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讨论大跃进有没有饿死人的问题， 60年代饥荒普遍归罪于大跃进，掩盖了三自一包导致抗灾能力下降，粮食减产的真相。 因为犬儒们裱糊历史，给人形成了一种印象，三个和尚没水吃，农村只要分田单干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农村60年代分田单干导致饿死人， 80年代甚至现在分田单干也是会饿死人的。 当然现在国家有中天补贴和社保。 如今的三农问题到底是哪里来的？

刚刚看到一篇报道说几年中国苹果丰收，但是价格降低10倍， 资本炒作导致丰收年果农反而收入下降破产，城里百姓依然高价吃苹果。

农业是天生需要合作的行业。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都是沿河的农业区， 就是因为分工合作的需要促进了社会管理。

下边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曾经辉煌的存在分田单干之后变成了老大难，摔碎的鸡蛋是很难再缝补起来的， 债台高筑破产的村子， 不得已找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的包工头回村当书记。 黑社会当村长是农村很普遍的现象，多数黑社会村长会不会鱼肉乡里大家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 当然，也别把黑社会想的太坏， 蹲过监狱的包工头被弄回去当书记，第一项后果就是导致两项上千万的工程违约，包工头自掏腰包赔偿的违约金就数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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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川：债台高筑的村庄，找来一“混混”当书记

下面我们以X村村书记为例，具体分析在基层推行改革的过程中，X村的“先行先试”何以在村书记的带领下成为可能。

一、债台高筑的村庄

X村也曾有过辉煌，特别是第一任书记领导的时候。时值20世纪60年代，X大队的粮、棉、油产量占E城的1/16。当E城工人只拿几分钱工资的时候，X大队农民的收入已达1.8元甚至2元多，翻了E城工人的10番。X村那时的村级企业算是最多的，砖厂、化肥厂、农机厂、服装厂都有。

然而，X村的经济从1982年分田到户之后就开始滑坡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村级组织丢失了党员、丢失了群众，人心都散了”，徐书记说。

90年代开始欠的债，截至2008年，共形成债务400万，到现在每年都在偿还。村集体债务的形成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村级企业垮了，“全都倒干净了”，债务由村集体里背负着。厂房有的推倒做了农民的房子。

其二，村集体举债垫缴农民所欠税费、支付政策配套费。

据徐书记介绍，之前要收税费，农民一年种到头本来就没有什么收入，农村的福利待遇什么都没有，农民还要从口袋里拿钱出来交。农民哪有钱交？不交，政府就派人到家里去拆农民的房子、封农民的门、拿农民的粮食，农民都没办法生存了。那时的村干部怎么办？不得不执行国家政策，不得不去抢，不得不去拆，不得不去封，造成干群关系非常紧张，上下级关系也非常紧张。村里要做什么事，农民说“我不跟你干”，根本就不理村干部。

再加上村里在落实国家政策的时候，国家的相关配套没有跟上来。市里从省里套来的项目资金，用到X村的顶多只有十分之一。从上面套了一个亿回来，顶多给X村1000万，其他的钱做其他的建设去了，这个资金就变成了“打捆资金”（与“专款专用”相悖）。

上面落实一个项目需要配套100万的话，市里配套30万，区里配套20万，镇里要配套10万，总共加起来得160万。市里没钱配套，区里就不可能配套，镇里更不可能配套。100万，市里先拿20万吧，自己用了再说，80万让村书记去做，等把事做好——算区里的政绩。区里说，市政府拿了，区也拿10万，剩70万村书记去做，还要求村书记做好——镇里怎么办，镇里不敢多拿，拿5万，65万给村里，让村书记去做。用65万来做160万的事，还要做好，这做得了吗？到农村来怎么办？村里又不能不做，而且还得做好，只有举债，到处借钱。

党员不敢说话，村干部不敢做事，还发生过农民动手打组长的事情。组长一年工资500元，年底村集体没钱发工资，只有打欠条。村部设在一间地下室，没有一张四个脚的办公桌，只有用几张桌子拼起来办公，因为任何一张桌子独立使用都是站不住的。

到2007年年底，徐书记的上一届没办法支撑了。因为债务，他们从每一年腊月二十三开始消失了，不敢回村里来了，也不敢回家里去，躲到远一点的亲戚家去，躲到大年三十晚上十二点过了之后再回去。这个时候还有人在家等着他。

二、徐书记上台

徐书记对这个村庄很熟悉，他从小在这里长大。X村给了他一份很深的感情。和他同龄的，他基本都认识。在外面闯荡一番后，4000人中他最多认得800人，其他人他一个都不认识，很多人也不认识他。

到现在，村集体还欠着徐书记十几万块钱。因为徐书记是做公路工程的，比较有钱，所以借了不少钱给村集体。他说他妻子极力反对他回来。他回来是因为“政府干了一个荒唐的事”。

2008年他在H省的省会城市，他比较好的一个朋友在家乡的乡镇政府当副书记，打电话给他，叫他回来一下说有事，他说“啥事？”，这个朋友说“关于你的事”，他说“关于我什么事”，这个朋友说“回来我就告诉你”。

上一任书记跟他关系非常好，十个人几百块钱也是要他给，他从省会城市赶回来拿钱去赎这个书记的事他都干过——这个书记差别人钱，别人把这个书记逮到了，腊月二十几差不多要过年了不要这个书记回家，要这个书记给钱。晚上乡镇副书记打电话，是叫他去取这个书记。徐书记说，这不能斗狠，欠债还钱是应该的。

这次又遇到类似情况，他还以为是要还钱给他，还兴高采烈地开车回来去办公室。地下室围着坐了一圈人，政府工作组组长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在那里。他去了之后，政府先把一个任命他为村书记的文件宣读了，再来做他的思想工作。村里的老书记也做他的工作，说“X村这么大一个村，搞成这么个样子，让人寒心”。

先前什么话都不说，仅仅与乡镇干部在几个月之前吃了一次饭谈兄弟感情。这次，他稀里糊涂地回来。宣布的时候，他还有三个工程在手，都在省会城市下辖的区里，三个项目加起来2000多万，他怎么走得了。他当场对政府的人说：“你简直是开玩笑，瞎搞！”徐书记说，他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为什么选他回来当书记。

他2008年回村就任前在手的三个工程，其中一个刚好做完，一个工程做了一半，最后由于徐书记的就任，被甲方终止了合同，当年年底结账时扣了423000元的违约金。政府还派人去帮他说情，但省会的甲方根本不卖账。还有一个工程做了一大半，只有转给别人做了。对于工程损失，政府根本不补钱。他说，有天晚上下很大的雨，他开车去政府开会，一撞撞了两个人，在医院里赔了27万元。其中一个女的，住到特护病房里，住了一个月零三天，一天就是4000多元，钱也都是他自己出的。

徐书记在对自己就任过程的叙述中，透露出一种勉为其难、强顶上去的意味。他本人表示自己的上台是“稀里糊涂”的，甚至有些抱怨政府不为自己在工程上的损失负责。但乡镇农办主任说，其实徐自己是有这个意向的。

徐书记上台之后，可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做了不少的事。

（1）借债还债

2008年徐书记回村就任，把债务截断，一律不算利息。债权人中私人占大头，银行还不足1万元，其他300多万都是向农民借的。徐书记向笔者生动地描述了向农民借钱的过程：

“我当书记，你有单位你有钱吧，行行，上面逼我逼得没办法，借我点钱借1万，最后农民也借5千、借1万，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你把你的钱给我，我2分、3分甚至5分的利息给你。”

徐书记认为，上级政府逼他交钱也是“双规”：规定时间、规定任务，要交清楚，不交不行。至于以后的债务，没人考虑，也没人能考虑。

（2）兑现工资，并提供安全庇护，维护党员干部的权威

徐书记认为，人都有个私心，只有在有一定的经济保障、安全庇护的前提下，干部才会踏实做事。从2008年他任书记起，他承诺兑现村干部的工资。并且他在全村党员会、党小组长、组长会上对村干部说：

“你们这些人在全村范围内乃至在村外，为了工作，为了集体利益，我给你们一句承诺，你们身上全都贴了金子了，没人敢惹你们，谁要是敢动手打你们的话，那就等于是打了我，你让他试一试。这句话你可以带下去。”

有了徐书记这句话，党员不敢说话、村干部不敢做事的局面，有了很大改观。

此外，徐书记对党员干部说：

“能够为老百姓做的事一定要做到，在原则范围内承诺老百姓的事一定要算数。以年度为单位，不能跨年度，年内承诺的事，就算砸锅卖铁，也要年内兑现。你向村民承诺的事，兑现不了我给你兑现，因为我不能让你三十晚上不能回去过年啊。”

徐书记认为党员要管好，谁都可以丢，党员不能丢。党员带头作用一定要体现，支部一定要维护他们在群众中的权威。

（3）招商引资，兴建社区

X村现在引进的项目有某某牧业、某某生态园、某某绿生园、某某养殖、某大学水稻种子实验基地等。另外，拟落户的还有E市林业局私人创办的花卉苗木种植基地、生物研究基地、红虫养殖基地等。徐书记负责项目申报，操管全盘，内外兼顾。在内部财务方面，有一个报账员负责财务收支。财政所管村集体的账，即“村账镇管”，因此不需要会计这一职位。村里主要的事务，只要不是特别重大，都由村委会主任来管。总之，村内事务用不着徐书记面面俱到地管。

在选择项目落户方面，徐书记有一条原则：“搞集体也好，搞企业也好，搞公司也好，不要跟村里捆绑，村里不承担风险”。他认为，在某某牧业的兴办中，村集体承担的是零风险。某某牧业每个项目落户X村的时候，徐书记都要考虑：土地的规模有多大，土地的规模是否足以抵挡十年、二十年的风险。若能抵挡，这个风险他愿意承担，因为公司投入的资产远远超过他投入十年、二十年的费用，他用一年来换这二十年；当对方不履行合同的时候，他将迅速与对方中止合同。

徐书记还有坚持另外一条原则：“你指望谁也不要指望政府，打铁还需自己硬”。以前的书记会求助乡政府，乡政府就一句话：“你去搞，你去搞，搞出了纰漏我来”。对此，徐书记非常不满：“你XX敢搞出纰漏吗？”

为新社区建设，国家投入了1000万，村集体投入700多万，村民散户投入了差不多2000万。一期指标交易加上村集体的资金，可以解决二期投资的一大半资金，剩下的农民自筹。农民不可能一分钱不出，有一个差价补贴。新社区二期建设是招标过来的，徐书记还要投入7800万。据徐书记估计，村集体现在可以投入1000多万，包括村集体的经营所得、土地指标交易。

对于X村拆迁腾地整理出来的指标，徐书记说：

“市里承诺谁都不买也要买我的，我的卖不出去，市里给钱，按照16万的价格，他只要拿我第一期的指标200多亩去交易就可以了。要全部指标卖出去，那要几个亿，市也买不了，我不做那么大指望。”

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承诺，可以承担这个风险，并且“有一个会议纪要，他不敢说话不算数。”此外，“上访”也成为可以利用来约制上级失信的手段：

“如果说话不算数，行，‘农民工，市政府去市政府去’，挺简单个事，把会议纪要一个人复印一份拿到市政府去，不行就拿到省政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