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损兵一半张国焘被迫北上乃是走投无路，众叛亲离， 而不是因为所谓的斯大林的圣旨与林育英这个钦差。 张国焘根本不鸟林育英。 双石铁流提供的证据确凿，无可否认。 铁流双石也证明张国焘北上路上就打定主意要去西北建立独立王国， 与他南下四川的目的基本相同。 张国焘被迫北上之后，毛泽东劝其去陕北而张国焘可以篡改北上为宁夏甘肃。
本文也证实张国焘阴奉阳违，指挥军队西征的时候，朱德，刘伯承，贺龙都先后去劝阻张国焘不要一意孤行。 所以，西征根本不是奉毛泽东的命令，也不是斯大林的命令， 而是张国焘自己要逃到西北建立独立王国。 张国焘西征不但违背毛泽东党中央的命令，还强迫共产国际修改物资口岸到5000里之外，荒无人烟的新疆。
西路军将士之死乃是张国焘军阀割据思想的受害者。西路军将士英勇牺牲值得尊重，但是借西路军将士的鲜血替张国焘翻案那是万万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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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铁流 双石：一腔酸腐气，满纸荒唐言——说说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的谬误]， 原文考证严格，证据链完整，所以较长。
张国焘走投无路，被迫北上是别无选择 东夫先生之所以不顾自相矛盾，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自己的主观臆断来解读或者回避这些史料，其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想为张国焘开脱历史罪责，同时往中共中央身上泼脏水。 事实上，张国焘并没有因林育英带来共产国际的消息而低头，反而是对林育英11月底的第一次来电，在12月18日的第一次回电中展现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派头，一方面大肆指责他所谓的“毛周路线”，另一方面处处都要端出他的“临时中央”，“我主力红军在党中央直接正确领导下，坚决向南进攻，”、“临时中央主张在最近时期召开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方面军在中央直接领异下尽力反对毛周路线。”、“望他们立即接受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毛周路线。并要求林彭聂李立即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发生经常关系，恢复红军的指挥统一。”[25]…… 林育英12月22日给张国焘的回电，语气仍然十分和缓，不但表达了要求党内团结的愿望，并提出了可组织各地中央局的办法。张国焘没有理由继续强硬下去，只能请出朱总司令来作为缓冲。[26]12月30日，朱德总司令署名致电“毛、彭、李、林、聂并转林育英同志：”，电报内容非常简短，表示希望双方互通情况。但从收报人的排名可以看出，这份电报还是经过张国焘之手的——由中央红军的指挥员转达电报，不与中共中央直接对话，还是不承认中共中央![27] 36年1月1日，毛泽东个人署名给朱德总司令回电，除通报各方情况外，还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1、“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连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在组织原则上，中共中央不会让步的;2、“国际除派林育英来外，又有阎红雁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塞维克化，全苏欧、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共产国际派来的并不仅是林育英一人，这就意味着，共产国际对陕北的中共中央，有着更多的信息沟通。[28] 此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又有过一次电报往来，张闻天一方面指出张国焘依据某些不实情报做出的错误判断，一方面重申了林育英电报中坚持组织原则的内容。而张国焘在此后的回电中，不但坚持自称“党中央”，而且还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共中央的北上“对川陕赤区的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29] 1月16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即表示共产国际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被后人指为是“矫旨”那份电报。这份电报很简短，除表示自己代表国际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外，仅仅再次表示自己负有沟通共产国际与陕北方面联系的职责。[30]而张国焘却更是不买账，回电的口气甚至更为嚣张： 育英兄： 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宣告？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盼立复。 焘 一月廿日[31] 看看张国焘这是个什么态度吧：首先对林育英的身份表示怀疑，接着宣示自己所谓“党中央”权威，然后威胁说自己有公开否认“假冒”之权，最后直接要求陕北“取消中央名义”——林育英的“矫旨”，张国焘何曾放在眼里! 在张国焘的这种强硬态度下，中共中央才于1月22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决定，向中央委员会内部公布政治局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上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1月23日，以朱德署名致张闻天的电报，提出了“党内急需统一，党的争论和组织问题，应由国际解决，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要，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这样解决组织关系的方案。[32]可以看出，这一方案是张国焘以朱德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其核心还是要在组织关系上与中央讨价还价，要求双方同时取消中央名义(张国焘1月20日电则是要陕北单方面取消中央名义)。结合张国焘的电报，可以看出张国焘在发出强硬电报时的色厉内荏。 1月24日，张闻天给朱德回电，表示“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33]——同意张国焘方面暂时直属国际代表团领导，与中共中央建立横向关系，但不同意陕北方面取消中共中央名义。 同日，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和朱德，告知“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34]，并重申张闻天电报中表达的组织意见。 东夫先生则将对林育英的这个电报做了偷梁换柱的解读，先将林育英电报的时间篡改为1月22日，然后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歪曲为“中央决定与张国焘最后摊牌，1936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斥张国焘此举‘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并将一直秘而不宣的‘俄界决议’在党内公布。同日张浩致电张国焘、朱德，称这一决定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将“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歪曲为“俄界会议决定”，企图营造出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强力压服的虚假画面。实际上，就在张国焘表示“服软”的1月27日电报中，他仍然在坚持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要求中共中央与他同时取消中央名义。这份电报东夫先生也是引用了的，怎么就不肯说出这一点来? 关于双方同时取消中央名义，中共中央从来就没有同意过。在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就再次明确了这一点。而张国焘仍在坚持以所谓的“党中央”名义向下发布各种文件，拒不承认中共中央。直到5月30日，张国焘还给林育英张闻天发电，坚持要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 直到6月6日，张国焘在所谓“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的报告中，才不得不取消他的“临时中央”，恢复一年前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军事指挥体制，同时却对下仍旧采取蒙骗手段，声称是自己与陕北方面同时取消了中央名义。而事实上，中共中央从来也没有同意过张国焘的这一方案，从来没有改称北方局，没有同意过“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 36年2月间，红四方面军制定《康道炉战役计划》，被迫向康北地区转移。张国焘的本意，还是坚持其南下战略，企图打击康定的敌李抱冰部，争取“扩大南下胜利”[35]。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该电除明确表示不同意张国焘要求陕北取消中央名义的内容外，对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行动的战略方针，给出了三个方向的建议：1、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此是上策；2、红四方面军在现地巩固发展，将苏区迫近岷江，“不失时机将主力跃入堡垒线外”，二、六军团在云贵川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相互呼应；3、红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金沙江，与红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配合，甚至转向云贵发展。[36] 接到电报的同一天，朱德张国焘组织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召开灵关会议，讨论这三个方案——实际上也是讨论《康道炉战役计划》是否继续执行。如果要继续执行，是否有必要明确战役目的?究竟是要“扩大南下胜利”，还是按党中央三个方案中的“上策”而作准备?讨论结果是：继续执行《康道炉战役计划》，但目的已不再是什么“继续扩大南下胜利”，而是要准备“会合红二、六军团继续北上”!不但与会的绝大多数人拥护中央提出的“上策”，就连张国焘本人，也不得不违心地对此方针表示同意。[37]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中的“灵关共识”。由此可见，当时红四方面军高层大多数人，都已在事实面前开始质疑和反对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主张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此后，徐陈等人就不断在各类军事计划等文件中，违背张国焘的意图，用各种方式表明“北进”的目标，向张国焘施加了很大压力，最终在战役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将张国焘原定的战役目标“决取康定”，转变为“相机取康定……以开通将来主力北进之路”。[38] 其实自南下失利以来，红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进退两难，处境日益恶劣，红四方面军内部怀疑张国焘南下方针的情绪就在日渐增长，加之朱德、刘伯承等人多方面的工作和影响，红四方面军高层领导人中，主张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包括张国焘所倚重的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的态度转变，直至明确反对张国焘的意见，这一切才是迫使张国焘不得不转变态度的最大压力。林育英带来共产国际支持中共中央的消息，只是促使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临时中央”、寻求北上出路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东夫先生对林育英、张闻天2月14日电报，则仅仅引用一句 “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对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战略方向的3个建议则只字不提。东夫先生的目的，是混淆中共中央所主张的北上，与张国焘所不断掺杂“私货”的北上之间，事实上存在着重大差别，以便继续为张国焘的历史错误寻找推脱的理由。 中共中央主张的北上，是北出陕甘与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把北上篡改为北出甘肃、青海，仍旧企图在更西边的地方继续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东夫先生在引用林育英4月1日给张国焘的电报时，为了往中共中央头上泼脏水，再一次对史料采用了断章取义、割裂文字的卑劣手法： 但延安方面突然改变了主意，4月1日张浩回电，表示“坚决不同意”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要他们继续留在云、贵；也不同意四方面军北上，称四方面军“已失去北出陕甘的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军事科学院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居然要四方面军再次南下！(东夫《改写历史的百丈战役》) 东夫所引用的这份电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中其实并没有收录，而且东夫在引用时，又刻意做了掐头去尾的手脚。这份电报的内容，原本是这样的： 甲、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乙、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丙、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勿使敌在打箭炉以南造成困难局面，失去南下机会，务乞考虑。 丁、一方面军已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目前阶段在山西造成根据地，正胜利前进。民众拥护如潮涌，近日扩红近万。[39] 此前的3月26日，随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的林育英曾经发来过一个电报，在通报了东征的战况及相关统战情况后，表达了希望红四方面军“向川陕甘三省之间及陕南行动为宜”的意见。[40]很显然，张国焘在3月26日以后4月1日以前，应有给林育英的一份回电，林育英4月1日的电报，就是回复张国焘这份电报的。结合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给朱德张国焘电报中提出的三个战略方向，很容易就可看出林育英的这份电报中心意思是什么，再从这份电报的具体文字上，更可以看出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显然是针对张国焘回电中的某些意见，而不是无中生有地突然“不同意四方面军北上”。 首先，红二、六军团若进入西康，目的只能是一个：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而不是为了和红四方面军一同留在西康!在战略上，西康是一块死地，红四方面军因张国焘的误导在这一地区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这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若红二、六军团也和红四方面军一样滞留在这一地区，对红军来说，后果必然更为严重。因此，林育英自然要反对红二、六军团被张国焘引入西康。 其次，在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三个战略方向建议中，红四方面军若不北上，红二、六军团原本就应该在云贵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形成相互呼应的局面，而不是进入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一起滞留在当地，所以林育英自然会认为红二、六军团在云贵件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这个正确的定义，显然也是针对“进入西康而不北上”而言的。 最后一点是最为关键的，也恰恰是东夫做了手脚的。该电报中的丙项，原文是“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勿使敌在打箭炉以南造成困难局面，失去南下机会，务乞考虑。”——原文表明了红四方面军“先机南出”的前提，即“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出陕甘机会”! 原文的意思非常明确：既然红四方面军已经失去了北上出陕甘的机会，那么就应该考虑先机南出，不要令敌人占领了打箭炉(即康定)以南造成红四方面军向南的困难局面。 原文中所言的“四方面军既失去出陕甘机会”，显然是根据张国焘的电报所述情况而言的。东夫先生对原文故意删去了一个“既”字，于是成了断章取义后的“已失去出陕甘机会”一句，电报的原意，就被他篡改成是中共中央对红四方面军态势的判断——东夫把林育英电报原文的意思，改成了“你们已经失去出陕甘的机会了”! 东夫先生歪曲历史的手法竟然是如此地卑劣! 南下不成就西进，总而言之躲起来——这就是张国焘路线 虽然张国焘表面上也不得不同意北上，他仍然在北上的决策和行动过程中，不断制造事端，一再阻挠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后来整编为红二方面军)北上与中央红军的会师，这一点在东夫的叙述中，就被完全掩盖了。 1936年6月25日～30日，红二、六军团陆续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3日，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就开始踏上共同北进的征途。 7月5日，红二、六军团依照朱德总司令依照党中央意图下达的命令，正式改编为红二方面军。[41] 而张国焘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两军共同北进的过程中，仍然一再地搞小动作制造事端，企图改变北进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大方向。 张国焘一直阻断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的直接电讯联络，还拒绝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取得直接电讯联络的要求;6月10日，张国焘改变“灵关共识”，致电陕北中共中央，告知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北进的目标是“向夏、洮西北行动”[42]。6月19日，中共中央回电，明确表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并详细阐明了理由。[43] 会师时，红六军团先到，张国焘就趁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和红二军团尚未到达之际，向红六军团散发诋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小册子，企图在部队中制造思想混乱;任弼时到达后，张国焘则告知任弼时，他是西北局，陕北是北方局，党中央职责由驻国际代表团行使，为任弼时所反驳;张国焘还向任弼时提出，要召开“两军高干联席会议”，以便“政治上首先一致”，亦为任弼时所拒绝。 两军开始联合北进后，张国焘就如同一年前在阿坝秘密派人调查从齐哈玛杜黄河西进青海的路线一样，又私下派人远到甘孜调查经德格进青海的路线，企图把部队拉向青海、新疆方向，但调查结果是“大部队走不通”…… 7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建议“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44] 7月27日，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8月5日，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局在求吉寺(当时称救济寺，就是一年前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地方)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又一次提出了西渡黄河去青海的方案，但被与会的大多数人否决。此后，张国焘还曾私下里再次向任弼时提出召开两军高干联席会议(这是张国焘惯用的手段)，再次被任弼时拒绝。 9月初，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南部，任弼时回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但任弼时一走，张国焘很快又大闹了一场。 这就是“甘南风波”。 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东夫意欲何为？ 9月中旬，中共中央提出宁夏战役计划，要求红二、四方面军提前与中央红军会师，三军联合攻取宁夏。9月16日，西北局在甘肃岷县召开会议(任弼时、贺龙等二方面军领导人没有到会)，讨论中央的宁夏战役部署。张国焘在会上再次反对北上，主张西渡黄河去青海、新疆，也再一次被包括陈昌浩在内的与会者集体否决。会议期间，张国焘还以个人辞职相要挟，也没有得逞。会后，张国焘虽然也在集体制定的《静会战役计划》上签了字，却于20日当晚独自赶往漳县前线(行前部署电台人员不许为朱总司令向中央发报!)，到漳县后，张国焘蛊惑、煽动没有参加西北局会议前线军事指挥人员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李特等人，推翻岷县会议决议，擅自调动部队向西开拔! 而且，张国焘这回是铁了心!朱德总司令突破封锁迭电劝阻不果，赶至漳县劝阻仍不果，红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来电劝阻还是不果，中共中央迭电再陈利害仍然不果。更有甚者，张国焘在电报中声称，若无中央明令(这时候他开始称陕北为中央了!)，部队将继续西进。而中共中央最后不得不直接下达命令反对西进，张国焘却置若罔闻! 直到9月27日，四方面军部队已过洮县，前方侦察表明，黄河对岸已大雪封山，无法渡河，徐向前等军事领导人在事实面前，也在洮县会议上改变意见，主张返回与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却仍一意孤行，坚持要西进，主张“绕道而行”(又要走一次草地!)，还特别用“打到迪化（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再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的远景，继续蛊惑四方面军的军事干部(看看张国焘的这番话，对比一下后来西路军的目的，就可看出中央为什么说西路军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影响了)。但这次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人，都不再支持张国焘，因为这次西进，造成部队情绪波动极大，甚至出现了整连人员离队的现象。所以，洮县会议上张国焘空前孤立，最后不得不再次放弃他的西进主张。[45]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再次重新北上，前后耽误了约两周时间。 这就是历史上称为“甘南风波”的事件。东夫先生为了营造张国焘一心一意北上的假象，对这段重要的历史事实，完全视而不见。 东夫先生还出于他自己的阴暗心理，煞有介事地编造了毫无根据的评判：“中央对四方面军北上是抱有戒心的。可以想象，如果让其集中到陕北，处理张国焘是有风险的。”这个结论显然就是以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逻辑来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不想会师的是张国焘而不是中共中央!共产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张国焘才是企图以枪指挥党，想靠军事实力来左右中央，结果是造成了红军的分裂，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依照东夫先生照搬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逻辑，张国焘本人怎么就能一下子从上海“空降”到鄂豫皖中央局，成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呢?能假党的名义在鄂豫皖和通南巴苏区大搞“肃反”?而后又不能一意孤行，而在包括徐向前、陈昌浩在内的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反对之下，被迫踏上再次北上之路呢?而包括徐向前在内的那些创建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干部，对张国焘来说有什么“风险”没有? 东夫先生无视红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武装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以他自己臆造出来的这个评判为前提，对历史事实做了大量歪曲，又一次做出了非常恶毒的暗示：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央有意损耗张国焘的军事实力，从而断送了西路军，才得以在延安开展批判张国焘。这其实是某些借口为西路军“正名”、实则诋毁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人，已经鼓噪了多年的陈词滥调。东夫先生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照抄那些人的谬论。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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