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策略”中间，中国承接跨国公司外包业务的成功，除了把毛时代的工业化成就转型服务于依附性发展道路之外，最大优势仅仅在于创造了一个劳工成本极低的积累体制"。 改革四十年：农民工与低成本积累体制的塑造
老田
改开四十年来，经济基础内部已经发生了质变。在经济基础内部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无论是资本的力量（通过管理方式实现）还是政权的力量，都发生了质变。性比较而言，改开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对农民工的广泛使用，以构建一个低成本积累体制，支持利润驱动下的资本扩张。但是，正是在这个四十年来，农民工两大低成本特性——在故乡低成本完成生命再生产和城市的低生活费用——被政府和资本的力量销蚀殆尽。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生文革“台下派”与“台上派”的权力竞争，其中一方放出胜负手，向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策略“投资饥渴症”开门，结果，另一方主张“鸟笼经济”的人士被边缘化了。
依据陈锦华回忆录《国事忆述》所载，中国官场的机会主义策略主要有二，除了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之外，还存在着官员个人的政绩饥渴症，两者常常共同造成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状况和经济的周期波动。美国学者尼克坎南观察美国观察之后也得出结论：官场的职业利益追求常常表现为“预算最大化的官僚”，或者追求“可自由支配的预算最大化”。也就是说，政绩饥渴症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象，常见的政绩饥渴症兑现方式是追求财政拨款最大化或者追求可自由支配预算数字的最大化。 在中国改革年代，预算最大化的追求往往具体体现为任期内把公共资源私有化，以获得可自由支配的预算收入。 1992年山东诸城陈卖光一夜之间把国企卖光，得到朱镕基肯定。在陈卖光被肯定之后，宿迁官员仇和，在自己的任期之内私有化了全部的医院，获得可自由支配预算支持政绩工程，老百姓咸谓“宿迁已无共产党”，后来仇和果然高升去云南高就了。陈卖光和仇卖光被肯定，这是把官员个人的机会主义策略“政绩饥渴症”合法化了。 此后，结合“一把手专政”的首长负责制，奠基于“投资饥渴症”和“政绩饥渴症”两大机会主义策略，政府权力在改革时代获得了新生，获得了相对于中央的独立性并逐步确立起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利害关系结构，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 由此，形成了高于法律和政策效力的“朱记宪章”——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利害关系结构引导着官员群体的行为，中央政策和法律在地方政府和官员那里大多失效，“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为显著现象，这合成了中国特色的资本专政样式“公权力与个体资本进行具体合作”，拒绝上升为关注一般积累条件的“资本家的联合委员会”，这是改革四十年政府公权力运用方式的质变。
应该说，地方政府的公权力，越过边界去违法支持资方非法节约劳工成本，选择与具体资本家之间的个体合作，这是一种极度损害政权合法性的资本专政方式。换言之，资方侵害劳工合法权益而获得非法利润数字，这个非法利润空间是以地方政府不作为或者越界胡乱作为去维持的，结果，资方的劳工成本节约，政府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合法性损失作为代价。
二、低成本积累体制的塑造机制
中国的开放，就是跨国公司的外包，内在逻辑是“全球劳动套利”，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最显著的变化是西方制造业基地的外移。中国再次过程中间，成为首选，由此带来了低端制造业的规模扩张。2009年起，我国连续9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2013年起，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并连续三年保持这一地位。 截至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19.8%，成为最大工业国。500余种主要工业品中间，有220中占据世界第一，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出口国。获得这些成就并非中国企业竞争力超强，恰好相反，因为中国塑造了全球积累成本最低的高额利润条件，对接了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外包策略，主导权始终在外资手里。这个发展战略的转型，是从毛时代的自力更生（阿明称之为脱钩发展战略），转向“再依附”战略，压上本土的海量廉价劳动力和基础工业成就，转向全力发展低端制造业，还向跨国资本拱手交出经济主导权，以平滑对接跨国资本的“全球劳动套利”策略。
中国竭力压低劳工和环保成本，去对接跨国公司的全球劳动套利策略和外包业务，四十年来的综合后果有二：一是中国本土的低端制造业显著超过本土市场容量，二是发达国家的工人贵族消失和中国农民工的巨大规模。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一轮扩张而言，按照大卫·哈维的看法，是非常顺利地实现了又一轮的“空间修复策略”。
三、农民工的两大低成本特性 在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首选中国之时，有助于全球劳动套利目标实现的，有两个关键的条件在起作用：一是资源密集型的基础工业配套能力，二是低工资劳动力的髙生产性特点。恰好这两点在中国最为成熟。 中国农村居于前工业化时代的农村居民，能够在极低成本之下完成劳动力的生命再生产过程，这是农民工的第一个低成本特性。同时，各种社会主义制度残余诸如农地公有制，较为稳定地提供了农民的返乡之路。而对于福利市场化的改革早期，虽然已经受到利润逻辑的驱动，但价格上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农民工进城前后都能够获得较低的福利价格，很大程度上维持了生活费用低廉的低成本特性。正是得益于这两个低成本特性，中国廉价劳工支持了低端制造业的极大扩张。 而毛时代的平等社会记忆，对个体社会化造成的显著影响——是很多人认为通过辛勤劳动可以解决全部人生所需，这就带来一两代人的严重误解——很多人都误以为在雇佣劳动制之下的勤奋劳动也一样可以解决一切人生问题，为此，服从严苛管理且自觉付出高水平努力，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一个显著特征。而文革期间，合作医疗与小学教育的普及到农村地区，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平均文化和体质水平，把农民工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成为廉价劳工之后，跨国公司就找到了一个兼具极高生产率和极低成本的劳动后备军，由此，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成为首选，中国也成本全球化时代的全球资本洼地。 恰好，经过改革四十年，农民工的两大低成本特性，以日益增加的速度消失或者被消灭。一是农村的残破和非必需支出的高速增长，彻底堵断了农民的返乡之路——再也不可能在故乡低成本完成生命再生产了；二是建基于高居住成本和福利市场化的生活成本推进，显著拉高了劳工的生命维持成本。依据社科院田丰的跟踪研究，2006-2015年的十年，是农民工“逆成长”的十年，农民工的平均名义工资上升了400%，但农民工的相对收入下降同时自我评价也节节降低。农民工的工资上升过程，不仅落后于平均收入上升，也低于城市的生活成本推进速度，普遍的体验是工资越高但日子却越发难过了。 万里及其个人吹鼓手张广友都抱怨小岗村村民不出去打工，所以才“落后了”。转引自《当代中国典型合作社史选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四、维持“造反派工资水平”的潜在政治赤字问题 农民工的低成本特性逐步消失，但是，奠基于地方政府公司化逻辑基础上的压力维稳体制，却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压制工资成本的各种私人领域事务，例如佳士事件。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2017年中国农民工总数为2.865亿人，占非农就业数字60%，平均月工资数量3485元。这个工资数目，已经远高于南亚地区的人工成本。四十年来，中国通过高价房地产和福利市场化改革，显著地拉高了生产费成本，终于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接近于消灭了支持“全球劳动套利”策略的低劳工成本。 迄今为止，在珠三角地区，一个农民工月收入需要达到3000-3500元才能够实现养家糊口。而挣到这份工资，月加班时数需要达到80-120小时。据典型调查，在珠三角地区，工厂普工（这是农民工的绝大多数）的月工资标准是，五天八小时通常只能够拿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数目，这个工资数目养不活劳动者自己，为了养活家人必须要加班100小时甚至更多才行。在珠三角地区，一个工厂如果想要开除工人又不想给出法律补偿的话，常规方法是不让这个人加班，这就可以逼迫他自己辞职，工厂就能够成功地把结束劳动合同的责任，转嫁给劳动者自己而无需支付法定补偿。 在一定程度上，每月加班100小时以上才能够挣到养家糊口收入的农民工，还往往要受到资方和公权力联手打压合法权利（如佳士案例所揭示的），这个工资水平，无限接近于“造反派”工资水平了。 目前，地方政府公司化逻辑之下，地方政府一方面大力助推房地产和高居住成本，一方面竭力推进生存环节的资本化经营进程进一步拉高生活成本（所谓把教育、住房、养老作为“三驾马车”拉动GDP），农民工在生命再生产和生命维持成本两个方面的低成本特性，业已丧失殆尽。同时，在招商引资热望之下，地方政府公权力完全不支持劳工合法权利，一些案例显示出公权力还往往越界支持资方打压劳工，非法降低工资成本以维持利润，这已经激起了强烈而普遍的不满。 一个严肃的问题在于：在农民工两大低成本特性业已消失的今天，要以公权力越界作为的方式去维持低劳动成本，需要支付的维稳成本也是节节攀升的，还要冒着激化社会矛盾的巨大政治风险。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初稿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修订稿 ____________ 老田写文章很严谨， 我并不能对此文的具体内容做点评， 再写这几个字也属于画蛇添足。 但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想添足还是添足。
老田对照的是理想王国， 假如不复辟中国完成工业积累，并且理顺了国际关系， 经济上应该是怎样的奇迹。 可惜， 社会发展不是这个样子。 当年孙中山领导革命，挥兵北伐势如破竹，假如没有蒋介石叛变国民党，叛变革命， 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热血青年， 中国就不会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不会有日本鬼子入侵。 可惜历史不是这样写的。 孙中山与早期共产党的革命解放了社会底层必然损害权贵的利益， 所以，蒋介石不复辟，那些地主权贵也会找到其他代理人来叛变， 汪精卫最后不是也叛变了吗。 他们都争抢屠杀热血青年，争当地主权贵的看家护院， 从而导致中国百姓再精力了多年的军阀混战和外地入侵。 邓小平朱镕基的复辟同样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以毛泽东的聪明才智其能看不穿邓小平的欺骗。 站稻穗上的照片明明白白地诠释了邓小平大跃进中鼓吹亩产万斤的目的就是以饿死人来为复辟制造舆论。 毛泽东为啥还让邓小平复出？ 这就是伟人能够洞悉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因素。 中国人没有办法躲过这个苦难。 富士康工人跳楼这件事也是不可避免的。
而中国复辟的代价比苏联，比乌克兰，比南斯拉夫， 比法国大革命的复辟， 比秦始皇之后的刘邦项羽复辟代价小的多。 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还是伟人早就用自己的心血精力甚至生命为中国换来的？ 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换句话说， 把懒惰自私无赖的小岗村说成是改开的榜样我也没有太反感。 没有改开，我还真不相信中国竟然存在懒惰自私无赖到小岗村十八罗汉那样的人。
《社会主义失败？ 革命之后复辟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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