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一下羅思義竭力避免說出的那些內容老田 來源:激流1921
我們從新中國的發展經驗中間，可以拎出來兩種截然有別的狀況：一種狀況是低速經濟增長條件下的高度發展狀況，例如文革時段經濟增速不快(至少在GDP算法中間不如改革後);二是高度經濟增長條件下的低度發展甚至是負發展。通常，後一種情況下是伴隨着財富極度不平等狀況的成長，大多數人的境遇改善不多甚至是逆轉，這在日常經驗中間是很容易檢驗出來的。
羅思義先生在觀察者網站發表文章說，可以用人均預期壽命這個單一指標，來評價中國過去70年的成就，回擊西方對新中國的種種污衊。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人們的壽命長不長，與人們的生存境況改變有着極大關係，可以相當程度上地內化許多關鍵經濟和社會進步指標。 
【羅思義文章網址： https://www.guancha.cn/LuoSiYi/2019_09_30_519782.shtml】 很顯然，這個單一指標的全面應用和貫徹，就能夠得出一個中國70年時間段中間進步很大的結論，確實可以很好地回擊海內外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羅思義先生講過計算發現，在1960-2017年時段，“中國預期壽命增速高於世界上除中國以外的99.2%的人口”。 但是，這個單一指標的標識作用，挖掘到底的話，就會導致另外一個方面的極大尷尬：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指標的最快速提升時間段，卻位於1966-1976年間。如果明確指出這一點的話，肯定會帶來尖銳的認知衝突，國慶節前，《新華每日電訊》趕着發表了一篇文章——《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開始》(9月28日第六版)，按照這篇文章的說法：“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網址：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09/28/c_1210295881.htm】 恰好，在羅思義先生畫出的曲線圖中間，最陡峭的曲線段就位於文革十年的時間段——這是新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指標唯一一個進步最快時期。要是依據新華社文章進行認真檢驗的話，與從前和過後時段的數據一對比，“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體現在何處，曲線圖上就看不出來了。甚至，在羅先生這條很粗略的曲線圖上，還能夠看到文革後時段中國被印度逐步追上的長期趨勢。 從羅先生選擇的單一指標出發，中國最快速的成績進步，位於那個新華社認定“原本可以更好”的特殊時期。看起來，這個指標是一個讓國內精英階層感到無比尷尬和憋屈的指標，所以往往需要避免應用，結果，羅思義先生的學術創新，就有了領先同儕的相對深度。 羅思義先生在畫曲線圖時，儘量避免把曲線圖劃得很精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讀者過分清晰地看出各個時間段進步幅度的差別。這種安排，一方面說清楚一些事情，同時也避免了把事情說得過分清楚，他很好地把握了這個“度”。 如果不相信做學術真需要“精明的模糊”，那麼，我們可以沿着羅思義先生選定的單一指標，繼續推進該指標的標識作用——例如透過下述兩個曲線圖把分時段的趨勢清楚明白地完全呈現出來，那樣一來，就能夠清晰地看出問題嚴重在何處了。 
上左圖揭示出中國均預期壽命與世界平均數的相對關係，從1949年相當於世界平均數的73%起步，到1960年代中期達到83%左右，然後出現一個高速追趕時間段，到1976年已經相當於世界平均數的105%了。此後幾年時間，有些近乎慣性的微小進步，等到1984年前後改革全面發力，中國相對於世界人均壽命指標的增長趨勢，就陷入長期徘徊狀態了。 在相對世界平均數之外，從絕對數字的進步也可以看出很多問題。上右圖揭示出，中國和印度均從較低的人均預期壽命數字起步，初期都有一個快速增長的時間段，但是印度的預期壽命數字增長相對平穩，而中國則出現了一個很“陡峭”的時間段——由此造成從1966年開始的曲線圖上“兩極分化”現象，這期間中國的進步顯著領先於印度，然後在1976年前後獲得對印度的最大差距，接近於追平了歐洲1950年的平均數。 此後中國改革年代的經濟高速成長時段，在這個單一指標上表現反而被印度追近，差距在逐步縮小。如果繼續沿用單一指標給出解釋，顯然，中國在這個時段的進步落後於印度了，而且這個落後還是在經濟增長數字大幅度領先於印度的情況下發生的。如果真箇毫不隱晦地指出這一點，那顯然會背負“為文革辯護”的嫌疑，肯定會有官學兩界文人出來大罵“文革餘孽”的。 羅思義先生真的是相當的精明，這不僅體現在他的學術洞見方面，還體現在他高度的政治敏銳性方面。他一方面推薦他重視的單一指標，另一方面，羅先生又相當程度上避免了讀者過分清晰地了解單一指標進步的分時段狀況。他在很好地反駁洋人方面做得很多，但他竭力做到了避免反駁國內學界的精英們——他雖然肯定了前三十年的進步，但精明地避開了“文革政治地雷”。 羅思義在學術方面，並不缺乏起碼的辨識能力，他清晰地看到——到了1977年中國人均壽命已經上升了31歲，甚至還說了如果一個人執政下你能夠多活這麼長，顯然那人值得你尊重。但是，時期到此為此，羅思義先生馬上就浪子回頭了，他竭力避免把前後兩個時間段分開來進行比較，這樣就能夠在曲線圖中間，適當地淡化文革時段的分析價值，同時避免提及文革後中國進步不如印度和歐洲，反而選擇用70年總數進步去肯定全部時段。若非如此，他本人很可能被國內主流精英扣上“文革餘孽”的帽子，那麼他的文章也很難在網站上發出來了。 在羅先生繞路走的地方，我們把相關分析一路推進到底的話，倒是獲得了一個有趣的理論發現：在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如果用人均預期壽命指標進行標識的話)之間，甚至不存在正相關關係。人們經常說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不是一回事，但人們大多願意相信經濟增長總還是有助於發展的，只是程度不同罷了。如果人均預期壽命這個單一指標對發展的標識足夠有效的話，顯然，文革時段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夠顯著，那是以低度增長支持了高度發展的成效，這顯然獲得了第一個理論上的意外。而在文革後時段，中國高度增長的經濟數字，冠於全球，但是，人均預期壽命指標的進步速度反而長期一貫地低於印度，到2000年之後甚至還略低於歐洲的增速，僅僅略略追近了美國，這在另外一個方面揭示出高度增長與低度發展的共時關係，這就是第二個理論上的意外了。 以人均預期壽命去標識發展成就的話，後文革時段中國高度增長帶來的發展進步，不及印度，這才導致中國在這個單一指標方面的進展，逐步被印度拉近。甚至，如果人均預期壽命指標能夠“壟斷性”地標識發展成就，那麼，文革後時段的中國，該指標相對於世界平均數的發展趨勢則處於長期徘徊狀態，失去了曾經擁有的巨大領先趨勢。 看起來，我們從新中國的發展經驗中間，可以拎出來兩種截然有別的狀況：一種狀況是低速經濟增長條件下的高度發展狀況，例如文革時段經濟增速不快(至少在GDP算法中間不如改革後);二是高度經濟增長條件下的低度發展甚至是負發展。通常，後一種情況下是伴隨着財富極度不平等狀況的成長，大多數人的境遇改善不多甚至是逆轉，這在日常經驗中間是很容易檢驗出來的——例如各種福利市場化的後果就會導致GDP數字大幅上升的情況下多數人的貧困化或者相對貧困化。 從增長與發展的相互關係方面，我們可以假設一個“增長政策反動性”或者“增長政策進步性”指標，去匹配人均預期壽命指標與增長幅度的負(正)相關關係。以此而論，中國改開年代政策進步性，從定性角度看，會低於印度，自2000年開始低於歐洲，略好於美國。如果考慮同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幅度全面領先的事實，加上這個影響因子進行對照校核，由此給出相應的定量分析的話，顯然，中國的政策進步性很有可能低於滅國，同時會大大低於歐洲，還肯定要極大地低於印度。 顯然，任何經濟指標都不是“中性”的，羅思義先生選擇的這個單一指標用以標識發展水準，看起來對前三十年足夠友好，但是對於後四十年而言，就不是那麼回事了，這也許就是羅先生竭力避免進行分時段清晰表述的原因所在。在這裡，我們可以學到羅先生如何精明地做學術的經驗——一切學術成果想要獲得發表機會，首先在於要有預見性地避開政治地雷。謂予不信，老田這篇短文，在觀網就不見得能夠發出來。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日 ———————————————————— 不是我抄老田， 《中國人均預期壽命與毛澤東階躍》寫在2016年。用韓國作為比較， 中國60年代超過韓國， 90年代被韓國反超。 如今還落後於韓國。 復辟需要負面教育， 百姓並不珍惜
毛澤東時代的公費醫療和合作醫療， 失去了才知道珍貴，這是反覆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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