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7日，陶其敏出生于江南名城苏州市

1951年，陶其敏高中毕业，并如愿考取了山东医科大学（前身是新四军创建的白求恩医学院）。那几年，作为风华正茂的妙龄女子，她没有谈恋爱，也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刻苦学习中。1956年毕业时，25岁的陶其敏被分配到北京人民医院工作，一呆就是54年。

“中国造”的乙型肝炎诊断试剂盒

分配到北京人民医院内科的陶其敏先做了两年住院医生，当时生化实验室组建需要人手，内科主任发现了这个年轻医生有很强的吃苦精神和创新能力，于是就将她抽调出来组建生化研究室，当时说只借调3个月，组建好生化研究室后就让她回内科。尽管只是短期工作，陶其敏也决不懈怠或有丝毫马虎，她从头学习分析化学、实验方法等全新的知识，熟悉并掌握检测技术。7年后，32岁的陶其敏出任了检验科主任及生化研究室主任。

从内科医生转行做检验科医生，在很多人眼里并不是水平的提升，而是降低，但陶其敏并不计较。她侃谈自己是个听话的人，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不管把自己放在哪里，她都要努力争取进步，把工作做到最好。这是一种追求完美的性格，一种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更是一颗普爱众人的炽热之心。正是这大爱之心，成为后来陶其敏陷入乙肝疫苗研制困境时支撑她坚持到底的来源。

如果说陶其敏是千里马，那不能不说她的运气好得惊人，两个“伯乐”的先后出现，给她的事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谈起这两位“伯乐”给予她的赏识和提携之恩时，陶其敏充满感激。

米勒教授（左），西冈教授（右）和陶其敏一起做实验

1972年，陶其敏遇到了第一个赏识她的“伯乐”——汉斯·米勒教授。原籍德国的米勒是与白求恩、马海德同时期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1971年担任了北京医学院副院长。1972年米勒随日籍夫人到日本探亲时考察了日本当时刚研制出的乙肝病毒检测和诊断技术。回国后，米勒召集北京医学院三个附属医院的人员开会，分配乙肝病毒的检测任务。当时北医三院、北大医院和人民医院都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只有陶其敏毫不犹豫地表示要接下研究乙肝病毒检测和诊断的任务。米勒教授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不惧怕被病毒感染的勇气，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决心尽可能地提供支持和帮助，人民医院也从此成为中国最早从事乙型肝炎研究和防治的基地。

1973年5月，日本东京都综合研究所癌中心肝病专家西冈久寿弥教授受米勒教授邀请，带着他最新研究成功的对乙型肝炎敏感的测定方法（免疫粘连血凝实验法和间接血凝法测定表面抗原及表面抗体）来华，在北京人民医院做了演示。西冈教授希望中国派代表参加当年10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西太平洋地区肝炎实验室工作会议。当时，我国还没有整套的乙型肝炎检测试剂和诊断器材，陶其敏想到，要出席会议，就该拿出我国自己研制的试剂盒。这意味着只有5个月时间进行试剂研制工作，陶其敏带领由上海等地几家医院的4个检验科专家组成的科研组，开始了争分夺秒的科研攻关。

年轻时的陶其敏在做抽血实验

可是，研制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要研制试剂，首先要纯化表面抗原，这需要无菌条件和先进仪器，当时的人民医院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时国外虽有标准抗原和抗体问世，但价格昂贵，时间长了还会变质，而且常规使用量很大，只靠进口无法满足需要。如果我国能自发研制，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陶其敏毅然选择了自发研制这条艰难之路。然而短短几个月，不可能自行研发出超速离心机。研究工作被迫陷入了停顿。其他专家陆续离开了科研组，只剩下陶其敏还在冥思苦想，因为在她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迎难而上、愈挫愈奋的性格，再一次帮助了她。

为了克服困难，陶其敏采用葡聚糖凝胶（一种分子筛）进行层析分离，没有进口的葡聚糖，就用国产的同类产品代替，按常规层析出的产品达不到要求的标准，她就选择多种标号的分子筛，用不同速度层析。经过4个月的苦战，陶其敏终于摸索出了一套用国产分子筛层析表面抗原的规程，提纯出了合格的表面抗原。用这种抗原对动物进行免疫试验后，得到了相应的特异性抗体。陶其敏终于如愿，赶在会议前研制出了“中国造”乙型肝炎诊断试剂盒。

陶其敏在日本学习时和友人聚会

1973年10月，陶其敏带着试剂盒出席了大会，在参加会议的8个国家中，只有中国拿出了自己的诊断试剂盒。西冈教授对陶其敏研制出的试剂盒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试剂性能稳定，检测结果非常好。西冈教授不禁对陶其敏刮目相看，并在会上连声称赞。会议结束后，在我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西冈教授激动地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用3年搞出来的东西，你们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几个月就搞出来了，真了不起！”他还感慨道：“很多国家都有我的学生，但这些学生回国后，只要一时不具备条件，就放手不干了。陶大夫却能根据中国的条件，对我的方法加以改进，并有所发展，很值得钦佩！”从日本归来后，陶其敏和同事在全国各省、市举办了乙肝病毒血清学检测培训班，无私地将这项测定方法进行了推广。

我国有了乙肝病毒检测方法后，陶其敏和她的研究组立即开始在少量人群中进行乙肝病毒感染情况的调查。他们根据抽样检测结果，估算出我国澳抗阳性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0%左右，即1.2亿人，这个数字与当时全国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相吻合，占到全球澳抗阳性总人数的1/3。陶其敏意识到，中国预防乙肝感染形势严峻，已成为人类阻击乙肝的主战场，必须加快研制出预防乙肝的疫苗。

拿自己身体做试验

能不能像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那样，将乙肝疫苗注射到人体内使其产生抗体，从而起到防疫作用？1975年4月，正当陶其敏探究这一新课题之时，米勒教授告诉她，美国已采用乙肝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制作出血源乙肝疫苗，他鼓励陶其敏研制中国的乙肝疫苗。外文杂志刊载的报道很简短，没有资料可供借鉴。早已在日本掌握了高速离心技术的陶其敏马上领悟到其中的原理：用区带密度梯度离心提纯血液中的乙肝病毒之后再灭活，就可以得到能使人产生抗体的血源疫苗。

然而，真正动手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当时人民医院没有任何相应的设备和条件，加上乙肝疫苗研制是全新的领域，与陶其敏从事的检验工作相距甚远。不少人表示不赞成，说她窜了行，搞检验的做起了制备疫苗。对于这些质疑，陶其敏往往付之一笑。

要研制乙肝疫苗，就必须有重点地补充相关知识。陶其敏那时每天5点钟即起，从紫竹院西边的家出发，6点半到达医院，埋头学习，直到8点钟上班，从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基础医学，到外语和遗传工程学等，可谓“皓首穷经”。那段时间，她的脑子里除了学习和研制工作，容不下其他，所有零星时间都被充分利用。一次,乘公共汽车外出，陶其敏正在思考某个研究难点，司机一个急刹车，她背部向后撞在椅背突出的铁管上，结果四根肋骨被齐齐撞断，医院领导让她在家多休养一段时间，但她放不下研制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让爱人天天用自行车把她推到汽车站，再乘公交车上班。

终于，1975年7月1日，陶其敏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代血源性“乙型肝炎疫苗”，命名为“7571疫苗”。

西冈教授（左四）访问中国时在陶其敏（左五）家做客

疫苗虽然研制出来了，但必须通过敏感性和安全性试验，才能真正推广应用。通常先要进行动物实验，但当时的中国没有条件进行这样的实验。于是，凝聚着研究组几个月心血、克服了重重困难研制出来的疫苗，被锁进了冰箱。将近两个月时间，陶其敏都在思考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案。“做不了安全性试验，疫苗就不能使用，而用大猩猩做试验也不过是为了增加一项安全指标，试验后，不是还要有人来做第一例人体试验么？”思考的结果让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自己身上试！

1975年8月29日下午，陶其敏打开冰箱，取出了一支乙肝疫苗，自己打开了安瓿，把疫苗抽进注射器里，她避开了组内的同事，径直向注射室走去。陶其敏对注射室值班护士说：“请帮我打一针！”当值班护士询问她注射的药物名称时，陶其敏笑着说：“放心打吧，不会有问题的！”晚上8点多，陶其敏踏进家门，当时爱人正在河南灾区参加医疗救灾，两个孩子已经做好了晚饭。她对两个孩子说：“妈妈今天打了正在研究的肝炎疫苗试验针，很可能得肝炎，为了不传染给你们，你们要暂时离妈妈远一些，并注意观察妈妈的情况……”

2008年，陶其敏出席亚太地区肝病会议

第二天，陶其敏向医院领导汇报了注射疫苗的情况，领导极为关心，要她马上住院观察。陶其敏却说：“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就一面工作一面观察吧！”这件事汇报到市里后，当时主管科研的副市长白介夫亲自打电话要求她住院，但陶其敏仍坚持工作。此后两个月内，她每周抽血5毫升进行检测，第三个月转入定期检查，始终没有发现异常。通过检查，发现陶其敏体内产生了抗体。她取得了第一手数据，证明了乙型肝炎疫苗的安全可靠。紧接着，人民医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和同事，在陶其敏献身精神的带动下，纷纷要求在自己身上注射疫苗，做进一步的试验观察。更多的结果表明，健康人群注射了疫苗，大部分都会产生抗体。此后，陶其敏对疫苗的研制方法和工序又做了5次较大的优化改革，先后在北京、江苏省启东县和广西扶绥县进行了小量人群预防注射观察，结果显示抗体阳转率可达92.3%。1980年，在法国召开的第一届乙肝疫苗国际会议上，陶其敏被特邀出席，并作了报告。

就这样，中国的第一支乙肝疫苗在第一个研制它的人身上试验成功。时至今日，对陶其敏的这一举动仍有人持不同看法，很多人认为这是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也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不科学的，不应拿人体直接做试验。对此,陶其敏只是淡然一笑：“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很伟大的想法，只是想尽快得到结果，以推动疫苗应用。毕竟，迟一日研发成功，就多一些病人。当然最坏的结果是自己会感染乙肝病毒，但不打这一针也可能会感染呀！”

血源疫苗研究成功之后，像当初研制出乙肝诊断试剂一样，陶其敏又把接力棒交给了生物制品的研究机构。

1995年，64岁的陶其敏捧起书本苦学，并通过严格的考试，争取到了在人民医院建立肝病治疗的临床药理基地，国内几乎所有的大药厂都参与了进来。陶其敏说:“我一辈子就在做防治肝炎的事。防的问题解决了，治的问题还在做。对于已经感染乙肝病毒的8000万人群来说，我们的目标首先是用药物来降低和抑制其体内的病毒复制能力，这样既减少了传染源，又阻止了病毒继续侵害肝脏从而导致肝硬化和肝癌。”1996年，陶其敏率领中国的研究人员参与了国际上治疗肝硬化和预防肝癌的药物拉米呋啶的临床试验工作，证明该药对肝硬化的治疗和逆转有积极疗效。陶其敏是中国内地这项研究工程唯一的牵头人。

如今的陶其敏已经退休十几年了，但是每到周一和周四，她仍穿上白大褂准时到北京人民医院新院和老院出门诊。在她的办公室里，满满当当地放着几个书柜和一张书桌，分门别类地放置着各种文献资料。79岁的陶其敏仍在密切关注着国内外有关乙肝和丙肝治疗最前沿的信息。她说:“乙肝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会在第一线，除非是我干不动了。”

【人物小传：陶其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原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导师，长期从事病毒性肝炎研究。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病毒性肝炎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检验杂志主编和中华肝脏病杂志、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临床肝胆病杂志编委。先后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并承担了CMB(美国的中国医学基金)的相关工作。1973年率先在国内纯化了乙肝病毒核心抗原，1975年成功研制我国第一批乙肝血源疫苗，1982年率先建立了乙肝疫苗加HBIG免疫新生儿的方法。近年着重进行丙肝分子生物学、血清学诊断方法的建立与应用的研究。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三次、三等奖一次及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本文原标题《笃学敏行的中国肝病研究之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陶其敏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首都医药》2010.09（上）】

——————————

不能说陶其敏不伟大， 但是小编动不动就名校， 大户人家之类的献媚嘴脸令人厌恶。 另外， 那个年代中国不只有一个陶其敏， 还有屠呦呦， 还有袁隆平，李承海， 相应的都是改变中国人命运的乙肝疫苗， 救命的青蒿素，造福的杂交水稻，解难的杂交玉米，世界级首创的人工合成胰岛素。  他们都没有股份，没有分红， 并且没有集体配合他们也做不到。 虽然袁隆平对之父之词受无愧，但是拒绝之母之父的屠呦呦喝陶其敏更显的高大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