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轉任沖昊的一篇文章， 分析了歐美資本主導的社會因為內在的體制問題而必然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 雖然馬克思早就預見資本主導的社會必然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這， 但是馬克思無法解釋解釋一戰和二戰以後的資本主義社會時怎樣活過來的， 後來的學者也沒有把亞當斯密和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與馬克思理論做過系統的分析。 多數鸚鵡都是把亞當斯密與凱恩斯理論當成馬克思理論的對立面或者替代理論。 而任沖昊的《從馬克思到凱恩斯， 資本主義的前世今生》解不但解釋清楚了凱恩斯理論與馬克思理論的關係， 也解釋清楚了希特勒羅斯福解決經濟問題的理論依據以及局限。 更解釋清楚其他幾個資本主義救命的訣竅， 比如說鴉片戰爭，殖民地，以及全民淘金。
總的來說， 資本社會內部時無法解決內部的矛盾和危機， 無法可持續地製造出短缺來。 華爾街巨頭如同肌體腫瘤癌症，沒有徹底的體制改革，靠比爾蓋茨這種新貴捐贈資產，或者風險投資分散資產只能暫時緩解經濟危機。 而西方繁榮的關鍵就是對外掠奪以輸出危機。 掠奪的關鍵方法包括軍事掠奪， 金融掠奪和技術掠奪。 今天轉載內容主要針對技術掠奪。 寧南山說“知識產權保護，一方面可以保護創新，另一方面也成為了先進者打壓後來者的工具” 在國家層面，專利就是發達國家對落後國家掠奪的工具， 用專利做成的戰壕和城堡製造出壟斷利潤。 亞當斯密所謂的看不見的手， 所謂的提高效率獲得利潤早已經是遙遠的歷史神話， 今天獲取利潤的方式就是壟斷利潤。 中國作為落後國家其實接受這個規則是痛苦的， 但是中國事實上也接受了這個規則。 可問題是中國即便接受了西方國家制定的不公平規則， 中國一樣擠不進俱樂部。 華為為例， 儘管耗費巨資，犧牲了諸多利益，打贏了與美國競爭對手的官司， 但是，華為產品依然被排除在美國市場之外。
面對美國的調查華為生存概率有多大？ 其實回答這個問題最好從中興為啥被制裁來思考。 美國最恨的公司是華為，不是中興。 中興公司被打的主要原因是其奴性太強， 只要從美國能賣的就不用替代，並且把商業機密毫無保留地送給僱傭的猶太律師， 而這個猶太律師把整個硬盤送給美國政府， 從而對制裁的威力評估精準到位。 這是美國制裁中興的底氣， 中興公司為1.2億的產品交了12億的罰款，自己提供一個39人名單，開除了其中4名， 美國竟然藉口另外35人獲得了與其他員工差不多的工資獎金而被禁運7年, 這種藉口，任何人看了都會嗤之以鼻，荒唐透頂。 禁運肯定會讓中興休克， 所有合同都會因為延期或者規格改變而遭遇索賠， 經濟損失會相當可觀。
但是， 美國如果對華為禁運會去的同樣效果嗎？ 美國在評估，但是因為沒有猶太律師的硬盤， 評估起來會很困難。 搞的不好會像上次INtel芯片禁運。 個人猜測美國是拿華為調查作為一個無中生有的籌碼，落到實處的可能性不大。
順便說一下， 思科公司曾經是美國最大的高科技公司，比肩當今的蘋果， 市值據說達到5000億。 此文的一個數字很有意思，
思科指控華為偷竊其程序代碼， 華為與思科把代碼交給第三方對比，是否偷竊的結論大家慢慢看。 我看到這樣一個數字，
“華為的VRP平台有200萬行源代碼，而思科的IOS則用了2000萬行”。 同樣的功能， 技術先進落後一目了然吧？ 拋開美國的wintel 並非不可能，甚至會更好，但是， 跟隨會成本低。 真撕破臉的話到底誰制裁誰都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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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進入美國和思科訴訟案 寧南山 美國思科一直是全球路由器和交換機領域的全球霸主，在全球數據通信市場占有率一度接近70%。 而中國華為公司從1999年開始進入該領域，僅僅3年後的2002年，該公司在中國的路由器和交換機市場的占有率就已經直逼思科。不僅如此，2002年6月，華為還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的電信設備展上展出了其全系列的數據通信產品，不僅性能數據和思科相當，而且價格還大大低於思科同類產品，華為甚至還在美國媒體上刊登廣告，廣告語是“他們唯一的不同就是價格” 同時2002年6月，華為成立了美國公司，當年華為在美國的銷售額比2001年大幅增長了70%，思科產品竟然首次出現了份額下滑。 2003年1月24日，思科在美國得克薩斯州東區聯邦法庭對華為提起訴訟。 思科提交的訴狀長達77頁，主要內容是指控華為在多款路由器和交換機中盜用了其源代碼， 指控還包括路由器和交換機命令接口等軟件侵犯了思科擁有的至少5項專利。 指控涉及的專利、版權、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等罪名高達21項。 這是思科17年來首次主動提起訴訟，也是華為成立15年來首次被外國企業起訴。 不僅如此，思科更是進行廣告投放進行大肆宣傳，對媒體造成了廣泛的影響， 在訴訟開始時，美國輿論幾乎一致認定華為竊取了思科的東西，美國幾家最著名的財經媒體對華為侵權做出了肯定性報道，還有媒體懷疑華為具有軍方背景。 華為向美國方面開放了VRP平台的源代碼用於比對，第三方分析人員沒有一個是中國人， 包括斯坦福大學教授數據通訊專家Dennis
Allison在內，對思科IOS和華為的VRP平台新舊兩個版本進行了對比分析，結果是：華為的VRP平台有200萬行源代碼，而思科的IOS則用了2000萬行，其中華為VRP舊平台中僅有1.9%與思科的私有協議有關。 同時在思科提出的8大類21項指控相關的2000多條源代碼中並沒有發現華為對思科的侵權。 2003年3月20日，華為和3Com的合資公司宣告成立，共同經營數據通信產品的研究開發、生產和銷售業務。這是思科與華為訴訟案中的轉折點。 時任3Com公司CEO的克拉夫林隨後出庭作證表示， 華為的技術和實力是值得信賴的。事實上，在成立合資公司之前，3Com對華為技術、管理等各個方面都進行了考察，正因為信任才決定合資合作。 此後，在雙方反覆舉證，並進行過兩次聽證會後， 2003年6月7日，法庭駁回了思科申請下令禁售華為產品等請求，拒絕了思科提出的禁止華為使用與思科操作軟件類似的命令行程序。但又頒布了有限禁令：即華為停止使用有爭議的路由器軟件源代碼、操作界面及在線幫助文件等。 2003年10月1日，雙方律師對源代碼的比對工作結束，事實證明，華為並沒有侵權。2004年7月末，思科與華為達成最終和解協議。華為並沒有侵犯思科的知識產權，但華為已經同意修改其命令行界面、用戶手冊、幫助界面和部分源代碼，以消除思科公司的疑慮。 華為、思科、3Com公司向美國得克薩斯州東區法院馬歇爾分院提交終止訴訟的申請，法院據此簽發法令，終止思科對華為的訴訟，最終全部解決了該起知識產權案件的爭議。 同時思科今後不得再就此案提起訴訟或者就相同事由提起訴訟。 兩年的訴訟戰役，讓華為進軍美國的進程明顯受阻，很多客戶的合同就此擱置。 不只是市場方面的延緩，訴訟的代價還可以從幾個例子看出來： 華為在美國聘請的HellerEhrman律師事務所，其負責華為應訴的律師RobertHaslam是知識產權訴訟方面的頂尖律師之一，僅僅是該律師一個人，其收費標準就是每小時630美元，一個小時就相當於當時一個華為人一個月的工資。 另外一個是華為和美國3com的合資公司，該合資公司的成立，意味着和思科同樣在美國的3com公司認為華為在知識產權方面沒有問題，實際上3com的CEO甚至還出庭為華為站台作證。 當然這樣不是沒有代價的，3Com僅僅投入了1.6億美元，就取得了華為3com合資公司49%的股份，而且有權在兩年後再收購2%的股份從而取得控股地位；而華為則將自己多年來在企業級數據通信產品方面的資源悉數投入。3com也從這場訴訟中獲取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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