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学黑勾结是资本主义社会从繁荣走向动乱的原动力， 而动乱的经济学原理就是资本集中， 在中国这样的农业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集中的表现就是土地集中。

为 什么土地集中会导致经济危机？  举个例子， 河南遭遇旱灾，然后蝗虫泛滥，颗粒无收，数百万人成灾民，如果你是河南的大地主， 你会做什么？ 把存量拿出来免费发放？ 这不符合经济规律。  按着市场经济的规律， 大地主会囤积粮食， 抬高粮食价格， 小地主为了活命会把土地贱卖给大地主， 而挨过饥荒， 没地的佃户只能卖身为奴，逃荒，或者饿死。

但是， 有皇帝老儿在， 他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奴隶百姓饿死， 就会救灾。

皇帝老儿救灾会不会伤害地主的利益？  比如黄世仁对杨白劳说把喜儿给我当丫鬟小老婆不但免了你的债，外送三升米， 杨白劳对喜儿说黄世仁又老又丑但是总比饿死强吧， 所以就准备按手印了。忽然， 皇帝老儿来收买人心送了三个窝窝头救济， 你说黄世仁生气不生气？

皇帝老儿救灾的钱和粮食从哪里来呀？ 会不会伤害地主的利益？

所以， 土共非说皇帝老儿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利益， 真他妈的扯淡。

 毛泽东的老爸也是地主， 湖南饥荒的时候他老人家也不顾当地农民死活把自家的米偷运到长沙赚钱， 地主商人就是要赚钱。

明朝初年朱元璋尽管经历了儿子杀孙子的闹剧， 国家很快就稳定了， 那时的蒙古还很厉害动不动就召集近百万大军来抢劫， 而无法撼动明朝江山。  那个时候明朝国家掌握了大片的土地， 直接租给军户种植经营。

唐朝初年也有李世民杀兄囚父，老婆夺权， 但是，唐初依然强盛， 那个时代土地都是政府分配给农民， 连尼姑和尚都有份。

到 了王朝末年， 官商学黑羽翼丰满， 官勾结地主地主收买官， 皇帝老儿收不到税， 河南如果再遭灾， 皇帝老儿没法救济， 民无粮则从贼， 贼无粮则成为流贼， 皇帝老儿打满清没军饷， 杀流贼地主出钱， 所以土地集中之后， 官商学黑控制了皇帝老儿， 中原大地只能出现看脑袋竞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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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源于天涯上泪痕春雨的作品，地址如下：  http://bbs.tianya.cn/post-no05-301523-1.shtml， 红潮笑笑生整理。  由于这篇贴子内容比较长，而且后来的讨论中又加入了大量修改内容，最后整理出来的文稿已经有近百万字。考虑到段落间主题还有跳跃现象，因此我把相关内容进 行了分类整理，修剪后发上来。

第一章  云山雾罩的帝国财政

据说明末最天怒人怨的东西，叫做三饷，分别是辽饷、剿饷和练饷。万 历四十六年，“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崇祯四 年，“乃于九厘之亩复征三厘，共增赋税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做一个简单的算术，每亩田增九厘银子（0.009两），一共收了五百二十万，所以帝国民间征税的田亩，是大约5.8亿亩，这个数字不包括军屯田及其他免税的田亩。

再做一个算数，明代1石米重120斤，但明代的“斤”比今天的“市斤”重一些,据文献和考古证明，明代1斤约合今天1.5733斤，接近1斤6两。那么，1石就等于120斤×1.5733，约合现在的188.8市斤。

在 明朝万历年间及其整个中晚期，1石米的价格浮动在7钱至1两银子之间。按一石米一两银子算，一斤米需要多少钱呢？是0.0053两银子。一分二厘银子，也 就能买2.3斤米。按石米七钱银子算，一斤米需要多少钱呢？是0.0037两银子。一分二厘银子，也就能买3.3斤米。

[注]：明帝国政府在加辽饷时说，每亩纳税一分二厘，就可以收650万两白银。只要我们简单的算一下这道算术题，就可以知道。帝国在册需要纳税的田地共有5.4亿亩。

[注]： 由于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和明政府实行垦荒归己、永不起科的奖励政策，大量的荒田得到开辟，只是到了嘉靖年间开始，直到万历时，全国土地得到清丈，才有了准 确有数字，总额达到700万顷，又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实行了一条鞭法，按亩征银，“无田不税”，从此“永不起科”政策宣告废除，直到明末，耕地数字一直保 持在700万顷以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注]：明代1石米重120斤，但明代的“斤”比今天的“市斤”重一些,据文献和考古证明，明代1斤约合今天1.5733斤，接近1斤6两。那么，1石就等于120斤×1.5733，约合现在的188.8市斤。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及其整个中晚期，米价涨了。1石米的价格浮动在7钱至1两银子之间。以上数据出自网文《明清物价初探》，作者不详。

[注] 万历时，官民田总七百一万三千馀顷。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起运百九十万三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 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起运千三百三十六万二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二万三千六百馀锭。屯田六十三万五千馀顷，花园仓基千九百馀所，徵粮四百五十八万四千 馀石。粮草折银八万五千馀两，布五万匹，钞五万馀贯，各运司提举大小引盐二百二十二万八千馀引。（摘自《明史、食货志》）

夏税米麦4685万石；秋粮米2203万石；屯田等征粮458万石；大小盐引222万余引；这些加起来，怎么也得折合当时白银两千多万两吧。再加后来增加的辽饷，帝国一年收入就接近三千万两白银了。

在崇祯十年前，辽饷最高时，一年也就是650万两；分摊在每亩地上，一亩地也就多收一分二厘的银子（0.012两）。这笔银子，按当时的物价折算，也就能买两斤多米。

甚至在崇祯十年后，明帝国已到最后的疯狂，但是，所谓的三饷全算上，分摊在每亩地上，也就三分银子（0.03两银子））。这笔银子，按当时的物价算，最多也就能买五六斤米。

因为这个数字并不大，所以要求加税的杨嗣昌说：“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明史、杨嗣昌传》）

按 理说，一亩地多收3斤米的税，并不会让老百姓感觉难以活下去。问题是，在现实中，他就是可以让老百姓感觉难以活下去了。理论上帝国加的税并不重，更重要的 是，从理论上是针对有钱有势者进行的，而且说得冠冕堂皇些，这似乎还可以抑制社会的两级分化。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完全是另一回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信所有人都清楚，无非是因为收税的过程里面，相关官吏永远不会按中央政府的指示办事。换而言之，他们总会想尽办法，把既得利益集团的税收，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

这种事由来已久，绝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在辽饷出现之前，它就存在了。而且这从来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这种背景下，最后就出现了一种怪事：“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如 果帝国政府在收税的环节上，能够做到相对公平，所谓的辽饷，是不会对帝国构成实质性威胁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帝国的根基出问题了。本来呢，从中央政府 发布的文件去看，谁的田产多，谁出的税就多（因为，税是按田产加的）；本来呢，从中央政府发布的文件去看，一亩地只需多交0.012两白银，或折合3斤 米。但是，相关的中央文件精神，老百姓永远也看不到、听不到。因为，官员们在具体执行时，会完全无视、违背中央的文件精神。

人们在说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却需要纳饷十两时，常常总是非议税收本身。却忘了，它绝不是这笔税本身可能造成的；事实上，这就是官员乱收费造成的。

人们在说三饷造成这种结果时，很少会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第一，一亩地纳饷十两；帝国在册需要纳税的田地，就有五六亿亩算，帝国一年岂非就可以多收五六十亿两的白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 二、如果一亩地纳饷十两，那整个地主阶级，恐怕早就炸窝了。如果是这样，明帝国发生的就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地主起义了。因为，拥有良田千顷的地主，一年就 得交100万两白银。你觉得，他会交出来吗？你觉得，他能交出来吗？如果帝国政府硬让他们交，他们自然只有起来造反了。

第三、如果一亩地纳饷十两，那社会主义早就实现了。因为，这样重的赋税，人们肯定都会齐声高呼，我们想把田地上交政府。因为，在这种背景下，除了傻子，谁还会想拥有土地呢？

只要简单推算一下，就可以看出来，本身只是二三斤米的辽饷，却能演变成老百姓无法承受的负担，主要是各级官员乱收费造成的。

帝国政府一亩地的赋税不到十斤米，即使加上全部三饷，也不过十三斤。如果按这个数字收税、甚至加两倍收税，老百姓都不会起来造反。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老百姓就是造反了。

早 在明朝开国的时候，朱元璋就写过：在浙江西部，府、州、县的官吏们像“虎狼”一样科敛老百姓。譬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不收粮食，要百姓折钞票交纳，每石米 折钞二贯（引者注：即2000文，而市场价格不过500文），他们巧立名色，另外索取“水脚钱”100文，“车脚钱”300文，“口食钱”100文。管仓 库的衙役又要“辨验钱”100文，“蒲篓钱”100文，“竹篓钱”100文，沿江“神佛钱”100文。根据朱元璋提供的数字，我们可以算出，正额2000 文，竟有额外索取900文，多收了45%。如果从根本上算起，国库不过收了价值500文的米，官吏们竟然收2900文钱，多收了5.8倍。

这段内容，引自吴思的《血酬定律》。

简单地看这段文字，还不能推导出，明末一亩地为何要交十两银子的原由。因为一亩地要交十两银子，地主阶级还不造反，那叫有鬼。

在这里可以举一个廉政案例（注意这一点），廉政的主角还是万历年间的名臣，张居正。

张 居正在清查田地时，主动承认过一件事，说自己全部的田地只需要要交74石税，但是家乡县里的赋税册上，却写着优免640石；“有族人倚借名号，一体优免 者；有家僮混将私田，概行优免者；有奸豪贿赂该吏窜名户下，巧为规避者；有子弟族仆私庇亲故，公行寄免者。是以十分中论本宅仅得其一，余皆他人包免。”

如果说张居正家有一千来亩田地，需要交74石赋税，张居正一直都不交税；考虑其中还有30石是完全合法免税的；而且以张居正的地位，比普通一品官员多免30来石，应该也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事情的真相是不是这样，显然是谁也不知道了。

张居正在自曝相关问题后，马上表示，利用我名号偷税漏税的人，我都已严加处理了。而且，张居正也表示，自己的田地，以后也都按章纳税，换而言之，我不占公家的便宜，我家的田，“也与小民一体当差”。

看 到首辅大人这样高风亮节，四面于是一片阿谀之声。因为这种阿谀之词多了，还记到了历史书上，所以从张居正从前一直非法隐藏大批田地不交税的事，那是世人皆 知。谁再抓着这个做文章，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因为640石米，也就是一年六百两银子，随便找个富裕点的商人都能拿出来，哪个好意思，拿它攻击首辅大人？

以张居正的地位，可以合法的免除70余石的赋税，但在该县赋役册上却写着，内阁张居正优免640余石。你说，多出这570石赋税，算是合法法免除的，还是算非法免除的？说它合法吧，后来张居正自己也承认这是非法的；说它非法吧，县政府的赋役册上就是这样记录的。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浮出水面的案例，而且还是为了表现张居正大公无私，所以清清楚楚的记录在了历史上。那些没有完全浮出水面的案例呢？肯定多的数也不数不清。

当 然了，据说张居正本人并没有这样多的田地可供免税。所以，相关的免税权力，就让张居正的族在享用了。因为，640石的赋税，说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太惊人的数 目，但是一分析那可有些惊人了。因为，从理论上讲，一亩地大约需要交10斤米的赋税，二十亩地才需要交一石粮的赋税（帝国纳税的田地通常保持在6亿亩左 右，而赋税通常不到点3000万石米麦）。640石的赋税，需要多少亩地才能收出来？显然就是需要一万二千多亩田地了。

如果把这些田地都归到张居 正头上，虽然也没有什么太奇怪的。但是，这总归好说不好听。当然了，不管张居正有多少田地，但是，从浮出水面的资料去看，张居正显然一直享有一万二千多亩 田地的免税权力，但是，其中有一万多亩的免税权，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收10斤米，当地政府都会在这10斤米上加各种附加费用， 而且这个附加费用比正税还要高。现在这一万多亩地的相关费用，都不明不白地免掉了，当地政府该如何应对空出来的帐目，经费又从哪里来呢？

羊毛，永远都出在羊身上，它不会出在狗身上。

政 府一亩地收10斤米的赋税，最后会变成20斤，30斤、甚至100斤，就是因为有许多人在逃税啊！换而言之，许多人一亩地会被收20斤、30斤、甚至 100斤米的税，自然就有许多人一亩地，连5斤、甚至3斤米的税也用不了。而到最后，就成了普通人一亩地交10两银子的税，各地的官员却都成了大地主，气 定神闲地一掷千金。

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一点，看一下帝国的实际总财富，会有更不一样的答案。

在万历年间,明帝国在册田地到底有多少亩呢？所有的皇庄、军屯等田地全部加上去，一共有7亿多亩田地。

当时的明帝国政府从这7亿亩田地中，平均一亩地收取二十斤米，这一共会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当然非常简单，它一共是140亿斤米。

当时一石米折合现在188.8市斤；那140亿斤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石米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相当于当时7415万石米。

当时一石米值0.7-1两银子。我们按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7415万石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白银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就相当于当时5190万两银子！

通过这些简单之极的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明帝国政府只需要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一年就可以获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如果明帝国政府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相信谁也不能说帝国政府横征暴敛吧；但就是如此，明帝国政府一年可以筹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当 然了，这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里面，还仅仅是来自于农业方面。明帝国当时人口保守估记已超过一亿，更有学者估记当时已达到两亿；在这样 大的一个人口基数上，来自其它方面（工、商、矿、盐、铁等）的收入同样是个绝不可低估的数字。但这里，我们权且忽略不计，即使如此，帝国一年收取五千万两 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也绝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呢？明帝国政府显然从未收取过如此高额的赋税，即使在最后最穷凶极恶之时也是如此的。明帝国政府如果一年真收取这样多的物资，一年就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那崇祯之时也就用着天天喊缺钱了。

当然了，如果收钱的只有帝国政府，那即使真的收取如此高额的赋税；农民肯定也是没事就偷偷乐了；因为，这负担实在太轻了。一年一亩地平均交出二十斤米，其余的都归农民自己，这种负担简直不叫负担。

问题是：明末农民，怎么可能就这么点负担呢？

如果明末农民真的就这么点负担，那立足于小农思想而言，“共产主义”又该是什么样子呢？可以说，在他们心目中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也不会比这么更美好！　　　　

我们现在许多人分析明末历史时，常常眼界太窄了；因为我们常常把区区几百万两白银当成天大的数字，好象这也能成为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以明帝国那样庞大的经济基数，当时就是从一亩地平均收取三斤米，将会是多大一笔银子呢？

7亿亩田地，一亩平均收取三斤米；那就是21亿斤米，折合成当明普遍的计量单位，那就是1112万石米；按当时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就是是778万两银子。崇祯十年以前，明帝国政府所加的税，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如 果帝国政府一年向每亩地多收二三斤米，就足以导到帝国的经济危机，那我们也把明帝国灭亡的经济原因看得太简单了。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当时哪个地主收取的地 租会是这样小的一个数字呢？如果帝国政府向农民多收取二三斤米，都足以导至帝国的经济危机，那普遍地主一亩地向农民收取二三十斤米，五六十斤米、七八十 斤、一百多斤米的地租又算什么呢？

[注]；明代地租有分成制、定额制；租率均在50%以上。据《日知录》记载，明代江南地区的亩产量多者不过3 石，少者仅1石多。平均以亩产以2石计算，每亩租额至1石2斗或1石3斗，多者达1石5斗，地租率达到60%至70%；每亩收租至1石6半、1石8斗甚至 2石的；地租率达到80%至90%，个别的甚至达到100%。《百卷本、中国通史、中国明代经济史》。　　

我们假设，如果当时的明帝国是一个能把 自己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府；那它把田地产量的50%据为己有；一年将会获得多少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呢？最保守的估计，也会达到二亿多两白 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当然了，明帝国如果真的征收如此高的税额，那可真是称得上横征暴敛了；问题是：如果劳动人民所受的盘剥只是来自于赋税，那赋税额就 是真的达到50%，它也不会把帝国经济搞得破产了！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地租是地主阶级的的利益根源所在，帝国政府无论表现的有多么了不起，他也是 阶级统治的工具；帝国的皇帝无论表现的有多少了不起，他也无力征收田产量50%以上的高额税收。因为如果帝国政府占据了田地产量的50%以上，那普遍地主 能收取的地租还会有多少呢？这岂不是要侵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地租、赋税合起来征收的极限，就是得保证农民得留有生存的口粮。这个极限，怎么也 得停留在当时田产量的20%以上，农民留有这样份额，再辅助以全家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各种副业、零工，才能保证生存。地租、赋税通常不会超越这种极限的，如 果硬要超越这种极限，那就意味着要损坏了帝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了。　　

当然了，当地租、赋税加起来接近这种极限之后；那赋税再想增加，就自然 而然的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反对。地主阶级想维持自己的已得到的地租份额、农民阶级想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力。从阶级利斗争的角度去看，帝国反对加税的声音之所响 彻天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也威胁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支持下，这种声音才会响彻天空。

为什么要如此说呢？因为，反对帝国政府加税的声音 响彻天空；但比这更危及农民生存的高额地租、显然比赋税数量大十几倍、几十倍的高额地租，却显然很少有人把它归结为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永远也成 不了当时社会中的主流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是威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永远也不会在当时成为主流。

导致帝国经 济陷入于危机之中的主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出现的越来越高的、越来越普遍的地租。帝国的经济资源，50%以上都通过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少 数控制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庶民地主、缙绅、大商人）；这已足够可怕了，更可怕的还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依靠手中越来越强 大的经济资源，却是仍肆无忌惮的扩张着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上肆意蚕食着政府手中“横征暴敛”来的资源、向下肆意侵蚀着普遍百姓手仅剩的经济资源。

经 济上处于强势的阶级，在剥削下层阶级时；通常都是贪婪的没有节制的，只要下层阶级除生存之外还有剩余，他们就不会停止剥削的脚步。而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 所占帝国经济资源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才是帝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这实际上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笔从劳动人民手中掠夺走的经济资源，实际上是所谓“三饷” 的二三十倍还不止。但是，帝国官员对这个致命的问题，从来也没有解决过。

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也必然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在明末之时，所谓忧国忧民的学者、官员那是伙矣，但谁敢把帝国政府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所以在分析明帝国灭亡之时，哪个学者敢把帝国灭亡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皇帝的私房钱（内帑）遂被传得越来越神；也正是这种背景下，所谓的“三饷”被说得越来越神；好象帝国的灭亡，真这点银子造成的，也是这么点银子就可以挽回的！

从政府的角度去看，反对加税的声音之所以会响彻天空；那是因为帝国政府已彻底官僚化了，官员们遇事都是大说漂亮话，就是不干一点实事。

我们首先必须得清楚，帝国政府为什么要加税；那是因为帝国财政发生了巨大的危机，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帝国的军队已开始成天欠饷了，在外敌日益强大、并开始蚕食帝国的背景下，这种问题是必须得解决的。

解决这种问题的最简单办法，自然是恢复从前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其次是清除军事系统内部的贪污、腐败。但谁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呢？谁敢自告奋勇的去做这一切呢？显然是没有一个人的。所谓的邪党、阉党、阉党余孽自然没有这种人才，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中，也不会有这种人才。

既然如此，那帝国军队成天欠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不解决，钱又从哪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