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并不同意文中的很多观点， 比如开篇就说“美国式的腐败导致美国普通民众强烈反对”其实导致美国从颠峰不断坠落的头号罪魁并非腐败， 而是合法腐败， 也就是那些合法的抢劫行为， 外加垄断。单一因素不足以伤害美国的经济地位， 因为美国对外输出危机的各种手段无以伦比， 军事抢劫， 金融洗劫，政治勒索，精神蛊惑，等等，满手的好牌美国根本没有同等级的竞争对手。 仅仅是合法腐败也搞不垮美国， 但是齐全的合法腐败再加上垄断，美国想不坠落就很难了。哪里会像中国乌克兰一样战战兢兢稍不小心就万劫不复。 好在共产党就是在每天都可能彻底灭亡的环境下长大的， 土共高层很有点塔釜。

  以美国军工为例， 一架飞机要20亿， 一艘驱逐舰要70亿， 乖乖， 美国军费再多也玩不起， 但是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都是军火公司出身， 我身边就有一位（锁头马丁公司的前工程师）。 基础建设就更不用说了， 屁大一点项目都是天价，什么高铁呀，地铁， 遇到地主全部歇菜。  飞机好一些吧， 反正地主很多，天主太忙看不上那一点小钱。

全面讨论美国合法腐败需要很多篇幅， 这篇文章其实也都是讲的美国合法腐败， 因为作者罗列的这些敛财贪婪的事例基本都属于合法的， 按美国法律根本不算违法。 并且，即便违法， 美国类似罪犯贸易市场的司法律师系统也可以让他变成合法。 敛财数亿之后什么律师请不到？ 当然不是律师牛，而是法官都是律师出身，谁不懂啊。 按美国的窜供方式能把贪污犯送进监狱？ 除非他没贪污到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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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峰：美国式的腐败近乎疯狂

           
美国式的腐败导致美国普通民众强烈反对，但实际控制美国的资本大佬的目标是建立“世界政府”，最终实现“99%的世界民众只拥有1%的世界财富，而1%的美国资本大佬却要强行占有99%的世界财富”的目标。现在，美国资本大佬实现建立“世界政府”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因此，美国资本大佬已经疯狂，采取多种措施，围堵中国和俄罗斯，困死中国和俄罗斯，最终实现建立“世界政府”的目标，疯狂的从世界民众身上吸血。

本文专门研究美国式的腐败，没有为别的国家、地区和组织的腐败进行掩饰的任何目的。

有人说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典范，没有腐败。其实，这是个误区，是美国用所谓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欺骗世人造成的结果。只要你全面深入的研究美国，就会发现美国式的腐败是非常疯狂的，已经成为美国式民主坠入深渊的夺命杀手。

关于腐败，不同的人可能给出不同的定义。好搜百科对腐败的定义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腐败的定义是：“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迈克尔•约翰逊采用广义的腐败定义，认为腐败是指对公共角色或资源的滥用，或公私部门对政治影响力量的不合法的使用形式。迈克尔•约翰逊(引自Elliott，1997)根据政治和经济机会的不均等性将腐败现象划分为4种类型：1、利益集团竞争型腐败：利益集团凭借各种经济资源(竞选捐款、其他的各种礼物、公然的贿赂)来寻求其对社会的影响，如美国、英国、德国等。2、精英统治型腐败：他们控制着经济机会以此获利，操纵着政治机会(有价值的稀缺商品)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报答。在某些国家中，政治人物、官僚以及整个政府机构都在进行经商活动或成为企业的合伙者，如日本、韩国等。3、半施舍型腐败：精英们不仅政治的参与性较大，而且还可在激烈竞争和相对稀少的经济机会中寻求权力。掌握权力的不仅有政治组织，而且还有更为邪恶的集团，如意大利和俄罗斯的“黑手党”，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也包括中国各地的“走私集团”与海关官员的内外勾结。4、施舍机器型腐败：利用施舍组织控制政治竞争，控制政府，攫取经济利益。第二种和第三种腐败常处于控制之外，同时为黑手党利益和政治精英服务，威胁到政治的稳定，导致道德衰败、社会不满、政治分离。

一、美国式的腐败

美国式的腐败以利益集团竞争型腐败为主要形式，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普通的腐败。

（一）普通的腐败。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腐败，指利用公权力谋取私人利益。1868年到1871年，美国前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威廉特威德任坦慕尼协会老板时，纽约市腐败达到了顶峰。据不完全统计，他直接或间接盗取国库的金额不少于3000万美元(按1870年美元价格计算)，甚至高达二亿美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通往司法公正的道路被金钱和权力堵塞，政治机器影响并操纵着各州和地方法官的选派过程，并把持着法官席位的任命权。于是，许多法官纷纷沦为政治机器的帮凶或傀儡，而不再是司法公正的代言人。由坦慕尼协会老板特威德挑选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就是多次司法腐败案件的主谋之一。在其包庇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被减刑或赦免。此外，工商业巨贾通过行贿立法者、法官和陪审团干涉判案过程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彭德尔顿法》，确立了一套以功绩制为核心的文官选拔和奖惩机制，打破了政治机器垄断职位任命权的局面，从而重挫了分赃交易者的嚣张气焰。此后，为保证政府廉洁、防止金钱对选举的渗透和腐蚀，国会相继通过了一系列与抑制腐败密切相关的法律，比如禁止公司向联邦公职候选人捐款的法律(1907年)、竞选经费公开法(1910年)、联邦反腐败行为法(1925年)和禁止联邦文官参与政党活动的哈奇法(1939年)等。这些法律反映出廉洁而高效的政府应遵循的三个原则，即高度透明性、强烈的责任感、权力限制。随着美国对政府道德标准的不断修订，其所谓“现代公共道德管理体系”亦开始逐步走向成熟。

各种反腐败法律的制定，对于腐败的打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完全消灭。

2007年9月8日美国工人日报道，美国新泽西州特伦敦检察长办公室9月6日宣布，联邦调查局端掉了当年全美最大的贪污腐败案。包括两名市长和两名州议员在内的11名政府公务员涉嫌公开索贿，这些涉案官员面临着罚金20万美元和监禁20年的严厉处罚。

人民日报社《环球人物》杂志（2009年第5期）《美军500亿贪腐窝案》一文报道，负责伊拉克重建工程的美国陆军后备役上校科蒂斯•G•怀特福德，与承包商串通一气，贪污了500亿美元。除此之外，尚有1000多亿美元的伊拉克战后重建资金不知所终。

2009年2月13日，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庭。当美国陆军后备役上校科蒂斯•G•怀特福德步入被告席时，记者们竞相按下相机的快门，因为此人正是涉嫌挥霍500亿美元伊拉克战后重建资金的元凶，身负1项“阴谋罪”、1项“受贿罪”和11项“诈骗罪”的指控。他甚至被伊拉克、欧洲和美国媒体称为“超级硕鼠”。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1月上任时仍然持有与国防和生物科技相关的私人公司的大量股票。其中包括吉利德科学公司的大量股票，该公司拥有克流感专利权。2005年7月，五角大楼购买了价值5800万美元的克流感，几个月后，卫生部宣布，要订购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克流感。如此官商不分，让人叹为观止。2006年，拉姆斯菲尔德宣布辞职前三周，布什签署了国防授权法，该法规定遭遇公共健康急难，总统可调用军队实施隔离检疫并确保疫苗供应。这对吉利德等制药业是大好消息，短短五个月，其股价上涨了24%。2001年1月，吉利德公司的这支股票大约7.45美元，拉姆斯菲尔德卸任时，这支股票每股价值67.6美元，一共上涨了8.07倍，拉姆斯菲尔德单单从这支股票身上获利就达4000万美元左右。

（二）选举捐款。这是利益竞争型腐败的一种，就是在总统和国会议员、州市长和议员选举时，利用政治捐款，选出能够最大限度实现自己和公司、机构利益目标的总统和议员，一次达成目标，最少可管用一个任期。

美国号称是世界最民主的国家，总统和国会议员、各州州长和议员的选举都是一人一票。表面看，美国的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是一人一票进行的。但面对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十多个总统候选人、500多个美国国会议员位子的众多候选人，还有数量非常庞大的州、市长候选人，州、市议会议员，普通民众怎么去选择？于是，每到大选年，众多的候选人，要到全国、全州、全市民众中进行选举造势，要利用电视、报纸等众多媒体宣传造势拉票。要参加众多的候选人辩论，用以展示自己的执政纲领。这一切的竞选活动都需要金钱。金钱，成为影响选民选择趋向的最最重要的影响力量。

美国法律允许候选人向社会募款，用以展开候选人的竞选宣传活动。早期，美国法律对竞选捐款有过严格的规定。美国的总统选举在捐款问题上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美国国会在1972年和1974年修改了《联邦竞选法》，对筹款数额实施进一步限制。每位捐款人最多只能向每位候选人捐款一千美元，候选人向自己捐款也是如此。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以及2014年对“麦卡钦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进行审判，因两起诉讼案都得到了最高法院五名共和党法官的支持形成判决。这两起判决历史性地允许美国政治和司法活动无限制地接受秘密资金（包括境外资金）。从此以后，美国总统和议会选举的秘密捐款逐年增加。据美国权威机构统计，在美国，竞选国家公职官员费用呈几何级数上升，1860年林肯竞选美国总统花费仅10万美元。这种花费到1980年达10亿美元，2008年猛升到24亿美元。美国参议员的平均竞选费用目前也达500万美元以上。美国大选的费用到了2012年就一下猛增到60亿美元。据美国有关机构预测，2016年的美国大选费用，可能要达到100亿美元。

（三）院外游说。这是利益竞争型腐败的另一种形式，如果说选举捐款是“一锤子买卖”，“捐”成一个总统或议员，可以让总统或议员为自己公司谋利最少一个任期，那么，院外游说则可以是“细水长流式”的买卖。就是每日每时利用金钱收买总统或议员为自己的公司谋取利益。

在美国，从建国开始，就允许公民和公司、机构对总统或国会议员进行游说，以此来影响总统或国会议员对国家政策和法律的选择、建立和修改，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美国，院外游说，被称之为体察“民意。”但从实际情况看，有能力通过游说影响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大多是金钱充裕的大公司，一般民众不可能通过游说来影响总统或国会议员，因此，所谓体察“民意”，并不是真正的民意，而是金钱的意愿，简称“金意。”

根据美国《国家》(The Nation)杂志报道，华盛顿现有注册说客12281人;另据分析人士说，实际上美国从事说客工作的人或多达10万之众，这一产业的年收入高达90亿美元。位于白宫北面和和国会西面的“华盛顿K街”更是集中了各大游说团体、金融机构、公关公司、律师事务所、民间组织、智库和高级餐厅，被戏称美国“第四权力中心”

在历史上的多次丑闻被揭露出来之后，美国国会于1995年通过《联邦游说管理法》，规定一个人只要使用20%以上的带薪时间从事影响政策的活动，便须登记为“说客”;说客可以招待议员餐饮，一次花费须在50美元下，一年内的所有花费不得超过100美元;原议员及其助手、所有的公务员在离职后的1年内不得游说国会。

不过，规定只是规定，说客们也变出更多花招来掩饰他们的行为。请吃饭送礼不成，便大量购买议员所撰写的书，或者在他们举办活动的时候，特别是在竞选的时候为他们出力“募捐”，更常见的方法则是请政要们“演讲”，一次的出场费常常高达二三十万美元，照样可以完成利益输送。

中评社华盛顿2014年8月31日电《“历史终结论”者福山语出惊人：美国腐朽中》一文指出：过去40年，美国利益集团的游说业的爆炸性增长令人瞠目，1971年仅有175个注册说客，1981年增加到2500个，2009年增加到13700个，年开支35亿美元。

据美国尽责政治中心公布的报表，资本利益集团近年来在说客身上的花费与日俱增，1998年为14.4亿美元，2011年已狂飙至33.3亿美元，十四年时间增长幅度达131%。

二、美国式腐败的目的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共同完成的“选举公正项目”在比较各国选举是否满足国际选举公正性标准时认为，美国拥有老牌民主国家最糟糕的选举，特别是在选举筹款和选民登记方面。据民间组织“代表我们”提供的数据，过去5年中，全美200家最热衷于政治活动（大选捐款和院外游说）的公司共花费58亿美元影响美国政策制定，获得总计4.4万亿美元的经济回报。

资本家最讲究的是投入产出比，就是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无利不起早，没有最大产出的投入，资本家没有一个会去做。

（一）争取工程项目

2002年1月25日,人民网军事论坛发表文章《卖军火搅得风云变幻，用金钱影响内政外交----军工集团牵扯全美利益》，文章指出：为了更加有效的对美国政府及国会施加影响，美国各大军工集团还专门组织了势力庞大“院外集团”，并利用提供竞选经费和拉选票等手段对美国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法院进行游说，以确保他们制定和执行的政策符合本集团利益。2001年10月26日，美国国防部同洛克希勒---马丁公司签订了生产3000架下一代主力战机JSF的合同。为了争夺这笔多达2000亿美元的订单，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曾在事前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推销和游说战。美国官方资料显示，在本届总统选举中，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布什从军工企业集团筹集的资金是戈尔的15倍。连美国千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也不得不承认：“院外利益集团在指导美国的对外政策”。

由美国大公司提出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表面上讲是自由贸易协定，但其实质是帮助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突破其他国家、集团主权壁垒、进行经济入侵的协议，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是TTIP和TPP的最大受益者。美国民主党考虑两个协议或导致更多的美国民众失去工作，导致美国中产阶级逐渐变穷，如同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力推的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那种后果。2015，保障两个协议在议会快速通过的“快速通道”法案，遭到美国民主党的激烈反对。奥巴马本属于美国民主党，但在推动TTIP和TPP在议会快速通过的过程中，完全站在共和党的立场，努力的说服民主党人，同意通过TTIP和TPP。这个现象看起来有悖常理，但要仔细分析，实际上是奥巴马在还债。因为奥巴马能顺利当上总统，最大的捐款者，就是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应该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他在总统选举时最大的支持者办了一件天大的事。

（二）争取减免富人税收

2015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在美国，有钱人才能享受低税率》。文章指出，在1993年到2012年的20年间，作为初次分配，前1%的富人收入增长了86.1%，而后1%的穷人收入仅增长了6.6%，除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作为二次分配的税收方面的不平等状况，也令贫富差距雪上加霜。由于股票等投资受益的税率低于工资收入的税率，富人的非劳动所得变得成本更低，将依靠工资生活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甩在了身后。

文章指出，占全美不到1%的富人，利用给参选的总统候选人捐款，给国家税务部门捐款，利用游说人员游说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国会议员给富人减税，利用专业律师，在税务法庭援引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以及与美国国内税务与局私下协商，稳步的消减了政府对自己征税的能力。结果，他们创造了一种私人的税收制度，而且这个制度仅服务于几千个美国最富的人。

据美国国内税务局的统计，克林顿担任总统时，400位全美收入最高的人，将他们收入的27%，缴纳了联邦税收。而2012年，奥巴马再次当选总统时，这个税率已经下降到了不到17% ，仅仅比年收入10万美元的典型美国家庭高出一点点。

在美国西北大学研究经济领域精英人物的政治学者杰弗立.温斯特说：“这些超级富豪们仅仅为这些纳税咨询服务付了几百万美元，却少交了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税金。”

2014年3月5日，第一财经发表王玉凤《奥巴马再提取消富人减税优惠，2015财年预算案难闯国会》文章，文中提到：一直以来，美国税收体系中的漏洞常常被富裕的投资者或者那些提供法律﹑咨询﹑游说等专业服务的企业主所利用。

以金融业为例，很多美国金融机构从业者早已跻身于美国富裕阶层，但是目前的税收减免政策使得这些金融家们长期投资的资本利得税仅为20%，而普通行业的高收入员工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接近40%。

奥巴马对取消富人减税优惠一直很上心，巴菲特也提出要富人多缴税。但代表美国最富有人群的共和党对富人减税优惠一直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2010年，奥巴马签署了打击富人逃税的法令，美国国内税务局还组建了全球高收入产业组织，俗称“富豪猎杀小组”，上述组织帮助美国政府追回了数十亿美元税款。但在富豪的游说之下，控制了参议院的共和党消减了国内税务局20亿美元的预算，使得美国国内税务局不得不对只有23000个执法岗位消减5000个！共和党不给你钱，看你税务局还有多少力量对富豪收税！

（三）压制竞争对手

在美国的游说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说客，阿布拉莫夫。方鲲鹏在《超级说客阿布拉莫夫》一文中指出，阿布拉莫夫成立了一个非盈利机构“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数次资助国会议员和白宫官员享受国外豪华旅行。2000年5月25日，阿拉布莫夫以“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名义，给原美国国会众议员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提供了伦敦、苏格兰豪华游。实际花费至少12万美元。这些资金，是阿布拉莫夫叫他的客户提前打到“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账户上以供汤姆.迪莱的旅游花费。旅游结束后不久，一项不利于阿布拉莫夫客户的议案就流产了。

阿布拉莫夫还干过一次两头通吃的游说活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的东部相邻，路易斯安那州有一个开赌场的印第安人部落，是阿布拉莫夫的客户，德克萨斯州东部地区也有一个印第安人部落正在筹备开赌场。如果德克萨斯州东部赌场成功开设，路易斯安那州印第安人赌场的客源很明显会被分流。2001年10月，阿布拉莫夫告诉路易斯安那州客户，说他打听到德州议会只差一票就可开放赌场的议案。阿布拉莫夫极力游说路易斯安那客户，有客户拿钱，在德州进行反赌场宣传，组织开放赌场的议案通过。阿布拉莫夫推荐他的一个叫史康罗的人，和路易士安那州印第安部落签下400万美元合同，委托史康罗的公司在德州发起反赌场运动，阿布拉莫夫游说德州议会阻止德州赌场开设的费用还要另做计算。在阿布拉莫夫的操纵和游说之下，成功将德州众议员已经通过的开放赌场议案，到德州参议院后不予表决，无疾而终。

一个赌场可以通过游说打败同行，获得区域垄断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行业的自由竞争，实际上在依靠说客的自由竞争。

说客的游说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客户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竞争利益，都可以是说客游说的目的。

《纽约时报》2005年11月10日报道，2003年阿布拉莫夫向加蓬共和国总统奥马尔.邦戈开价900万美元，作为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他的游说费。10个月后，2004年5月26日，邦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到了布什。2006年2月21日，美国各主流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报道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默罕默德于前一天告诉新闻记者，阿布拉莫夫版主他2002年会见了布什，游说酬金为120万美元。

其实，台湾和以色列，为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游说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曾把华盛顿称为“全世界最腐败的首都”。他在2002年表示：“我们创立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非法和不道德之间没有区别。”

三、美国式腐败的影响

美国式的腐败对美国以及世界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一）民主逐渐变质为“金主”

在美国，竞选国家公职官员费用呈几何级数上升，1860年林肯竞选美国总统花费仅10万美元。这种花费到1980年达10亿美元，2008年猛升到24亿美元，2012年达到60亿美元，据美国一些机构预测，2016年大选的费用有可能达到100亿美元。美国参议员的平均竞选费用目前也达500万美元以上，而国家给予政党及候选人的经费极其有限，可谓杯水车薪。这样，“化缘”、找赞助成为西方政党及其候选人参与选举的普遍途径，而捐助者也有诸多需要求助政党及当权者之处，双方由此形成一种利益互换的默契。

游说行业在美国的发展蓬蓬勃勃，方兴未艾。游说只为富人服务，只为金钱服务。

美国的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手中的全力已经被资本大佬手中的金钱所收购，权力已经不再为民做主，而是一心一意的为“金钱”做主。美国标榜的普世价值“民主”已经完全变质，变成了一切由金钱做主。

（二） 贫富差别疯狂拉大

在美国式腐败的攻击之下，美国的贫富差别越拉越大。

2015年5月23日，上海华尔街见闻发表文章《去年美国上市大企业的CEO薪酬是普通员工的373倍》，文章指出，美国劳工联合会（AFL-CIO）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美国上市大企业的CEO薪酬是普通员工的373倍，前年是331倍。去年这类企业的CEO全体薪酬上涨将近16%，普通员工涨了2.4%。

AFL-CIO估算，去年标普500成份股公司的CEO平均年薪约1350万美元，普通员工平均3.6134万美元。去年CEO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为2009年以来最大。2000年差距更大，CEO的年薪是员工的525倍。

今年AFL-CIO的报告也将沃尔玛视为典型，称沃尔玛的CEO与员工薪酬比例高达537：1。

乔纳森•卡恩的最畅销书《安息年的奥秘》称：2008年，有25%年龄段在18-29岁的美国人都认为自己是“下等阶层”。但在2014年，竟会有49%的该年龄段的人认为自己是“下等阶层”。美国的就业员工比率居然回到1982年的水平上。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关闭企业比新兴企业还要多的状况。

由于“走关系（政治捐款和游说）”代价巨大，一些群体因没有足够的资源“走关系”或不屑于“走关系”，要么主张被长期忽视，要么只能通过示威活动引起重视，一些重要的政治议题也偏离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堪萨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艾伦•西格勒表示：“享有资源的和没有资源的人群之间本来就已失衡，游说的增长更使这种失衡愈加严重。”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有人甚至带了帐篷，扬言要长期坚持下去。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要把华尔街变成埃及的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呈现升级趋势，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华盛顿游行，如今已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纽约警方11月15日凌晨发起行动，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在祖科蒂公园搭建的营地实施强制清场。美国奥克兰警方于10月25日向示威人群使用警棍清场，事件演变为流血冲突。这场活动还得到欧洲很多城市民众的支持和参与。

新华社华盛顿2016年4月15日电（记者陆佳飞 徐剑梅 刘帅）数千名美国民众15日在全美30多座城市举行联合示威，抗议利益集团和富人阶层利用巨额政治献金操纵美国政治。

当天，数百名抗议民众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前举行游行示威和静坐，要求国会通过立法，来改变目前特殊利益集团和富人阶层能够无限制向政客竞选提供政治捐款的现状。

据活动组织方介绍，此次示威活动自本月11日持续至18日，得到约100个民间组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