”。

联想对这条道路执行的很坚决：从跟在IBM后面组装电脑，到12.5亿美元收购IBM认为是负累的个人电脑部门；再到29亿美元巨资收购摩托罗拉移动；23亿美元收购IBMX86服务器业务。这三次跨国收购，联想不仅付出了巨额现金流，而且后续重组费用也非常高昂，两者合计当不下百亿美元。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仅是获得了一流跨国公司的三流技术，比如IBM的个人电脑和低端服务器，是即将被淘汰的“鸡肋”；或者是竞争失败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如摩托罗拉移动。这些技术在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中已大势已去，比如智能手机平板对传统电脑的替代和挤出；云端存储技术对传统低端服务器的替代。微信号：chn007cn 客观而言，联想花了巨资买下了外资跨国公司的落后和准淘汰技术，其技术的未来实用性较低。比如摩托罗拉手机买下后，其传统手机已经被淘汰，联想推出的还是基于安卓智能平台的手机。更何况收购摩托罗拉后，谷歌（google）将继续持有摩托罗拉大部分专利组合，包括现有专利申请及发明披露，而联想只是获得了相关专利组合的授权许可证。

而华为则走了一条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新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成为2014年申请国际专利冠军！ 其实华为此次取得世界第一也在情理之中，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过去10年中，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达到1880亿元人民币（约合200亿美元），2014年研发投入约395-405亿元人民币，在销售收入中占比高达14.2%；而联想集团过去十年累计研发投入为44.05亿美元，不及华为2014年一年的投入，其中仅2015财年研发占比收入达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同时，在华为17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到45%。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必然会研发出更多创新性技术以及科技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1月，华为推出了全球领先的麒麟950手机芯片。这不仅标志着华为已经成为全球电信设备业的领导者，也站到了智能手机芯片的山顶。

强攻发达国家VS亚非拉“包围”发达国家

与技术道路差异相匹配的是，华为与联想也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跨国经营之路。华为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在技术和实力商不足以跟一流跨国公司在主流市场想抗衡的阶段，主要开发亚非拉市场，特别是非洲市场。针对该市场尚处启蒙极端，生活条件非常幸苦，竞争者少的特点，依靠较低价格和周到服务赢得市场，但同时也能获得不菲的利润，从而为科技创新和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力。随着实力的提升，华为再攻入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如今华为在欧洲已经获得了重要市场份额。仅在美国市场份额较少，那还主要是因为美国千方百计设置政治壁垒。（这家伙脑袋里浸透了毛泽东思想）

联想则走了一条在收购跨国公司或其部门后，则利用其国际品牌和销售通道，延续欧美主流市场的销售。在此模式中，联想可以有效规避贸易和政策壁垒，较快建立销售渠道。但是，其重组成本非常昂贵（在欧美国家裁员的成本比国内高几十倍），在联想收购IBM电脑之初，联想中国区盈利较多，对IBM国际方面输出大量利润以消化重组成本，但IBM美国部门的人均收入是中国区的十倍以上，引发了国内员工不满。2008年第三季度，联想净亏损9700万美元。为解决矛盾度过重组危机，柳传志重新担任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元庆重新担任CEO接替威廉·阿梅里奥的职位。

 其后，联想跨国并购重组的经验较多之后，相对成本低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靠制造业转到中国以降低制造成本、中国区的利润向欧美输出支持重组和营销通道的方法。换言之，联想跨国并购的主要成果，是原品牌和其销售渠道，但传统的营销渠道正在受到网络销售模式的冲击。

上市公司股东主导制VS非上市股份合作制

在企业的基本制度方面，华为与联想也迥然有异。

联想走了一条跨国公司常规的上市公司制度，作为上市公司，经营层虽然也有股份，但对投资人负责则是第一位的。在联想集团中，联想控股持股30.6%，杨元庆名下持股6.02%。其它为泛海及公众股东，包括海外股东。而联想控股中，联想经营层合计持股约41.7%，主要是由两个有限合伙公司——联持志远20%、联恒永信8.9%，其中柳传志个人名下为3.4%。以前联想控股是非上市公司，最近明确要上市，上市后经营层持股比例将下降。

客观而言，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相对于很多国有绝对控股和更多家族式企业而言，还是比较均衡和合理的，员工持股的人数也较多。但由于联想并购重组巨额支出的拖累，其盈利情况不佳，员工分红收入相当有限，无法对经营者实现真正的股权收益激励。

华为则走了一条非常纯粹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之路（标准的集体所有制，记者不敢说）。华为对外坚决不上市，对内则实施了彻底的股份合作制，股权和期权激励非常细致，将有贡献有能力的员工最大程度地吸引到股东当中。2014年3月华为曝光了股权簿，15万员工中8.4万人持股，持股比例超过99%，而创办人任正非仅持股1.4%。由于华为保持了较高利润，股权分红如今已经约占到华为员工总收入的1/3。任正非对此的解释是：“（公众）股东总是很贪婪，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榨干一家公司的每一滴利润。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公司的拥有者并不贪婪。我们之所以能超越同业竞争对手，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上市。”事实已经证明，华为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是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制度之一。

联想向外输出利润VS华为向内输入消费

如果说上述三个维度只是联想和华为的公司行为，仅以公司利益作为评判标准。而如果以社会价值为评判标准，其中两个主要考虑项是：1、对国内消费的贡献；2、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持来看，联想与华为的距离就更大了。

由于华为没有上市，不对投资者进行分红，海外投资者无法获得利润分配。且员工持有绝大部分股份，从海外市场获得利润，除了留存为发展所需外，基本都对员工分红，这使得华为工资远高于国内一般科技企业，且分红成为收入重要构成。这实际上是从全球赚取利润，进行国内分配，其必然主要转化为国内消费。这可为国内消费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增量，其对中国内需的贡献远高于一般的企业。如果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华为是贸易项（产品出口）和资本项目（利润回国）的双顺差，特别是利润回归，是真正跨国公司的核心属性。

 联想恰恰相反，它以国内利润积累进行海外收购重组，以国内制造的廉价劳动力红利去支持海外昂贵的销售通道。特别是三次重大收购，总金额高达64.5亿美元（幸好其中有一部分股权置换），这构成了巨大的资本项目逆差；而由于联想集团是上市公司，其红利必然要分配给海外投资者，国内分红收益也打了折扣。此外，虽然联想电脑等产品出口获得了贸易顺差，但是由于利润菲薄，对国内消费增量贡献也很有限。综合而言，联想对于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有可能是负的（只有资本项目股权分红超过资本输出、员工工资超过行业一般平均工资部分，才能视为对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如果说得更冷峻些，联想模式存在对跨国公司利益输送的嫌疑。也可以说是过去一二十年中国主流对外经济模式的一个缩影。

华为对国家信息安全贡献巨大VS联想PHC较大贡献

从对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华为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对此，美国政府对华为的高度警惕就颇说明问题。而在国内，由于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共同努力，中国民族通讯企业已经掌控了国内电信业的主导权，包括通讯标准和通讯设备等等，为国家信息安全立下汗马功劳。而信息安全是一切国家安全的前提，如果国家的通讯标准和设备由外国企业控制，就像苹果手机那样留有后门，则国家在大国博弈中，企业在跨国竞争中都可能无密可保，失败便是难免。不仅如此，华为最新的MATE8手机，更实施了华为手机的个人商务保密措施，从芯片上对手机进行了最高级别的保密锁定，使得手机遗失后，刷机者窃取信息难度极大。华为手机之间的通话也可以加密。这对商务人士的个人保密也具备里程碑价值。

联想在其主要产品领域，如电脑、手机和低端服务器上，基本没有对国家安全起到支柱性的作用。有着较大贡献的是联想的PHC，即超级计算机业务。联想的PHC2014年登顶中国超算TOP100之后，在IDC公布的2015年Q1全球HPC报告中，联想HPC也斩获佳绩：营收接近3.8亿美元，占比15%，排名全球第三。

与其它主要产品不同，联想的PHC恰恰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联想集团较早参加了这个国家863项目，在得到国家财力智力支持下，通过几度努力，在国内成为领先者，为国家超级计算领域做出了较大贡献。

华为和联想道路是中国两条对外开放道路的企业代表

笔者进行华为和联想的比较分析，并不是为了捧华为贬联想，这也并不意味着联想将无可避免地衰落。而是要探究这两者代表的不同对外开放道路的利弊得失，为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选择，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参考借鉴。

本人想强调的是，华为和联想的不同道路，都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它们分别是各自领域国家政策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两种道路在企业的投射。

华为走上了股份合作制自主创新的道路，除了是任正非和华为人对中国人创造力和艰苦奋斗能力的自信，他们更愿意立志于中国价值立场之外。还与中国对外开放中电信业的特殊保护政策有关，1999-2001年的中外各种力量围绕中国加入WTO超级博弈时，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顶住了主流意见，坚决反对电信业过度开放，强调如果丧失信息安全则国家安全毫无保障，坚持认为不能允许外资绝对控股（超过50%）国内电信设备商、国内电信设备采购必须给民族电信设备企业留下一定份额，不允许外资垄断。由此，华为、中兴通讯等才能在起步之初不被跨国公司一口吞并，民族电信设备业的萌芽才不至于被连根拔起。微信号：chn007cn 其后，华为在发展中匮乏资金，早期阶段还得到了电信企业的融资支持。这才使华为积累了第一桶金；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入亚非拉，积累了挑战跨国巨头的实力。如今，华为一家的利润已经远超爱立信、阿朗和诺基亚之和！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才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怎么能不让人唏嘘感叹。

联想则没有这么好的外部环境。电脑领域，无论是市场还是投资，从一开始就彻底放开，由于芯片、主板、硬盘和操作系统都已经被跨国公司垄断，外资公司也可在国内设立全资组装厂，联想能做的就是依靠熟悉国内市场渠道，以大规模采购组装降低单台成本，积累菲薄的利润。其间，杨元庆也试图在IT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创新，但是由于相关领域开放太快，产业成熟速度太快，联想的努力很快被IBM、SAP、甲骨文、惠普等公司截断了出路，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技术和财力积累，很快就宣告了失败。

因此，在中国对电脑、手机等领域民族资本毫无保护，联想试图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创新的空间被极大挤压，常常被截断去路的情况下。联想在某种程度上认了命——跟在IBM后面吃土。客观上成为IBM等跨国公司在技术升级后，对于落后技术尾部风险的承受者。在这种交易中，IBM和GOOGLE将严重亏损的部门卖出巨额的现金，可谓最大的赢家。说的再通透点，这对IBM等代表的跨国公司是完美的收官——在一大桌美味佳肴吃成残羹冷炙后，还能打包卖给联想。不仅“鸡肋”卖成了金条，而且连打扫卫生的费用都省下了。

中国开放正途：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

幸好中国还有吴基传！幸好中国还有华为！如若不然，中国企业将基本被锁定在跟着跨国公司后面吃土，做清扫工的角色。中国人或将永远无法证明，凭着中国人的聪明、奋斗和创造，中国民族企业也可以站到世界之巅，成为令国际跨国公司畏惧，令中国人自豪的伟大企业！

华为的成功也使1990年代末、中国加入WTO前的一场大争论有了初步结果。那时，中国面临改革开放道路的重大决策。一派认为中国应该按照美国要求的标准加入WTO，参照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允许外资控股中国企业，允许外资独资投资或者控股投资，鼓励中国最好的国企“靓女先嫁”。同时以“一卖了之”、“一股就灵”批评打压股份合作制改革。另一派认为，中国应当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采取对民族企业适度保护、禁止外资垄断市场、扶持鼓励国企通过股份合作制激发员工创造力，在国内同行业形成几家相对垄断的优势企业后，再对外对等开放。这场大博弈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1999年春夏达到高峰。

在这个争论中，当时身为《工人日报》驻安徽记者的笔者，力挺“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的道路。1996年秋，刊发了《顶住跨国资本冲击》一文，报道了合肥开元轮胎厂外资控股和股份合作制改制两条道路博弈，引发了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与合肥市委书记的较量；在1997年夏，安徽省率先在探索股权分置改革，笔者先后奔波滁州、铜陵等五地10多家企业调研，发表了七篇系列调研；1999年2月在《南方周末》刊文《扬子改制：是改革探索还是封建倒退》支持滁州扬子集团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1999年9月，经过两个月对湖南浏阳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入调研，《工人日报》刊发了1.8万字的《潮动浏阳河阳》（此文刊后不久，全力支持刊发该文的《工人日报》总编辑张宏遵被免职）。

1999年，经过对中国改革开放思路的深入系统思考，本人撰写了《平衡木上的中国》一书，此书的另一个备选名字是《2010中国不战而胜》，该书的主要思想是：中国如同一个走在平衡木上的人，手中持着平衡杆，它的一端叫改革，一端叫开放，随着开放越来越激进而改革停滞不前，开放的一端必越翘越高，改革的一端越沉越低，这个人最终会失衡而掉下平衡木。或者如一个人走路，开放这条腿越伸越前，而改革这条腿原地不动，这个人要么摔倒，要么被撕裂。该书预言，如果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平衡战略，即以产业适度保护+产权改革（主要是股份合作制）的道路，在十年之后，即20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全球强国，对于外部遏制不战而胜。

这本书当时被广州的一个民营出版商看好，并已经付出了2万元订金。然而，由于当时极其严厉的出版管制，他找遍了广州、深圳和北京的出版社，没有人敢出版，最终此书不见天日。其后，本人多年辗转多地工作，其书稿大部分已遗失，仅剩下第七篇，也就是最后一章作为纪念。

当1999年11月15日中美正式签署加入WTO协议时，本人就明白中国已经选择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现实的选择与理论的选择不同，理论的最佳选择往往在现实中被抛弃，因为现实选择是由于博弈的各方综合力量所决定的，是由这个社会主流精英的利益、立场、眼界、价值观和责任感所决定的。当国家道路选择后，个人顺之者昌、逆之者衰。

中国未来1-3年将为改革滞后于开放付出大代价

在其后十多年中，笔者有幸一直站在时代的前沿，观察着行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演变。2001年初-2004年11月，本人参与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见证了一个《当宝洁纪元不可抗拒地来临》（跨国公司控制中国产业链，2001年4月）的过程；2004年11月-2010年初，本人参与创办《第一财经日报》，见证了美元金融资本和国际热钱，在中国逐渐控制了中国货币金融，在资本市场由悄然渗入到呼风唤雨的过程。时至今日，由于开放越来越激进而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其副作用已经十分明显。

在产业领域，除电信设备业成为罕有特例外，绝大多数领域对外资不加限制，甚至超国民待遇地开放，外资很快都占据了垄断地位。后来，在高新科技领域，由于外资PC、VC投资+纳斯达克上市的优势，联网+等领域，外资控股企业垄断程度更高。大部分中国制造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OEM车间，利润非常菲薄，根本不具备技术升级的资金积累，加上土地、劳动力、人民币等成本大幅上升。同时东南亚等国家廉价劳动力竞争、TPP进口替代，再加上再工业的欧美在新兴高科技领域的卡位。中国世界工厂已经盛极而衰，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车间破产倒闭。联想已经是他们当中最好的了，如今也后续乏力陷入负债运营状态。2005年以后，外资垄断企业普遍从投资阶段进入利润回报阶段，而且从2013年开始出现了较普遍的本金撤离，特别是日资企业更是系统性撤退。由此，中国民族企业对外出口所获得的贸易顺差，也基本上被外资外流利润吃光。

在货币金融领域，2005年7月的人民币升值，诱导美元资本和国际热钱巨量涌入中国，从海外流入的外汇占款一度与基础货币的比例高达131%,即中国所有的流动性全部由海外流入。国际热钱入境后，极大地推高了楼市，将老百姓的现金收入套在其中；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在2005-2008和2014-2015年的两轮超级过山车中，将百姓数以十万亿元计的财富转移到外资权贵囊中。

事实上，我们已经为开放激进改革滞后这条失衡道路付出巨大代价，未来1-3年我们很可能还会付出更大代价。而与此同时，华为、中兴通讯等则在品尝着吴基传和任正非等选择正确道路的成果。

 中国正确的道路，相当可能成为唯一现实理性共赢的选择还是——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那时，或许更多的人能发现华为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国家道路再次理性选择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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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　其实股份合作制就是集体所有制，而适度保护正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鸟笼经济。　　资本集中造成经济危机是数百年来世界动乱的根源。　华为之路不仅仅是中国的自主创新的经验，　更是如何避免资本集中，　如何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成功经验。　

作者极力倡导的“国家适当扶持，　股份制　右派不是说集体经济效率低吗，　华为就是典型的集体经济！　　华为的经验也证明建国初期国企反应的问题不是宏观制度性问题，　而是微观管理人才缺乏，　外加资本代理破坏（比如某矬站在稻穗上拍照，鼓吹亩产万斤，　为拆散集体准备舆论）。　　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　集体企业，　国有企业的效率绝对比私企和上市公司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