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国家的起源

你知道国家是怎样起源的？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研讨国家的未来。在人类历史上，多少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没有一个是对的。例如，博丹的解释、休谟的解释、康德的解释、马克思的解释、斯宾塞的解释以及威特福格尔的解释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当然，我是指国家起源的观点。这些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是欧洲人。有的人说，只有欧洲人能创造理论。亚洲人创造不了理论。你信吗？关键是要有信心。过去，习惯于拿来主义的中国人都不去自己创造一套国家起源的理论，而是抄袭欧洲人的理论。最后，证明那些抄袭也是错的。简而言之，抄错了。有人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创造了一套国家起源的理论。我也好奇福山创造了什么样的国家起源的理论？有学者能回答这个问题吗？这就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当然，有的人说，要知道国家是怎样起源的有用吗？我不知道国家是怎样起源的不是也好好活着吗？只要有吃有喝有住就好。那与我何干？的确，你不需要了解国家是怎样起源的，但是，知识分子要关心人类历史怎样走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你就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就等于问你搞社会科学干什么？不研究社会科学，我不是也好好活着吗？不研究哲学，我不是也好好活着吗？但是，你要关心人类历史怎样演化，要关心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你就需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如果你不知道国家是怎样起源的，你就几乎不知道国家将来向何处去。如果国家的运行出现了问题，你往往需要全面地思索如何解决问题。这样，了解国家的来龙与去脉就很重要。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运行是否遇到问题？

如果国家的运行遇到问题，人们就需要借助于科学来解决问题。社会科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在美国，有不少观察家就发现美国的民主体制遇到了一些问题。而且在欧洲，人们也发现欧盟一体化遇到挫折，也有一些问题。这样，社会科学就很重要。社会科学要给力。可惜，目前，整个世界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停滞不前，你知道吗？其实，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研究社会的起源毫无进展就是一个瓶颈。我们讲社会的起源，当然也包括原始社会的起源，但是，那距离我们当前的文明社会还很遥远。要研究原始社会的起源，那主要是人类学家的使命。要研究文明社会的起源就是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任务。研究文明社会的起源几乎也就是研究国家的起源，或者说至少包括国家的起源。由于研究人员在这个问题上起步艰难，社会科学一直难有新的突破。因此，研究国家的起源就是推进社会科学进步的关键所在。

这样的研究一定要超越前人。如果不能超越前人，研究就毫无意义。你不能继续沿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博丹、霍布斯、卢梭、休谟、康德、黑格尔、斯密、马克思/恩格斯、斯宾塞及威特福格尔的路走。而要超越那些前人，你不仅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观点和理论，而且，按照一般的经验来看，必须证明那些思想先驱的思索多少是错的或者不足，你才能超越前人。我想，你就是思维能力再强，没有理论发现你就难以超越前人。要超越前人，必须依赖理论发现。所以，奠基于一系列理论发现之上提出的国家起源的观点才是超越前人的关键之处。这些理论发现是什么？就是通过探索人与语言的关系，进而探索语言与媒介的关系以及人与媒介的关系而最终提出一个系统的理论演绎过程。而揭示这个理论后，马上就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其实，以前的那些哲学家们并没有专门研究国家的起源。为什么他们没有专门研究国家的起源？要研究国家起源的理论，就要从人类的文明社会发展的源头开始论述。那么，哪里是这个文明社会发展的源头？人们往往会感觉到无从下手。很显然，要从文明社会发展的源头论述国家的起源，在一般情况下，就必须创造一个宏大理论，甚至需要创造一个整全理论。创造一个整全理论的难度极大。我不是说过去的哲学家没有那个能力。像休谟、康德和马克思那样的哲学家的学术功底肯定超一流。但是，他们的思索中缺乏洞见是我的看法。就是说，创造一个独特的整全理论还需要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洞见。他们的理论里面有洞见，但是，那些洞见的理论意义还不够大。我的看法是，理论洞见意义较大的是霍布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理论。康德的论述中有很多洞见，但其洞见的理论意义不如前面提到的几位思想家的理论。在这个方面，他们有弱点，特别是马克思。马克思的思索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前人的思想成果。在这方面，相信熟悉马克思的理论的人士也有同感。马克思的理论中最大的洞见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仅此而已。而且，马克思的理论中乌托邦的成分太多。

换言之，要探明国家的起源需要一个宏大理论或者整全理论。容易做到的是创造一个乌托邦理论。人类的思想家们在创造乌托邦理论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过分顾及客观事实。就是说，他们的想象多于实证。他们让自己的思想放飞，但是，往往无视早已成为人们一致认可和确认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结果就是，在他们的理论中，能实践的只是一部分，或者没有任何一部分能实践。其结果就是，他们没能创造一个可实践的整全理论。就是说，他们的理论的主观性大于客观性。其实，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理论只能是个宏大理论，而非整全理论。

那么，如果我们排除乌托邦理论（包括摩尔、康帕内拉和圣西门的理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了哪些宏大理论或整全理论？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放宽衡量的标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可以认为以下一些思想家创作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提出过宏大理论或整全理论：

博丹的《共同体六书》

维科的《新科学》

霍布斯的《利维坦》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权利哲学》、《美学讲演录》

斯密的《国富论》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

韦伯的《经济与社会》

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

威特福格尔的《东方专制主义》

在上述理论着作中，提出整全理论的着作只是一部分，其中整全度最高的是黑格尔的着作和马克思的着作，但是，他们的着作的整全度也不是百分之百。而且他们的整全理论是我们将他们的不同着作拼在一起而成形。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为宏大叙述思想家或整全思想家。

以前的人在创立有关社会演化或国家起源的理论的时候，都从某一个角度开始论述。这是理论思维的必由之路。但是，从语言与人的关系来论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则必然涵盖人类文明社会的一切方面，而要创造理论就必然要创造一个宏大理论和整全理论。而且，如果认为语言是区别人与动物的一个界限的话，这样的视角应该就是创造宏大理论或整全理论的几个少数关键视角之一。所以，本文的意图就是提醒那些研究哲学或社会科学的人士注意，找准研究对象是你们的事业是否成功的关键。当然，话又说回来，找准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理论研究项目。你只有将这样的研究当作一个宏大的理论项目，你才能最终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

就我本人研究的语言与媒介而言，我能证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后，他们就开始创造和利用媒介。所谓媒介，是指能否促进人类个体之间或个体与集体之间或集体与集体之间相互通讯的各种形式、存在或手段。一旦使用媒介，人类延长通讯距离。这就意味着延长通讯的时间和扩大通讯的空间。人类开始在大范围持久通讯。一旦人们互相通讯，他们就开始传播信息、观点和信仰。人们开始共享一些历史记忆。人们开始进行社会交换，建立友谊和共同进行生产劳动和进行产品的交换。如果人与人之间出现纠纷，会有人出面调解。以后，人们建立政府。于是，建立国家。在原始社会里，亲属关系是维护共同体的基本手段。在文明社会里，语言是维系共同体的基本手段。如果血缘关系还在起一定作用，那也是一个媒介的作用。语言型塑文明社会。从社会学意义上说，语言是人类建立国家的基本条件。语言也是瓦解原始社会血缘关系的导因。也就是说，由于人类使用语言，这导致了原始社会的终结。

这包括语言与媒介的互动。也就是说，一旦人类使用语言，马上就启动语言与媒介的互动。媒介就开始运行。这些媒介包括人自己、物质材料（如石头或纸张）、人的行为、人的意识、人的组织、人的文化、货币、市场和资本、人的权力和利益。甚至人的知名度都是媒介。社会名人就是媒介。总之，在语言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潜在的媒介。正是这些媒介塑造了文明社会和国家。举例来说，石头并没有在原始社会的演化过程中发挥过任何建设性的作用，但是，在文明社会中则发挥这样的作用。你信吗？当人类在石头上刻字的时候，石头就开始参与文明社会的建构。这就意味着，一旦人类开始使用语言，自然界也开始参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建构与发展。政府与国家之间是什么关系？你可能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来论证这个问题。你一定会将问题搞得很复杂。本人的理论提供一个最简单的答桉：政府是国家的媒介。你信吗？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回答是，政府是个组织，国家也是个组织。在政府与国家之间，其关系的实质就是一个小规模组织与一个大规模组织互动。参与这两个组织的都是人。但是，参与政府的人数少于参与国家的人数。多数人组建一个组织的难度大于少数人组建的组织。用学术术语说，组建一个大规模组织的成本大于组建一个小规模组织的成本。为了节省成本，人类委托少数人建立政府，然后，由政府组建国家。这就是媒介发挥的作用。还有人类创造的许多文化产品，如诗歌和音乐，都是媒介。美学表现形式吸引人的感官，强化通讯，包括延长通讯时间和扩大通讯范围。诗歌的本质就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通过修辞和押韵增加一种美感，而美感维系那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历史也是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于是，人类创作史诗。史诗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史诗参与民族的成长和民族国家的精神建构。总之，国家的未来取决于人类怎样创造和使用媒介。国家的合理化也取决于怎样利用媒介。只有使用一种媒介才能实现我们所讲的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义。

过去，美国有些学者试图创立系统的国家理论。个人认为，他们并不成功。原因就是，他们的理论描述过于虚无缥缈，没有穿透力，甚至不着边际。事实上，学术界已经忘记了他们创立的理论。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成立，还要看若干年后人们是否还能记起那些理论。如果一个理论只是昙花一现，它们不就会留在历史上。而要留在历史上，用本人创立的术语说，就是要看这样的理论能否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如果一个理论家能与叁百年以后（举例而言）的后代人进行通讯，那他就能进行长距离语言通讯。那么，为什么他能进行跨越叁百年的通讯？这取决于他创立的理论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一个媒介。正是这个媒介为进行长达叁百年的语言通讯奠定基础。比如，美国的宪法起草者与当今美国人进行的通讯跨越二百多年。宪法中的理论价值或价值观是维系这个长距离语言通讯的媒介。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一个理论要有生命力。这取决于这个理论的价值。这取决于这个理论能否经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当然，过去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努力并非一无是处。他们提供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思想和理论。但是，他们的理论不完整，里面也有很多不足，甚至还有一些错误的判断。从语言的角度论述人类社会的演化是唯一全面的论述。由于论述对象准确，肯定能超越前人。最突出的一点是，这样的解释具有很高的准确度。非常可信。而且其内容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前人的着述。那些内容都是现有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闻所未闻的知识，从未在课堂上讲解过。学生也不知道。如果那些内容能够编辑成教科书，至少能给学生讲解一年。那些内容能丰富人类的知识和学术活动。能让大学开设更多的理论课。当然，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否有足够的理解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我也只能寄希望于后代人了。我自己则在中国被那些无知的大学踢出了校门。他们认为我无能、无知识。我现在无法再上讲台授课。我希望有头脑的学者能将本人创造的理论送上大学讲台。我曾经与加拿大西部的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商谈过，我希望他将我的理论搬上大学讲台。他没有同意。当然，目前他仅仅教授伦理学。我会继续争取说服其他大学的教授尝试将我的理论和观点搬上大学讲台，造福于人类社会。我有信心。

以下是本人写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