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文生義,“反革命”即是反對革命。何為革命?毛澤東曾將其定義為:“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革命是以暴力推翻一個政權及其統治階級的行動。通常一個政權為暴君所濫用時,民怨積久,有人振臂一呼,於是應者雲集,眾人揭竿而起——這就是“以暴易暴” 的所謂革命。由此推知,“反革命”就是反對“以暴易暴”或是反對“以暴易暴”的人。我輩年紀者,過去常聽到官媒對“反革命”的批判,但此“反革命”是特指反對現政府的人。不僅有“反革命”,還延伸出了“現行反革命”和“歷史反革命”的劃分,前者是指當時的反政府者,後者是指被發現以前曾反對過共產黨的人。
若以“反革命”即反對“以暴易暴”的人的一般定義而論,印度的聖雄甘地,美國的馬丁·路德·金都是屬於“反革命”一類。而中國最早的“反革命”,三千多年前的伯夷則當之無愧。司馬遷將伯夷置於《列傳》之首,或大有深意。孔子極為推崇周朝的統治,曰“吾從周”,同時也對伯夷很讚賞,說他“追求仁義,不念舊惡,很少怨恨”(「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列傳》)。令人疑惑的是,伯夷卻是反對武王伐紂的人,是當時反對周朝政府的人,按共產黨的定義,此人就是一“現行反革命”。武王伐紂時,伯夷與叔齊叩馬而諫,差點被處死。最後伯夷與周朝決裂,不食周粟而餓死於首陽山。伯夷反對武王伐紂的事,《史記》、《呂氏春秋》和《莊子》等古籍都有記載。伯夷反對的理由有若干:其一,父親死了還未安葬就大動干戈是不孝;其二,做臣子的誅殺君王是不仁(「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史記》);其三,不能利用別人的缺點而成就自己,不能通過殺伐而獲取利益,不能“以亂易暴”(《呂氏春秋》)。歷史證明,許多革命成功後的結果是,“革命者”成了“被革命者”,成了“反革命”。周朝的最後結局印證了伯夷的預言。靠暴力上台者,其後的腐敗往往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能不使人懷疑革命的價值。 既然“反革命”們反對“以暴易暴”,對暴君之政豈不是只能束手待斃?非也。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直接行動”是“反革命”們的抗爭方式之一。孟子說伯夷是“無德的君主不伺候”(「不同道,非其君不事」——《孟子》),故伯夷可謂最早的“不合作”者。“民主選舉”,“和平演變”,“和平競爭”,甚至“冷戰”都可以是“反革命”的手段。伯夷當年是因慕周文王之德而前往,至周,文王已死,見武王的作為,認為周德已衰矣。大概周文王本無推翻殷商的打算,而武王很可能背棄了文王的“和平競爭”與“和平演變”的既定政策,故伯夷棄周而去而不屑於與之為伍。 但革命有時也不可能絕對避免,正如老子說用兵有時“不得已而用之”。譬如儒家雖然竭力維護君主的權威,但孟子為武王伐紂而辯護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但“不得已”的革命不是取而代之,而是“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道德經》)。這樣的革命其實是“反革命”們的最後選擇,同時要求革命家必要有大德大能,從而可以做到“功成而身退”,以避免“以暴易暴”的不良後果。美國的華盛頓與林肯可為範例。 而中國“反革命”的鼻祖伯夷,其品德是儒家所推崇的一個典範。孟子稱讚他是“天下大老”之一(另一位大老是大名鼎鼎的姜太公),又贊其可為“百世之師”,說“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現在的世界,似乎又要進入戰國時代,國家的動亂通常引發於反對政府的暴力革命,而革命之後,社會仍是亂象叢生。現在尤其需要“反革命”的精神,尤其需要像伯夷那樣的有大德的“反革命”家。 若退/2013年1月28日 參考消息: 《革命錯了?現在的埃及更加混亂》 《反卡扎菲一周年 利比亞軍閥無法無天》 《荷姆斯成敘利亞革命之都》 《俄總統驚人言論:不願見俄羅斯走向革命》 《奧巴馬連任 美國富豪揚言:我們要革命》 《俄共準備變天 十月革命重演?》 《革命就是一群無恥的人上來繼續奴役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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