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AzNzI2NA==&mid=401523424&idx=7&sn=2e0fd460ee4b0b16fe3a53b555c4bbb8&scene=24&srcid=0115lPzXHEmXQirgMr15b5sH&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ZF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
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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