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的谣言污蔑毛泽东指挥西路军去送死，以消灭异己。 但是根据张国焘自己的记忆， 西路军失败之后毛泽东指责张国焘的话“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假设毛泽东直接指挥西路军进入死地， 逃跑主义如何能说出口？ 又怎么能说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指导破产？ 再看看张国焘的辩解， 因为太牵强，自己也知道是狡辩， 所以借别人之口：
“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对外转到对内。” 莫斯科批准是挡箭牌，所以不算逃跑。 私下牢骚也无法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给毛泽东。
张国焘再把朱德搬出来替自己挡灾： “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看到了吧，甩锅的对象是徐向前和陈昌浩无能， 标榜自己是老练者，可惜不在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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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 “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有中央指挥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西路军失败真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责任， 多数一定有徐向前，朱德参与没有）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决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张国焘的算盘， 暂时挂在中央名下， 但是到了西北可独立行事， 还能得到莫斯科支持， 好算盘，张国焘没有隐瞒， 那些黑毛泽东的人太没良心了）， 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战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立友善关系等工作。
于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展开了，驻在岷县附近的军队新会宁集结，原驻会宁的军队，则进占了靖远县城，控制了这一带的黄河沿岸。当时彭德怀为了策应我们，已率部进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一带地区。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则进到打拉池地区，打拉池与会宁相隔不过两天的路程，彼此信使往返，大家都为之兴奋万分。 （西路军兴高采烈过黄河， 张国焘不提彭德怀制定的联合作战计划，实际上欺骗了彭德怀和毛泽东） 靖远虽是渡河的好地方，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们不能迅速渡河（这一带黄河上的渡船是牛皮做的划子）。驻在兰州隶张学良麾下的于学忠部没有跟我们接触，黄河的西岸也无敌防守，可是河中没有牛皮划子，靖远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们乃在会宁城内拆卸一些建筑物的木料，用人力运到靖远造船。
蒋介石侦知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企图乘我军半渡时截击。我军渡河工具极少，又要慎防敌机的轰炸，因而每晚只能度过千人左右。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渡过去的只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人、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会宁通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 （在这里我开始怀疑朱德的动机， 是不是与张国焘一起去西北另立中央， 天不从人愿把渡口丢了， 毛泽东似乎也发电劝阻张国焘不要渡河）
敌军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筑物内，我和朱德等会见了徐海东，这位四年不见的老战友，仍是一位天真可爱的小伙子，他一看见我，欢喜得拥抱着我，犹如见着他的母亲一样，他和朱德虽系初次见面，但也表现得异常亲切，像是多年的老友。我和朱德都高兴万分，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甚么好，只是拉着他的手笑个不停。顷刻之间，徐海东军部的同志们，官长士兵们，都围拢着我们，纷纷争问别况，俨然是一个大家庭欢乐团圆的场面。
我们与徐海东讨论当前的军事情况，告诉他靖远的渡口已为敌军攻占，第四第三十一两军急须从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区度过黄河，请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带考察地形敌情和渡河工具等，并向靖远会宁方面警戒，严防敌军的进击。我们总司令部准备在打拉池驻扎一个时期，处理这一渡河的军事行动。
（还想渡河， 只不过无能而丢了渡口， 绝口不提彭德怀的另一份伏击作战计划， 依然是欺骗手段， 徐海东的行为也变的不可捉摸， 张国焘明确说是他俩私人套近乎， 没有中央啥事）
徐海东部侦查的结果，认为继续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为敌占领，敌机沿河搜索，河中没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敌军胡宗南的一部正由兰州循甘新大道，开往武威，马步芳的骑兵也正由西宁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断我军西进的道路。此外我们南面的的敌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线进逼，企图歼灭我在河东的部队。
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于是他们一面以第九军掩护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向古浪挺进，另一面则由徐陈两人率领第三十军及第五军团，北向占领景泰、一条山一带沿河阵地，俾能掩护我们在石佛寺附近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我们指出在敌军压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况下，时间上已不允许第四第三十一两军安然渡过黄河，如果他们仍徘徊河边，势将进退失据，应即率全部，迅速行动，占领古浪武威一带地区，集中力量，（徐向前不甘心自己单独走， 张国焘没勇气渡河， 决定把徐向前扔了）
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趋威武，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 （这一段可以看出张国焘的人品， 徐陈与我分道扬镳--明显的推卸责任， 而接下来又说遵照我们的命令。。，再看看有没有把中央与彭德怀的两个联合作战计划放在眼里？）
我们在打拉池停留了约两个星期，主要工作是牵制敌人军力的游击活动。我在军事倥偬之余，常与徐海东等老战友话旧，据徐海东告诉我，他现在的第十五军属下只有三个团，却号称三个师，每团人数约为五百余人，总共不到两千人，枪枝则有一千三百左右，全军战士之中来自鄂豫皖者为数已少，多数系在陕甘补充的，不过军事干部仍多，系鄂豫皖区的老战友，政治干部则大半由一方面军调来充任。他觉得他所率领的队伍，现在只有虚张声势，负担避实就虚的游击任务，如果要打硬仗，那只能算作一团人。 （徐海东的行为值得推敲，
刘志丹应该是被徐海东关押的？ 似乎不对， 戴继英来自哪里？） 红二十七军到达陕北游击区之后，推行鄂豫皖区的经验，红军和苏区都有可观的发展，声势为之大振。戴继英②聂鸿钧③目击陕北游击队内部复杂情形，急图建立坚强基础，便大张旗鼓整肃起来。陕北许多同志被当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杀，有的被拘禁，有的经审讯以后释放。徐海东觉得戴聂二人做得过火了，太盲动了，没有充分估计到陕北的落后情况。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
徐海东对于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继英聂鸿钧的错误表示敬佩。他说到毛主席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带着北上先遣队到达陕北，已是疲劳不堪，但一般同志素来对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纠正了戴聂的错误，将被拘禁的高岗等释放了出来，而且极力号召同志们无论是由江西来的，由鄂豫皖来的，或者是陕北本地的，都应团结一致。这样做的结果，陕北的气象，为之一新。 （犬儒文人污蔑毛泽东抢刘志丹的地盘，甚至杀害刘志丹狗眼看人低，连张国焘都不同意，
扯徐海东的部分略过） --- 毛泽东等知道我们从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后，来电告诉我们敌军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豫旺县前进，企图抄袭同心城的后路，主张我军撤离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连湾集结，以便在豫旺以东地区消灭进犯的敌军。他们并派周恩来驰至洪德城迎接我们，并与我们共商作战，我们复电表示赞成这样办，并即率全军向洪德城移动。
（这是第一次提到毛泽东， 他也承认毛泽东给他的仅仅是情报外加建议， 没有命令）
我自从一九三一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离，已达五年半之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很少，所告诉我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满身游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领们不谙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查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我们的是经常供给他们情报（因他们的侦查电台已丧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给予其他军事上的协助。 （这里说的我们不是毛泽东， 不是中央， 而是朱德张国焘，外加周恩来）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我们只有暂时停留在河连湾，将我们的通讯电台，临时改为侦查电台，供给西路军一些必要的情报，并令电保安军委会侦查电台，尽可能将情报供给西路军。
我们本身的军事情况也很紧张，当我军由同心城经豫旺县向山城堡撤退时，胡宗南第一军的主力即衔尾追击我军，正向山城堡压迫，我方的对策是实行坚壁清野，使敌军因粮食缺乏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估计敌军有占领山城堡、河连湾、洪德城、环县、曲子镇以至通庆阳这条线的企图，那里是陕北苏区产粮食较多的地方，我们自然要在这里牵制敌军，不让他们实现这种企图，否则就连保安也要受到威胁了。
河连湾一带在陕北苏区看来，是较富庶的地方，实际上仍人烟稀少，粮产有限，不易长期供应我们这支大军。这里的河水虽已不苦，但仍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粮食生产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绵羊为主，运输多赖驴子。同志们大多认为这里的粮产，还不及西康地区，甚至有人设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儿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
我们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与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个月，胡部终因食粮不济，向豫旺撤退。当胡部撤退时，我军乘势袭击，截掉他们一段尾子，颇有斩获，俘获人枪各千余，河连湾的战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来将这次胜利的情形电告张学良，这对不久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许不无影响。
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他熟习当地情况，实施坚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调度人力兽力来运输粮食，供应我军前线，有时要从几百里路的远方运粮食来，另一方面他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到接近敌人地区去活动，将所有的粮食运出，并拉空那里的人力兽力，使敌人困于给养。敌人主要就是为了这一点，不能不向豫旺退却，俾能接近公路线，获取补给。 （这个时间西路军已经基本失败了， 周恩来与四方面军的关系也仅仅是过来帮忙， 送粮食送情报当后勤）
当前战事告一段落后，我和朱德周恩来即举行会议，检讨局势。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会商今后工作，前线军队（包括我们率领的第四军及第三十一军）暂交彭德怀指挥，从此，总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挥部队了。周恩来则预先赴各县，料理这次战争所未了的事务，然后再返保安。
从这时起，所有红军又开始合二为一了，为了这件事，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我向他们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情形，西路军的不幸遭遇以及党内团结的经过。我说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进党内团结，并设法供应西路军的情报，并呼吁一般同志，化除以往有过的歧见，与来自各处的同志精诚合作。党内问题自可由党内的会议解决，而红军则是一体的，不应由任何界限。
（张国焘没写时间， 教权恐怕是西路军将士流血牺牲尸骨将寒的时候才交出军权， 再一次存疑朱德的角色） ---略去无关部分----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张国焘自己不敢说，所谓的少数人也只敢说毛泽东没分享情报，
而不敢说毛泽东指挥他们送死， 因为徐向前陈昌浩只听张国焘的，
彭德怀的两次联合作战计划被阴奉阳违，毛泽东确实发过一些建议性电报，基本上被当成废纸， 徐向前只听张朱所谓的中央； 这一段最重要的信息，
张国焘西进逃跑的挡箭牌是莫斯科批准， 哪里有毛泽东派西路军去西北送死？ ）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朱德为张国焘开脱，也是为自己开脱）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这一段是四方面军将士的牢骚，
张国焘要向自己脸上贴金，帅锅的对象是陈昌浩，朱德帅锅的对象也是徐向前陈昌浩战术不熟练，另外，
西路军将士应该是接受张国焘西北另立中央背靠苏联的美梦的， 埋怨的对象是张国焘没有与他们一起渡江； 尽管张国焘恨毛泽东入骨， 但是，
再西路军失败的问题上四处摔锅推卸责任， 但是他也不敢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给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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