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的毛泽东秘书身份被老田梳理了一遍， 不见面的秘书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老田给李锐的定性是自称是毛泽东的私人特务。 这个特务给毛泽东送密报似乎也不多，一共写了三封信，似乎毛泽东也没回信。估计李锐很失望， 不然把回信拿出来当书法帖子说不定能卖很多钱。 但是， 李锐最失望的事情是辛辛苦苦写了一部歌功颂德的毛泽东传， 结果毛泽东一点赏钱也没给，一阶官职也没提， 这番怨恨可以理解吧？  毛泽东去世后的最初20年中国整个官僚层恨不得把毛泽东挫骨扬灰， 并且李锐见风使舵开始骂毛泽东了， 估计是感觉到中国民众的变化，李锐再一次见风使舵， 歌功颂德的毛泽东传又出版了。 李锐的所谓三峡高见老田总结的很好， 是已经被实践证明的离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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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 人世间唯一的毛泽东“私人特务”走了：对李锐“非毛化成绩”的初步总结

二、李锐说他反对三峡工程的观点很受毛泽东赏识

　　据李锐自称，他之所以受到毛泽东高度看重，是因为他否定三峡工程的意见很受看重。对于这个说法，是有条件在事后进行对照检验的。

　　李锐否定三峡的主要论点是“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经过了几十年之后，今天有更好的条件对此进行对照检验。在长江主要支流金沙江和雅砻江兴建水电站，外送主负荷区距离在2000公里以上，为降低线路损耗，需要引入超高压输变电技术(目前金沙江下游大水电外送工程选择800千伏)，而这在五十年代是不具备技术条件的。而且，支流电站规模偏小，在缺乏外送条件的情况下，过多兴建会造成本地电网水电火电比例失衡，因为电网中间水电比重过高，四川、广西等地都曾有水电站在丰水季节被迫大量弃水——雅砻江上的二滩电站就是如此，导致投资效益无从发挥。正是因为外送方面的技术与投资限制，后来规划长江上游电站建设进程中间，也是把金沙江下游的巨型电站排在优先地位，这些电站的巨大规模，能够与超高压外送工程所需的巨额投资效益，相互匹配起来，最终实现整个国家层面的大电网水火电比例的相对均衡。 ...

　　除了电网水火电平衡的因素之外，三峡工程之所以在1950年代受到重视，甚至还很迫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1949年和1954年两次长江洪水，给长江中游带来了巨大的洪涝损失，是急迫的防洪目标推动了三峡工程的论证。从防洪效果看，长江各支流控制水库以下还有30万平方公里的暴雨面积，以此之故，三峡工程的防洪功能是各支流水库替代不了的。

　　应该说，李锐为反对三峡工程而提出的“支流优先”论点，在发电和防洪两方面都是不能成立的。李锐说他的反对意见特别高明，还受到毛泽东的看重，这个方面至今见不到最起码的科技依据——除了李锐自称受到毛泽东高度欣赏这个孤证说法之外。当然毛泽东也可能被错误观点所蒙蔽，遗憾的是，毛泽东肯定李锐的意见或者受蒙蔽的状况，并未记录在案。不过，毛泽东对一件事情愿意听取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倒不是孤证而是常规，1966年4月毛泽东阅读林一山建议把三峡工程列入四五计划的报告时，特意批示说“需要一个反面报告”。【毛泽东：《对林一山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工程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六年四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从事后对照检验角度看，李锐因观点高明而得到“通讯员”奖赏的说法，留下了不小的疑问。更为奇葩的是，李锐在自己有关水电的观点被现实发展所彻底证伪之后，还能够淡定地做到拒绝与时俱进，他在新世纪出了一本书，继续坚持几十年前的错误观点。这本书的观点，遭遇到水电业内专业人士的集体无视和冷遇，但却遭遇到自由派和公知的集体吹捧，李锐在水电和防洪方面的奇葩观点，离专业人士很远但离公知却很近，这样的观点据李锐自己说在1958年曾经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想必，毛泽东思想中间还具有不为人知的高度“公知含量”——虽然至今尚未有文献证实过这一点。不过，从李锐晚年毫不掩饰自身在水电方面的愚蠢性这一点看，李锐应该算得上是襟怀坦白的。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三、李锐在毛时代的努力为何没有回报

　　李锐为了当上总理，花费大量精力写了一本偶像化的传记，照说毛泽东应该很欣赏他才对，但却没有见过像样的回报。应该说，李锐花了大量的投入，产出基本上为零，这就不能引发对雇主的怨恨——就如同讨要拖欠工资的打工仔那样。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李锐这么写，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毛泽东肯定会喜欢他这么写的，非如此就无法在毛那里能够交换到对等报酬——譬如毛泽东因此认定他拥有着总理之才。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指靠是落空了，似乎，李锐没有思考过他为什么高投入的零产出原因，有没有可能毛泽东不喜欢这么写呢?李锐拒绝反思这个。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如果毛泽东不喜欢李锐的“偶像化写法”的话，显然这个小证据会支持一个不喜欢阿谀奉承的形象来，这就有悖于毛后时代李锐着意刻画的毛氏新形象了，李锐再次有着高度的自觉：就此停止了进一步的思考。

　　在李锐思考停止的地方，我们有条件帮助他把反思进行下去，如果毛泽东不喜欢阿谀奉承的话，显然李锐的写法就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因此收益为零。当然，这不是为了反驳李锐晚年精心刻画的毛泽东形象，而是说一个人很倒霉的时候，会怎么样。 

　　同时，还有一种可能性，毛泽东特喜欢拍马屁，但对过分拍马屁人的人，有着很高的警觉，这也可能是李锐失算的地方。我们知道，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影响很大，毛泽东对此有过评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完全有可能毛泽东原本喜欢阿谀奉承的，但是偶然情况下产生了另类的警觉，结果导致李锐的高投入就打水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显然是赫鲁晓夫的恶劣表现，损害了李锐的总理道路。

　　还有一点，毛泽东毕生与机会主义作战，对于各种“好话说尽”的聪明人也看得多，认识很深刻：“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样一来，各种背离实事求是的聪明人，都有机会主义嫌疑，且不值得信赖。

　　有了赫鲁晓夫和王明的例子，毛泽东看人下判断，难免会产生一点点变化，无妨假设毛泽东看了李锐的传记心理很舒畅，但对照着赫鲁晓夫和党史上机会主义者的例子，也难免因此而产生各种怀疑情绪，这就断送了李锐的期待，浪费了他写书的高投入。也许正是如此，毛泽东才没有重用和提拔李锐当总理，不过，从毛后时代李锐言说的历史演变看，李锐真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如同赫鲁晓夫在苏联一样，向中国读者非常经典而完整地演绎了毛泽东那个判断：从前恨不得把毛泽东捧上偶像化的神坛，现在则恨不得把他贬到低下九千丈。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毛泽东都是同一个人，他所说的那些话和做的那些事都已经进入历史，不可能改变。起了巨大变化的仅仅外在的形势，从前是期待拔高描写获取投机政治收益，但是，现在投机的方向要一百八十度转弯了，只要是投机政治收益的方向却发生了改变，追求个人的政治收益最大化的投机方向就要跟着改变，所以，李锐需要适时地改变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