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士说的是明朝的制度比当时西方的制度先进1千年。 李博士主要从权力运作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48.唤醒皇权

四十八、唤醒皇权

在张问达诬告李贽的奏章中，归纳总结了很多李贽妖言惑众的罪名。其中有一条是“以卓文君择得佳偶”。这是汉朝名门望族的女子卓文君，喜欢上一个穷书生司马相如，就跟他私奔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汉朝是传为美谈的，卓文君的父亲后来也接纳了司马相如。但道学兴起以后，评判标准就变了，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纲常伦理的行为，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简直就是奸夫淫妇。而李贽却认为自由恋爱是个好东西，竟然说卓文君择得佳偶，在道学家看来就是大逆不道。

除此以外，还有一条，就是“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因为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早就被儒家学者视为大暴君，与桀、纣并列的。但李贽偏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等，对中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堪称千古一帝。这个观点在东林党眼里，就跟今天说毛主席是伟大领袖遭公知恨是一样的。

李贽的这第二个观点尤其值得注意。就是他一方面主张人性解放、人格平等，另一方面却对秦始皇这种强力推进国家变革的专制帝王极力推崇。实际上这一点几乎是心学学派的共识。海瑞因为骂嘉靖骂的够狠而名满天下，但仔细读他的奏疏，他是真心想用这种激烈的言辞激起嘉靖皇帝的干劲，劝说嘉靖皇帝从新振作精神，努力治理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冒生命危险。所以就有很多人说海瑞这是“愚忠”，这也成了海瑞是保守、刻板的封建卫道士的一大证据。

因为东林党人喜欢跟皇帝死磕，用一些礼法制度来限制皇权，这也不许去哪儿也不许去，这也不让花钱那也不让花钱。所以大家都觉得东林党人不错，至少在反专制独裁方面是很有民主精神的。

为什么主张人格平等、思想解放的改革派，极力赞成君主专制，而极端保守派却反对君主专制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其他国家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一般历程。

欧洲的资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统治过程中，刚开始也是积极支持加强君主专制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一大成果，就是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宣布建立英国国教，脱离罗马教皇的控制。亨利以国王的身份担任英国国教的领袖，成为了英国的独裁者，英国国王的权力达到顶峰。可见这时的英国资产阶级，也很喜欢对国王搞“愚忠”，政权和教权都交给他一个人管着。

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这是大家历史书上都学过的，是俄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一大契机。他的改革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建立完整的中央集权统治，剥夺那些反对他改革的旧贵族的权力，并罢黜大教长，代之以宗教院，使教会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把权力全部集中到沙皇手中。建立有力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同时，他又开始大规模的积极兴办工厂，发展贸易，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等等。俄国因此迅速强大。

德国的俾斯麦——大家都知道他叫铁血宰相，这也是德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人物。他比李贽、海瑞要晚两百年才出现，他也很喜欢专制而反对民主。他的名言就是：“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跟他说：“你这么干，反对派会把我们两个都抓起来杀头的。”俾斯麦说：“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杀头也得干。”威廉一世表示同意，给予了俾斯麦特别授权——类似于张居正从皇帝那里取得的授权。俾斯麦遂绕过议会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彻底打破了德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行政体系，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成功以后，普鲁士国王变成了德国皇帝。新的德国皇帝对俾斯麦不满，解除了他的职务，俾斯麦也没有反抗，就卸甲归田了。我们能不能说，俾斯麦也是“愚忠”，是保守落后势力的代表，死不改悔的封建卫道士呢？

日本的明治维新，最核心的一环就是“倒幕运动”。当时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击保守的幕府将军的统治，把国家的权力归还给天皇。维新运动的胜利成果就是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且天皇一切权力集于一身。后面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在皇权的支持下进行的。维新派领袖比李贽海瑞要晚接近三百年，竟然还在拼命对天皇搞“愚忠”。

我们发现，在近代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那些代表进步力量的改革先锋，都是通过加强个人专制来推动变革的。这种变革方式多次取得成功。这里面的原因也很清楚：改革意味着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必然遭到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要成功的战胜这种抵制，散兵游勇是不行的，靠说服教育更是不行的，改革派必须掌握最终的生杀大权才可能把激烈的改革措施推动下去。所以有些国家，比如日本，没有君主专制，还有新搞出来一个君主专制，才能推动资产阶级改革。法国大革命把皇帝路易十八抓起来杀了，后来拿破仑还要重新加冕当皇帝。拿破仑当皇帝的时候，颁布了《法国民法典》，实施了一系列大力促进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英国革命把国王抓起来杀了，又搞了很长时间的克伦威尔个人军事独裁，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再逐步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人类的近代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要从古代社会实现向近代社会转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君主独裁制度是基本前提。资产阶级必须先与专制体制结合，支持掌握生杀大权的独裁君主扫荡本国原有的贵族统治阶层，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系统中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然后才能逐步向君主立宪制或者资本主义民主政体过度。

中国的政治体制本来就领先欧洲国家一千年以上，早就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个制度原本是应该非常有利于推动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如果拥护君主专制就是保守落后，无法孕育出近代社会，那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改革先驱们就全都是保守落后的代表，都别孕育啥近代性、现代性了，咱们现在都得生活在中世纪。他们在搞改革的时候，如果有人穿越过去跟他们说：“哎呀，不行，你们这是反民主反自由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能孕育出现代性。”被人家当反革命吊起来打死也是活该。

张璁、海瑞、李贽这些心学改革派虽然不知道欧洲国家之后的发展道路，但是他们对这一点是看的很清楚的。特别李贽和海瑞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又从帝国统治系统的最基层开始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上来的，对帝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状况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们没有家庭背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国家中高级官员，是真正的实干家。他们的思想中几乎没有浮华、迂腐的部分，而是完全立足于如何解决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如何能够真的把改革推进下去。

他们设计的改革路径非常清楚：必须先加强皇权，铁腕进行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

只有等改革完成以后，工商业经济高度发达，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个时候才能来谈什么君主立宪或者民主政治。而这绝不是李贽、海瑞他们这一代人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如果因为他们的改革理念中有赞成皇权专制的内容，就认为他们的思想本质上是落后保守的，无法从里面孕育出近现代社会，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那个时代，奢谈政治民主化，才真正是保守落后的象征，是抵制改革的权贵集团十分希望发生的事情。保守派和东林党人就特别积极干这个：重大问题都要经过文官集团的“廷议”，形成意见由内阁草拟交给皇帝批示，皇帝如果同意，就成为法律颁布执行；皇帝如果不同意，按照惯例内阁就要辞职。一切不经过廷议和内阁草拟的皇帝命令都是非法的，文官集团拒不执行。这个过程在形式上的民主程度相当可以，而且全程公开，各种政务文件天天抄到邸报上全国发行，言官们觉得哪个环节不对头就可以上书批评。在这套程序下，文官集团可以保证任何不利于他们的改革措施都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权贵官僚们的腐败问题绝不会被追究。

我们也可以把两百年后俾斯麦的话套用到明朝末年：“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言官们打嘴仗和多数派的廷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海瑞上书万历皇帝要求恢复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来对付贪官就是这个意思。不同的只是普鲁士国王坚决支持俾斯麦，而万历皇帝没有接受海瑞的建议。

当时中国的情况是，已经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专制体制，但是理学士大夫官僚集团成功的把皇权包围了起来：从皇帝还年幼的时候开始，就用标准的理学历史教材和理论教材向他灌输官僚集团希望他知道的知识，把他的世界观价值观给定型；等他当了皇帝，朝廷中有资格跟皇帝沟通的官员也几乎全部是理学士大夫，他对他统治的帝国所知道的一切，都只能来自于经过文官集团严格筛选的、用深奥难懂的古文写成的奏章。太监也有跟皇帝沟通的渠道，但是他们文化层次太低，难以向皇帝灌输什么新思想，提供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武将勋贵则主要关注军事问题，而且他们自己也早就已经腐败不堪，跟官僚集团同流合污了，只要文官集团保证他们的特权，他们也没有兴趣提出什么与文官集团不同的观点。

这样，皇帝虽然看起来君临天下、威风凛凛，但实际上，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个囚徒。官僚集团从心理到身体都把他锁在那深厚的宫墙之中。他看起来在行使最高权力，实际上从思想到决策，都不可能跳出理学士大夫给他画好的圈圈。

心学学派改革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冲破理学士大夫设下的重重障碍，与皇权结合。结合成功了，改革就可能成功，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结合不成功，改革失败了，那么就只能走改朝换代的老路，通过暴力革命把官僚体系彻底血洗一遍，另外再立一个皇权来试试看。

张璁变法，就是这种结合的成果。理学士大夫们把嘉靖皇帝逼得太过分，逼着皇帝绝地反击，这就给了地位低下的张璁霍韬等人冲破这种封锁的机会。张璁抓住机会推行科举制度、教育制度和官员选拔制度改革，实际上取消了朱熹理学思想作为科举命题评分标准的地位，选拔出来了一大批赞成心学思想的人才。但是很可惜张璁只干了十年就去世了，而他的科举改革选拔出来的人才，还要在官场熬上二三十年才有资历进入权力核心。张璁死后，夏言、严嵩、徐阶都是科举改革之前选拔出来的人物，理学学派遂再次垄断权力核心层，此后就再也没有类似于“大礼议”这样的机会出现了。

海瑞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则是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发动的一次大胆的进击。拼着自己掉脑袋，也要唤醒皇帝，励精图治的搞改革。在海瑞看来，只要皇帝能够振作起来，自己死了就死了，心学学派还有很多优秀的人物可以辅佐皇帝。反之，他一个户部六品主事，本事再大、想法再多，也干不成任何改革，还不如豁出命去搏一把。

这份奏章是伟大的牺牲精神与高度的政治智慧相结合的产物，直指中国一切改革问题的核心，试图在重重黑暗中取得“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效果。它跟《酒色财气疏》这种无聊的辱骂皇帝的奏章不同，完全立足于解决真正的国家大事，指出皇帝错误的关键，目的不是让皇帝按照儒家圣贤的标准行事，而是大胆的呼吁实施改变帝国命运的改革，提拔一批真正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人才。所以嘉靖皇帝看了之后虽然很生气，但是没有杀海瑞，还说了一句：“这个人也许就是比干吧。”

嘉靖皇帝之前对那些上书劝阻他修道的官员下手是很重的，动不动抓起来廷杖打死。但对言辞激烈十倍的海瑞，关起来以后就再没有任何处罚。后来还把海瑞的奏章反复看了好多遍，每次看完之后都很生气要把海瑞杀掉，但最后也没有下那个决心。可见他心里还是有很大触动的，也许真的差一点就被海瑞说服了。

海瑞应该是真的看好嘉靖皇帝，说他要想治理好国家不过是“一振作间而已”。这并不是给嘉靖戴高帽。因为嘉靖之前在张璁变法的过程中确实表现很不错。要是嘉靖真被这封奏章说服了，重用海瑞，那么他们两个的组合还真是绝配。嘉靖是舍得用严刑峻法来贯彻自己意志的，有朱元璋的风范；而海瑞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官僚体系和帝国社会的真实情况非常了解，在个人操守上又无懈可击。他们两个密切合作一起整顿帝国官僚集团，那改革效果肯定是杠杠的。

海瑞被关进诏狱之后本来毫无心理负担，该吃吃该睡睡。但是听到嘉靖皇帝去世的消息，却失声痛哭很长时间，把吃进去的饭菜全都吐了出来。这并不是他对嘉靖皇帝有什么愚忠，而是因为这意味着他这拼死的一搏失败了，唤醒皇权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新皇帝上任了，海瑞也升官了，但他也没再向隆庆皇帝上那样的奏疏；也许在他看来，隆庆并不是像嘉靖那样可以铁腕推动改革的人物，不再值得那样去尝试。一直到七十二岁的时候再次出山，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才再次向万历皇帝阐明改革理念，但也没有像夸嘉靖皇帝那样，说陛下您多么英明神武只要一振作就能把国家治理好。看来他对嘉靖，还真是寄予厚望的，可能是从嘉靖身上看到了朱元璋的影子。

没有皇权支持的改革，做什么都是枉然。海瑞在江南拼命工作七个月，作了那么多事情，只需要御史一纸弹劾，皇帝在上面打个勾，他就得马上走人。一切成果立即烟消云散。

列宁在《两个政权》一文中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其实，一切改革的根本问题，也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改革，更不用说领导改革。区别只不过在于改革派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革命派主张以暴力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这一点，我想不管是俾斯麦还是明治维新派，或者英国的宗教改革先驱们，都会表示同意。

像李贽和海瑞这样的改革派精英人物，从理论到行动都已经做的很到位了，几乎没有什么毛病。有很多之前被大家批评指责的毛病，其实都不是毛病，不过是要求他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西方国家好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在扫荡腐败官僚集团的同时，建立一套符合近现代民主观念的政治体制，这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要求马丁·路德或加尔文这些宗教改革先驱，同时提出三权分立和主权在民的启蒙运动思想一样；就好像我们要求俾斯麦在统一德国以后，还要结束君主专制，把德国变成共和国一样。在李贽和海瑞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完全正确。

但他们终究还是失败了。

而且，倒在了离成功还非常遥远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说，他们的努力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提前实现近代化的希望。仅仅是希望。

这种决定国运的改革，并不是依靠个人的努力就能推动的，它是利益集团博弈的后果。改革家做的即使尽善尽美，若腐败的官僚集团势力过于强大，仍然无力回天。

理学思想经过三百年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要想冲破它的重重围困，实在是太难了，超过了个人能力的极限。比如，一套能够给皇帝看的，按照心学思想系统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书籍就没有。皇帝只能看新旧唐书、宋史、元史、《资治通鉴》这些道学家们按照他们的利益来解释的中国历史，从中实在看不出来有像海瑞说的那样，用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收拾官僚集团的必要性。

这是中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超前一千年发展带来的弊端。官僚集团的发育已经非常成熟，贪污腐败的潜规则错综复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格局牢不可破，在对上控制皇权、对内处置改革派、对下控制人民思想、镇压人民反抗等方面的经验已经十分丰富。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从启蒙《三字经》到经史子集，再到高深莫测的“格物致知”哲学；从《二十四孝》等通俗读物到《资治通鉴》等长篇巨著，不管你在什么年龄、什么地位、什么知识水平，都有适合你的道学洗脑读物。民间戏曲处处赞扬节烈忠孝，童谣民谚口耳相传长幼尊卑；宗族祠堂门前一片神鸦社鼓，贞洁牌坊背后无数孝子贤孙。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了这个国家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沉重负担。

古老的中华帝国背着这个沉重的负担缓缓前行，终于被欧洲国家从后面一步一步的赶超了上来。他们即将仿照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立自己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然后用它来扫荡阻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一切旧势力，开创一个属于西方的工业文明时代。

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抽象的来谈“集权”和“民主”，很难得出谁先进谁落后的结论。

当代表新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的新阶层兴起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追求采用集权专制的方式去扫荡落后保守的利益集团，这个时候集权专制就是先进的政治体制；

等新阶层已经在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他们还没有丧失创新活力，还在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往前发展的时候，民主化就有利于统治阶层内部进行创新，过分集权则可能会遏制创新，此时民主就是先进的体制；

等这个新的统治阶层自己也开始腐败堕落，不思进取，喜欢用特权来掠夺财富，而不是搞生产创新来创造财富的时候，他们就成阻碍社会进步的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阶层。民主制度就会成为拒绝一切改革措施的挡箭牌。所有触动现有利益格局的改革，都会被既得利益群体利用复杂民主程序拒之门外。民主又会变为落后的政治体制。

此时，新的改革力量将会再次呼吁集权专制，把自己的力量集中起来，打倒这个落后保守的利益集团。集权制度又将再次成为先进的政治体制。等改革或革命成功以后，政治体制又会再度民主化。

总的来说，集权制度有利于推动社会作较大力度的转型，但会抑制社会创新；民主制度有利于社会在现有轨道上继续往前发展，但是很难对社会中的深层次问题难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