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文生义,“反革命”即是反对革命。何为革命?毛泽东曾将其定义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革命是以暴力推翻一个政权及其统治阶级的行动。通常一个政权为暴君所滥用时,民怨积久,有人振臂一呼,于是应者云集,众人揭竿而起——这就是“以暴易暴” 的所谓革命。由此推知,“反革命”就是反对“以暴易暴”或是反对“以暴易暴”的人。我辈年纪者,过去常听到官媒对“反革命”的批判,但此“反革命”是特指反对现政府的人。不仅有“反革命”,还延伸出了“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的划分,前者是指当时的反政府者,后者是指被发现以前曾反对过共产党的人。
若以“反革命”即反对“以暴易暴”的人的一般定义而论,印度的圣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都是属于“反革命”一类。而中国最早的“反革命”,三千多年前的伯夷则当之无愧。司马迁将伯夷置于《列传》之首,或大有深意。孔子极为推崇周朝的统治,曰“吾从周”,同时也对伯夷很赞赏,说他“追求仁义,不念旧恶,很少怨恨”(「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列传》)。令人疑惑的是,伯夷却是反对武王伐纣的人,是当时反对周朝政府的人,按共产党的定义,此人就是一“现行反革命”。武王伐纣时,伯夷与叔齐叩马而谏,差点被处死。最后伯夷与周朝决裂,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伯夷反对武王伐纣的事,《史记》、《吕氏春秋》和《庄子》等古籍都有记载。伯夷反对的理由有若干:其一,父亲死了还未安葬就大动干戈是不孝;其二,做臣子的诛杀君王是不仁(「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史记》);其三,不能利用别人的缺点而成就自己,不能通过杀伐而获取利益,不能“以乱易暴”(《吕氏春秋》)。历史证明,许多革命成功后的结果是,“革命者”成了“被革命者”,成了“反革命”。周朝的最后结局印证了伯夷的预言。靠暴力上台者,其后的腐败往往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能不使人怀疑革命的价值。 既然“反革命”们反对“以暴易暴”,对暴君之政岂不是只能束手待毙?非也。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是“反革命”们的抗争方式之一。孟子说伯夷是“无德的君主不伺候”(「不同道,非其君不事」——《孟子》),故伯夷可谓最早的“不合作”者。“民主选举”,“和平演变”,“和平竞争”,甚至“冷战”都可以是“反革命”的手段。伯夷当年是因慕周文王之德而前往,至周,文王已死,见武王的作为,认为周德已衰矣。大概周文王本无推翻殷商的打算,而武王很可能背弃了文王的“和平竞争”与“和平演变”的既定政策,故伯夷弃周而去而不屑于与之为伍。 但革命有时也不可能绝对避免,正如老子说用兵有时“不得已而用之”。譬如儒家虽然竭力维护君主的权威,但孟子为武王伐纣而辩护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但“不得已”的革命不是取而代之,而是“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道德经》)。这样的革命其实是“反革命”们的最后选择,同时要求革命家必要有大德大能,从而可以做到“功成而身退”,以避免“以暴易暴”的不良后果。美国的华盛顿与林肯可为范例。 而中国“反革命”的鼻祖伯夷,其品德是儒家所推崇的一个典范。孟子称赞他是“天下大老”之一(另一位大老是大名鼎鼎的姜太公),又赞其可为“百世之师”,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现在的世界,似乎又要进入战国时代,国家的动乱通常引发于反对政府的暴力革命,而革命之后,社会仍是乱象丛生。现在尤其需要“反革命”的精神,尤其需要像伯夷那样的有大德的“反革命”家。 若退/2013年1月28日 参考消息: 《革命错了?现在的埃及更加混乱》 《反卡扎菲一周年 利比亚军阀无法无天》 《荷姆斯成叙利亚革命之都》 《俄总统惊人言论:不愿见俄罗斯走向革命》 《奥巴马连任 美国富豪扬言:我们要革命》 《俄共准备变天 十月革命重演?》 《革命就是一群无耻的人上来继续奴役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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