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利階層的精英代理人”近幾十年來作為一個新興階層的崛起是一大社會現象。

　　(一)　　我在《不是“逃離北上廣”，而是廉價勞動力註定被驅離》這篇文章中提到過一位朋友，從互聯網大廠跳槽到創業公司，因為日常加班，在北京三年只有辭職那一天才看見了夕陽。當時聊起這個話題他就問我：“你說是資本家剝削我們剩餘價值，所以我才這麼晚下班還沒有加班費;但是你知道不，我們創始人比我加班還凶，我平時十點多下班，他一般都十二點之後才走。你是不知道創業公司有多累，壓力有多大，他每天吃好幾片安眠藥才睡得着，抑鬱症都好幾年了。雖然他在期權上坑了我，但有一說一我看他真好心痛，一點也聯想不到他是什麼‘剝削者’。”

　　我說你們這些剛剛接觸了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法的新手，就會容易陷入形而上的二分法的錯誤。你想一想，他是真正的“資本家”麼?不是。雖然他掌管着公司，拿着高薪，但他是在為他拿到的投資打工。他背後還有投資人對吧，而投資人也不是資本家，只是拿着被人的錢物色好項目，挑選可增殖的產品;他背後還有“真實投資人”——這些人才是真正出錢的大佬。而這一群體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不需要勞動，僅僅靠資本增殖(說通俗點就是吃利息)就能過上錦衣玉食的生活。資本主義發展至今，讓自己資本增殖的工作甚至都不需要他們去操心了，完全可以靠僱傭精英勞動力來解決：比如說投資公司的投資人，比如說互聯網公司的創業者。

　　我在《生而貧窮》中《瘋狂的資本》這一章里就說過，創業者的短期目標是什麼呢——下一輪融資;長期目標呢——被BAT收購。因為這一新興行業迅速固化，已經成為了大資本的獵場，“創業成功”的概念早已不是再是創造一個大公司，而是被大公司收購;同時創始人作為成功實現資本增殖的“獎賞”——實現個人財務自由，這就到頭了。

　　早在二十世紀初，列寧同志就指出，帝國主義中出現了一大批“食利階層”。當年馬克思時代的資本家還需要為工廠的管理、產品銷路、技術升級費心費力，而這些“食利階層”們則完全可以脫離勞動：“資本主義的腐朽表現在以‘剪息票’為生的資本家這一龐大食利者階層的形成。英、美、法、德四個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各擁有1000—1500億法郎的有價證券資本，就是說，各國每年的收入都不少於50—80億法郎。”列寧指出，這些食利特權階級對於社會再生產過程已經是多餘的了，他們逐漸成了社會的贅瘤。但是，他們可以通過壟斷資本的增殖，占取了絕大多數剩餘價值;並從中拿出一部分利潤，收買無產階級中的精英分子，使他們“資產階級化”，成為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中的“代理人”，這也是無產階級運動中機會主義的經濟根源。

　　美國作家、文化批評家保羅·福塞爾對此問題有着類似的見解。在其經典作品《格調——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一書中為美國各階級做出了區分。這本書的中文名雖然翻譯成了“格調”，但是其英文名就是簡單直白的“CLASS”——階級、階層的含義。只是馬克思主義對於階級的區分是從經濟基礎來的，而福塞爾則是從文化分析的角度，通過不同階層的表現形式來做出區分，二者是對於同樣社會現象不同的解釋，本質還是殊途同歸的。在這本書中，作者使用了“看不見的頂層”和“看不見的底層”一詞，來形容美國最上層和最下層的兩個階級。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是沒有交集的。福塞爾這樣描述“看不見的頂層”的特質：“一個看不見的階級，他們的錢來源於繼承遺產。”他們的豪宅喜歡隱匿在山裡，要麼遠走希臘或加勒比海的小島——“但求能暫時避開世人的嫉妒和種種煩擾，避開懲罰性課稅，避開政府對私有財產的徵用”。

　　福塞爾描述了這一階級種種“看不見”的特質，但他還沒有觸及到本質，我來幫他補全這一話題：之所以他們的生活能夠體現出“看不見”的特點，是因為他們不用進入社會生產，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通過代理人實現資本增殖，從而做一個脫離大眾視野、主流經濟體系、媒體關注和福利基金會騷擾的“隱形人”。同理為什麼“看不見的底層”同樣有這種隱性特質，因為他們也是被社會化大生產拋棄的那一批人，自然不會存在於主流視野之中。

　　無論是列寧還是福塞爾，無論是階級分析還是文化批評，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食利階層或“看不見的頂層”中的共同特質——繼承。因為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其流動性是越來越固化的，或者說“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除了像互聯網產業這樣科技革命的衝擊、或者地產拆遷這樣政策紅利之外，你一個人憑藉自我的奮鬥是不可能成為一個“食利階層”的，普通人的天花板是成為食利階層的代理人就到頭了。換句話說，在當今社會，資本家已經鮮明的表現為“天生的資本家”，而普通人的智商情商再高、個人素質和能力再強，也永遠不可能脫離“勞動”這一行為。而對於“看不見的頂層”來說，這一選擇是自由的，他們想追求自我實現時，不管從政經商搞藝術，可以隨便選擇任何勞動;他們想走在聚光燈下時，隨便一些言論就是輿論的焦點;當他們想“隱身”時，沒有任何媒體或個人敢於打擾他們的“清修”。

　　之所以現在只存在“天生的資本家”“天生的食利者”，來源於資本的本質特性。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中就指出，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打破了封建貴族在政治層面的“血統繼承”，但是依然保留着經濟層面的“財產繼承”，相反還通過“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把這種繼承合法化、道德化。這就是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基礎。

　　另一方面，資本的增殖速度是遠超於勞動的收益率的，這一點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講解過，通俗點解釋就是你打工一輩子也趕不上人吃利息的錢。關於資本收益與勞動收益的差距，可以用盧梭形容貧富差距加劇的名言來完美詮釋：“一個巨人與一個矮子在同一條道路上行走，他們每走一步都會使巨人拉大他與矮子之間的距離”。或者你是精英中的精英，被食利階層選中做自己的代理人，自己辛苦奮鬥一輩子，差不多可以讓你的後代有機會成為“天生的資本家”。

　　說了這麼多理論分析，再回到我們最開始舉得那個例子裡，這位公司創始人就是標準的精英階層、資本的代理人。但是呢，資源是被壟斷的，上升通道是固化的，精英群體是不缺的——這就是中國的“勞動紅利時代”，你要想獲得資本的青睞，就必須展現出比別人更傑出的特質，拿出更多的東西去換——比如你的身體健康和精神健康。

　　(二)　　我調查了一下身邊成為“食利階層精英代理人”的朋友們，並通過他們也多介紹了一些，大致特徵是工作三至二十年，多為大公司高管、金融界翹楚、創業公司創始人，資產幾千萬到上億不等。共取了92個樣本，其中有67人是抑鬱症或者曾經是抑鬱症患者，超過了70%;而失眠、焦慮、神經衰弱等症狀幾乎涵蓋了整個群體。

　　當然我這個調查問題很大，首先樣本量就很少;其次存在“病友介紹病友”，或者抑鬱症患者本身就是一個圈子的狀況，容易陷入倖存者偏差的誤區。雖然這個數據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是還是能反映出問題的，那就是在這些高端精英群體中精神健康問題不容小覷。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有關“有錢-得抑鬱症”還是“沒錢-得抑鬱症”的學說都是偽科學。確實有一些研究會證明，財富和抑鬱在統計上有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也是沒有太多意義的，因為二者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比較科學的結論是，財富與精神健康之間存在若干中介變量，這個中介變量就是心理學界公認的引發抑鬱症的兩個重要因素：壓力和幸福感。

　　金錢能不能買來幸福?毫無疑問金錢當然能買來幸福。我看這些精英的生活，開幾百萬的車，住二三百平米的大房子，基本上我們肉眼所及的東西什麼都消費得起，為什麼還會普遍抑鬱呢?那麼這就要從另一個中介變量找原因了——壓力。或者更拔高的一個概念：異化。

　　最近的一系列文章，核心是在闡明一個觀點：資本主義把人變成了機器——上班掙錢下班花錢的機器。早期資本主義時代，在生產領域中把人們變成了機器，工人們在流水線上重複作業、機械勞動，對此最經典的詮釋就是卓別林的《摩登時代》;而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則是在再生產領域中把人們變成了機器：購物中心和互聯網成為了新的流水線，人們成為了購物的永動機，你的業餘生活被消費填滿——周末出門吃飯，吃完飯看電影，看完電影購物，買完東西唱k，這就是新時代隱蔽的“消費工廠”中的流水線。

　　把人變成機器，剝離其主體性，這就叫做“異化”。而就如我在《用馬克思主義戰勝抑鬱症》《一線城市是一場盛大演出，小資產階級是它最忠實的觀眾》這兩篇文章中詮釋過的結論：異化，就是人主體性的剝離，會造成精神上的痛苦。

　　我認為，這些精英們，是擁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熱烈的人——一旦市場出現什麼熱點他們馬上去追逐，一旦出現什麼新理念他們馬上去學習，一旦資本有了新的增殖場所他們馬上去實踐……他們對資本規範的價值觀無條件信任並傳播，他們對這流水線上的一分一毫都瞭如指掌，也正因為此，他們是異化程度最深的那一批。

　　就比如在我調查的樣本中，許多精英都會出現“假期恐懼症”的現象。就是一旦放假了就會恐慌，不知道自己除了工作還要幹什麼。他們在家裡待着手足無措，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煎熬，感覺自己要被這個時代拋棄了。甚至於會選擇回到辦公室，望着空空蕩蕩的房間發呆。所以他們會樂於選擇加班，既然他們擁抱了異化，那麼異化的過程反而讓他們產生了安全感。《肖申克的救贖》之所以是經典中的經典，就是因為其中很多意象並不是簡簡單單的監獄和囚犯，很多都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學意象。老布，一個做了一輩子牢的老囚犯，獲得了自由之後各種不適應、更加痛苦，最後選擇自殺來回應主體性的回歸。這跟恐懼放假、恐懼脫離流水線的精英們是一個道理。

　　所以本文開頭舉的例子——你的老闆比你工作還賣力、加班還凶，其實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我在詳細了解了身邊精英朋友們的工作狀況之後，對他們每一個人都發出了同樣的感慨：你們這些代理人夠牛逼的，瘋起來連自己都剝削。

　　再比如，許多人的控制欲會非常之強，包括對自己的控制和對他人的控制，不允許出現“意料之外”的情況。對自己的控制體現在瘋狂的健身，體脂率0.1%的波動都會讓他們抓狂。而有些人，對於自己伴侶的控制也非常之苛刻：比如他們會要求自己女朋友一定要早於自己回家，就是我回到家一定要有人在屋裡等着我，你幹什麼無所謂;而一旦另一半沒能如期到家，他們就會陷入一種歇斯底里式的狂躁。原因也很好理解，他們處在風雲詭譎的市場中，無論是瞬息萬變的金融業，還是三個月更新換代一批的互聯網產業，這一切都遠遠超出個人主觀意志的掌控。相反，對自己的身體、對自己伴侶的可控性要求，就容易實現得多。

　　北京平均消費水準最高的夜店之一one third——他們習慣稱為OT，每到周末華燈初上之時，這大概是整個中國金錢和肉體平均密度最高的地點。我觀察到一個小細節很有意思：給卡座上的香檳、果盤之類，都會精心裝飾——比如放很多乾冰，比如放一些假美元——顯得就很奢華的樣子。然後呢，不少精英男男女女們，會下意識的拿起打火機點燃這些美鈔，或者揉碎了扔向同伴。我就開玩笑說，這些人平時被金錢這種異己的力量所統治，但是在最放鬆的時候自己的潛意識還是誠實的，這種摧毀這種異己力量象徵的行為，可以看做是大腦皮層深處無聲的抗爭。

　　在創業者中，發現很多人都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軌跡：社交火的時候做社交創業，然後公司黃了;直播火了就開始做直播，然後公司黃了;比特幣火了就開始發行空氣幣，然後公司黃了;現在又都開始做MCN了。說白了就是，什麼領域的錢最“熱”，什麼領域資本最容易增殖，他們就像嗅到了食物狐狸一樣，迅速撲向那裡。雖然公司一直黃，但並不妨礙他們給自己開高工資，也不妨礙投資人找到擊鼓傳花的下一任接盤者，所以絲毫不影響他們精英代理人的身份，再去繼續尋找資本下一個風口浪尖。

　　他們看似是時代的弄潮兒，總能找到最前沿最賺錢的領域;他們也自認為是最優秀的獵手，嗅覺敏銳地發現一個又一個市場，能夠“站在風口浪尖緊握住日月旋轉”。但是在我眼中，這個本質無非是資本驅使它的代理人不斷尋找下一個新增殖的場所而已，他們都是被資本巨浪裹挾的小沙粒，浪頭打向哪裡，他們就被摔到哪裡。這種看似主動實則被動的選擇，就是人主體性的喪失。

　　這種主體性的喪失不僅僅存在於個人，被大資本入場的公司也往往會出現種種“精神健康問題”：比如很多“小而美”的互聯網企業，在資本入場之後不得不變得張牙舞爪野蠻生產，從而更好地為資本增殖而服務，甚至創始人黯然離場的例子也不在少數;再比如一些用心做遊戲的公司，為了當年給大資本的財報更加漂亮，不得已會出一些與公司價值觀嚴重不符的圈錢手遊，敗壞了自己積攢多年的名聲。

　　(三)　　我為什麼着重分析了這些最頂層的精英們的精神狀態，就是想說明，這些人已經到達了普通人所能觸及的天花板，這些人已經完全具備“用金錢購買幸福”的經濟基礎，但是他們依然會陷入精神上的痛苦與迷茫，足見當今社會固化程度之深。同時他們的“異化”路徑最具有代表性。

　　就如我第一部分所說，如今的資本已經變成了“世襲產物”，那麼你一個外人想要入場，我憑什麼把這個榮耀的代理人角色交給你呢，你說你智商高情商高能力強，中國人口基數這麼大，最不缺的就是精英，那這時候比的就是看誰能更“拼命”了。每次看到身邊這些整晚睡不着覺、嚴重抑鬱的精英朋友們，總會腦補這一段對話：

　　“那麼，狗蛋，代價是什麼呢?”

　　“這一切。”

　　在經典著作《單向度的人》中，馬爾庫塞指出，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與個人物質水平的提高，壓制了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從而使人們變為單向度的人，社會變成了單向度的社會。

　　對於個人來講，無條件接受資本主義價值觀，認為996工作就是理所應當的奮鬥之路，認為理所應當為公司奉獻不要加班費，認為“狼性文化”天經地義，認為多給勞動者福利公司就會倒閉……這就是喪失了批判性的體現，而晚期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則是通過種種精神奴役，剝離人的批判性，變成了一種變向的極權社會。單向度的人們沒有能力去追求、甚至沒有能力去想象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他們堅信“從來如此，便是對的”;你沒有錢、你窮，你就是天然錯誤的。

　　著名左翼作家、共產黨人喬治·奧威爾在其作品《上來透口氣》(Coming Up for Air)中，就描寫了精英中產階級更深的異化程度：

　　過去好多蠢話講的是勞動階級的痛苦。我自己並不為貧民階層感到難過。……貧民階層的痛苦是身體上的，可他不勞動時是個自由人。但在每一座灰磚小盒子裡，總有那麼些可憐蟲，從來就不知道自由是什麼滋味，只除了蒙頭大睡的時候。

　　在這樣一種單向度的社會中，我們最高學歷、最聰明、最富有經驗的精英們，同樣大範圍地喪失了批判性與反思性，無條件擁抱資本賦予他們的一切，並引以為傲;他們往往不回去思考自己真的想要什麼，認為“掙大錢”就是天經地義的人生唯一目的，並以此為指導思想把自己的人生變成了一條機械化流水線。

　　同時，他們還會積極傳播這一價值觀，用此價值觀去規範其他群體，成為一個標準的代理人和傳教士。用馬爾庫塞的話說就是：個人及整個社會都達到了一種“直接的、自動化的一致化過程”。保羅·福塞爾就在書中描寫了大公司中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規範過程：

　　IBM和杜邦公司從一些二流大學召募來這些雇員，並不斷教育他們，如果不是成了這個團體的一員，他們簡直什麼都不是。沒有任何餘地留給所謂個人，他們亦無自由哪怕是溫和地表現自己的怪僻。這些雇員很快便學會了將所有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說法拋諸腦後，這一點哪怕是從他們起居室的裝飾也能體現得一清二楚。這些人由於異常害怕失掉工作而在生活中變得非常被動，他們僅僅將自己當作一個無限龐大的結構中的一個部件，進而磨滅了自己的人性，他們是可以隨意替換的部件。IBM的一位行政人員曾對人吹噓說："公司的培訓計劃使我們的雇員成為可替換的零件。"

　　馬爾庫塞認為，人本質被異化的最大表現為“愛欲”的喪失。“愛欲”是馬爾庫塞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衍伸出來，與“死欲”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人精神動力的本質屬性。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食利階層和他們的代理人為建立有效的管理和統一的社會秩序，會通過硬性制度的規定和軟性價值觀的洗腦去壓抑人的愛欲本能，迫使人進行壓抑性的生產活動，剝離了人自由勞動的本質屬性;同時日益劇增的虛假需求大行其道，通過消費主義潛移默化地影響，壓抑了人們本質的需求，全部轉化為了符號的需求。簡而言之還是那句話“人變成了機器”，一群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機器，喪失了愛欲的人也就喪失了自由和快樂的基礎，變成了流水線上隨波逐流迷失自我的“單向度的人”。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頂層精英們同樣會出現精神健康危機的社會現象：在“異化”的大前提下，你掙再多的錢、你能消費起再高級的東西，也不能給你本質層面上的快樂，因為你“快樂”的能力已經被流水線式的生產與消費方式剝奪了。　　(四)

　　基於此，馬爾庫塞呼籲一種“非壓抑性社會”的回歸：他力圖喚醒人的主體意識，重新找回人們丟失的批判性、反思性、否定性，從而使人們獲得真正的意識自由與“愛欲”的回歸，在勞動和生活中祛除異化的壓抑，在根本上走出晚期資本主義的精神困境。

　　對於現代社會對人造成的種種精神困境，無論是哲學家還是社會學家、藝術家，給出我們的答案是：一種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生活，最起碼要審視一下自己：這個生活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這件東西是不是我真正想買的?我們要做一個“雙向度的人”，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麼，而不是隨波逐流。

　　我們前文中提到的《格調》這本書，從文化分析的角度界定了美國各個階層，書中的一個結論就是：每個階層都有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而下一階層往往會有意無意地模仿上一階層的文化，以使自己看起來“更高貴”一些;但是他們永遠都模仿不像，因為他們終究不屬於同一個世界。作者舉了很多這種例子，例如：中產階級會本能地採納廣告商用-wear(…穿着)這一後綴構成的合成詞，毫不害臊地稱呼家裡所有的衣物wears：如footwear、nightwear、sleepwear、leisurerear、stormwear、beachwear、swimwear、citywear、campuswear、eyewear、neckwear等等。另外，-ware(…用具)一詞構成的複合詞也讓他們感覺很受用：如tableware、dinnerware、stemware、barware、flatware、kitchenware……

　　(中產階級)會把玻璃器皿說成“crystal”(水晶器具)，而他們效仿的對象——上層人士——僅僅簡單他說“glasses”(玻璃杯)……中產階級還喜歡大量運用“designer”(設計師)一詞，用來意指什麼東西是“美麗的”或“珍貴的”。所以，印有昂貴圖案的紙巾一旦被稱作“設計師紙巾”，就不再顯得愚蠢和難看了。中產階級使用的滌綸浴巾——就是帶閃閃發亮的細線那種，也經常被稱作“設計師浴巾”。

　　整個社會中所有人都在維護本階級的格調，以及模仿更高階級品味中樂此不疲——這同樣是“單向度的人”表現形式之一，他們忘記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麼，而是盲目的模仿與追捧一種更高級的符號。我們生活中類似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潮牌”和“輕奢”。這是我看過最能反應時代荒謬性的兩個名詞：年輕人買不起真正的奢侈品，不能像上層階級一樣通過消費來展現出自己的財力，於是便退而求其次，發明了一個新的符號如“輕奢”，在次一級鄙視鏈的戰場上依然要分出三六九等來。就比如說買個煎餅果子還要用“互聯網思維”這種虛無縹緲的東西包裝一下，再搞一些時尚小資的包裝，滿足“邊緣白領”們可憐的虛榮心。新的符號和概念永遠牽着人鼻子走，真正的批判性與反思性永遠無可覓尋。

　　基於社會的這種問題——尤其是眾多人模仿“格調”不成而變得“惡俗”，保羅·賽福爾給出的解決方案與馬爾庫塞類似，很簡單的三個字：做自己。在《格調》一書的結尾，賽福爾專門分析了脫離於階級文化與符號影響的一個群體——“衝破常規的另類”，在通篇冷嘲熱諷了各個階級努力表演的愚蠢之後，作者對這一群體表達了令人欣慰的肯定，並認為自己大概也是其中的一員。他認為，相比於中產階級和精英們“永遠是別人的人”，而這些“衝破常規的另類”永遠都是在做自己：他們思想獨立，不受社會習俗的約束，舉止和行為都自由自在;他們熱愛自己的工作，有敬業精神;他們多從事創造性勞動———能真正將他們從老闆、主管的監督下解放出來的工作;他們完全按照自己喜愛的方式穿着打扮，從不刻意修飾以取悅於人;他們鄙視那些旨在炫耀身份地位的大眾做法，凡是精美的室內裝飾雜誌所推薦的東西在他們家中一概沒有。

　　作者認為，這些“另類”不受階級文化、生活與符號的規範，就像最頂層一樣——他們不需要模仿任何人，但區別只是沒有人去模仿和仰望他們。他們擁有上層人物的部分自由，但是沒有上層人物的金錢和權力，大概可以算作“沒錢的貴族”：“另類構成了一個‘無階層’的階層，他們在美國社會中占據了一席之地。在那裡，交易這種人生觀無法再橫行無阻。另類身上所特有的傲慢無禮的態度、聰慧的頭腦、冷嘲熱諷的說話方式和昂揚的鬥志，使他們從束縛住其他人的階級牢籠中逃離了出來。”最後作者的結論還是我們一直說的，你要真正明白自己想要什麼——“只有超然於階層混亂造成的壓抑和焦慮的另類，才是一個真正享有硬幣上所允諾的自由的美國人。”

　　本文中提到的諸多思想家、學者、作家，有的是堅定地馬克思主義者，有的是標準的自由主義精英，但是這些不同立場的有識之士們對於社會問題的判斷是不約而同的一致，這就非常說明問題了。

　　最後關於本文的題目再說點題外話，“食利階層的精英代理人”近幾十年來作為一個新興階層的崛起是一大社會現象。這也反映了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社會分級變得更加模糊，不再像馬克思時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鮮明對立。曾經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非常鮮明的二元對立，再早一些是地主和農民、奴隸主和奴隸，我們一眼望去都能看見誰是剝削者誰是被剝削者。但是二戰以來，階級的分化愈發複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出現了“雖然很窮但是堅決不認為自己是無產階級並通過透支消費過着精緻生活的精神上的小布爾喬亞”和“精英職業經理人”這兩大新群體。

　　前者是我們之前一些列文章中貫穿始終的主題，今天我們開始分析“精英職業經理人”這一新階層。你說他們是資產階級呢，他們還真不掌握生產資料，只是為“看不見的頂層”而服務的;但你說他們是無產階級，這一群體的財富和權力大的超乎想象。雖然我這篇文章一直在說他們抑鬱，禿頭，睡不着覺，但是他們的地位和生活恐怕是我一輩子都無法企及的，畢竟你跟惡魔簽訂了一個契約，你總得有所收益吧，要不然那不是白抑鬱了麼。更進一步地，這些人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唯一有資格跟那些“世襲的資本家”掰手腕的人。

　　精英代理人和食利階層的爭權奪勢，是已經在美國上演了近三十年的大戲，這一種變化被一些學者們稱為“經理革命”。其具體表現為資本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加速分離，主導公司甚至經濟社會的權力將開始逐步由股東轉移至經理階層。這些超級經理人通常會通過自己的高智商與出眾的能力，力圖把世襲資本的收益吃進自己的肚子裡。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三年前鬧得沸沸揚揚的王石與華潤、寶能關於萬科管理權的爭執，這件事情很複雜，我就說一個細節，資方對於王石的指責是：“前往美國、英國遊學，長期脫離工作崗位，卻依然在未經董事大會批准下獲取現金報酬共5000萬餘元”，最有趣的是指責“王石登山花費超過3000萬，最貴一次登山花費360多萬”，這筆錢竟然還要公司買單。

　　縱觀人類歷史，除了奴隸起義、農民戰爭、工人罷工等階級鬥爭最激化的時刻，更多地戲碼其實是精英團體的內鬥。然而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在其著名公開課《公正》中，就表達了對超級經理人崛起的擔憂，這位當今社會是一場“高級經理人和食利者之間的賽跑，最終受損者則是在旁觀賽的普通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