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討論大躍進有沒有餓死人的問題， 60年代饑荒普遍歸罪於大躍進，掩蓋了三自一包導致抗災能力下降，糧食減產的真相。 因為犬儒們裱糊歷史，給人形成了一種印象，三個和尚沒水吃，農村只要分田單幹就萬事大吉了。  其實農村60年代分田單幹導致餓死人， 80年代甚至現在分田單幹也是會餓死人的。 當然現在國家有中天補貼和社保。 如今的三農問題到底是哪裡來的？

剛剛看到一篇報道說幾年中國蘋果豐收，但是價格降低10倍， 資本炒作導致豐收年果農反而收入下降破產，城裡百姓依然高價吃蘋果。

農業是天生需要合作的行業。 世界文明的發源地都是沿河的農業區， 就是因為分工合作的需要促進了社會管理。

下邊這個故事講的就是曾經輝煌的存在分田單幹之後變成了老大難，摔碎的雞蛋是很難再縫補起來的， 債台高築破產的村子， 不得已找一個有黑社會背景的包工頭回村當書記。 黑社會當村長是農村很普遍的現象，多數黑社會村長會不會魚肉鄉里大家可以展開想象的翅膀， 當然，也別把黑社會想的太壞， 蹲過監獄的包工頭被弄回去當書記，第一項後果就是導致兩項上千萬的工程違約，包工頭自掏腰包賠償的違約金就數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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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川：債台高築的村莊，找來一“混混”當書記

下面我們以X村村書記為例，具體分析在基層推行改革的過程中，X村的“先行先試”何以在村書記的帶領下成為可能。

一、債台高築的村莊

X村也曾有過輝煌，特別是第一任書記領導的時候。時值20世紀60年代，X大隊的糧、棉、油產量占E城的1/16。當E城工人只拿幾分錢工資的時候，X大隊農民的收入已達1.8元甚至2元多，翻了E城工人的10番。X村那時的村級企業算是最多的，磚廠、化肥廠、農機廠、服裝廠都有。

然而，X村的經濟從1982年分田到戶之後就開始滑坡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村級組織丟失了黨員、丟失了群眾，人心都散了”，徐書記說。

90年代開始欠的債，截至2008年，共形成債務400萬，到現在每年都在償還。村集體債務的形成來自兩個方面：

其一，村級企業垮了，“全都倒乾淨了”，債務由村集體裡背負着。廠房有的推倒做了農民的房子。

其二，村集體舉債墊繳農民所欠稅費、支付政策配套費。

據徐書記介紹，之前要收稅費，農民一年種到頭本來就沒有什麼收入，農村的福利待遇什麼都沒有，農民還要從口袋裡拿錢出來交。農民哪有錢交？不交，政府就派人到家裡去拆農民的房子、封農民的門、拿農民的糧食，農民都沒辦法生存了。那時的村幹部怎麼辦？不得不執行國家政策，不得不去搶，不得不去拆，不得不去封，造成幹群關係非常緊張，上下級關係也非常緊張。村里要做什麼事，農民說“我不跟你干”，根本就不理村幹部。

再加上村里在落實國家政策的時候，國家的相關配套沒有跟上來。市里從省里套來的項目資金，用到X村的頂多只有十分之一。從上面套了一個億回來，頂多給X村1000萬，其他的錢做其他的建設去了，這個資金就變成了“打捆資金”（與“專款專用”相悖）。

上面落實一個項目需要配套100萬的話，市里配套30萬，區里配套20萬，鎮裡要配套10萬，總共加起來得160萬。市里沒錢配套，區里就不可能配套，鎮裡更不可能配套。100萬，市里先拿20萬吧，自己用了再說，80萬讓村書記去做，等把事做好——算區裡的政績。區里說，市政府拿了，區也拿10萬，剩70萬村書記去做，還要求村書記做好——鎮裡怎麼辦，鎮裡不敢多拿，拿5萬，65萬給村里，讓村書記去做。用65萬來做160萬的事，還要做好，這做得了嗎？到農村來怎麼辦？村里又不能不做，而且還得做好，只有舉債，到處借錢。

黨員不敢說話，村幹部不敢做事，還發生過農民動手打組長的事情。組長一年工資500元，年底村集體沒錢發工資，只有打欠條。村部設在一間地下室，沒有一張四個腳的辦公桌，只有用幾張桌子拼起來辦公，因為任何一張桌子獨立使用都是站不住的。

到2007年年底，徐書記的上一屆沒辦法支撐了。因為債務，他們從每一年臘月二十三開始消失了，不敢回村里來了，也不敢回家裡去，躲到遠一點的親戚家去，躲到大年三十晚上十二點過了之後再回去。這個時候還有人在家等着他。

二、徐書記上台

徐書記對這個村莊很熟悉，他從小在這裡長大。X村給了他一份很深的感情。和他同齡的，他基本都認識。在外面闖蕩一番後，4000人中他最多認得800人，其他人他一個都不認識，很多人也不認識他。

到現在，村集體還欠着徐書記十幾萬塊錢。因為徐書記是做公路工程的，比較有錢，所以借了不少錢給村集體。他說他妻子極力反對他回來。他回來是因為“政府幹了一個荒唐的事”。

2008年他在H省的省會城市，他比較好的一個朋友在家鄉的鄉鎮政府當副書記，打電話給他，叫他回來一下說有事，他說“啥事？”，這個朋友說“關於你的事”，他說“關於我什麼事”，這個朋友說“回來我就告訴你”。

上一任書記跟他關係非常好，十個人幾百塊錢也是要他給，他從省會城市趕回來拿錢去贖這個書記的事他都幹過——這個書記差別人錢，別人把這個書記逮到了，臘月二十幾差不多要過年了不要這個書記回家，要這個書記給錢。晚上鄉鎮副書記打電話，是叫他去取這個書記。徐書記說，這不能鬥狠，欠債還錢是應該的。

這次又遇到類似情況，他還以為是要還錢給他，還興高采烈地開車回來去辦公室。地下室圍着坐了一圈人，政府工作組組長還有一些政府官員在那裡。他去了之後，政府先把一個任命他為村書記的文件宣讀了，再來做他的思想工作。村裡的老書記也做他的工作，說“X村這麼大一個村，搞成這麼個樣子，讓人寒心”。

先前什麼話都不說，僅僅與鄉鎮幹部在幾個月之前吃了一次飯談兄弟感情。這次，他稀里糊塗地回來。宣布的時候，他還有三個工程在手，都在省會城市下轄的區里，三個項目加起來2000多萬，他怎麼走得了。他當場對政府的人說：“你簡直是開玩笑，瞎搞！”徐書記說，他到現在都沒有搞明白為什麼選他回來當書記。

他2008年回村就任前在手的三個工程，其中一個剛好做完，一個工程做了一半，最後由於徐書記的就任，被甲方終止了合同，當年年底結賬時扣了423000元的違約金。政府還派人去幫他說情，但省會的甲方根本不賣賬。還有一個工程做了一大半，只有轉給別人做了。對於工程損失，政府根本不補錢。他說，有天晚上下很大的雨，他開車去政府開會，一撞撞了兩個人，在醫院裡賠了27萬元。其中一個女的，住到特護病房裡，住了一個月零三天，一天就是4000多元，錢也都是他自己出的。

徐書記在對自己就任過程的敘述中，透露出一種勉為其難、強頂上去的意味。他本人表示自己的上台是“稀里糊塗”的，甚至有些抱怨政府不為自己在工程上的損失負責。但鄉鎮農辦主任說，其實徐自己是有這個意向的。

徐書記上台之後，可謂“新官上任三把火”，做了不少的事。

（1）借債還債

2008年徐書記回村就任，把債務截斷，一律不算利息。債權人中私人占大頭，銀行還不足1萬元，其他300多萬都是向農民借的。徐書記向筆者生動地描述了向農民借錢的過程：

“我當書記，你有單位你有錢吧，行行，上面逼我逼得沒辦法，借我點錢借1萬，最後農民也借5千、借1萬，這是一種辦法；第二種辦法：你把你的錢給我，我2分、3分甚至5分的利息給你。”

徐書記認為，上級政府逼他交錢也是“雙規”：規定時間、規定任務，要交清楚，不交不行。至於以後的債務，沒人考慮，也沒人能考慮。

（2）兌現工資，並提供安全庇護，維護黨員幹部的權威

徐書記認為，人都有個私心，只有在有一定的經濟保障、安全庇護的前提下，幹部才會踏實做事。從2008年他任書記起，他承諾兌現村幹部的工資。並且他在全村黨員會、黨小組長、組長會上對村幹部說：

“你們這些人在全村範圍內乃至在村外，為了工作，為了集體利益，我給你們一句承諾，你們身上全都貼了金子了，沒人敢惹你們，誰要是敢動手打你們的話，那就等於是打了我，你讓他試一試。這句話你可以帶下去。”

有了徐書記這句話，黨員不敢說話、村幹部不敢做事的局面，有了很大改觀。

此外，徐書記對黨員幹部說：

“能夠為老百姓做的事一定要做到，在原則範圍內承諾老百姓的事一定要算數。以年度為單位，不能跨年度，年內承諾的事，就算砸鍋賣鐵，也要年內兌現。你向村民承諾的事，兌現不了我給你兌現，因為我不能讓你三十晚上不能回去過年啊。”

徐書記認為黨員要管好，誰都可以丟，黨員不能丟。黨員帶頭作用一定要體現，支部一定要維護他們在群眾中的權威。

（3）招商引資，興建社區

X村現在引進的項目有某某牧業、某某生態園、某某綠生園、某某養殖、某大學水稻種子實驗基地等。另外，擬落戶的還有E市林業局私人創辦的花卉苗木種植基地、生物研究基地、紅蟲養殖基地等。徐書記負責項目申報，操管全盤，內外兼顧。在內部財務方面，有一個報賬員負責財務收支。財政所管村集體的賬，即“村賬鎮管”，因此不需要會計這一職位。村里主要的事務，只要不是特別重大，都由村委會主任來管。總之，村內事務用不着徐書記面面俱到地管。

在選擇項目落戶方面，徐書記有一條原則：“搞集體也好，搞企業也好，搞公司也好，不要跟村里捆綁，村里不承擔風險”。他認為，在某某牧業的興辦中，村集體承擔的是零風險。某某牧業每個項目落戶X村的時候，徐書記都要考慮：土地的規模有多大，土地的規模是否足以抵擋十年、二十年的風險。若能抵擋，這個風險他願意承擔，因為公司投入的資產遠遠超過他投入十年、二十年的費用，他用一年來換這二十年；當對方不履行合同的時候，他將迅速與對方中止合同。

徐書記還有堅持另外一條原則：“你指望誰也不要指望政府，打鐵還需自己硬”。以前的書記會求助鄉政府，鄉政府就一句話：“你去搞，你去搞，搞出了紕漏我來”。對此，徐書記非常不滿：“你XX敢搞出紕漏嗎？”

為新社區建設，國家投入了1000萬，村集體投入700多萬，村民散戶投入了差不多2000萬。一期指標交易加上村集體的資金，可以解決二期投資的一大半資金，剩下的農民自籌。農民不可能一分錢不出，有一個差價補貼。新社區二期建設是招標過來的，徐書記還要投入7800萬。據徐書記估計，村集體現在可以投入1000多萬，包括村集體的經營所得、土地指標交易。

對於X村拆遷騰地整理出來的指標，徐書記說：

“市里承諾誰都不買也要買我的，我的賣不出去，市里給錢，按照16萬的價格，他只要拿我第一期的指標200多畝去交易就可以了。要全部指標賣出去，那要幾個億，市也買不了，我不做那麼大指望。”

市委書記和市長都承諾，可以承擔這個風險，並且“有一個會議紀要，他不敢說話不算數。”此外，“上訪”也成為可以利用來約制上級失信的手段：

“如果說話不算數，行，‘農民工，市政府去市政府去’，挺簡單個事，把會議紀要一個人複印一份拿到市政府去，不行就拿到省政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