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城最大的问题,在于有个黄四郎申鹏
黄四郎的走狗记者媒体们,颠倒是非操纵舆论乃是一绝,他们可以煽动民众情绪,颠倒黑白,把普通人的痛苦,都归结到县长和普通公务员身上去,甚至要逼得你剖腹自证清白。
鹅城最大的问题,在于有一个黄四郎。 汤师爷高,马县长硬,黄四郎是又高又硬。 黄四郎放在历史上,也是有功绩的,有贡献的,人家也是鹅城元勋,背景深厚,放在中外各国,口碑都不差。这人说话又好听,八面玲珑,长袖善舞。他自己摘光了鹅城的瓜,又说什么“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既喊着“反暴力”,又要衙门“网开一面”。 他号称白手起家,靠着老婆和投机,做到了富可敌国,鹅城百姓本就爱富人,把富人当偶像,大家拥戴也是正常。哪怕他现在坐拥半座鹅城,住在价值七亿的豪华碉楼里,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吃着火锅唱着歌,把税收到2050年去了,你也没有办法。 黄四郎先生是个体面人,他不关心鹅城是谁的,也不关心鹅城是什么制度,更不关心鹅城人民的死活。他只希望自己能够不断赚钱,不断摘瓜,自己还要能够站在干岸上,干干净净,说着漂亮话,放着悠闲屁。 人们不会骂黄四郎,人们只会骂县长,说县长都是恶棍、流氓、贪官、无能、寄生虫。却不想想,这鹅城从来不是县长说了算的地方,县长的什么政策,没有黄老爷点头,是推行不下去的。
鹅城的土地、房产、商业、能源、通讯、传媒、港口,都在以黄四郎为首十大乡绅手上,普通人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用的都是黄老爷家的,黄老爷想涨价就涨价,想故意囤积就囤积,想套现离场就套现离场。外面的土匪假张麻子都说了:“大家都是抢,没啥区别,只不过我是明抢,黄老爷是风度翩翩地抢罢了。” 鹅城大部分人是没有正经房子住的,只能住鹅棚。难道鹅城没有土地吗?不是,鹅城的土地都做了度假森林、别墅花园、以及黄四郎打球的高尔夫球场。 第一任县长要给大家造房子,造好多好多的房子,但房子多了,房价自然就要下跌,黄四郎和乡绅们不愿意房价下跌,就鼓动有房子没房子的鹅城人都上街,让县长造不成房子。后来有一任县长要填海造陆,多搞点土地出来,结果一群人有说这破坏生态环境。所以大家宁可住鹅棚,一家人挤20个平方的鹅棚,失去了工作能力的老人,只能住铁丝网做的鹅笼,还得强作笑颜说:“一家人最重要是整整齐齐,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 其实大家都是人,又不是鹅,住在鹅棚鹅笼里,怎么可能开心呢?不开心总得找个发泄口吧?他们可不敢冲黄老爷的碉楼,因为碉楼的保安是真敢打人的,他们只敢冲县长张麻子的县衙,因为县衙的警察们是不会还手的。 黄四郎的走狗记者媒体们,颠倒是非操纵舆论乃是一绝,他们可以煽动民众情绪,颠倒黑白,把普通人的痛苦,都归结到县长和普通公务员身上去,甚至要逼得你剖腹自证清白。
讲实话,张麻子抢了鹅城老百姓吗?张麻子欺负了鹅城老百姓吗?没有啊!抢他们的,欺负他们的,是黄四郎啊,可是不成啊,鹅城百姓个个如花姐,不拿抢指着黄四郎,倒拿枪指着张麻子,理由是———谁让你是个好人呢?
———————————————————————————————— 姜文描写的是一个官商学黑勾结的社会,
和香港真是很像很像。 董建华要搞数字技术,伤害了地主财阀的利益而被赶下台。 梁振英要增加土地供应伤害了财阀地主的利益,被占中赶下了台,
林郑没敢有那么大的动作, 只不过弄了个空置税, 结果猪嘴废青不依不饶,现在看清楚了吧, 所谓罪犯遣返只是借口, 赶走林郑才是核心目标。
林郑其实也与地产商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概觉得香港被超级地租搜刮的寸草不生, 地主财阀的奴隶长工们鸽子笼里的生活太不人道, 女人心软吧。
但是商人仅仅是商人, 不是慈善家, 听见了吧, 多直白, 心软的女人,不肯跪下来三七分成, 那你就滚蛋吧! 现代技术进步包括地主财阀敛财的技术也进步,也就是敛财的效率变的很高。 一个国家,一个群体, 如果地主财阀掌握的大部分实质性权力, 你不能指望他们做慈善, 那么社会也就必然垮塌。 中国历史上一旦形成地主财阀垄断权力, 河南省的一场水灾就足以摧毁整个社会。
因为按着市场规律办事,
河南遭遇水旱蝗虫一套灾难之后颗粒无收, 周边存粮的地主财阀必然太高粮价,囤积居奇,如果中央政府没能力救灾(有钱也没用,
地主粮价抬上天,半天就可以搜刮国库存钱), 那么没饭吃的灾民只好变成汤恩伯那样的土匪了。 这就是王朝末年水旱蝗汤的来由。
香港目前就是被地主财阀盘剥的寸草不生, 猪嘴废青的确没有未来。
当然,庆幸社会进步了,黄四郎也进步了, 不用派遣假麻子杀了县长全家,缴获三把万民伞。香港的黑社会还是很“文明地” 。 地主财阀搜刮百姓也依“法”而治, 只不过香港的“法” 是地主财阀家的师爷写的! 这一点黄四郎当年没学会。
这个时候,黄四郎还要站出来说:“请县长大人对鹅城百姓网开一面,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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