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的评价问题

徐文还企图通过对苏联经济状况，尤其是对苏联消费品工业状况抹黑来证明苏联制度的“弊病”。

徐文说，

【“从1929年开始的两年五年计划（原文如此，可能应是“两个五年计划”──笔者注），斯大林都反对‘印花布工业’（即解决人民的消费），而一直以‘重工业─军工’为主。”】

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1929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共产党内部曾就怎样实现工业化发生过争论。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决定依据马列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来拟定工业化的方针。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第二部类）两大部类，只有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才有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列宁进一步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技术的进步，都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更迅速。所以，苏共中央决定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因为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新技术设备装备包括农业和轻工业的整个国民经济，为生产力的提高，为人民福利不断提高和文化的发展，以便“彻底地永远地战胜饥荒和贫困”创造物质技术前提。当然,鉴于苏联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之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是应对侵略的必然选择。

而苏共内包括李可夫等人提出

【“‘花布工业化’理论，坚决主张必须首先发展轻工业。”（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卷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因此，徐先生在这儿偷换概念，把斯大林反对优先发展轻工业来实现工业化说成反对“解决人民消费”；把反对“花布工业化”说成“反对发展‘印花布工业’”。徐先生企图通过曲解社会主义工业化来给人们一种苏联经济发展只关心军事工业，不关心人民消费的印象，并由此证明苏联制度的弊病。

而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是不发展轻工业。恰恰相反，高速发展的重工业提供的新的技术设备对改造轻工业，使轻工业能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业消费品有了物质技术保证。因此，苏共15大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轻工业发展确定了这样的计划：

【“生产消费品的工业应当在产品数量和质量上达到能够保证大大提高劳动者每人的消费定额。应当特别注意发展纺织工业、皮革工业、食品工业”。（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285—286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以下简称《经济史》）。】

提前一年完成的苏联1929～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年均增长28.5%，消费品生产（第二部类）年均增长速度也达11.7%，比西方国家高得多。例如，即使在“繁荣”的20年代，1925----1929年间，美国的消费品生产年均增长只有1.4%，德国为3.1%，英国反而缩减1.9%（《经济史》第3卷第285页）。1933～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的消费品生产又比1932年增长99%（《经济史》第4卷第25页），年均增长高达14.7%。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工业消费品产量为100，1932年，苏联为187，英国为101.3，德国为79.4；1935年英国为111.9；1937年苏联为373（《经济史》第4卷609页。《英法美德日百年提要》第30、193页，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相对西方国家，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以无与伦比的高速度发展。1938～1940年这战前三年，苏工业的消费品生产仍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战后1946—1950年间，则更以高达年均15.7%的速度增长。（《苏联经济概论》金挥等编，第13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因此，不管是苏共的政策,还是苏联前四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都是保证苏联消费品生产的高速增长。斯大林期间的四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消费品生产一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这是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能够做到的。但是，这样的高速发展消费品工业却被徐先生说成是“反对发展‘印花布工业’（即解决人民消费）”。这恰恰说明，徐先生无视历史事实的胡言乱语达到何等地步。

徐文还说，

【“1941年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居民的面包、衣物都长期凭票供应”。】

是的，战前苏联曾对一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但徐文的说法却隐瞒了苏联在1941年前好几年，就取消了配给制这一事实。

【“1935年首先取消了面包和面粉、米的配给制，后来又取消了按定额发放的其它食品的配给制。1936年初，工业品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与1932年相比，苏联1937年通过零售商品流转渠道供应的重要日用工业品和食品增长情况如下：针织外衣增长2.86倍，针织内衣3.08倍，砂糖1.92倍，动物脂肪1.59倍，糖果点心0.81倍，灌肠和熏制食品3.90倍，靴子1.18倍，长、短裤子0.97倍，自行车3.2倍，留声机10.7倍，手表7.2倍。消费品的销售额有了很大的增长。（《经济史》第4卷第611页、第610页）。】

徐文大谈“斯大林体制”“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反对“解决人民消费”问题，“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这些贬低苏联而褒扬西方的话，但这些话或者是不实事求是，或者是漠视苏维埃俄国的建设是从一个比西方落后的多的基础起步的事实。与徐先生现时的态度相反，当时比较实事求是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成就多是赞许。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50年3月16日写给纽约大学的信中热情盛赞

【“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而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上册第4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这是爱因斯坦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对比后作出的一个结论，而社会主义重要优点就在于既能使经济、教育全面发展，又能使全体人民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的益处。”

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部分益处都被资产阶级获取。例如，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

【“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美] 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42页，商务印书馆）。】

而在危机年代，

【“1932年9月的《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同样在“1932年这一年，美国的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光荣与梦想》第48、59页）。】

因此，一方面是美国通过对大量的农产品进行销毁，或任其在地里腐烂，来解决“供大于求”，以抑制价格下跌，另一方面美国“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美国垄断资本办的《幸福》杂志有所隐瞒,也不得不承认：

【“‘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幸福》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不少。”在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千百万人只因象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光荣与梦想》第57、56页）】

这一切,不是发生在贫穷国家,不是发生在因为自然灾害而减产的年份。它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它发生在牛奶太多而很多都倒掉；牲畜太多,很多被枪杀,让其腐烂在山沟里；谷物太多,很多就烧掉或让其腐烂在地里的这样年份里。千百万群众挨饿,是因为生产的粮食“太多”；千百万群众受冻,是因为开采的煤“太多”；劳动人民缺乏起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用品“太多”。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L.杜蒙德在其所著的《现代美国》一书中也写道：

【“萧条期间,千百万人在食物异常充沛的当儿却濒于饥饿的边缘。这进一步证明了分配制度的不当已达到无可求药的地步。诺曼.托马斯说这是‘站在没膝的麦堆当中领配给面包的穷人队伍’。农业部长华莱士把这叫做‘在世界储有大量必需用品时出现的匮乏，真是可悲的荒唐现象’。”（《现代美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8页）】

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有技术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不能为劳动人民所有，却被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攫取。这与苏联“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形成鲜明对照。它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和残忍性,也说明它所宣称的尊重人权的虚伪。

正是目睹苏联的成就和资本主义的悲剧，在美国，

【“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共趣的地方。’每日新书俱乐部选上《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斯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光荣与梦想》第79页）。】

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帕克也写道，

【“美国许多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是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对于他们的私人企业经济感到失望，开始对苏联的实验发生兴趣，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十分热心：重实效的经济学家、工人领袖、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工程师们，都称赞他们访问苏联时看到的东西。大经济衰退的时期出现了依靠施舍度日的穷人队伍和施汤棚，到处是一片艰难困苦的景象，从那时的美国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并不象现在从丰裕的处境回顾时那样阴暗和令人生厌。但是，在有势力的保守阶级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帕克《超级大国美苏对比》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从30年代还是50年代看苏联（例如，爱因斯坦在1950年还对才饱受二战摧残的苏联大加赞扬）。关键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的“有势力的保守阶级”──资产阶级对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他们出于其阶级利益，利用他们控制的传媒和组织对社会主义大加攻击，把社会主义“魔鬼化”。而有的人热衷于把这些将社会主义“魔鬼化”言论在我国大加散布，并极力发挥，以此当作时髦，全然不顾历史的真实。

【叶劲松，察网专栏学者，原标题《苏德战争初期和苏联经济真相——驳徐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