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華人不論國外還是國內都還不能正式討論毛澤東的文革。 實際上文革是真正的史無前例的社會實驗， 不論成功失敗，都是不可複製的實驗。 哪怕是血的教訓，對人類社會發展也是寶貴的實驗數據。

我認同老田的觀點， 文革在毛澤東看來是一次演習，直到演習結束， 普通百姓還是不相信資本主義能復辟。 但是， 在文革之初毛澤東就準確地預測了復辟的方法和步驟。 後來的小平通過只幾乎是遵照毛澤東的預測，從強化個人技術權威，到廠長集權剝奪工人參與管理權（毛的鞍鋼憲法的企業管理模式是“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技術改革中實行企業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原則， 簡化為兩參一改三結合）， 到廠長管理層直接占有企業，從而剝奪了工人法理上的擁有權， 把工人與幹部的共同管理變成了工人被僱傭關係。 很可惜，早期工人看不到這一點，中國完成了從權貴牛棚到工人自殺的全過程。  但是， 中國又是幸運的， 工人也許不明白毛澤東文革的喧鬧， 但是，權貴如小平同志是一清二楚的， 文革的預演對工人驚醒作用有限， 對小平同志的阻嚇作用卻相當明顯。 這大概是中國復辟之後沒有像蘇聯那樣四分五裂，徹底垮台的根本原因吧。  中國如果如蘇聯那樣的復辟， 戰亂會比烏克蘭俄羅斯的內鬥慘烈。 蔣介石馮玉祥張學良閻錫山的軍閥混戰距離我們並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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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之五：文革各派在毛式公共領域問題上的不同政見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誕辰124周年

在革命戰爭年代，由少數官員掌握管理手段去激勵或者控制被管理者的管理想象力，不能成立。為此，有了一場管理上的革命，對於這一次管理上的革命，鄧小平和黨內許多高官是有着不同政見的。建國後，在革命時代的管理想象力和普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上，確立了否定僱傭勞動制的毛式生產政體——單位制，在單位制內部管理權不得侵犯勞動者的成員資格，是一個主要的特點。毛式生產政體內在地繼承了革命時代的精神遺產，並與蘇聯那種“缺政治”的體制形成鮮明的對照，1960年3月毛澤東歸納了鞍鋼憲法，其內容不僅繼承了三灣改編的精神遺產，也與蘇聯那種幹部壟斷管理權的生產政體形成了區別。

文革與毛式生產政體的關係極為密切，對於官場修正主義的識別標準就在於此，同時，群眾組織起來對幹部行使批評權的依據，就是對單位制內部持久的干群互動的歷史記憶的激活；而反對文革的保守派和當權派，也一樣依託單位制內部具體的幹部互動關係。在文革進程中與結束後，對毛式生產政體內部最為關鍵的精神遺產——起源於三灣改編的毛式公共領域的不同政見，是文革派別分化和改革認識的起點。

1、革命路線與毛式公共領域

1927年秋收起義的殘軍在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改編，這次改編確立了完全有別於常規的管理規則，毛澤東稱之為“軍隊內的民主主義”，這些管理權的新規則的內容是：“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繁瑣的禮節，經濟公開。”這些規則，雖然降低了官員干預下級的能力和手段，但是在管理對象那裡的收穫則空前好：“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象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派破壞封建僱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載《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64頁]

三灣改編確立的各項規則，是對常規管理想象力的根本性顛覆，這意味着追求管理績效不再依靠管理者運用各種管理手段去對被管理者進行激勵和控制，而是轉而依靠被管理者自願付出的高水平努力。革命時期出現的這種對常規管理想象力的否定，是受到環境條件的逼迫，不得已而為之。1958年毛澤東對此一變革有一個回顧，說：“根據地搞民主，無錢、無糧、無槍，孤立無援，必須依靠群眾，黨必須與人民一致，軍隊必須與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須與兵一致。要搞好這些關係，非搞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軍隊內廢除肉刑，不槍斃逃兵，經常教育，經常做鬥爭，打一仗，新兵來，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爺態度雖有點，但民主作風還是學了一些。這是因為鬥爭艱苦，時間長，在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可是至今還有一部分人不贊成說服方法。”[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卷，1968年武漢，第62頁]據黃克誠回憶，之所以搞官民一致和待遇完全平等，是因為迫不得已，井岡山大小五井地區“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因為經濟困難缺乏進行差別待遇激勵的條件，不得不實行待遇平等的管理方式。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對管理權的行使方式，進行了新的歸納，要求“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1948年他又把這個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行使的新型管理權模式，概括為“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

從三灣改編開始確立的政治和經濟平等，到延安整風時期推廣的群眾路線，革命年代對管理的想象力拋棄了依靠管理者通過管理手段去激勵或者控制被管理者的常規想象力，管理權較為全面地對被管理者開放，管理績效更多地依靠被管理者的自覺努力，而管理者的工作重心不再是如何有效運用管理手段作用於被管理者，而是反過來建設和維護被管理者對於目標的高度認同和高水平努力。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私營企業管理相比，這個管理想象力是拋棄了私人領域的規則，實現了管理權行使方面的公共化，確立了一個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積極互動的毛式公共領域，在這一公共領域中間共同處置管理事務。 

幹部和群眾的積極互動，是毛式公共領域的核心內容，也是經濟基礎內部管理權民主化的關鍵，在這樣的管理權行使過程中間，葛蘭西所稱的有機知識分子才能夠存在，並通過掌權的幹部和參與管理事務的積極分子來體現，群眾的要求和體驗會通過這樣的權力運作過程源源不斷地輸入管理過程，而運作權力所需的知識和信息也會內在於勞動者的經驗和認識。革命年代幹部脫離群眾就無從生存，因此，幹部深入群眾有一定的自覺性。在共產黨獲得執政地位之後，這個脫離群眾的“無機化”取向有增無已：“我們一定不要脫離群眾，不能脫離群眾是一條；另外一條就是不能脫離馬列主義。我們黨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這三年當中，群眾是擁護我們的，是尊重我們的，因為當時是艱苦樸素的，吃小米，住帳篷。當時剛打完仗，還有飽滿的革命熱情，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繫。一九五二年以後情況就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我們幹部在群眾當中開始受冷落。……過去和群眾在一起吃、穿、住，現在有些脫離群眾了。為什麼會這樣？就是沒有聽我的話。……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繫群眾，機構改革要適合聯繫群眾，不要搞官僚機構。”[ 毛澤東：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組和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摘錄）（一九六七年四、五月），載《毛澤東思想萬歲》61068卷，1968武漢印刷，第304頁]從這個方面回顧，不再聯繫群眾而行使權力，肯定是有機知識分子“無機化”的起點，幹部也不再與群眾同甘共苦了，這也是社會分化規則作用於幹群關係領域的關鍵。

如果把幹部主動或者被動採取聯繫群眾的工作方法，作為標準去考察，就能夠發現：自從造反派出現並開始有組織地對幹部行使批評權的那一刻開始，幹部立即就會感到空前自覺的聯繫群眾需要——不過首先是聯繫保守派群眾去壓製造反派。群眾中間的親體制力量就此受到幹部的動員，迅速進入政治場域實現與幹部聯手，毛澤東看到了——“過去黨團員受‘修養’的影響脫離了群眾，沒有獨立的意見，成了馴服工具，各地不贊成過早地恢復黨團組織，過半年或一年後再恢復。”[ 同上]幹部重新開始與群眾結合，恢復某種有機知識分子的特點，最初是在造反派的批評壓力之下，通過與保守派密切聯繫來實現的。

文革伊始，造反派作為政治異化的批判力量一出場，就給予當權派以強烈的刺激，使得他們首次感到需要去緊密結合保守派，這是主動的有機化，而造反派對於當權派及其主導的政治異化的批評力度和有效性，則構成了當權派不得不選擇的被動有機化。當權派不得不選擇一定程度的主動和被動的再有機化努力，還會在毛澤東強調文革“過七八年再來一次”的心理威懾下而放大。群眾組織起來行使批評權，是與當權派濫用權力而積欠的政治債務大小有關的，只要下一次文革還會重來，在權力行使之先，就需要考慮減少各種得罪群眾的權力濫用方式以及力戒各種不公正地運用權力的偏私，這迫使當權派關注權力濫用的負外部性記憶問題，為此不得不更為謹慎而公正地運用其手中的權力。

2、中蘇兩國在生產政體內部的差異

蘇聯十月革命的勝利，是沙皇軍隊多數在一戰前線被打垮，革命奪權過程在首都快速完成，此後以政策和法令方式來實現社會變革。而中國的共產黨革命一開始就只能夠深入農村，建立起與農民群眾的緊密聯繫，在農民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支持之下，打垮了有美國從外部支持的國民黨強權。在中共革命的開始階段，就需要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顛覆農村的權力結構，為此還必須顛覆人們通過觀念所認可的思想權力，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夠完成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略。 

因為第一步的選擇不同，導致此後每一步選擇都有着不同的初始條件，並做出選擇上的差異，這很接近於道格拉斯·諾斯所說的“路徑依賴”。在取得政權之後，毛澤東堅持要在城鄉進行廣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城市這一革命被稱為“民主改革”，在農村則通過派出工作隊組織和動員農民，完成打倒地主階級的土改運動。就這樣，即便是舊統治階級還持有財富，私有制也還合法，但舊統治階級已經喪失了政治優勢和認可自身優勢地位的觀念權力的支持，這樣的社會後果才是真正的新民主主義——領導權轉移到此前的被統治階級手裡了。 

因為沒有經歷過普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改造過程，蘇聯的經濟基礎內部的管理權運用狀況，就非常不同於中國的狀況，普遍的特點是“缺政治”和重視“物質刺激”，把幹部通過管理權強迫勞動者多幹活視為唯一法寶。

在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評論說：“教科書中說：‘從富農那裡沒收來交給貧農和中農的土地’。這說明他們的辦法是政府沒收，然後由政府把土地分給農民，這是一種恩賜的觀點，不搞階級鬥爭，不搞群眾運動。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一種右傾觀點。我們的辦法和他們不同。我們是依靠貧農，使貧農和下中農聯合起來，向地主階級奪取土地。具體做法是：訪貧問苦，發現積極分子，團結核心，進行訴苦，組織階級隊伍，開展階級鬥爭。在整個過程中，黨起引導的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輯《毛澤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簡本），2000年，第112頁] 

蘇聯沒有經歷過普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缺乏幹部與群眾積極互動的那一份“政治”遺產。

美國學者麥克·布洛維提出生產政體概念，認為生產場所並不是一個經濟關係成立的場所，還有着自己的內部上層建築——自己的內部國家和內部意識形態，這樣，才組成一個完整的生產場域的總體關繫結構。[ 麥克·布洛維關於生產政體與生產場所的研究，集中於他的三本著作《製造同意》、《生產的政治》和《輝煌的過去》]在蘇聯與中國的實踐中間，由於蘇聯革命年代沒有相對徹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在形成生產政體時就有着巨大的差距，這種現實反應在領導人對現實的思考和觀察中間，也就相應地存在着巨大差距。毛澤東1959-1960年在閱讀蘇聯編寫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第三版教科書時，較為詳細地比較了蘇聯與中國的差別。

“斯大林說雅羅申柯的經濟學，是沒有經濟問題的政治經濟學。這個批評是對的。但他自己的這本書，根本不談政治，結果成為沒有政治的政治經濟學。他不談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係，不談上層建築如何適應經濟基礎，不談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是一個重大的缺點。我們則搞整風，下放幹部，兩參一改，幹部參加勞動，破除不適當的規章制度等等。”

毛澤東引述馬克思的經典論述，強調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但這在布洛維看來，反作用本身就是在經濟基礎內部同時起作用的，並不是另外的一種作用。而毛澤東強調的資產階級法權，具有某種“非社會主義性質”，這其實就是布洛維所看重的內部國家和內部意識形態起作用的一種方式。

“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存在着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係和父子關係，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經過去年和今年的整風，我們已經給這種資產階級法權很大的打擊。去年以來，搞試驗田，幹部下放，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說服不用壓服，因而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大有改變。沒有這種改變，大躍進是不可能的。為什麼群眾的積極性那麼高？幹勁那麼大？就是因為群眾覺得共產黨跟他們是在一起的。湖北紅安縣的幹部，過去是老爺式的，經常挨群眾罵，一九五六年這些幹部改變了作風，以平等態度待人，同農民一起勞動，深受群眾歡迎。”[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輯《毛澤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簡本），2000年，第40-41頁] 

“（教科書）不講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不對資產階級法權進行分析，哪些應當破除，如何破除，哪些應當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組織也是資產階級式的。（斯大林）他過去說，技術決定一切，這是見物不見人；後來又說幹部決定一切，這是只見幹部之人，不見群眾之人。他講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好處是提出了問題，缺點是把框子劃死了，想鞏固社會主義秩序，不要不斷革命。母親肚裡有娃娃，社會主義社會裡有共產主義萌芽，沒有共產主義運動，如何過渡到共產主義？斯大林看不到這個辯證法。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地富反壞右，一部分幹部，一部分想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的人，想退回到資本主義去；多數人想干共產主義。因此，必不可免地要有鬥爭，要有長期的鬥爭。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輯《毛澤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簡本），2000年，第43頁] .

對斯大林看重技術和幹部的決定性作用，毛澤東在內部講話中間多次提到，並給出評論：“技術決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幹部決定一切，群眾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紅又專。領導和群眾相結合，要技術又要政治思想，要幹部又要群眾，要民主又要集中。”[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插話（一九五八年三月），載《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卷，1968年武漢，第56頁]斯大林之所以持有“幹部決定一切和技術決定一切”的偏頗，主因在於蘇聯無論是內存的土改還是城市工廠內部的社會關係再造，都未曾經歷過中國那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組織群眾點顛覆舊有的觀念權力，因為沒有這個政治建設和起點平台，蘇聯的群眾路線或者生產政體內部的政治，始終未能確立起來，以至於長期依賴管理權對於勞動者的強制或者激勵作用，這也體現在教科書的寫法上，毛澤東評論說：“這本書很多地方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錢能通神。這本書沒有體系，可是在這點上卻有體系。他們說，這個問題和個人物質利益有關，那個問題也和個人物質利益有關。似乎離開了個人物質利益，就什麼事也辦不成。”“他們老是提物質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 同上書，第275、282頁]

應該說，蘇聯與中國的生產政體形成過程中間，有一個是否進行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差異，由此，蘇聯的工廠管理中間很少有毛式公共領域的存在，也就不存在對於這個公共領域的維護和修複方面的思考，這構成看問題方式的差異。

革命年代確立的管想象力，首先是以毛式公共領域去實現管理權形式方面的公共化，由幹部和群眾的積極互動來共同完成管理事務，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幹部對管理權的壟斷，還強調幹部要得到群眾的認同起到模範帶頭作用，要求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在收入方面也體力勞動者的差距也很小，這相當於是壓縮了幹部的權力和利益。因此，基於毛式公共領域的管理權模式，自始至終都存在着官員們自覺或者不自覺的反對，與常規管理相比，幹部的權益受到了“剝奪”，由此在官員群體中間激發了普遍而持久的“右翼造反”（彼得·布勞）或者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貴族造反情緒。[彼得·布勞認為：“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會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剝奪的一種反應，而右翼造反是由社會地位受到威脅的中等階層所經驗的對嚴重的相對剝奪的反應。”[美]彼德·布勞著 孫非、張黎勤譯《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華夏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279頁；而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時，人們認為他們與勝過他們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優越，其時，他們想到自己不是強於而是同於或劣於自己的下屬，然而卻自認為是優越的……於是，在寡頭統治的國家，民眾在他們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思想指引下起來革命，因為正如我以前所說，他們是相同的人，卻沒有相同的份額；而在民主政體的國家，達官顯貴起來反叛，因為他們不是相同的人，卻只有相同的份額。”原出亞里斯多德《政治學》，轉引自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在常規管理中間，官員們的權力和利益大於毛澤東所堅持的扁平化管理模式，這之間的差額，可以根據後來的歷史演變命名為“鄧記權益增量”——只要是恢復了常規管理的各項規則，官員們手上的權力和利益有一個可觀的增幅。中國革命內部的負能量或者右翼造反，在一開始就出現了圍繞着是否對官員授予鄧記權益增量的不同政見，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長期站在官場多數的對立面上。由此，可以厘定右翼造反的制度化方向，就是回歸常規管理方式為所有的當權派牟取“鄧記權益增量”。這樣的努力方向，也需要在宣傳和主流學術論證中間體現出來，各種改革學術肯定要把權力說成是企業效率的唯一源泉，這非常具體地體現在林毅夫等人為改革做論證的主流經濟學努力方向上。[ 關於這一點的詳細展開，參閱老田文章《林毅夫教授的苦逼三十年》，網址：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7-08-16/144930.html]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年代所確立的管理想象力，建國初期在城鄉組織普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社會基層塑造了不同於蘇聯實踐的毛式生產政體，這構成與蘇聯管理體制的巨大差異，同時，基層的毛式生產政體保留了更多的革命時代的精神遺產和制度實踐，結果，在五六十年代與政權高層官員的濫政以及機會主義干預，形成較為明顯的衝突和差異，這成為一個批判性的想象力源泉。1960年較為具體地提出鞍鋼憲法，較為明確地揭示出基層生產政體和管理權方面與蘇聯的差異，而蘇聯基層的生產政體的狀況恰好是中國官場高層所追捧的，這也成為文革時期的批判想象力——文革被稱為反修防修——防止中國出現蘇聯那樣的“復辟”。毛澤東在文革前夕反覆提到“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還說這是最危險的，看起來，在共產黨官場中間，越是接近高潮這個右翼造反的衝動就越是強烈，存在着根本性顛覆基層的毛式生產政體持久衝動——這一凝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成果的生產政體。

之所以在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發生在蘇聯，原因也在於毛式生產政體內部的公共領域的運作狀況——壞幹部與假積極組成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就是在這個生產政體的內部產生的。同時，官場中間在革命戰爭年代就業已存在着的右翼造反情緒和政治能量，在執政後急劇放大，這個階段性的比較和差異，使得毛澤東非常肯定地得出幹部隊伍要走向反面的結論。為此，需要付出不惜“天下大亂”的極高社會成本，去支持群眾自下而上地起來揭露官場陰暗面。官場的負面趨勢在執政後呈現加速趨勢，底層的壞幹部還組建了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去損害了多數人的政治體驗，受損後的多數群眾由此變成有着明確批判意識的覺悟者，由此，群眾的有組織力量去行使對官場和政治機會主義的批評權，就成為糾偏的唯一憑藉了。

1968年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中間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會公報》（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過），載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在《人民日報》]今天回顧，這句話就其反面去理解，才是全面和準確的，文革要動員群眾組織起來批判官場的修正主義趨勢，這個設計沒有成功，結果在文革被徹底否定之後，毛式生產政體果然被徹底顛覆了，中國全面恢復了僱傭勞動制。也就是說，有了文革並不一定就能夠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文革後來被鎮壓下去了，社會主義果然就沒有了，由此看來，文革是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所以，毛澤東說：“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毛澤東：在《偉大的歷史文件》一文中所寫的一段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1968年武漢，第312頁]看起來，以群眾的有組織力量和批評權，去抑制官場的右翼造反勢能，是一份持久的事業，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3、經濟基礎的內部管理權與毛式公共領域的關係

在文革期間，報章上經常批評劉少奇、鄧小平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線，這個批評是與毛式公共領域問題上的不同政見有關的。這個分歧還可以用文革期間的政治博弈來進行檢驗，大體而言，有着三個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最初毛澤東設計的文革時想要解決人的世界觀問題，為此支持學術界的“小資本”批判“大資本”（學術場域的大小資本競爭是布迪厄的一個概括），據此重建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化領導權；而造反派的文革，則是針對日常政治生活中間的異化現象，而“壞幹部+假積極”組成的政治機會主義同盟就是政治生活異化的人格化推動力量，這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間堅持批評的兩大對象；第三個文革的內容是當權派和保守派聯手鎮壓造反派，對照文革結束後的改革經驗和共產黨革命時期的管理經驗，目的實際上是要終結管管權的開放性，封閉跟隨管理權開放性而來的毛式公共領域，重新劃定公私領域的界線，把面對面這一層級的管理權包括在私人領域之內，這就與資本主義社會有着一致性了。[關於文革與保守派關係的討論，參與老田文章：老田：文革晚期的“保守派悖論”分析——以外交部文革為例，網址：http://thegroundbreaking.com/archives/33584] ...華岳論壇 - "http://hua-yue.net"

在毛澤東去世之後，鄧小平主導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和非毛化，隨後按照他自己的認識進行了改革開放，使得整個的經濟基礎出現了根本性的質變。拿這一段經驗，來檢驗鄧小平與毛澤東的不同政見，也是很有啟發性的。

鄧小平與毛澤東的不同政見，不是否定文革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什麼極左，而是直接針對了三灣改編確立的管理規則，鄧當然對鞍鋼憲法也有着不同政見，為此曾經拒絕宣傳鞍鋼憲法和反對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據人民日報負責人吳冷西披露：“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初，鄧小平召集了一次會議，討論人民日報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討論如何做總結的問題。鄧小平在會上說，資產階級法權不能隨便破除。供給制很難說比工資制進步。現在如果實行供給制，比工資制要花錢更多。對留用人員和新參加工作的人員不能實行供給制，否則國家要背大包袱。胡喬木在會上着重從理論上說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要保留資產階級法權，他引證了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的話，來說明一般地提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是不對的，並說這是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的思潮。他還說不能把共產主義的風格同現行的政策混同起來。鄧小平和胡喬木的發言，為如何做總結定了基調。我就是根據他們的意見派林韋同張春橋同志合作寫總結。張春橋同志不同意鄧、胡的意見，總結始終沒有辦法寫出來。這是鄧小平對抗毛主席思想的罪行之一。因為這次討論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毛主席把張春橋在上海發表的文章交給我，並且親自加上編者按語，基本上肯定了文章中的觀點，要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展開討論。我當時思想上也贊成張春橋同志的文章的，因為文章中的基本思想是毛主席在當年夏天北戴河會議上說過的。但是討論展開後，涉及問題很廣，不僅是共產主義風格，而且關繫到現行政策的許多問題。特別是工資制度的問題。在這過程中胡喬木曾幾次對我說。這個問題很複雜，不能隨便廢除資產階級法權。這樣我就動搖了。後來，約在討論展開兩三個月之後，毛主席要胡喬木考慮如何做總結。鄧小平召集這次會議，就是根據毛主席指示召集了的。但會議的結果，基本上否定了張春橋同志文章的觀點。也就是抗拒毛澤東思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我是鄧小平這一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執行者。”“一九六○年初，毛主席批發了《鞍鋼憲法》以後，人民日報寫了一些宣傳《鞍鋼憲法》的評論，我當時因忙於參加起草《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沒有及時處理。後來，大約在六月間上海會議前後，我向鄧小平請示如何宣傳《鞍鋼憲法》，鄧小平當時回答說，現在集中力量搞反修，《鞍鋼憲法》現在不忙搞，鞍鋼本身問題還不少。這樣我就把《鞍鋼憲法》的宣傳壓下來了。”【《吳冷西的檢查》：http://www.71.cn/2012/0410/514486.shtml】]而且他對於管理績效的想象力，全部集中於如何強化幹部壟斷管理權並強硬地運用管理手段，去挾制被管理者多幹活。鄧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間說：“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為國家創造財富多，個人的收入就應該多一些，集體福利就應該搞得好一些。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一要擴大管理人員的權限。責任到人就要權力到人。當廠長的、當工程師的、當技術員的、當會計出納的，各有各的責任，也各有各的權力，別人不能侵犯。只交責任，不交權力，責任制非落空不可。”“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建議同志們認真加以考慮和研究。”

在鄧小平講話之後不久，于光遠等人就開始寫文章密集宣揚按勞分配（物質刺激）的好處，說這完全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要求的；為了實現管理權集中於幹部手裡做論證，報章連篇累牘地宣傳“大鍋飯養懶漢”的主題思想，認為沒有幹部權力的監督控制，勞動者就不願意多幹活。更晚的時候，從台灣游泳過來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借鑑美國阿爾欽等人關於團隊生產和監督的理論，說毛時代的工廠管理體制體制缺乏對個人和企業的激勵，農村生產隊中間幹部選擇一個較低的監督水平而社員選擇一個較低的勞動投入水平。這所有的想象力都集中於一點：沒有權力對勞動者的有效干預，就沒有努力水平的提高，因此，權力及其有效起作用的方式是逼迫勞動者選擇高努力水平的唯一關鍵要素。應該說，此種基於管理績效的想象力，不是反對普通的管理體制或者平均主義，而是與三灣改編確立的管理想象力截然對立的表達。

需要指出：不管是于光遠是從所謂的馬克思話語出發對物質刺激的論證，還是林毅夫借鑑美國學界團隊生產與監督的理論解釋，都是在鄧小平講話和報章宣傳“大鍋飯養懶漢”之後，這個先後順序是很清楚的。1984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間，宣布要增強大中型國企的活力和效益，恢復企業作為商品生產者的地位，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以“大鍋飯養懶漢”檢索《人民日報》得到的部分結果。

與鄧小平的管理想象力相反，毛澤東認為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肯定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而鄧小平則反過來認定缺了對個人的物質刺激和對企業的利潤考核是根本行不通的。據毛澤東觀察鄧小平那種觀點在官場中間還很有市場，他在九屆一中全會中間的講話：“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裡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裡。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支部書記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過去劉少奇那種路線走，無非是搞什麼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麼獎金，等等。”[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

從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看問題眼光出發，毛式生產政體的基本制度支撐點都會被弱化乃至於拆解，管理權的開放性會在強化管理權的改革中間被終結，最終會走向經濟基礎的全面復辟。中國後來的改革，從強化管理權和恢復按勞分配入手，逐步侵犯並剝奪勞動者的成員資格，最終實現了勞動者的僱傭化地位；在企業市場目標方面，恢復了為利潤而生產開始，最終通過管理層買斷實現了私有化。從這個歷史經驗看，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的引入，在企業內部終結了毛式公共領域，在企業恢復為利潤而生產的生產目的之後，會形成各種要素市場，最終會要求確立以利潤實現為目標有利於資本積累的各種社會條件，各種有利於資本積累的社會條件綜合，被照美國左翼經濟學者稱為“積累的社會結構”，依據這個理論，勞動力的僱傭條件以及企業的利潤目標，是觀察資本主義社會積累制度的核心視角，如大衛·科茲等人就認為：資本謀利是制度建構的動因，“勞資關係”則是制度建構的核心，還應該把全球作為分析的單元。[范春燕：21世紀“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評析，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5期]用這個理論眼光進行對照，就會發現鄧小平如何在毛澤東時代的基礎上，通過改革進程，如何在中國創造出一種積累的社會結構並回復僱傭勞動制的。 

在中國，單位制的確立和成員資格的出現，是毛式生產政體據以否定僱傭勞動制的要點。在鄧小平時代，宣傳上用“大鍋飯養懶漢”作為首要的制度要素，去提煉和批判毛式生產政體的制度支撐點，據以支持取消勞動者成員資格的改革，最初階段是把就業機會和收入作為管理權使用，然後恢復企業為利潤而生產的目標，勞動用工制度經過合同制的過渡，在朱鎔基任上通過買斷工齡全面恢復僱傭勞動制，這是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機幾個關鍵步驟。

文革期間則是在其反面進行了批判，對鄧小平的批判是與批判管理權運用方面的“管卡壓罰”聯繫在一起的，這恰好是維護毛式生產政體，反對由管理者壟斷權力並以單方面掌握的物質刺激作為主要管理手段去制約下級或者勞動者，把這樣的管理權壟斷和強化想象視為背棄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的制度要點。應該說，這些批判是準確地抓住了鄧小平的管理想象力特點的。不僅如此，對於鄧小平的想象力最後落實，會導致怎麼樣的演化步驟，應該說，批判者的預先推演，也較為準確地經受住了後來的歷史檢驗。1975年依據毛澤東的提議寫成，並經過政治局討論通過的姚文元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中間，預測了一個資本主義復辟的三步走戰略：第一步是大大擴張資產階級法權把公有制變成一個空殼；第二步是化公為私，第三步是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目前，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起步，前兩步都已經完成了，第三步正處於緊鑼密鼓之中，普世價值的鼓吹和美國民主的高揚，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所需的宏觀意識形態狀況和政治狀況的外貌。這個預測之所以能夠經得起歷史演化的檢驗，其內在邏輯在就於依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政治掛帥的觀察視角，能夠吻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演化的內在規則，同時還契合公有制社會中間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能夠指望的權益擴張路徑。 ...華岳論壇 - "http://hua-yue.net"

在鄧小平1978年那個重要講話之後，經過了幾年的宣傳和論證，於1984年頒布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的中心思想要恢復對工人的物質刺激和對企業的利潤掛帥，根據林毅夫等人十多年之後完成的補充論證，這個改革措施很好地解決了對勞動者和企業的激勵不足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較為詳細的討論，參見老田文章：從“三大權威假話”看中特社會的主流經濟學（中） ...華岳論壇 - "http://washeng.net"
網址：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93915.html]根據林毅夫等人的論證，國企效益會跟着管理強化或者激勵加強而上升，但是，國企效益的數據不能夠支持林毅夫的理論辯護，也不能夠鄧小平本人關於管理權的權威想象力，結果是：改革改了十多年之後，國企盈利能力極度下降，到了1996-1997年度，全部國企中間，盈利企業的總盈利小於虧損企業的總虧損，開始出現了全局性的虧損（國企盈利狀況見下圖）。此後，朱鎔基上任發誓要實現“國企三年脫困”，結果卻是大部分國企實現“管理層買斷”和“經營者持大股”實現了產權私有化，同時對大多數國企員工進行“買斷工齡”隨後在國企內部也恢復了僱傭勞動制。

從強化對工人的管理權入手的改革，最終證明除了可以復辟資本主義之外，並不能實際地增進企業效益，這已經為國企效益變化的趨勢所證實。也就是說，鄧小平試圖通過強化管理權時期能夠更好地激勵和控制工人，讓其多幹活的想象力，未能通過體制改革而實現。恰好，在“大鍋飯養懶漢”這個想象力的反面，較為具體的口述史研究揭示出：“基於對若干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深度訪談，……當時影響工人日常生產行為的，不僅有政治壓力、規章制度和同伴監督等約束手段，同時更為重要的還有源自國營企業職工特殊地位的集體意識、對本單位的認同以及由精神刺激所帶來的晉升機制。……在絕大多數國營企業，物質激勵的缺失並未導致嚴重的消極怠工現象。”“訪談所得出的總體印象是，在毛澤東時代的正常年份，國營企業的工人一般都能盡職盡責地工作。不少受訪者認為，懶散現象變得嚴重，反而是在1978年之後改革啟動之初。”[李懷印等：回首“主人翁”時代，載《開放時代》2015年第3期] 

甚至，統計數據顯示的結果，不是改革前的企業效益不佳，而是恰好相反，改革前的企業效益極高，在今天反而很難理解。這給真正的學術研究提出一個這樣的任務：需要揭示為什麼毛時代國企效益比今日中國上市公司的平均盈利水平（資產利潤率約7%）要高出200%以上（見上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毛時代企業產品的實現成本極低，也即巴蘭和斯威齊等人所說的“非生產性工人”數量少，整個經濟體系的商業環節的價值實現和占有份額低，在價值鏈補償和實現中間大部分回到了工廠，這是一個可能的原因，這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夠具體揭示。但現象是清楚的：改革後工業企業的效益每況愈下，遠低於此前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說明鄧小平及其所依仗的理論家，對於國企管理權與企業效益實現的想象力是完成錯誤的。

應該承認，基於毛澤東思想和新民民主義革命的理論框架，能夠較為清晰地總結在毛式生產政體上的不同政見，而且能夠識別出此一方面兩種不同政見所隱含的不同利益實現要求，從而具有較高的“社會科學”所需的科學性，正因為如此，姚文元在事先就能夠對鄧小平和朱鎔基等人改革選項，做出準確的預測。 ...華岳論壇 - "http://hua-yue.net"

1975年那個事先的準確預測，可以看做是共產黨官場中間右翼造反能量，最後必定會收斂的制度化方向，也就是說，對於毛式生產政體的不同政見最終會體現向着常規管理模式和想象力的回歸，如此就能夠顯著地提升官員們手上的權力和利益，而鄧小平的“大政策”顯然就能夠體現官場的集體意志和第一步利益訴求。因為業已把官員有效運用權力視為效益或者利潤的源泉，在第一步的管理常規化完成之後，會逐步走向對於管理權採取更多的激勵措施，經過了承包製時期的利潤分紅，最終在朱鎔基任上實現了經營者持大股和管理層買斷，以實際資產價值的幾分之一甚至更低的估價，實現了產權量化給管理層搞所謂的產權激勵，這是完成私有化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完全徹底地建設一個與私有化經濟基礎相互適應的政治市場化體制。

4、上層建築革命的方向

在經濟基礎內部的管理權諸方面，毛澤東的看法十分明晰有力，但在有關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國家管理體制如何發揮群眾的作用，毛澤東只是對現實明確表達了不滿：強調了工農兵要占領上層建築的方向，對於制度化方案則未曾給出明確的規劃。

從1967年2月中旬他對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談話內容看，毛澤東似乎感到難於展望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的明確輪廓，給人一種看不清的模糊感，在這一次談話中間，毛澤東談到巴黎公社和蘇維埃，但沒有完全肯定，最後只肯定了“需要一個黨”。[毛澤東：接見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1968年武漢，第290-292頁]從他後來提出的“建黨五十字方針”看，他所肯定的那個黨，不是實存的黨團形態或者在文革初期大多數站錯了隊的黨員，而是一個能夠帶領群眾批判政治異化、把社會主義事業朝着共產主義明天推進的理想型，在文革的背景經驗中間這個很接近於造反派通過批判當權派和保守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塑造的自我形象。"

就文革的實踐展開而言，對於面對面官民矛盾和衝突，群眾的批評權很容易觸及到，但是對於基層單位制之上的當權派及其權力運作，就處在熟人社會的信息透明範圍之外，很難被觸及。一個保守派在反思文革和其後的復辟時說：文革開始時靈山鐵礦有七個處級副處級幹部，但是都躲在後頭不出面，把他和另外一個科長推在第一線，造反派起來之後，也往往把矛頭對準第一線的小官，甚至把大量精力對準保守派工人，而真正有問題的上層和大官，根本就沒有被觸及到。所以，他總結文革時期的根本性問題是：基層搞過了，上層冇會到。等到1973年鄧小平出來之後，那些根本沒有觸及到的上層，完完整整地保留在哪兒，搞復辟這就很容易，很簡單，把那個根本沒有觸及和改造過的上層原班人馬拉出來就是了。搞了十年文革，造反派把大部分集合起的力量對準基層，卻讓上層沒有觸及到。[對一冶魯科長的訪談，2008年9月]

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西方發達國家，政治權力的配置出現了二元結構：公共領域的代議制民主和私人領域的管理權壟斷。在革命和後來的建設年代，毛澤東力推的變革是：在西方的私人領域實現了管理權的公共化，在對應西方公共領域的層次上，還沒有發展出一套成熟的、凝聚群眾意願和利益的有效政治機制。用毛澤東自己的概念，以政體(政權組織形態)來保證國體(階級利益代表)的方向上，不管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是文革時期的三結合革委會，都只是應付急迫的國家管理事務的對付方案，都不是能夠保證國體的有效政體。

在1967年2月中旬毛澤東在對張春橋和姚文元談話時，回顧了巴黎公社和蘇維埃等政治形態，認為這些政治上的創新都不足以保證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在差不多的時候他不止一次評論過選舉制的“虛假性”，這幾種得到普遍實踐的政治機制，在毛澤東那裡都不能夠解決微觀單位之上直至中央層次的利益代表性難題——都解決不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因此，在宏觀政治領域，除了周期性發動群眾的高成本對付性方案之外，還沒有什麼好的制度化方案。

毛澤東實際上認定現實中間還沒有出現足以解決多數人利益代表的有效形式，這只能夠留待以後去探索。也許，在新生力量還很弱小，大多數群眾還不覺悟，當權派和保守派有着強烈向後看的取向並占據優勢影響力的社會中間，新的政治制度及其人格化力量還難於想象。在看得見的視野之內，只有一個高成本的應付方案，這樣的方案除了高成本之外，還不能夠一次性解決問題，而只是對問題有所緩解而已，所以毛澤東評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代價是很大的，雖然解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問題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決的，但這次文化大革命後，起碼要鞏固它十年。一個世紀內至多搞上它兩三次，所以必須從挖修正主義根子着眼，以增強隨時防修、反修的能力。”[ 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講話（一九六七年五月），載《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1968年武漢，第3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