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扫六合的汉武帝一辈子都没能打倒的敌人究竟是谁？/ 刘三解      

历史上小人物的戏份很少，往往挤在字缝里，抠出来未必是个故事，却可能隐藏着真相。<">汉武帝即位后，就有个小人物倒了霉，他叫灌夫，父亲张孟是颍阴侯灌婴的家臣，所以父子跟着主家姓了“灌”，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中，父亲灌孟老迈，领兵出征已经很勉强，偏偏憋着一口气，一定要冲杀在前面，战死在吴军阵前。">儿子灌夫一样勇烈，放弃了护送先人灵柩的机会，带着两个人和十几个奴隶冲向吴军报仇，杀死数十人，身受重创十余处，因之名扬天下。">这个人，既不是开国元勋后人，也不是文帝、景帝、武帝的近臣“智囊”，只是一个因武功而仕进，又反复犯法丢官的“二愣子”。这样的人，因为性格本身就能“带着戏”，太史公自然喜欢在他身上着墨，不过更重要的却是“戏中之戏”。

一   在《史记· 魏其武安侯列传》里，灌夫成为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斗争的导火索。

且不论灌夫对窦太后死去后逐渐失势的前丞相窦婴的“义气”，以及种种琐事冲突，只看最后决定窦婴、灌夫命运的决战过程，很是耐人寻味。

早在灌夫在田蚡的宴会上作死之前，田蚡已经收集了灌氏家族在老家颍川郡（在今河南省）横行霸道的证据，并向汉武帝申请立案，说法：

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

汉武帝的回复是：

此丞相事，何请？

这是丞相的职责，申请什么？随你便。

灌夫更狠，直接掐住田蚡的短处，尤其是收受淮南王贿赂与之勾结，最后的结果是宾客谈判，两方各退一步。

这是春天的事儿，到了夏天，就出了灌夫大闹田蚡婚宴的好事，田蚡直接给灌夫扣在了府中，接着是：

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诸灌氏支属，皆得弃市罪。魏其侯大媿，为资使宾客请，莫能解。武安吏皆为耳目，诸灌氏皆亡匿，夫系，遂不得告言武安阴事。

注意加粗部分，堂堂丞相田蚡（汉帝国的二把手）亲自交办的抓捕任务，还是“斩首”的大罪，结果是“皆亡匿”，也就是跑了、藏起来了。

接下来，窦婴决定掺和进去为朋友保命，瞒着苦劝他的夫人：

乃匿其家，窃出上书。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饱事，不足诛。上然之，赐魏其食，曰：“东朝廷辩之。”

东朝是王太后宫廷的朝廷，用后世的说法是太后正殿，不过秦汉太后权重，不但称陛下，还有自己的属官，更有召开朝会的权力，因此，年轻的汉武帝的这个选择，很是耐人寻味，他究竟是真的“然之”，准备在太后面前为窦婴、灌夫开脱，还是为了让太后出气？

廷辩是召集三公九卿一同论事，窦婴此时有爵（魏其侯）无官，却敢于盛赞灌夫的功劳，进而反诘丞相田蚡诬告、犯罪，田蚡的反诘犀利：

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

翻译过来就是，我是有毛病，不过我是爱钱爱享乐，可我不像他俩，招纳豪杰壮士，窥伺皇帝和太后的变故，换句话说，田蚡承认自己有“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但是窦婴和灌夫是“政治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话说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是两个政治集团摊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二   真正神奇的，并不是摊牌，而是百官的态度。

汉武帝问，他们俩谁说的对？

御史大夫韩安国的回复是：

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驰入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凌轹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谓‘枝大於本，胫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

翻译过来就是，都对，请领导自己决定。

再往下，是九卿：

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郑当时是魏其，后不敢坚对。余皆莫敢对。

总结一下，就是在“东朝”这个皇太后的地盘上，三公九卿竟然没有一人无条件支持太后的亲兄弟、当朝丞相田蚡。

这符合剧本吗？

从汉武帝大怒离席来看，绝对不符合。他搞这个民主形式的目的和王太后说得很清楚：

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

因为两边都是外戚宗室，所以搞朝会辩论，否则，一个狱吏就能办了。

说到这里，大家难道没有觉得奇怪吗？窦婴上书、廷辩，本来是为灌夫，接下来的事态进展，却完全脱离了灌夫案：

於是上使御史簿责魏其所言灌夫，颇不雠，欺谩。劾系都司空。

汉武帝“派”御史去对照审查窦婴所说的灌夫的情况，发现很多不对路的地方，属于欺谩，抓进监狱了。

被捕之后，窦婴仍不气馁，拿出了景帝遗诏“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用这九个字换取了再次被武帝召见的机会，但是查阅档案，发现这封诏书并没有记录，只是在魏其侯家里被家臣封印收藏，终于有一条大罪了：

乃劾魏其矫先帝诏，罪当弃市。

矫诏肯定是死罪，窦婴终于被填进了灌夫的大坑，灌氏也终究不免族灭。

那么问题来了，灌夫为什么必须死？窦婴又为什么必须死？

三  灌夫的罪名如下：

  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凌轹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谓“枝大於本，胫大於股，不折必披”。

太史公记录的事实如下：

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於颍川。颍川兒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1）资产数千万，偏偏喜欢结交豪侠，广蓄门客，每天靠他吃饭的食客能有上百人；

（2）宗族、宾客在老家颍川置办产业侵犯小民利益，搞得当地儿歌都在唱：“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这里的族是族诛、族灭，也就是死全家，可见有多招人恨；

（3）欺凌宗室、侵犯骨肉。在汉武帝、王太后眼中，窦婴作为汉室外家宗室，尚有资格和田蚡拮抗，你灌夫什么出身，也配对皇帝的舅舅无礼？

人情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也是过往解释中最津津乐道的，其实如果从这种人际关系鸡汤文角度讨论，魏其、武安之争，还潜藏着窦太后、王太后的婆媳关系；汉武帝朝的新贵和文景旧臣的关系；乃至于军功勋贵与外戚新贵之间的关系等等。

但这玩意儿并不重要，真正决定窦婴、灌夫生死的，还是“东朝廷辩”展示出的严重问题，对于汉武帝来说，就是龙之逆鳞，触之者死。

那就是“豪强”。《史记·平准书》中盛赞文景之治的国富民饶之后，直接触及这个问题：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

什么意思呢？自汉文帝开始，官府执法宽平，承袭自秦朝的法律秩序，在皇帝的刻意松弛下愈发粗疏，百姓财富积累迅速，富人、豪强通过兼并等手段，开始横行乡里，争夺国家的执政主导权。

其中甚者，已经到了“二千石莫能制”的地步，灌夫这个豪强渠首，更是到了“丞相莫能制”的地步，之所以如此，即在于灌夫这个土豪，攀上了魏其侯窦婴这个权贵。

正如《史记· 魏其武安侯列传》所记录的：

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无厌，恨相知晚也。

窦、灌二人互相引重，一个借名进入上层社会，一个借财、借力以为爪牙，形成一个抱团取暖的CP组合，以至于对于朝堂上的三公九卿产生影响，所谓百官“皆是之”，这种财富、势力对政治权力的渗透，岂能容忍？

更让汉武帝不安的是，在汉初政治、社会生态中，人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比如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就作《游侠列传》为之张目，绝非偶然之事，全因豪强游侠在汉武帝之前的时代，早已成为这个世道自然而然的一部分罢了。

四

《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人物，名为剧孟：

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

一人敌一国，凭啥？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即将出征吴楚的周亚夫，不过台词“敌强我弱”纯属胡扯

见《史记·游侠列传》：

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

战国七雄号称“万乘之国”，那是说战车，剧孟一个平民游侠，母亲去世，远方来送葬的有“千乘”之多，就算是牛车，也能把洛阳城的主干道堵了，更何况这些“车主”本身可能就是四方的豪强，手中有族人，有奴仆，那就是数以十万计的动员力了。

所以，《史记·吴王濞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

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剧孟今无动。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

作为全国武装力量统帅的周亚夫火急火燎地乘传车跑出长安，并没有带着大军同行，而是到荥阳接管野战军，开始时最担心的是吴楚军行动太迅速，已经占领了洛阳，等到了洛阳，又担心当地大侠剧孟已经被诸侯王收买，后院极有可能起火。

结果，看到剧孟没有行动，就放心说到“无足忧者”。

上篇文章里，三解说到七国之乱的最大战略野心，也不过就是占领洛阳，与汉廷东西对峙，那么，能够影响洛阳归属的游侠剧孟真可谓是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角色了，可站在西汉天子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只要存在，就是政权安危的定时炸弹。

除之而后快！

长安的灌夫、窦婴，汉武帝可以自己动手，那么遍及天下郡县的豪强、游侠们，又靠谁来除呢？

答案就是《史记》的另一名篇——《酷吏列传》。

对，就是晁错列名的那一篇：

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吕氏已败，遂侯封之家。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於错，错卒以被戮。其后有郅都、宁成之属。

在高、惠、文、景的时代，酷吏的对象，是宗室（诸侯王）、是功臣列侯，在“文景之治”的后半段，他们的功劳簿上的一笔一笔，变成了豪强、游侠。

郅都的成名之战，就是济南郡（在今山东省）的瞷氏：

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馀皆股栗。居岁馀，郡中不拾遗。旁十馀郡守畏都如大府。

瞷氏同姓同宗有三百多家，仗着家里丁口多为非作歹，郅都一到任，直接族灭了瞷氏的首恶，全郡震惊，作奸犯科的人赶紧逃亡。在治理宽平的时代，郅都这样的人当然可怕，相邻的十几个郡的太守吓得都把他当领导一样恭敬着。

这个济南瞷氏绝对不一般，还出现在《游侠列传》当中：

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後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三家注考证或为郏）韩孺纷纷复出焉。

汉景帝已经非常重视这些豪强游侠之家，派使者“尽诛”，也就是前文说的“族灭”，杀全家，够狠了吧，没想到后来者仍是雨后春笋一样涌出。

这是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四代宽平统治的必然结果，也就是《平准书》里说的“网疏而民富”，定点清除不过是权宜之计，在新的统治模式建立之前，帝国权力与财富之间的拉锯战还将一直持续，冲锋在前的，就是“酷吏”们。

五   郅都只是个开头。

在旧的法律体系之中诛灭豪强的名臣，司马迁和班固都将之放入了《酷吏传》中，这个“酷”字的本义是“酒的味道过于醇厚”，试问，酒该不该有酒味？

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对于酷吏们在地方上屠灭豪强的行为，司马迁这个当时人的态度其实是支持的，只是觉得有些过度，所谓

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比如王温舒。

汉武帝时，王温舒被提拔当河内太守，还没上任就早早侦查了当地的豪强大族，九月份到岗就下令准备五十匹快马，从河内到长安沿线自设交通站，开始抓捕当地的“豪猾”。

接下来就是人咬人、狗咬狗了，各种违法乱纪的事儿牵连出一千多家，定案奏报走他自己的通讯线路，两三天就得了批复，大罪灭族、小罪砍头，杀人杀到流血十几里，杀到郡内大治，街无夜行之人，野无犬吠之盗。

就这么杀到春回大地，必须封刀了（注：当时规定秋冬行刑），王温舒竟然跺脚感叹：

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那么，他的大事是什么呢？杀人。

虽然大事未足，汉武帝对王温舒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升官接着杀别处。不过王温舒不像郅都、张汤这些前辈，杀人不少，德行却差，不但自己贪出了千金之富，手下人跟他几年也“多以权富”，大老虎带出了一群小老虎。

可惜王温舒受贿被人告发，畏罪自杀不算完，全家还被族灭，两个弟弟和两个亲家也犯法被诛，当时人评价，古时有“夷三族”了，王家更惨，落了个“灭五族”。

喜欢串联戏剧性的文人墨客看到这样的桥段，总会感慨“酷吏”不得善终。事实上，更大的“酷吏”张汤被陷害自杀，其子张安世在汉宣帝朝统揽军政大权，一门三侯，传国八代，安度王莽篡汉，二百年间未遭谴黜。与张汤一同编订律令，让汉武帝朝法令愈发刻薄寡恩的赵禹也得享天年。

酷吏们真正的危险反而来自于豪强大族的复仇

六《汉书·地理志》记载：

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

太原、上党两郡聚居了大批晋国的公族后人。自汉朝初年开始这地方就出了名的难治理，朝廷只好派敢杀人、好杀人的太守过去震慑。问题是，春秋战国的游士传统犹存，你太守敢杀我的父兄，我就敢去上访诬告你犯法，告不动，我就去杀你的家里人，反正一报还一报，看谁不怕死。

从结果上看，绝大部分太守、县令肯定是怕死的，在《酷吏列传》里司马迁看得上的10个，加上看不上、“何足数哉”的8个，也只有18个“酷吏”，相对于百十来个郡国，实在是少之又少，否则汉武帝也就没必要再派刺史遍天下公费旅游。

汉武帝规定刺史的“六条问事”头一条就是：

（纠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剩下五条，则全部针对二千石的各类不法行为，而且规定刺史只许监察太守、国相这个级别的高官，可见刺史本身只是对旧的行政体系的一个补充，是悬在二千石头上的一只鞭子。

以往，我们总将“刺史”视为监察官，也就是盯着“官”的官，可这“六条问事”的第一条，其实就不是针对“官”，而是针对豪强，可见豪强问题终汉武帝一生，也没能真正解决，可以说是比北方草原上的匈奴更可怕的“达摩克斯之剑”，时时悬在汉帝国的头上。

在秦汉的法律约束社会的体系下，除了皇帝本身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人都是这个体系的螺丝钉，无论是三公身份的御史大夫，还是最高司法官员廷尉，或是治政的二千石太守，甚至是最基层受理诉讼的啬夫，都是这套体系里可替换的零件。

对于妨碍体系运行的零件，比如豪强、巨商，或是游侠、盗贼，都需要被挫平，乃至消灭。旧的行政体制完成这个任务困难，那就由刺史拿着鞭子督促你来做

汉画像砖：杖斧出行

鞭子还不管用，就派出相当于后世钦差大臣的“绣衣直指”，杖斧巡郡，遇到盗贼、豪强不法可以直接调兵攻杀，一次性斩首甚至达到一万多，为叛民提供饮食的也要连坐，一处反乱能够牵连数郡，再杀数千人……

事实证明，不合适的零件是杀不绝的。民乱一起，小吏怕抓捕不着，自己掉脑袋，干脆就不报告，偶尔有到了地方政府的信息，地方领导也怕担责任，干脆也不报，上下勾结，反正过一天算一天。

此时，西汉帝国就进入了系统“怠惰期”，因为这些豪强、巨商、游侠，本身就是在汉初刻意放纵秦法体系的背景下野蛮生长出来的藤萝，借由自由的市场、权力的放任，这些藤萝深入到帝国的各个角落，过去有多辉煌，结果就有多丑恶。

此时，依法治国，人人可杀。

所以，汉武帝必须为他的汉帝国寻找新的出路，一条完全不同于前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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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的社会乃是农业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威胁。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的核心是贪官奸商犬儒黑社会勾结。 奸商黑社会大到一定程度， 官员必须跪下来分钱， 社会距离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 所以， 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社会保持繁荣的根本任务就是控制豪强， 而控制豪强的根本保障其切断豪强资本家与中高层官员的联系。 今天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实也一样。 美国坐拥得天独厚的资源而火车老旧出轨，其原因就是华尔街豪强连总统都敢杀。

本文转贴保留一个汉代时刻壁画， 对比的是同时期甚至更早的埃及希腊所谓的文物， 西方伪造历史的证据简直不用找。 现在看何新说希腊和埃及大部分所谓文明史是伪造与文艺复兴前后， 埃及伪造在拿破仑时代可能是真的。 这是题外话。  新浪图片链接不一定管用， 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