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病毒肆虐世界上用两个截然不同的对抗方式， 中式抗毒和美式抗毒。

中式抗毒就是全民动员，党员带头，官僚带队，流氓村长争做被病毒感染的第一人。

殷之光2020-03-07来源:经略网刊

在重大灾害面前，英国走的是诺亚方舟路线，演的是一出《2012》的故事。

　　本周三下午，英国卫生部发布消息，宣布了32个英国境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当天晚些时候，又有两例在北爱尔兰确诊。目前，英国境内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63个。同日，英格兰首席医务官克里斯·惠迪表示，因为确诊病例增长速度过快，政府考虑停止每日公布确诊病例以及发现确诊病例的地区这类关键防疫信息。这个决定公布之后就招致各类媒体的一致批评。周四上午，惠迪又做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表态。他宣布，政府仍旧会公布每日确诊信息，只是政府不再公布实时确诊信息。而是将有一个24小时的时间差。惠迪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为了更好地确证这些关键信息的准确性。此时距离英国宣布发现首例新冠病例已经1个多月了。

　　过高的监测标准与以居家隔离为主的救治方案

　　在周四(3月5日)下午发布的一则消息中，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表示，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在处理危机情况时非常“强大有效”。并且，英国政府还制订了非常详尽的方案，以帮助NHS来应对这场疫情。这个方案究竟是什么?根据NHS的网站，英国最新的新冠确诊与收治方案更新于2月27日。按照该方案，英国NHS目前应对新冠疑似病例的行动分两步，首先是通过非紧急电话问询服务NHS 111来甄别是否符合新冠检测条件。而至今为止，这个启动检测新冠的标准仍旧是：过去14天内是否去过中国武汉、2月19日之后是否去过伊朗、意大利北部疫情爆发地区以及韩国大邱及清道两地。至于过去14天内前往过中国其他城市(包括港澳台)、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拉西亚、泰国，以及2月19日之后去过意大利北部、柬埔寨、老挝、缅甸与越南的人员，只有出现了症状之后才能启动新冠病毒检测。在启动检测程序之后，轻症患者建议是居家治疗或由社区医院处理，症状较重的患者在等待检测结果时便开始则作为高度传染性疾病(HCID)进行处理。

　　不过，根据NHS建议，在等待检测结果时，所有病例基本全都只进行居家隔离。只有检测结果阳性之后，病例才会由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处理并报告。最后，按照这一方案，即便确诊之后，大部分病患也会被要求进行居家隔离。而只有极少数危重症患者才会被收治到具有诊治高度传染性疾病的医院，进行入院治疗。同时，对于居家隔离的人员，NHS的方案是建议医护人员通过NHS 111电话进行远程协助。只有出现呼吸障碍等极危重情况时，NHS 111才会建议启动NHS 999急救服务，并对患者进行面对面诊治或收治进入医院。这与中国由社区参与，全面进入每家每户测体温，确诊之后按照症状轻重分别移入集中隔离点、方舱、乃至医院重症病房的逻辑截然不同。

　　可以看出，在英国现行对应新冠的方案中，重点落在了保存资源，而非积极主动进行确诊与救治。按照3月2日公布的英国政府行动放案来看，目前英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工作已经从“遏制”转向了“延迟”，即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干预措施，将疫情发展的步子减缓。

　　其目的，无非是希望能为NHS争取更多时间，并希望疫苗研究能够有一定进展，同时期待天气转暖能为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发挥一定作用。当然，首相鲍里斯明确表示，干预措施目前并不包括关闭学校、减少集会等我们中国已经通过实践证明有效的办法。卫生大臣汉考克3月5日也再次强调了首相的观点。认为“关闭大中小学”不但“在目前阶段没有任何医学价值，还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因此，直至今天，虽然英国已将新冠爆发的警告升级至“高”，但是在公共卫生政策方面，作出的最主要的动作还是——大力宣传推广勤洗手的重要性。

　　因缩减经费而不堪重负的NHS

　　那么英国NHS真的像卫生大臣所说的那样“强大有效”么?3月3日，一名重症监护科的医生就在《卫报》上发文，明确表示，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冠疫情，NHS完全没有准备好。按照现有统计估算，全英将会有30%-60%的人口感染新冠。其中，每7个病患中就可能有1名需要入院治疗。而在这些入院病人中，每5个患者中就可能会有1名是危重病人，需要重症监护设备辅助。

　　按照现有统计估算，全英将会有30%-60%的人口感染新冠。其中，每7个病患中就可能有1名需要入院治疗。而在这些入院病人中，每5个患者中就可能会有1名是危重病人，需要重症监护设备辅助。而根据2017年的调查显示，英国境内所有的重症监护病床加在一起，一共是5900个左右。按照NHS的标准，每个重症病床需要配备1-2名护士。201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指出，在所有的重症病床中，约有五分之三是无法配备相应的重症监护护士的无用病床。在所有具备重症监护能力的地区，北爱尔兰与威尔士的重症病床占用率是95%，苏格兰是84%，英格兰约为87%。相比之下，当武汉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在一线医护人员、工人、军人、警察以及全社会的饱和救援协助下，在短短10天里，就将武汉的重症病床增加了1000个。

　　实际上，早在2009年流感大爆发的时候，NHS的收治能力就遭到了巨大考验。同时，在连年社会游说力量鼓吹NHS私有化、政府不断削减公共卫生等项目的预算影响下，再加上2016年开始的退欧，原本已经不堪重负的NHS体系更是受到了减员、减资等的巨大压力。低阶医生与护士也由于工作时间长、薪酬低等问题，在近些年出现过多次罢工。不少有经济能力的英国家庭也不堪NHS等候时间长、难于接受到专科医生的诊疗等问题，而选择了投保私人医疗保险。在这种极度压力下运作的NHS，自然在面对这次新冠疫情时很难发挥太大作用。在这种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英国甚至开始讨论，在面对很可能到来的危重病人潮时，需要通过“三圣人协议”(Three Wise Men Protocol)来决定如何分配有限资源。即各医院如遇到重症病床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以由三名重症医师共同决定，将资源分配给最有可能康复的病患。换句话说，那类年纪较大、且由基础病的病患——即此次新冠主要危害对象——便更难得到必须的救命资源。

　　“勇敢地接受这种不幸吧“，因为这样对经济更有好处

　　可以发现，在面对这次疫情时，英国政府，乃至绝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都选择了一条跟中国抗疫——特别是武汉封城之后——截然不同的路线。他们的计划重点在于确保民众心态稳定，避免抢购生活用品、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保经济的需求要比保人命的需求更大。不过，对这些经合组织国家而言，中国那样的饱和救援抗疫模式，实在是一份想抄也抄不了的作业。首先，中国这次的饱和抗疫，展现了中国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而在高度提倡专业化，提倡自上而下治理逻辑、提倡小政府大社会这种市场逻辑主导的社会里，不但“基层”无法扮演任何政治作用，政府对全民的“动员”也更是无从谈起。

　　以这次英国抗疫模式来看，与3月3日制定的政府机构行动计划相配套的，还有一个公关宣传方案。其中公关宣传的重点内容就是向全民推广勤洗手、咳嗽与打喷嚏要注意遮掩这些卫生习惯。

　　而由于缺少基层的参与，英国推广这些措施的手段也只能采用“公关宣传”这种从竞选选战活动中总结出的经验。但是，矛盾的是，在选战公关宣传中，最有效的一个引起民众注意的方式便是贩卖危机感。这种手段的有效性在前些年鲍里斯宣传退欧的活动中，便得到了充分印证。然而，在这次抗疫的工作中，避免民众恐慌又是工作重点，这就使得政府不得不在公共政策方面，努力营造一个“马照跑、舞照跳”的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在英国一夜确诊人数激增将近40%，且有三例传染源不明的情况下，首相鲍里斯和卫生大臣汉考克还出面向民众表示，仍旧不会考虑取消演唱会、体育活动等大型集会活动。在3月5日，鲍里斯更是在ITV上表示，“关闭学校、停止大型活动对防止病毒传播效果不大”。他甚至强调“可以勇敢地接受(病毒传播)这种不幸，不采取太多严苛手段，让疾病在人群中自然发展。”需要在经济发展与防疫之间“采取一种平衡”。这与美国CNBC主持人里克·三嘚狸说的“主动把新冠病毒给所有人”，随后让该死的都死光，这样“对金融市场和经济都是更好的结果”这一论调如出一辙。

　　与通过“公关宣传”来强调咳嗽打喷嚏要遮掩相比，更有效的防护方法无疑是像中国那样，鼓励大家通过戴口罩来防护。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英美欧又一次走出了一致步调，强调口罩对防护新冠没有确证的“科学价值”。

　　这就引出了为什么中国饱和防疫作业其他国家很难“抄”的第二个方面，即工业生产能力保障的缺乏。虽然英国没有像美国那样，明确表示自己国家库存口罩存在多大的缺口，但是按照现在英国市面上口罩难求的情况来看，英国就算是希望鼓励民众戴口罩，市场也供应不上。除了口罩荒之外，英国各大超市、网上购物网站上的免洗消毒洗手液从上周起便开始脱销。亚马逊与ebay上的免洗洗手液价格已经涨了5-10倍。至本周三，各大超市里的消毒纸巾、消毒液、洗手液等产品也开始出现脱销倾向，不少商家已开始对这类产品进行限购。许多大型超市里的卫生纸、洗手液、以及退烧药品货架也都已经开始出现断货情况。此外，卫生大臣3月5日才强调，已经与英国境内所有大超市领导人都开过会，确保疫情期间食物供应不会出问题。同时，超市还会为所有居家隔离治疗的患者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结果，3月6日BBC的早新闻中，各大超市明确表示，从未跟卫生大臣有过任何此类接触。同时，以现有的递送能力，送货上门给居家隔离的患者更是毫无可能。当天晚上，英国的超市出现了抢购厕纸、意大利面、罐头等生活物资的狂潮。

　　同时，随着疫情在欧洲各国多点爆发，欧洲各国也纷纷将口罩纳入到了禁止出口或者限购的名单下。相比，在武汉物资紧张的情况下，全国各省紧急全力驰援，迅速调配物流力量，在极短时间内，协助湖北填补医疗资源生活物资短缺漏洞。对欧洲来说，不但没有制度条件，更没有工业生产能力条件来实现像中国那样的，各省在既能确保自己尽可能封锁省界，减少输入病例，又能调动资源，对湖北对武汉进行多点饱和救援。而指望军队全力投入，参与到民事救灾抗疫工作，建设方舱，调配军医则更是只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子弟兵”才有可能。对强调职业化、专业化、专事国防战争的“现代”欧美军队来说，那就更不用妄想了。根本不是同一个年级的作业，不要想着抄了。

　　在重大灾害面前，英国走的是诺亚方舟路线，演的是一出《2012》的故事。即在灾难来临之前，大家尽可能地装作平安无事的样子。而到了灾难到来之时，强调救命的资源有限，因此能够得到救治的只有经过选择的少数人。末日来临，救命之船仓位有限，命好的上船活下来，剩下的只能认命自求多福。而与之相比，中国在历次重大灾难面前，都表现出了一种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式的互助与集体主义逻辑。所以哪怕是在面对全球性灾难时，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就像是《流浪地球》中表现的那样，把地球装上发动机，通过饱和救援，互相协助，最后实现“带着家园流浪蓝天”。创造这一集体壮举的，则是每一个壮烈的、神圣的、但却又无比普通的、走在第一线与命运抢人的医护人员与劳动者，是每一个把自己关在家里却又无比乐观的百姓、是方舱与重症监护室里努力生存下来的病人、也是那许许多多不幸逝去的普通人。感谢你们，能让我们能同处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