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誇共產”不是大躍進 沒去過農村不知道當時農村的情況而被文人騙了。 農民分田之後一家也就5-10畝地, 北方多些, 南方更少。 北方養三匹馬可以拉一掛車,
但是三匹馬種5-10畝地的家庭太奢侈, 養馬晚上至少要加兩次草料,十分辛苦。 更何況多數家庭一頭牛也養不起。
賢惠的新媳婦喝捨不得吃飯喝米湯(你年歲小可能沒讀過這本書),積攢5年也弄不來一頭牛。 50年代戰爭剛結束幾年, 壯勞力牲畜都缺,
人民公社正好能解決這個分工合作的問題, 當時是受農民普遍擁護的, 只有劉鄧反對。
老弱窮戶播種收割都要僱工因為農時不等人(剛生孩子的媳婦冒雨除草傷風病死, 你應該也沒看過)。 公社時代自留地里的莊稼長的好是真的, 前提是在公社,主要勞動完成之後,休閒時間放到自留地里種菜。 分田之後,老弱戶種地都困難,根本無法把大田也耕種到自留地水平。
遇到災年就更麻煩, 老弱家庭一般放棄救災,因為僱工救災搶回來的糧食不夠工錢(如果你知道張金髮受僱給老弱家庭種地之前,不給牲口吃草料,要僱工家庭提供草料,牽牲口的滾刀肉也一天不吃飯,等着吃雇主。)這是三自一包導致糧食減產的原因。 曾希聖因為三自一包而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人民公社讓中國糧食產量增加很多, 這是大躍進的群眾思想基礎。
實際上大躍進成績顯著,彭德懷也承認成績顯著,8萬座水庫為以後糧食增產奠定了基礎, 大慶油和鞍鋼奠定了工業基礎。 罵大躍進的人都是把浮誇風和共產風當成大躍進了。浮誇風和共產風不能讓毛澤東負責, 因為毛澤東從1958年8月第一次鄭州會議, 接下來的武昌會議, 還有1959年初的鄭州第二次會議接連強力反左, 浮誇風,共產風, 瞎指揮, 等五風是毛澤東極力批判的。 《劉少奇大刮浮誇風 毛澤東一再潑冷水》。 第二次鄭州會議,面對劉鄧鼓動的官員撒謊抵賴,毛澤東曾經威脅重上井岡山,不怕被開除黨籍,不怕當右派也要支持“瞞產私分”。 浮誇風的根子是誰, 文人使勁撒謊, 但是抹不掉這張照片。
文人這幾年裁剪裱糊歷史,幾乎讓人相信大躍進就是浮誇風, 大躍進導致糧食減產。 實際上大躍進三年57-59都是豐收年。 59年糧食產量也不低。 浮誇風, 共產風不是大躍進, 而是劉鄧為了破壞大躍進干的壞事。 大躍進也沒有餓死人, 是包產到戶餓死了人。
“曾希聖文革時期檢討說:“強行解散人民公社, 分田單幹的農民缺少工具,缺少大牲畜,力量單薄無法抵禦自然災害, 從而造成糧食減產”。 家裡如果沒有年輕的男勞力, 則無法耕種收割, 特別是南方雙搶季節, 孤兒寡母家庭只能只能眼看土地荒蕪錯過農時”。 —————————————————— 改革後,把三自一包吹得神乎其技。從中國農業的發展史看,三自一包與歷朝歷代的“小農經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此,三自一包從來就不是一個創新,而是一種復古。也可說是一種倒退。不要說現代,既使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世界範圍看。三自一包也不是什麼先進事物。當時的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規模化““機械化”。這是農業發展的大方向。而三自一包卻背離了這一方向。
三自一包是大躍進出現波折和困境時的一種回潮。那麼是不是三自一包挽救了當時的農業危局呢?在這裡我們用一糸列數據和資料,來戮穿這個謊言。
1980年數據,全國大多實行了大包幹。糧食產量6364.4億斤,比1979年的6642.4億斤減產4.2%。當時已經有人指出這是1962年以來最大的減產年。後來把數據
“糾正”到6411.2億斤,才把減產率下降到3.48%。 全國大包幹第一年就創造了減產的新紀錄
。但實際上6364.4億斤也是大大誇大的。一搞大包幹農業就直線下降,糧食大幅度減產,一下子倒退六年,回到了
1975年以前,而決不僅僅減產4.2%。這是有根據的。 據《人民日報》1984年4月27日《亞太地區農業的發展和問題》說: 聯合國糧農組織第十七屆亞太會議於4月24日至5月3日在巴基斯坦召開。……七十年代中期以來,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的農業生產持續增長,……1971至1980十年,亞洲糧食年遞增3.5%,81、82兩年平均5.2%。這十年亞洲大多數國家糧食都增加了25%以上,其中增長最多的有
、巴基斯坦、印尼、緬甸、菲律賓和中國。 注意:在這十年中,世界上亞太地區的農業生產是屬於增長比較快的,達3.5%,但是比我國1966到1975的3.876%還是要低。 1982年我國的糧食進口量猛增到300多億斤,1976年進出口相抵不過12億斤。
1977年減產以後年年猛增,到
1982年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糧食進口國,《參考消息》1990年11月15日[德國《科隆新聞報》11.1.文章]《中國敲響警鐘:每天出生6萬嬰兒》說:“中國共11.33682501億人,……要比80年多養活1.3億人口,儘管經濟取得了發展,今年秋收又創最高紀錄
,但人均穀物供應量比10年前還少 。” 從小崗村到滁縣,三自一包是福是禍? 早在1977年萬里就到滁縣推行大包幹,可效果怎樣呢?筆者搜索到了《滁州市志》、《滁州編年史》以及《滁州市志:第七章農業·引子》(見附錄)。看到安徽歷次搞“責任制”的效果恰恰和他們吹噓的相反。1961年滁縣就實行了三自一包,結果當年就造成大幅減產。達到歷史最低谷,跌破了解放前。我們從來沒有、也絲毫不準備強調天災而否定人禍。下面將會看到這個人禍不是別的正是“三自一包”。 大包幹的1961年,播種面積居然大幅度下降到了78.82萬畝,與1960年比淨減了
28.12萬畝,超過1960年受災面積總和,下降了 26.3%。足以看到,大包幹使得土地大批撂荒是不爭的事實。1961年,
推行三自一包最多的就是安徽省。造成的減產最多的也是安徽省。這就是為什麼七千人大會上,劉xx要槍斃曾xi聖的原因。但在曾希聖面前劉xx不得不承認“責任制”是“經過中央同意”的(即劉xx同意的) 現在誰都知道“三自一包”是劉xx的政績,但1966年作檢討時,劉xx確實把責任推卸給下屬了。他說:“鄧zi恢同志在當年二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說過安徽‘責任田’的好處,我沒有加以反駁,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這以後,他就在好幾處幹部會議上鼓吹包產到戶。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戶的意見,還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擬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見。這些都是由於對國內國際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之後,而提出的直接反對社0會0主0義革0命和社0會0主0義建設總路線的意見。其中分田到戶的意見,我是直接聽到過的。我當時沒有把他頂回去,……”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曾希聖慘痛地說:“我是被劉xx斗下來的。” 1962年底滁縣才開始糾正責任制,1963年播種面積就上升,達76.23萬畝,1966年文革開始,上升到82.48萬畝。與1962年相比糧食總產量增長63.3%,年平均增長15.8%;農業總產值增長44.5%,年平均增長11.1%。
靠的不是“三自一包”,而靠人民公社。三自一包造成土地摞荒和減產的原因是,有些地塊,集體有能力組織人種,個人沒能力去種了。另一方面。個人對於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大降低了。 1978年是安徽推行包產到戶的第一年,滁縣播種面積立即從1976年的95.78萬畝,下降到
87.86萬畝。不但滁縣如此,全安徽都如此。1978年糧食大幅度減產,從1976年的1684.2萬噸下降到1482.6萬噸。為了說明大包幹促進了農業大豐收,掩蓋嚴重減產,
當局不得不給安徽調撥了11.34億斤的救災小麥,供應人口1108萬。再看1980年,安徽的大包幹推行到全國,全國大減產,安徽也又一次大幅度減產,糧食產量只有1453.9萬噸。 曾希聖文革時期檢討說:“強行解散人民公社, 分田單幹的農民缺少工具,缺少大牲畜,力量單薄無法抵禦自然災害, 從而造成糧食減產”。 家裡如果沒有年輕的男勞力, 則無法耕種收割, 特別是南方雙搶季節, 孤兒寡母家庭只能只能眼看土地荒蕪錯過農時。 其他人分析認為,分田單幹導致棄農經商,大面積土地荒蕪從而造成糧食減產。前邊說的孤兒寡母錯過一個農時土地就廢了, 只能去經商討飯或者當僱工。 所以, 分田單幹雖然受優勢者歡迎, 符合農民自私心態, 但是,造成農業集體減產是有原因的。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實行的都是分田單幹,但是並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中印對比也能說明問題:印度的耕地比中國多20%,光、熱、水等農業自然條件還要優於中國,49年建國時印度各方面的情況甚至要好於中國。但是印度缺乏土地改革這一環節,一直實行中國實行了幾千年的一家一戶的自然經濟,沒有實行過集體經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結果印度的糧食產量卻長期不足中國的一半,人均糧食消費量更是僅有中國的三分之一,甚至還不如
。更為惡劣的是,即使面對這樣嚴峻的吃飯問題,印度居然還每年大量出口糧食,其中就包括向中國出口。 從印度的人均糧食消費量,明顯反映印度肯定存在嚴重的饑荒問題。然而,詭異的是,媒體從未大規模報道,以至於很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印度竟然還長期存在嚴重的饑荒問題!
《毛澤東再7千人大會上的罪己詔》有空一定要看, 被小平的文人騙慘了
《毛澤東62年反包產到戶和單幹的講話》這篇說話隨意粗糙,顯然沒有講稿
《中央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沒找到第二次鄭州會議講稿,這篇是60年的。 《十年總結1960年》這篇有關於58年高指標問題的來龍去脈, 毛澤東強壓鋼鐵產量高指標, 三次會議毛澤東發了脾氣才從3千萬噸壓縮到1千3百萬噸。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提出了三千萬噸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會議降至二千萬噸,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會議是為了想再減一批而召開的,我和陳雲同志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會議仍有很大的壓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個恰當的指標來。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會議規定一個一六五○萬噸的指標,仍然不合實際。我在會上作了批評。這個批評之所以作,是在會議開會之前兩日,還沒有一個成文的盤子交出來,不但各省不曉得,連我也不曉得,不和我商量,獨斷專行,我生氣了,提出了批評。我說:我要掛帥。這是大家都記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會議規定指標為一三○O萬噸,這才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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