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都是组织生产和占有，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力。 不同点是：

资本权力是私有的，不受公众监督， 不必为公众负责，靠生殖器分配的， 组织生产的目的则是为了牟利。

政治权力是公权力， 是受公众监督，为公众负责的。 而组织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百姓需求而不是牟利。还有一条， 政治权力不能合法地靠生殖器分配。 尽管小布什，小土豆，李显龙，金三胖子与蒋经国的当权与生殖器有些关系。

如果一个国家行政权力被资本关进笼子， 除非有超强的对方外掠夺能力， 与狼群一样猎物充足，否则四分五裂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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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鹏：一党执政——中国特色的职业政治家制度

谈到政党政治制度，中西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正如本文作者、国研智库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李晓鹏所言，西方政治权力的过度内耗，使其失去了制衡资本权力的能力。相比之下，有着数千年职业文官制度的中国，更有可能发挥职业政治家的才能，创造更公平的社会，为世界各国提供借鉴。】

在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政治思想的大师们，对于封建专制主义下政治权力的滥用和危害印象深刻。因此，大家都想着怎么样把政治权力给尽可能的削弱，以限制其破坏力。为此，他们想出了很多办法，诸如三权分立、直接选举、两院制、政党轮换、最高领导人定期轮换制度等等。经过上百年的实践与传播，这些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些制度成为人类政治设计的基石，非常成功的将政治权力削弱了。那种政治权力专横的时代，已经永远的过去了。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变得严峻起来：政府变得过于软弱之后，在土地、能源等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的分配方面所能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自由市场的力量则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这些资源朝着少数人手里集中。政治力量已经不再是资本权力的对手，它在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公正方面往往无能为力，甚至沦为资本权力进一步扩张的工具。

以美式民主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目前来看，确实暴露出了很严重的缺陷。那就是政治权力相对于资本权力，显得过于软弱了。不能起到有效的遏制资本掠夺、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简而言之，就是政治权力在保护底层人民免遭资本权力的掠夺方面，已经力不从心。

美式民主制度，单纯从政治的逻辑来看，是几乎完美无缺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两党轮换的政治竞争，公开公正的全民投票，再加上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所有这些浑然一体，其内在逻辑经过启蒙运动以来的无数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已经被梳理得非常清楚了，怎么看怎么有道理。作者在学习经济学之前，先学习了四年的法学。那个时候，每天泡在大学图书馆里学习美国的政治法律思想，对美式民主制度，可谓“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是，如果我们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思考，这一套制度设计，就有很大的漏洞。它会产生一种“鹬蚌相争、资本得利”的结果。政治权力的过度内耗，使得它失去了制衡资本权力的能力。

举个例子：法律规定，在议员或总统、州长竞选中，任何美国公民、社会团体都可以自由的、独立的在报纸电视上打广告支持或者攻击某个政治候选人及其政治观点。这种权利，政府无权干涉。

这种制度，看起来很好，但结果是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昂贵的媒体广告来影响选举。竞选双方互相攻击，资本家负责提供火力支持。结果必然是两党候选人都要想办法讨好有钱人，以换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这个时候，本该是天下公器的政治权力，就成了资本的婢女。

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和中国关系十分密切的例子。

1948年前后，蒋介石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共产党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已经不可避免。怎样处理和国共双方的关系，在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争议。政府里面有一批很了解中国情况的有识之士，主张和共产党接触。其中包括威望很高的国务卿马歇尔将军。他是美国的二战英雄，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对共产党人的看法也比较理性一些，认为美国和中共是可以沟通的，不一定非要做死对头。

但是，当时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杂志《时代周刊》和《生活》的老板，叫做卢斯。他跟蒋介石夫妇的私人关系很好，是个狂热的反共分子。在美国，政府不能搞言论审查，但资本家对于自己控股的媒体，则可以随意审查其言论，没有任何限制。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哈博斯塔姆在记录朝鲜战争的《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记录道：“他（卢斯）的《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记者不能报道有关蒋介石彻底失败及中国共产党大获全胜的新闻，否则他一定会亲自进行审核、修改，使其最终成为对蒋介石有利的报道。有很多新闻对蒋介石的为人处世以及他的最终命运作了公正的报道，但是卢斯不为这些报道所动，而是更加严厉地对待那些收集、发布这些消息的人。”

卢斯去世时，《时代》周刊封面

显然，此时，这些政治上自由的媒体，却面对着资本的严厉审查。只有资本家卢斯赞同的观点才能被报道，不赞成的报道则被他删除或修改。而且他还可以利用资本的权力来惩罚那些不赞同自己的记者——比如克扣工资或者威胁将他们开除。对于这种资本权力对言论自由的侵犯，美国的法律制度没有任何限制。

这种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不对等，让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马歇尔都反对援助蒋介石，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钱，给国民党军队援助就等于送钱和送武器给共产党——事实确实如此。杜鲁门暗地里派人调查援助蒋介石的资金的去向，发现很大部分被蒋介石家族贪污了。他愤怒的说：“（国民党人都是）一群贪官污吏和诈骗分子。我敢打赌，援助资金中的10亿美元现在都存在纽约银行里（国民党高官们的账户上）。”

但是，杜鲁门不仅不得不继续向蒋介石提供援助，而且连这种愤怒的话也只能在私底下说。因为他在政治上遭到了国会里面的反对党的猛烈攻击，说他和马歇尔的软弱态度使得国民党在中国失败。

两党之争，或许还可以平等的讨论问题。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立的两个党派不断争吵，可以让事实越辩越明——这也正是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这个逻辑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政府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而与社会经济融为一体。这个逻辑没有把资本的力量考虑进来。大资本及其控制的媒体的加入，彻底打破了政治力量的均衡。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控制的媒体更客观的报道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真实情况，美国政府就可能放弃援助国民党；反之，则不能放弃。面对一个内部分裂的政府，资本的力量站在哪边，哪边就会获胜。这就叫“鹬蚌相争、资本得利”。美国政府的决策此时已经屈从于资本的权力，在明知国民党必败和存在严重贪污的情况下，仍然拿着纳税人的钱去打水漂。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既能体现民主原则，又能让政治权力保持独立地位，能够遏制资本权力过度扩张，有效促进稀缺资源公平分配和的新的政治制度，就成为了人类经济社会继续进步所必须。

如果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此类问题，就如乐观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赞同的那样：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只需要扮演一个维护治安的守夜人角色，人类社会就会自发的获得经济繁荣。那当然是最好的。或者，如计划经济的赞同者所想象的那样：成立一个完美的政府，什么事情都按照科学的计划来进行，人类社会就可以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结果也很不错。

可惜的是，人类并非一种完美的生物。由于天赋的差异，以及贪婪与恐惧并存的人性，使得每个人都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来自由的交易，并不能导致一个完美无缺的结果。也使得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完美政府的努力注定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