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头条刊发了一篇文章《New Challege to U.S Power: Chinese Exceptionalism》（对美国地位的挑战：中国的特色主义）》，里面提到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的采访，观察者网也做了报道。

李晓鹏博士出生于重庆贫困地区，曾在哈佛和剑桥求学。作为80后，李博士这一代人和中国一起，经历了整个90年代波澜壮阔的改革和迷茫，也眼见着国家一步一步强盛，不断拥有更多国际话语权。正是这样的经历，让《华尔街日报》觉得他非常适合谈谈新一代中国年轻人对西方的看法。

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只选择了本次访谈的很少一部分内容，重点在于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符合他们的口味，并未反映这次访谈的全貌。事后，我们找李博士谈了谈，听他讲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完整经历，或许可以由此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崛起之路。】

我叫李晓鹏，生于1982年，改革开放后四年，是比较早的一批“80后”。今年三十出头了。回顾这三十多年的生活，感觉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体验到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的变迁——从原始的农耕社会到工业化社会，再到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社会。这个过程让我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认识经历过很多次剧烈的冲击和变化。

我出生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重庆（原属四川）和贵州的交界处。西南地区本来就是中国最穷的地区，我家在两省的边缘地区，就是穷上加穷。那个地方群山起伏、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父亲是乡里的数学老师，但是他的兄弟和父母都在农村种地。寒暑假和农忙的时候，我也会去农村做些农活。

当时学校还有专门的假期叫农忙假——每年稻谷播种和收割的时候放假一周，中小学的孩子们都回家去干农活。不然家长们会有意见，说读书耽误了农忙，就不让孩子来念书了。

农忙时候干的活儿，劳作方式跟两千年前没有多大的区别，犁田用牛、插秧用手，收割用镰刀、打谷用架子。

和现在孩子猎奇式的学农假期不同，那时候的农忙假是真的农忙

小镇（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一条街，被称之为老街，都是一些老式的瓦房。街道大约只有五六米宽，但相当长，大约有一两公里，街旁边就是河，叫笋溪河。这条街的历史非常古老，应该有一千多年了。所有的老街坊都认识。尽管物质生活贫乏，但治安良好、没什么贫富差距，大家习惯了紧巴巴的小日子，生活还算悠然自得。

1998年，长江全流域发大水，笋溪河也一夜暴涨，把我家房子冲垮了。整条街被冲垮的房子不少。洪灾过后，乡政府趁机对街道进行修缮开发，搞旅游，号称“中山古镇”。去年（2015年）春节还上了新闻联播，被当成“青山绿水变金山银山”的典型案例，现在就更火了。

江津洪灾老照片

如今的中山古镇已经成了旅游胜地

我离开中山，是一级一级考试考出来的。当时还有一级行政区划叫做区，比乡高一级，比县低一级。1996年去区里面读初中，1997年到江津县城读高中。2000年从县里面考到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念完大学，在博士期间去英国剑桥大学做访学。后来又到美国哈佛做Research Fellow（大致可翻译为“研究员”）。现已回到国内，定居北京，以研究为业。

从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从两千年前的农业耕作式的生活方式，到大城市体验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又到英美感受西方现代化的生活，跟着大家一起，经历信息化、移动互联网的创新浪潮。人类从农耕时代走到今天，走了三千多年，我在这三十年里亲身体验了一遍，这是我的最幸运之处。

第一次思想颠覆：孔子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也急剧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经历了几次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是完全颠倒过来：以前你认为正确的现在全部错了，以前你认为是错的现在全部正确了。而且更神奇的是：还可能再颠倒一次。

我出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五六年了。但文革的影响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材料和图书，很多家庭还保存着。小时候去小伙伴家里玩，从他家床下的纸箱子里翻一些小人书，大部分都是文革期间出版的。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套批判孔子的书。文革批孔，砸烂孔庙牌匾 近年来有关《孔子》的影视作品也越来越多

文化大革命有一段时间批判孔子，把孔子说成是很坏的一个人，是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文人，成天就想复辟奴隶制度，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坚决镇压奴隶们的反抗。我不知道文革是什么，但小人书上的东西看得懂。小孩没有分辨能力，以为书上说的就是对的，认为孔子就是一个大坏蛋，而崇拜书里面跟孔子斗争的奴隶起义英雄。

过了几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纪录片，就叫《孔子》。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视机，对门买了，黑白的，只能收到中央一台，而且只有晚上才有信号，周围的街坊们晚上都跑到对门去看《孔子》。我看得半懂不懂的，但印象很深刻，因为前后对比太强烈了。这个纪录片竟然说孔子是一个伟人！是伟大的教育家，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电视里面还告诉我们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都有孔子像。

这是我第一次世界观的颠覆。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对同一个人竟然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以前书上说他是坏人，坏透了。现在中央电视台里面又说他是好人，而且还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怎么会这样？好坏可以这样颠倒吗？

后来我上了小学、初中，接受了改革开放的标准化教育，文革的影响慢慢褪去。政治课本上说，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党在文革时期犯过很严重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过错和功劳要三七开。经过改革开放，把文革的错误路线纠正过来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这才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对孔子的批判是“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产物。这些，我全都相信了，不再对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有任何疑问，对毛的看法也与官方一致。

——不过，家里的长辈们对毛的评价比课本上的还要更高一些。我的父母都来自于贫苦农民家庭，非常敬仰毛泽东。身边的长辈们也几乎都是如此。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爸爸就给我买了一套四卷《毛泽东选集》给我看。我把这四卷翻得烂熟。不过我印象中家里从未挂过毛主席像，而且我们家三代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是党员。长辈们对毛的敬仰完全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感谢，感谢他让穷苦百姓过上了和平稳定、有尊严、能温饱的生活，而不是出于什么政治立场。

在信息闭塞的小山村，对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我并不了解。在读大学以前，我从未离开过重庆，重庆市的市区也只去过那么三四次。政治课本上告诉我们，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反动的、剥削劳动人民。我对此深信不疑。

中学时期，我努力的学习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史，崇拜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一些政治领袖。高考的时候，我的政治科目成绩是重庆市第一名。

粮票

我家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提高很快。小学的时候还有粮票——每个人每个月吃多少斤大米都要根据粮票配额供应。在配额内，国家统购统销，价格比较便宜，超过配额的部分则花钱也买不到。一个青少年男子的配额是最高的，一个月可以吃32斤粮。我对这个数字印象深刻，每天都盼望着长大，盼望着到了中学以后就可以一个月吃32斤大米了。但等我真的上了中学，粮票制度就废除了。

粮食放开以后，镇上也通自来水了。以前是自己去河里挑水，家里有个大水缸，慢慢镇上开始修自来水管了，一家一户铺进来。

后来政府又投资建了电视转播站，买了卫星信号接收器，给家家户户接入有线电视。我们家也买了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可以看见中央一台和二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更好了。之后，我们家就买了一个长虹的彩色电视机。家家户户生活的改善很明显，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提高。

到乡里的公路很早以前就有，但往农村延伸是在七八十年代。公路修好之后，随着政策放宽，有很多做小买卖的生意人开始跑货物贩运。当时有中山、太和、常乐三个乡镇，大家约定中山三六九赶集，常乐二四八，太和一五七。每三天轮换一次，逢十就都休息。到了赶集这天，周围乡镇所有的人都来这里买东西，小商贩在街上摆摊，各种花色的衣服布料最受欢迎，商品经济日渐繁荣。

第二次思想颠覆：我们普遍相信中国会崩溃

等我1997年到县城读高中以后，和中国以外的事物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外国的商品开始在县城里出现了，但是很贵。比如电池，国产的电池比较便宜，一块钱一对，而日本产的金霸王电池，十块钱一对，特别特别贵。但使用的时间很长，品质可靠。我们用来练习英语听力的随身听和磁带机，日本索尼的价钱是国产的好多倍。运动鞋，美国的阿迪达斯和耐克，也比国产品牌贵很多。这些外国货，只有家里很有钱的同学才买得起，可以在同学们面前炫耀。西方商品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足以让处在偏远地区县城的我也感受到西方和中国的差距。

这段时期我在思想上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没有太大的变化。对我思想刺激比较大的是1999年美国轰炸南联盟大使馆这个事。以前教科书上宣传美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头子，大家都觉得美国很坏，但到底怎么个坏法，没有感觉。直到1999年，美国人在轰炸南联盟的战争中，用导弹攻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炸死了我们的外交人员，我们才第一次强烈的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敌意和对国家的威胁。

当时的中国民众群情激奋抗议美国轰炸行为

那一年我17岁，和几个同学印发了一批传单到街上散发。传单上没什么特别的内容，无非就是把新闻报道重复一遍，并表示强烈抗议。我们在通过这种方法来表达愤怒。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教育，中国近代以来就不断地遭到西方列强入侵。但那都是历史，这是第一次在现实中感受到国家被欺凌侵略。这种愤怒的感觉是很强烈的，我们不能容忍中华民族再次受到这样的侮辱。

一年后，我抱着这样一种感情到北京开始念大学。

刚进校的时候宿舍没有网络，上个网得跑到校外的网吧去。大一下学期，学校开始在学生宿舍里铺设网线。我在2001年上半年，跟寝室另一个同学凑钱合伙买了一台电脑，是一个台式机，放在寝室上网。

没过多久，9·11事件发生了，美国的世贸双塔遭遇恐怖袭击，大楼倒塌、死亡上万人。当时，包括我在内，全班同学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欢呼雀跃——太好了，美国终于被人教训了！

此时距离美国袭击中国南联盟大使馆才两年。我们都觉得美国非常可恨，但是也已经知道它很强大，拿它没什么办法。看到它的大楼被飞机撞塌、死了那么多人，而且还都是精英分子，觉得非常开心。

9·11事件不仅是美国的转折点，也是世界的转折点

第二天上课，同学们都无心听课，觉得应该放假庆祝。学校和官方没有任何表态，还是要正常上课。国内的一些文化名人比如余杰发文章批评我们，说我们这种思想是可笑、荒谬的。恐怖袭击是对全世界文明的挑战，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中国人绝对不应该幸灾乐祸。

情况变化得很快。没过多久，美国要报复，去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个时候我和很大一部分同学竟然完全支持美国的行动。我们的思想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觉得美国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是一件非常正义的事情。特别是打伊拉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是一个独裁者、暴君，他统治下人民民不聊生，美国推翻他的统治是一件很正义的事情，每次听到美军又打下哪个城市，我们都感到欢欣鼓舞。

从9·11事件到美军攻打伊拉克，也就一年的时间，为什么我们的思想会变化那么大呢？

这是因为，我们进大学以后接受的思想、看到的东西，和高中时代完全不一样。以前课堂上讲的是国家编订的教材，到了大学，特别是有了网络以后，接触的东西就全变了。

法学院的老师们都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其中以从德国、美国回来的最吃香，其次是英国和日本。他们全盘接受了西方法律思想，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无非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好、英国的法治传统多么悠久、德国的法律体系又有多么完善……而中国则不民主、不法治、不自由、没有人权……总之就是全面落后。

不仅课堂上老师们这样讲，网上也这么说。那时候国内网络正在建设中，各方面的管理很松散，网上发什么文章都没人管。我看了很多网络文章，各种所谓的高层揭秘，关于历届中国政府高层的各种负面消息满天飞，而中国古代的历史也完全是暴君统治的历史，独裁专制、暗无天日。现在想起来当时看的很多网络文章都是造谣，没有根据的胡说，但当时不知道，反而深以为然。

网络把中国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了。从被严格控制的官方媒体渠道中撕开了一条缝隙。当时中国确实有很严重的问题，最严重就是官僚体系的腐败。我从小也有很深刻的感受。

初中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们组织过罢课。因为乡镇政府拖欠老师的工资——这在九十年代在全国都十分常见，大家普遍相信拖欠的工资被政府官员贪污或用于吃喝腐败了。初二那年，有一天晚上我的英语老师从亲戚家吃完酒出来，被六个流氓拦路抢劫。这些人喝醉酒，抢走了他所有的钱物，还要把他丢到河里淹死。在河边被路过的人发现才未能得逞。那帮人第二天被镇政府抓起来了，老师被打到住院，结果这批人竟然很快就被释放了。老师们认为这是走关系和行贿的后果，于是开始罢课、上访。由于教学秩序不正常，我被迫转学。

1998年大洪水，把我家的房子冲垮了。后来一直好多年，我父亲就住在学校提供的一个小房子里，没有空间再给我住。我在外面念书是住校，放假回家就临时给我找地方。我回家一般是寒假和暑假，我父亲的学校也放假了，他便在图书室里铺了个床给我睡，好多年都是这样。当时灾民很多，我们家还算情况比较好的。但就是这样的情况，在救灾过程中，依然出现了镇政府官员贪污救灾款、救灾物资的现象。这让我们非常愤怒，又有很多街坊参与组织上访、告状。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政府的官员，从小就给我留下了十分腐败的印象。我考大学的时候报考法学专业，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理想，认为法律、政治这种东西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

当时我十七八岁，觉得这些东西肯定要改变，但不知道要怎么改变。我有了这些经历，又受到大学课堂上老师们宣传的、网络上文章讲的西方民主法制的影响，思想很容易就发生了改变，觉得西方的政治体制非常好，应该用它来改变中国。我开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坏的，中国历史，也非常糟糕。

这是我自孔子从坏人变好人以后，遭遇到的第二次思想颠覆。我发现以前所相信的东西竟然又都是错误的或者虚假的。

那时候我和身边的同学们普遍相信，这个国家的体制用不了多久就会崩溃，后来的人一定会学习欧美走美式自由民主的道路。当时我们人大法学院有几位法学泰斗，已经退休了，年轻老师嘲笑他们是“社会主义法学的最后堡垒”。在年轻一代，无论老师和学生，我感觉已经没人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法学”了。大家全都是学的西方那一套东西。

市场上类似的书也很多，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套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写的介绍美国制度的书，叫《近距离看美国》。其中有一本叫做“总统是靠不住”的，讲的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这个事情在中国看起来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总统犯了窃听政治对手的错误，这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美国的体制通过一套一套的程序，居然就让他下台了。在这过程中，他试图让司法部长干预调查，但是在制度面前败下阵来。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这在当时的中国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难道中国不也应该有这样的制度吗？我看到有很多中国的官员犯的错误严重的多，却依然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高枕无忧，这显然是应该改变的。

大学四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了很多西方的社会、经济学、法学名著。我想要深入的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将来可能对中国的改革有好处。都是那些很传统的启蒙思想家写的西方经典，比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此外看了很多关于美国宪法的书，诸如美国制宪历程、美国著名的宪法案例集等等。

看书、上网、听课，从各个角度我得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中国落后了，西方才是人类文明的灯塔，我们应该努力让中国变成西方的样子。像张维迎、茅于轼这些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鼓吹中国只有走西方自由民主道路的“舆论领袖”，被我们视为先知和英雄。

2003年，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一个叫孙志刚的年轻人在广东被城管抓起来打死了。当时中国有收容遣返制度：如果到北京、深圳、广州这种大城市而没有合法居住证明的，可能会被城管、警察抓起来遣返回老家。在这个过程中，被遣返者的人身自由会遭到限制，中间就可能被监管人员敲诈勒索或者虐待。

在有一次班会课上，班主任老师跟我们讲，说学校来了一个新老师，手续还没有办好，突然间这个人就消失了。学校四处打听，才得知是因为出门逛街遇到警察查证件，被当成无业流民收容，送到昌平去筛沙子了——也就是先在京郊地区强制劳动一段时间，把回家的火车票钱挣出来，再遣返回到老家去。后来学校派人去给接出来了。

在强制收容遣返过程中，出现人员意外死亡的情况应该并不少见。但孙志刚事件能影响这么大，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容易引起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共鸣——谁也不想以后出来工作会莫名其妙被人抓起来打死。这个时候中国重点高校几乎全部铺通了网线，大学生们都可以在宿舍自由的上网，高校的网络群体出现了，网络舆论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

孙志刚死亡事件爆出来之后，有记者去深入调查了这个事情，文章便在网络上迅速的传播，大家非常愤怒，人大法学院几个博士还签名上书，要求彻查这个事情。我们在网络上不停的呼吁、抗议，甚至还商议组织在某一天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示威。活动最后没有组织起来。但是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惊动了中央高层。最后这件事情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两个主犯被判处了死刑，还有几个从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判的非常重。很快，政府宣布废除收容遣返条例，对无业游民从强制收容遣返改为非强迫性的救助。

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

孙志刚事件可能是中国进入网络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网络言论并不限于为孙志刚伸冤，而是纷纷指向整个国家体制。这种言论在网上影响力之大、传播范围之广泛，说明在会上网的大学生群体中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做某些彻底的改变。大家普遍认为西方世界非常美好，中国的制度则应该学习西方。普遍的说法是，等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中国就一定会全面学习西方。

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2008年我出国以前。

三次思想颠覆：中国确实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出国以前，我逐步也意识到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并非网上有些文章讲的那么一无是处。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网络上、课堂上、社会上有关中国前途的争议越来越激烈，并不再是那么一边倒了。2004年，我的一个讲经济的老师，在课上给我们说：他们去美国、英国玩，从国外买东西带回国内，打开包装发现尽然都是made in china。这种情况已非常普遍。听到这种事情，很难不对中国产生一种自豪感。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词已经流行起来，在报刊杂志上频繁出现了。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老牌世界工厂。现在中国也成为了世界工厂，这似乎很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才对。但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制造是低端制造，而且是以牺牲底层劳动者的健康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真正高端的东西还是在发达国家。

2007年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辩论。他认为中国快完蛋了，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会高速发展，并不会崩溃，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在经济正常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走上西方自由民主道路。他举了很多例子，说中国的高端产业跟世界先进水平还差的很远，根本没有希望追上。

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一步一步来的。我们二十年前什么状态，现在是什么状态？中国的产业链虽然低端，但薄利多销，挣的钱也不少。只要有钱，高端的产品我们可以投入研发、可以收购、可以招聘外国的高级人才。总之，只要经济发展起来，这些差距都是可以追上来的。我当时已经有这种思想了，觉得中国在经济上可以变得强大，但这样的想法还不足以改变我对东西方政治体制的认识。

另一件促使我思想转变的大事情是美国2007年爆发次贷金融危机。我喜欢上网看《经济学人》网站上的文章，2007年以前的《经济学人》，总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都是问题。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学人》上集中发了很多文章，说美国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中国却还在高速增长，这是西方世界始料不及的。很明显能感觉到，西方世界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事情。特别是2008年中国奥运会，让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但也有一些舆论领袖认为，政府花大量的钱，建了很多豪华的体育场馆，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就是为了一个面子工程，奥运一过，这些提前透支的财富会让国家经济陷入萧条。

奥运会过后，我就去了剑桥。剑桥是一个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以前没有在那么漂亮的地方学习和生活。我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去的，那地方对读书人而言确实是一个圣地。在剑桥的生活很愉快，但也让我观察到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

跟国内一个很直接的对比就是银行系统。到了剑桥第一件事情是要办一张银行卡，首先没有排号机。中国任何银行都有排号机，而在英国的银行只能人工排队，效率很慢。在银行窗口提交了所有证件、办完所有手续以后，还需要至少等七个工作日，银行会把卡寄到我的地址去。我觉得很惊讶，在中国办一张银行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直接有办卡机、身份证一扫就可以打出来。我很震惊：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效率低到这种程度？

我去坐伦敦的地铁，比北京的更破，价格却是北京地铁的几十倍！一张地铁票四五英镑，价值六十多元人民币，而北京当时是两块钱随便坐。伦敦这个城市好像也就这么回事，没有多么好。伦敦金融城还可以，但跟上海陆家嘴相比也差的很远。我去了英国很多城市，感觉这些个地方，文物古迹自然风光倒是很值得一看，但看不到一个世界强国的痕迹。

伦敦地铁站

上海地铁站

在英国各地，都有人乞讨。我去苏格兰旅游，一些看起来穿着很时髦的年轻女士也坐在街上乞讨要钱。冬天大雪天，走在剑桥的街上，有乞丐抱着一条狗要钱，我也会给他一个英镑。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问题很多的。

后来我又获得了去哈佛做研究的机会。到了美国以后，我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变化就更大了。哈佛是一个很开放的学校，跟剑桥差异很大。剑桥保守、严谨，大家更关心纯学术，而对外部世界最新的变化不太敏感。哈佛这不一样，每天都在讨论热门话题。而当时中国就是最热门的话题。

这时已经是2010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世界变化很大。我发现，原来有很多美国一流的学者竟然也认为中国非常厉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在国内，我听到的基本都是关于中国如何如何差，而美国如何如何好的言论。我想不到中国在美国精英们眼里，竟然已经如此强大。这样看来，中国还确实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我在哈佛的同事中有一个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日本朋友，曾经担任日本央行驻中国的研究部门负责人。他告诉我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还给我看了很多他的研究材料。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结构大约相当于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不是八九十年代。就算房价像过去几年一样继续一路狂奔，中国要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也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空间，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肯定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了。我认为他的材料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决心在未来二十年为中国找到解决金融地产畸形发展的方案。

美国社会跟英国社会比，问题可能更多。比如流浪汉、乞讨的现象比英国更严重，贫民窟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在地铁站台上，时不时就会钻出来一个人，向我讨钱。这种情况很普遍。

此外，美国的社会治安也比英国更糟糕。在大城市，中国人都不敢去downtown黑人聚集区这样的地方。我的邮箱经常收到哈佛或者波士顿警方发的一些消息，说城里又发生了枪击案或者有人因为抗拒抢劫而受伤，提醒大家遇上了抢劫不要反抗。在中国学生中流传着一个经验：钱包里带上20美元现金，遇到抢劫就给劫匪。如果多于20美元损失比较大，但如果少于20美元，劫匪可能就会伤害你。这似乎是一条劫匪们的潜规则。

美国黑人聚居区

在中国的城市，治安状况要明显好得多。大晚上一个人出去随便逛，绝对不会有安全上的担心。这也带动了夜市经济的繁荣，晚上出来吃吃喝喝四处闲逛成了许多普通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美国社会不仅离一个理想社会有差距，就算跟中国社会比起来，也有很大差距。中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和美国全方位拉开了差距。落后的公交系统，脏乱破旧的城市街道，坐地铁也不够方便，银行的服务效率则跟英国一样低下。

在哈佛那段时间，《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比较轰动的报道，一位被称为“虎妈（Tigher Mother）”的华裔母亲讲述自己培养孩子的经验。这位母亲用中国式的严厉教育培养出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她坚信中国的教育模式比美国更好，对孩子的严格要求不仅让他们更优秀，还可以让她们更快乐。她认为快乐不是依靠放任自由获得的，而是通过严格要求和训练让孩子不断取得进步，从进步中获得。

虎妈和她两个优秀的女儿

她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跟自己的女儿斗争，强迫她练习钢琴。这个过程十分辛苦，但女儿在掌握了钢琴技巧以后可以在学校登台表演。表演成功令女儿激动万分。虎妈认为这才是父母给予孩子的真正的欢乐。而她有一个美国朋友，对女儿非常放任，任凭她荒废学业，胡吃海喝，最后他女儿长得很胖而又什么都不会，当父亲的还叫她“我最美丽的天使”。但他女儿私下告诉“虎妈”，她知道父母在骗她，自己既自卑又抑郁。

“虎妈”的文章向西方世界表明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正在恢复。中国的教育模式很明显优于西方。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华裔培养出来的后代总体而言也比外国小孩优秀。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华裔大学生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是顶级名校，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早在2004年——我还完全沉浸于从经济政治上学习西方道路的年代——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学习改变命运》，认为中国不应该被西方所谓的“素质教育”所迷惑，应该坚信应试教育就是最好的素质教育，学好数理化就是最好的素质。当时的主流舆论对高考制度口诛笔伐，认为它作为科举考试的遗毒被现代西方素质教育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学习改变命运》可能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为中国考试制度和基础教育体制辩护、反对抛开考试谈素质的畅销书。虽然中国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全面落后于西方，但至少在基础教育方面做的很好，数学物理的基本逻辑没学扎实就去搞什么创造性思维，就是在祸害我们的下一代。

《学习改变命运》是我第一次以公开的形式发声，反对中国盲目学习西方。虽然只局限在基础教育这么一个很小的领域，但火种已经埋下。等我读到《华尔街日报》有关虎妈的报道时，仿佛找到了知己。

十多年前有关基础教育的思考，这些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到英美留学的感受……这些东西都串了起来，让我开始有了一种朦胧但明确的想法：中国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偶然，也不是因为简单的学习西方，而是因为我们从文化教育到政治经济，都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甚至可能是优于西方的东西。中国的制度，不是大部分落后和局部有优势，而很有可能是整体上优越于西方。

这个国家会好吗

回到中国以后，我带着这个想法去读很多书，回想自己过去多年的所见所闻，很多困扰自己多年的疑问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2011年的4月19日，我读到了张五常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他在书中公开宣称，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张五常与一般的经济学家不同，他是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可的大师。他这样讲，实在是对我颇有些震撼。书中有一句话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

“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制度的优势归结于县一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竞争。受他的启发，我把多年的理论串起来。我硕士是区域经济学，博士是城市经济学，都是研究中国的地方经济。在硕博期间，我跟着我的导师走遍了中国很多很多地方，和地方政府有很多接触和沟通。我所看到的是，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花了巨大的心血，把经济发展起来，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见过的几乎所有市县区的书记、市（县、区）长以及规划、发改这些重要部门的领导，都在超负荷的工作，“五加二、白加黑”是常态。背后当然有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但政府官员们努力的成绩仍然应该充分肯定。

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个人被提拔起来，也许需要走后门、跑关系，灰色收入也广泛存在。但基本前提仍然是：必须要在自己的职位上干出成绩来才可能被提拔。操守有问题被提拔的不少，但能力平庸、没干出成绩来就被提拔的很少很少。官员晋升的竞争机制非常激烈，我们在各地调研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如果某个地方经济增长快、GDP高，地方官员就会自信满满地向我们介绍经验。有的地方经济增长比较慢，官员介绍经验的时候都缺乏信心，比较紧张，压力也很大。GDP考核机制让地方政府竞争性的去搞投资、拉项目、招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有很多人预言这种做法会导致经济崩溃，然而这样的预言总是失败。

把张五常的理论和我所接触的实践结合起来之后，我重新来认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现它确实有很多优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地方。我是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但是我的博士论文相当离经叛道，纯粹是在一个宏观经济学的方面写的论文，主题很大，力图构造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

最终思考的成果，就是我在2012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出版的《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这本书在张五常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制度作了更全面的阐述，也标志着我再一次完成了巨大的思想转变——从坚信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变为坚信西方应该学习中国走中国道路。

在这本书里面，我认为中国制度的优势在于：把市场经济制度和职业化的政治家制度结合起来，实现了市场与政府的合理分工，并维持政治和资本的势力均衡。

在政治制度上，我认为政治家的选拔不应该采取公开竞选、一人一票的形式。口头承诺和舞台表演的竞选更适合挑选演员而非官员，也更适合利益集团在幕后进行操纵。政治治理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工作，政治家应该以政治为终身的职业，从基层做起，终生学习和锻炼如何管理政府。不能让什么影视明星、房地产商、投资银行董事长之类的社会名流，前半生拼命赚钱，在专业领域功成名就之后，半路出家来“玩”政治。只有在政治实践中经受住了物质利益的考验、干出了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真实成绩的人物，才能被提拔到更高的位置上。当总统的，应该先当好州长；当州长的，应该先当好市长县长。像奥巴马和特朗普这种毫无政治实干经验的人直接当总统，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并无益处。这方面，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

在网络时代，中国的政府明显比西方国家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大部分网络热点问题都能得到迅速的回应和公正的解决，很多官员因为网络曝光了他们的错误言行而被免职、撤职甚至坐牢。孙志刚案件引发的舆情看起来是对旧体制的冲击，但政府迅速严惩罪犯并取消了收容遣返制度。我后来又参与过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刘涌死缓案的网络抗议，最后邓玉娇无罪释放、刘涌被改判死刑立即执行，这些事情中国政府的反应都是迅速而公正的。

相比之下，西方的议会制普选制民主政府，面对类似的突发事件则总是反应迟钝而且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人民起来抗议金融业的过度贪婪。这次运动在网络上反响极大，而美国传统媒体则冷漠以对，报道的很少。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自己站在抗议者一边，然而他除了嘴上说说以外，什么实质性的举动也没有做。

占领华尔街运动

这场运动最后被警察镇压了下去，一些积极分子被以毁坏私有财产的罪名判刑。有人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优势，总统也不能胡作非为。然后我却认为这样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无人负责的制度，政治家们都把责任推给民主程序，利用所谓的权力分立体制来“和稀泥、踢皮球”，拒绝做出实质性改革。人民要求变革的呼声主要体现在政客们的嘴上，而不是实际行动中。

在经济制度上，我认为无节制的自由市场不可取，它必然导致不合理的两极分化。土地和自然资源等非个人所创造的财富应该由政府负责分配，而企业家和社会资本则应该专注于创造性的领域，比如互联网创新和科技产品等等。一切经济制度，都应该围绕一个基本原则来展开：鼓励人们去创造对他人有益的财富，然后从中获得利益；而反对人们从占有存量财富甚至掠夺他人的合法财富中发家致富。金融、房地产和煤矿等产业中的大量财富从现在的法律制度框架来看是合法的，但是从经济制度本身的伦理来看，是不合理也不应该合法的。

国有资本控制国家金融命脉、土地财富、矿产资源和通讯交通等自然垄断领域，非常必要。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总是好的，它可能被用于为社会创造财富，也可能被用于掠夺社会财富——关键看制度安排。如果一切经济资源全盘市场化，中国的企业家们可能就不会花时间去研究如何生产一流的商品、搞科技创新，而是花心思去低价收购煤矿、廉价拿地开发房地产、投机股市制造泡沫等等。

“企业家精神”不是自由放任放出来的，有一半的市场竞争是逼出来的，还有一半是政府监管逼出来的。只有一个有力的、独立的、廉洁的政府，监管住那些掠夺存量财富的渠道，企业家们的聪明才智才会真的用到创造性的为社会生产财富上来。这方面西方也应该向中国学习。而中国过去的某些改革，过度学习西方，实际上也让自己走上了歧途——金融地产暴富、实业生存环境艰难，就是这种错误路线的集中体现。

（此书作为博士论文于2012年3月提交评审，出版稿完稿于2012年6月，出版日期是2012年9月，都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它的思想跟十八大以后的新政策新格局并无关系。但《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将我思想的转变和十八大以后的一些变化联系起来，应该是为了更好的吸引西方读者的眼球，与我所陈述的事实并不完全符合。）

这个国家会更好

我的思想变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在同龄人中应该有一定代表性。比我更年轻的90后、00后一代，像我以前那样认为中国应该完全学习西方体制的比例已经不高了。90后、00后经历的变化比我们更少，在他们有政治意识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强国，如果告诉他们西方的制度多么多么好，他们也不太会接受。他们从小就比较自信，从根子上认可自己的国家。

网上流传一句话：“一出国就爱国”。中国向全世界派遣留学生，西方国家也很欢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乐观的认为大量的留学生会认可西方的制度并用它来改变中国。但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正好相反。好多人不出国，还不知道中国这么好。真正到了西方国家留学，才发现中国优点非常多——政府办事效率、治安情况、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成本等，中国都好太多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世界和中国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代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一定是越来越有信心。

我们在大学期间曾经顶礼膜拜的意见领袖，像茅于轼、张维迎这些人，片面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他们的论调不仅被转变了思想的80后抛弃，在90后、00后中间也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尽管现在我在诸多观点上都与茅、张等人截然不同，但我对他们还是保持着尊敬。因为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也曾经抱有跟他们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张维迎说他在西北当过好多年农民，茅于轼说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亲眼看见好多人死于饥荒。我只干过农活，没真当过农民；见过贫穷，没见过穷得饿死的人。但我也可以想象，如果把我放到跟他们一样的环境下，见到如此穷苦的中国和命运如此悲惨的中国人，我也会认为当时中国的制度出了大问题。如果我在八十年代就出国留学，对比西方的强盛和中国的贫穷落后，我也会大力鼓吹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主张大力学习西方，从科学技术到经济体制到政治制度都要学。

但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后面的90后、00后看到的、亲身感受到的社会问题，既不是国家贫穷落后，也不是体制僵化不灵。国家已经强大了，计划经济体制则早已被摧毁，政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调动经济资源，官员们在网络舆论的监督下不再能够任性妄为。个人可以自由地变换工作或者创业，只需要一张火车票就能自由地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计划经济时代缺乏选择自由，现在是选择太多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下，夸西方、赞自由、骂体制的那一套传统布道方法，在年轻人中间当然会越来越没有市场。

我们这一代人所感受到的问题，是在一轮又一轮的房价和物价上涨中，实体经济发展越来越困难，投机分子甚至违法分子反而可以赚取巨大的财富，个人发展的机遇在丧失，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医疗、教育、土地等基本生存发展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在下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在被金钱迅速扭曲。随着政府管制的放宽，各种非法集资、传销活动、带有诈骗性质的高利贷、“莆田系”医疗骗局、电信诈骗正在一轮一轮的洗劫普通人民的积蓄和财富。

而这些问题，很明显和过度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很明显是当代西方自身都不能解决甚至搞得比中国还要严重的问题。这个时候布道士们再来向我们鼓吹市场万能，鼓吹西方制度先进，当然会遭到冷漠的对待。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探索史，每一代人遇到的难题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最后的成果也都有利有弊。后一代人对前一代人的探索，往往是既有继承，也有扬弃。

孙中山他们那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是，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他们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平均地权却没有实现。消灭皇权以后，找不到凝聚国家的力量，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军阀们对内依靠地主豪强，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搞得国将不国、民不聊生。

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彻底结束军阀混战，推翻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他们学习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用底层革命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统一，重建了有力的中央集权，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把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全部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社会多元化不足，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活动僵化和官僚集团特权化。毛在晚年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直到他去世，问题还是很严重。

主导改革开放的那一代人，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打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恢复社会活力。这一次改革的主要思想导向，就是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取得的成就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像张维迎、茅于轼这样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舆论领袖。虽然他们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对的，但从客观效果上来看，在八九十年代，确实促进了中国学习西方有益的东西——国有企业官僚主义严重，学学西方现代企业制度；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增加活力，这些当然都是有益的。我认为他们对国家的影响，总体上功大于过，在主观上也是真心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有些激烈反对他们的人，将他们斥之为“汉奸”、“西方的走狗”等，我不赞成。

但跟之前的几次大变革一样，改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伴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之前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改革本身带来的新问题。为此，必须有新的方案来解决。若还是依靠以前的路径，试图主要靠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解决，是肯定行不通的。那些曾经远赴西方学习先进经验、回国引领风气之先的精英分子，如果不能及时转变观念，就可能就会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绊脚石。这种情况在过去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

不要以为我们主张中国体制优于西方，就不主张变革。我们所倡导的变革比西方布道士们所主张的更大而不是更小，只不过在方向上有所不同。错误的改革方向比不改革更糟，所以当他们试图把中国的优点说成缺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坚决的纠正，为的不是拒绝变革，而是找到正确的变革方向。

时代变了，中国一方面有信心对外宣传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并且鼓励全世界都来向我们学习；一方面还要坚持内部改革，以保证我们始终处在人类社会制度创新的最前沿，而不会被我们的学生超过。这两个方面同时都要做，并不矛盾。若有人一听见我们为中国的制度辩护，就认为我们不懂得变革，我们是不会同意的。

对于那些积极为中国介绍西方先进经验的上一代思想舆论领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希望能和他们握手道别，感谢他们曾经为国家进步作出的贡献。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们握手，那么就挥手道别。总之我们会向前走的。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我们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完成中国彻底的西方化。但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另外一条路，跟他们所主张的不是截然相反，但肯定大相径庭。中国会变得更好的，我认为这在总体上仍然符合他们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