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雲鄉客-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前不久，有一個年輕人就着他所要寫的碩士論文與我探討“華僑對僑居地政府的對華政策的影響力”這個命題，我談了自己的看法。我認為，不光是華人這個特定族群，所有“僑民”要想對僑居地的政府政策產生影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為“僑民”在人數上大體不會有優勢，要想發揮“影響力”只有靠經濟以及政治領域的話語權，然而這兩個領域的話語權又豈是這些“外來戶”能夠輕易獲取呢？因此，國與國之間的政策取向主要還是依據利益原則以及綜合國力等因素來擬定。年輕人聽我這樣說，就問了一個問題：既然這樣，為什麼駐外使領館要花費很大的人力物力來保持與“僑領”的良好互動關係呢？我告訴他，每個國家的使領館與當地“僑領”保持良好關係，這有利於對駐在國的經濟、政治、民生以及其它領域作具體的了解。由於歷史的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在一些沒有邦交的國家開展“僑務”工作困難重重，但是一直穩步前進。通過各界友好人士的宣傳介紹，通過僑務工作者的深入細緻工作，使得越來越多的華僑對於“新中國”有了較為廣泛的了解。尤其在東南亞各國，華僑與“新中國”的接觸比較早也比較頻密，除了地沿因素之外，當地“僑領”的積極參與也起了很重要的催化作用。至於 1971年10月25日取代“中華民國”的席位，昂首進入“聯合國”之後，中國使領館與各地“僑領”的關係在性質上有了很大的變化。

說到“僑領”，當然先要說說我們這些“華僑”。據詞典的解釋，華人僑居外國者被稱為“華僑”。這個定義有點模糊，因此近代有了一個新名詞“外籍華人”。“外籍華人”中有很多知名人士，最近的主旋律影視作品中就有不少這類“外籍華人”露臉於其中，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不過，對於“華僑”還有“活僑”和“死僑”之分，估計知道的人不會太多。這一點會在後面詳談，這裡先談一談不同時期的“僑領”的形成以及他們都會做些什麼。據說自唐代起就有從事貿易的中國商人定居於東南亞諸國，那些就是最早的“華僑”。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是最大規模的移民高潮期，原因有兩方面，其一是由於國內政治黑暗、戰爭不斷、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甚至下滑，導致民不聊生，百姓急於尋找生路；而在國外，由於帝國主義對殖民地進行瘋狂的經濟掠奪和開發急需大量廉價勞動力。因此，一批批“契約華工”（俗稱“豬仔”）被販賣出洋，成為這個時期中國移民的主要方式。這種販賣活動始於18世紀末。19世紀中期達到高潮， 20世紀初趨於衰落。在這100多年裡，中國約有700萬人被販賣到世界各地。無論因為什麼原因選擇離鄉背井，這些遠離家鄉的人們最初的日子都不好過。那個時代國力嬴弱，華僑在僑居國沒有地位，華人相濡以沫，共同打拼。後來這些人之中個別出類拔萃的人由於個人的努力以及機遇首先在經濟上翻了身，逐漸在僑居國有了一些地位和話語權，其中那些願意扶助其他華僑及為他們爭取較佳待遇的人自然就成了“僑領”。據各地華社文獻紀錄，那個時代的“僑領”出錢出力，做了不少扶貧恤孤的善事，又為沒有能力歸葬“唐山”的華工籌措資金，建立“義莊”，令這些貧窮的華工得以“落葉歸根”，因此深受敬仰，他們的事跡也一直傳揚到如今。如今國力強盛，華人在海外地位有所提高，僑工也都不一定要歸葬唐山，當今的“僑領”可能要為國內資金找出路，為有能力人士的子女作安排，還要接待各處的“父母官”，“考察團”，出席使領館的各類酒會，風光無限。

那麼，前面所說的“活僑”和“死僑”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這個說法的原創人是已故政協常委，香港聞人徐四民。關於這兩個詞的產生，作家“寒山”先生的《“活僑”與“死僑”- 記文革前後的徐四民》有很詳盡的描述，特轉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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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僑”與“死僑”- 記文革前後的徐四民》

徐四民這個名字，很多關心香港和中港關係的人都不會不熟悉。他是香港政界親北京的元老級人物，前政協常委，常常在香港發表愛國言論，或者被邀請回北京教育中國人愛國，雖然有報導說他的外孫和外孫女都在歐美留學。

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徐四民並不是在香港起家的，香港不過是他和中共之間漫長關係的最後一站。在回顧文革的歷史時，徐四民在文革前後的遭遇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所謂“活僑”和“死僑”就是一個對今天的海外愛國人士仍然大有參考價值的個人經歷。這裡的“僑”指的是華僑。那麼，什麼是“活”的華僑，什麼又是“死”的華僑呢？我們今天就先介紹這個故事。

徐四民祖籍是福建廈門，但出生在緬甸仰光。他的父親在晚清時期在緬甸從經商到辦報，成了華僑中東知名人士，並加入了孫中山的反清革命。徐四民自己在青年時期參加了緬甸的抗日鬥爭，受到日本憲兵的搜捕。抗戰晚期，英國軍隊占領仰光後，徐四民辦了一張《新仰光報》，後來還參加建立華僑中學、南洋中學和其他成為緬甸華僑界的一個重要人物。 1948年1月，緬甸宣布獨立，徐四民作為華僑代表參加了標誌獨立的升旗典禮。徐四民後來回憶說，當他參加這個典禮時，心裡的一個大問題就是中國內戰的結局和誰將主宰中國大陸。

到了1949年，中國內戰誰勝誰負已經日益清楚。很多海外著名人士都受到中國邀請去北京參加建政，徐四民作為緬甸僑領，自不例外。1949年6月，他受邀去北平，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擔任委員。回到緬甸後，徐四民發起了用五星紅旗代替青天白日旗的鬥爭，奉北京政權為正宗，1954年被定為第一屆人大代表。從此後，徐四民成了緬甸華僑界和北京之間的橋梁，他在緬甸的橡膠和貿易也蒸蒸日上，在中國廣東華僑投資公司也有股息。他的身份也非常奇特，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有時是“持中國護照而以緬甸政府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回到中國。他不但是中共大使館的坐上客，而且每逢中共高級領導人訪問緬甸，他都出席作陪，享盡了娘家的風光。

本來，徐四民可以利用他在緬甸的資產和在北京的地位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但1964年，緬甸發生軍人政變，開始採用被徐四民所擁護的在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對私營企業實行國有化。徐四民從來沒有料到被他奉為正宗的共產政策會在緬甸實行，一夜之間他的橡膠公司、進出口公司和擁有股份的電影院都從姓資變成了姓社。徐四民走投無路之下，決定回北京，回他心目中的“家”。

但是，從下飛機的那一刻起，徐四民就立刻感到了世態炎涼和今不如昔，就像一個在舊時代被婆家踢出來的媳婦走投無路回到了娘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似乎和解放後八次回國的接待情形大不相同了”，不但被他稱為“廖公”的廖承志、當時中國負責華僑工作的領導人沒有在機場露面，就連一個中級幹部都沒有，只有一個素不相識的華僑旅行社工作人員等在那裡。他們也沒有像以往那樣被帶到內部賓館，而是送到華僑旅行社住了下來。面對這樣的現實，徐四民只能無奈地這麼想：“既然是回國定居的，當然不會向過去那樣作為貴賓來接待了”。然而，更不給面子的事還在後面。過了幾天，中共僑務委員會裡他的老朋友們登門拜訪了。他們並沒有熱烈擁抱這位被共產受委屈的海外赤子，而是異口同聲地問同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回來？”

面對這個出乎意料的問題，徐四民心裡馬上出現了一種預感，畢竟他與中共打交道也不是一年兩載。他說“當時，我很想說一句華僑回國常說的老話作為答案--愛國才回來麼！”但他立刻意識到在這些人面前，不能也沒有必要說這些漂亮話，“否則人家會問，你早不回晚不回，偏偏在你的商店被當地政府‘國有化了’、你在海外的資產被沒收的時候才想到了回國。這如何解釋？”於是他只得實話實說：“當地沒有生意可做，不能謀生就回國啦。”

這個大實話一出口，貴客們立刻告辭。過了幾天，那個在機場接待他們的普通工作人員上門來要護照，留下了一句話：“既然是單程回國，那麼護照就交給我們吧。”

徐四民把全家三口的護照上交後，心裡七上八下。第二天，護照就被冷冷地送了回來。這時他心裡恍然大悟：“有關部門”是要核實在他的護照上沒有被緬甸政府加蓋“回頭簽證”，這就說明他在緬甸以沒有後路了，確實是死心塌地回國。這樣的華僑，在中共當時的華僑政策中被稱為“死僑”，即不再有利用價值了。

這個從“活僑”變“死僑”的經歷，對徐四民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以至於20多年後，當他重新被中共發現利用價值而“起死回生”時，仍然禁不住要在回憶錄里大發牢騷，矛頭直指黨中央的華僑政策。

我們上次說到徐四民雖然回國後成了“死僑”，但他過去畢竟對黨的海外大業做過貢獻，現在也還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被安排進了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和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過上了無所事事的“神仙”日子。但是半年以後，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徐四民的“神仙”也當不成了。

1967年7月，文革剛剛開始，徐四民就接到一個女人的電話。這個女人既沒有通報姓名，也沒有說自己代表誰，只是專橫地說：“國家津貼你每月車馬費一百元是不合理的，從7月份開始取消！”從此，徐四民的有國家發的生活費沒有了，兩個“委員”的身份也同樣被“不清不楚”地取消了，用他的話說成了“既是無人過問的‘自由民’，又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最不自由的居民。”

他住在北京東郊呼家樓北區的一個小單元房裡，過着如他所說“無聊、仿惶、痛苦”的日子。他原來在廣東省華僑投資公司有股息，但現在該公司通知他必須出示他不屬於“黑七類”分子的證明，但他所在的全國僑聯已經被砸爛，所有原來有地位的朋友都被揪斗或打倒，剩下的即便有心，也無這個膽量給他出具這樣的證明，於是他連基本生活來源都成了問題，直到後來在文革高潮過後通過子女的工作單位出具證明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不過，和另一些知名度更大的歸僑名人比起來，徐四民能有個“自由民”噹噹還是非常幸運的。例如徐的朋友、全國僑聯副主席王源興被強迫上午勞動，下午寫材料交代過去的剝削史，又累又悲，很快就病死了。他臨死前徐四民去看望他，留下了一段對於今天的人們了解文革非常有意義的對話。
當徐四民來到病危的王源興身邊時，發現他孤孤單單，兒女都不來，更不用說朋友，身邊只有老伴。王一面摸着左胸心絞痛的位置一邊對徐說：“朋友們都和我劃清界限了。在這樣的時刻，你還敢來探望我？”徐說：“到現在為止，我還不知道你有沒有做過任何對不住國家民族的事，因此我還不想中斷我們之間的友誼。如果我一旦發現你是個非愛國者，也會不同你來往的。”

面對一個臨死的朋友說這樣的話，還真不如不去看望。為什麼徐四民會在那樣的時刻說這樣的話呢？他的解釋時那是一個“兒女鬥爭父母，妻子告密丈夫，戰友誣陷同志的悲劇時代。一言肇禍，就可以被活活打死，一紙不足道的揭發材料就可以送進黑牢。”因此，徐不得不防隔牆有耳，甚至對被探望的好友和他的老伴也不能在見面時留有一手，於是他說他“只能這樣面面俱到地用極其審慎的修辭來回答問題。“徐一面這樣說，一面感到內疚：“我對興源兄這樣說話，真是迫不得已，我不能不這樣說話啊！”事隔多年，回想起那一幕，徐四民仍然內疚不已，說“如果我在源興兄面前說了言不由衷的話，那就請他的在天之靈原諒我的苦衷吧。”

徐四民親身經歷了文革的災難，到了1976年，僑務政策有所鬆動時他下決心要離開大陸去香港。他的申請得到了批准。就在他動身的前夜，他接到了一個過去和他在緬甸幫助過得中國外交官朋友的電話。這位原外交官在電話中把他怒斥了一頓，質問道：“國家有什麼虧待了你？十多年來黨對你的教育難道沒有起作用？為什麼要嚮往香港那樣的資產階級腐化糜爛的生活方式？”最後這位外交官終於說了真話：“在仰光時，我們就發現你的思想是有問題的！”

這位原外交官就這樣把徐四民在電話中教訓了一刻鐘，直到徐四民忍無可忍把電話掛掉。這位外交官1950年就被派到緬甸，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是徐四民幫助他開展了工作，他表面上對徐也很尊重，一口一個“愛國僑領”。但在文革中，僑務系統和這位原外交官不同派性的造反派向徐四民透露，就是這位當年和他在仰光為黨的海外大業親密合作、“對敵鬥爭”的人，背後卻向中共僑務和外交機構打了很多小報告，說徐四民的壞話。徐四民原來半信半疑，這次當他聽到徐四民要離開“祖國”時，終於按捺不住，暴露了真面目，也完全證實了那些傳言。

徐四民1976年來到香港後，因為不是黨“派出來”的，所以他說“內地自然不會提供任何支持”。他曾經去找一位當時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朋友，這位朋友原來也做過僑務工作，文革前去緬甸時徐四民曾殷勤招待。徐四民對這位“朋友”的態度也有含蓄的描繪：”電話約好，一星期後才延見，他的第一句話又是‘為什麼要來香港？’”。他警告徐說港英當局有他一大迭材料，建議徐“隱姓埋名做點小生意算了”。

徐四民後來辦了一份曾經被內地定為“反動雜誌”，不准入境。不過因禍得福，徐四民這樣一來有了影響，又成了“活僑”。當中共的僑務政策配合改革開放作了大調整時，廖承志出面邀請他進政協，於是徐四民由死變活，開始了和北京的第二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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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按:文中所述及的"反動雜誌"即在香港發行的"鏡報"月刊.
讀“寒山”先生上文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受到那種秋天被擱置在牆角的扇子所發出的怨懟和無奈。不過，這種事估計不會發生在現今的“僑領”們的身上，經過六十年的磨合和調教，如今的“僑領”們的認識水平大有提高，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什麼事該什麼時候做，什麼事萬萬不能做都有一個通盤的考慮。斷然不至於像普通老百姓一般，只憑感覺從事，更加不會貿貿然放棄“外籍華人”的身份回去當一個“死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