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云乡客-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前不久，有一个年轻人就着他所要写的硕士论文与我探讨“华侨对侨居地政府的对华政策的影响力”这个命题，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不光是华人这个特定族群，所有“侨民”要想对侨居地的政府政策产生影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侨民”在人数上大体不会有优势，要想发挥“影响力”只有靠经济以及政治领域的话语权，然而这两个领域的话语权又岂是这些“外来户”能够轻易获取呢？因此，国与国之间的政策取向主要还是依据利益原则以及综合国力等因素来拟定。年轻人听我这样说，就问了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为什么驻外使领馆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来保持与“侨领”的良好互动关系呢？我告诉他，每个国家的使领馆与当地“侨领”保持良好关系，这有利于对驻在国的经济、政治、民生以及其它领域作具体的了解。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在一些没有邦交的国家开展“侨务”工作困难重重，但是一直稳步前进。通过各界友好人士的宣传介绍，通过侨务工作者的深入细致工作，使得越来越多的华侨对于“新中国”有了较为广泛的了解。尤其在东南亚各国，华侨与“新中国”的接触比较早也比较频密，除了地沿因素之外，当地“侨领”的积极参与也起了很重要的催化作用。至于 1971年10月25日取代“中华民国”的席位，昂首进入“联合国”之后，中国使领馆与各地“侨领”的关系在性质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说到“侨领”，当然先要说说我们这些“华侨”。据词典的解释，华人侨居外国者被称为“华侨”。这个定义有点模糊，因此近代有了一个新名词“外籍华人”。“外籍华人”中有很多知名人士，最近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中就有不少这类“外籍华人”露脸于其中，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不过，对于“华侨”还有“活侨”和“死侨”之分，估计知道的人不会太多。这一点会在后面详谈，这里先谈一谈不同时期的“侨领”的形成以及他们都会做些什么。据说自唐代起就有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定居于东南亚诸国，那些就是最早的“华侨”。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最大规模的移民高潮期，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是由于国内政治黑暗、战争不断、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下滑，导致民不聊生，百姓急于寻找生路；而在国外，由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和开发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因此，一批批“契约华工”（俗称“猪仔”）被贩卖出洋，成为这个时期中国移民的主要方式。这种贩卖活动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达到高潮， 20世纪初趋于衰落。在这100多年里，中国约有700万人被贩卖到世界各地。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选择离乡背井，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们最初的日子都不好过。那个时代国力嬴弱，华侨在侨居国没有地位，华人相濡以沫，共同打拼。后来这些人之中个别出类拔萃的人由于个人的努力以及机遇首先在经济上翻了身，逐渐在侨居国有了一些地位和话语权，其中那些愿意扶助其他华侨及为他们争取较佳待遇的人自然就成了“侨领”。据各地华社文献纪录，那个时代的“侨领”出钱出力，做了不少扶贫恤孤的善事，又为没有能力归葬“唐山”的华工筹措资金，建立“义庄”，令这些贫穷的华工得以“落叶归根”，因此深受敬仰，他们的事迹也一直传扬到如今。如今国力强盛，华人在海外地位有所提高，侨工也都不一定要归葬唐山，当今的“侨领”可能要为国内资金找出路，为有能力人士的子女作安排，还要接待各处的“父母官”，“考察团”，出席使领馆的各类酒会，风光无限。

那么，前面所说的“活侨”和“死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个说法的原创人是已故政协常委，香港闻人徐四民。关于这两个词的产生，作家“寒山”先生的《“活侨”与“死侨”- 记文革前后的徐四民》有很详尽的描述，特转贴如下。
-----------------------------------------------------------------------
《“活侨”与“死侨”- 记文革前后的徐四民》

徐四民这个名字，很多关心香港和中港关系的人都不会不熟悉。他是香港政界亲北京的元老级人物，前政协常委，常常在香港发表爱国言论，或者被邀请回北京教育中国人爱国，虽然有报导说他的外孙和外孙女都在欧美留学。

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徐四民并不是在香港起家的，香港不过是他和中共之间漫长关系的最后一站。在回顾文革的历史时，徐四民在文革前后的遭遇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所谓“活侨”和“死侨”就是一个对今天的海外爱国人士仍然大有参考价值的个人经历。这里的“侨”指的是华侨。那么，什么是“活”的华侨，什么又是“死”的华侨呢？我们今天就先介绍这个故事。

徐四民祖籍是福建厦门，但出生在缅甸仰光。他的父亲在晚清时期在缅甸从经商到办报，成了华侨中东知名人士，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徐四民自己在青年时期参加了缅甸的抗日斗争，受到日本宪兵的搜捕。抗战晚期，英国军队占领仰光后，徐四民办了一张《新仰光报》，后来还参加建立华侨中学、南洋中学和其他成为缅甸华侨界的一个重要人物。 1948年1月，缅甸宣布独立，徐四民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标志独立的升旗典礼。徐四民后来回忆说，当他参加这个典礼时，心里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内战的结局和谁将主宰中国大陆。

到了1949年，中国内战谁胜谁负已经日益清楚。很多海外著名人士都受到中国邀请去北京参加建政，徐四民作为缅甸侨领，自不例外。1949年6月，他受邀去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担任委员。回到缅甸后，徐四民发起了用五星红旗代替青天白日旗的斗争，奉北京政权为正宗，1954年被定为第一届人大代表。从此后，徐四民成了缅甸华侨界和北京之间的桥梁，他在缅甸的橡胶和贸易也蒸蒸日上，在中国广东华侨投资公司也有股息。他的身份也非常奇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时是“持中国护照而以缅甸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回到中国。他不但是中共大使馆的坐上客，而且每逢中共高级领导人访问缅甸，他都出席作陪，享尽了娘家的风光。

本来，徐四民可以利用他在缅甸的资产和在北京的地位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但1964年，缅甸发生军人政变，开始采用被徐四民所拥护的在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对私营企业实行国有化。徐四民从来没有料到被他奉为正宗的共产政策会在缅甸实行，一夜之间他的橡胶公司、进出口公司和拥有股份的电影院都从姓资变成了姓社。徐四民走投无路之下，决定回北京，回他心目中的“家”。

但是，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徐四民就立刻感到了世态炎凉和今不如昔，就像一个在旧时代被婆家踢出来的媳妇走投无路回到了娘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似乎和解放后八次回国的接待情形大不相同了”，不但被他称为“廖公”的廖承志、当时中国负责华侨工作的领导人没有在机场露面，就连一个中级干部都没有，只有一个素不相识的华侨旅行社工作人员等在那里。他们也没有像以往那样被带到内部宾馆，而是送到华侨旅行社住了下来。面对这样的现实，徐四民只能无奈地这么想：“既然是回国定居的，当然不会向过去那样作为贵宾来接待了”。然而，更不给面子的事还在后面。过了几天，中共侨务委员会里他的老朋友们登门拜访了。他们并没有热烈拥抱这位被共产受委屈的海外赤子，而是异口同声地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回来？”

面对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徐四民心里马上出现了一种预感，毕竟他与中共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载。他说“当时，我很想说一句华侨回国常说的老话作为答案--爱国才回来么！”但他立刻意识到在这些人面前，不能也没有必要说这些漂亮话，“否则人家会问，你早不回晚不回，偏偏在你的商店被当地政府‘国有化了’、你在海外的资产被没收的时候才想到了回国。这如何解释？”于是他只得实话实说：“当地没有生意可做，不能谋生就回国啦。”

这个大实话一出口，贵客们立刻告辞。过了几天，那个在机场接待他们的普通工作人员上门来要护照，留下了一句话：“既然是单程回国，那么护照就交给我们吧。”

徐四民把全家三口的护照上交后，心里七上八下。第二天，护照就被冷冷地送了回来。这时他心里恍然大悟：“有关部门”是要核实在他的护照上没有被缅甸政府加盖“回头签证”，这就说明他在缅甸以没有后路了，确实是死心塌地回国。这样的华侨，在中共当时的华侨政策中被称为“死侨”，即不再有利用价值了。

这个从“活侨”变“死侨”的经历，对徐四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20多年后，当他重新被中共发现利用价值而“起死回生”时，仍然禁不住要在回忆录里大发牢骚，矛头直指党中央的华侨政策。

我们上次说到徐四民虽然回国后成了“死侨”，但他过去毕竟对党的海外大业做过贡献，现在也还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被安排进了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过上了无所事事的“神仙”日子。但是半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徐四民的“神仙”也当不成了。

1967年7月，文革刚刚开始，徐四民就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这个女人既没有通报姓名，也没有说自己代表谁，只是专横地说：“国家津贴你每月车马费一百元是不合理的，从7月份开始取消！”从此，徐四民的有国家发的生活费没有了，两个“委员”的身份也同样被“不清不楚”地取消了，用他的话说成了“既是无人过问的‘自由民’，又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最不自由的居民。”

他住在北京东郊呼家楼北区的一个小单元房里，过着如他所说“无聊、仿惶、痛苦”的日子。他原来在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有股息，但现在该公司通知他必须出示他不属于“黑七类”分子的证明，但他所在的全国侨联已经被砸烂，所有原来有地位的朋友都被揪斗或打倒，剩下的即便有心，也无这个胆量给他出具这样的证明，于是他连基本生活来源都成了问题，直到后来在文革高潮过后通过子女的工作单位出具证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过，和另一些知名度更大的归侨名人比起来，徐四民能有个“自由民”当当还是非常幸运的。例如徐的朋友、全国侨联副主席王源兴被强迫上午劳动，下午写材料交代过去的剥削史，又累又悲，很快就病死了。他临死前徐四民去看望他，留下了一段对于今天的人们了解文革非常有意义的对话。
当徐四民来到病危的王源兴身边时，发现他孤孤单单，儿女都不来，更不用说朋友，身边只有老伴。王一面摸着左胸心绞痛的位置一边对徐说：“朋友们都和我划清界限了。在这样的时刻，你还敢来探望我？”徐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任何对不住国家民族的事，因此我还不想中断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我一旦发现你是个非爱国者，也会不同你来往的。”

面对一个临死的朋友说这样的话，还真不如不去看望。为什么徐四民会在那样的时刻说这样的话呢？他的解释时那是一个“儿女斗争父母，妻子告密丈夫，战友诬陷同志的悲剧时代。一言肇祸，就可以被活活打死，一纸不足道的揭发材料就可以送进黑牢。”因此，徐不得不防隔墙有耳，甚至对被探望的好友和他的老伴也不能在见面时留有一手，于是他说他“只能这样面面俱到地用极其审慎的修辞来回答问题。“徐一面这样说，一面感到内疚：“我对兴源兄这样说话，真是迫不得已，我不能不这样说话啊！”事隔多年，回想起那一幕，徐四民仍然内疚不已，说“如果我在源兴兄面前说了言不由衷的话，那就请他的在天之灵原谅我的苦衷吧。”

徐四民亲身经历了文革的灾难，到了1976年，侨务政策有所松动时他下决心要离开大陆去香港。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就在他动身的前夜，他接到了一个过去和他在缅甸帮助过得中国外交官朋友的电话。这位原外交官在电话中把他怒斥了一顿，质问道：“国家有什么亏待了你？十多年来党对你的教育难道没有起作用？为什么要向往香港那样的资产阶级腐化糜烂的生活方式？”最后这位外交官终于说了真话：“在仰光时，我们就发现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

这位原外交官就这样把徐四民在电话中教训了一刻钟，直到徐四民忍无可忍把电话挂掉。这位外交官1950年就被派到缅甸，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是徐四民帮助他开展了工作，他表面上对徐也很尊重，一口一个“爱国侨领”。但在文革中，侨务系统和这位原外交官不同派性的造反派向徐四民透露，就是这位当年和他在仰光为党的海外大业亲密合作、“对敌斗争”的人，背后却向中共侨务和外交机构打了很多小报告，说徐四民的坏话。徐四民原来半信半疑，这次当他听到徐四民要离开“祖国”时，终于按捺不住，暴露了真面目，也完全证实了那些传言。

徐四民1976年来到香港后，因为不是党“派出来”的，所以他说“内地自然不会提供任何支持”。他曾经去找一位当时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朋友，这位朋友原来也做过侨务工作，文革前去缅甸时徐四民曾殷勤招待。徐四民对这位“朋友”的态度也有含蓄的描绘：”电话约好，一星期后才延见，他的第一句话又是‘为什么要来香港？’”。他警告徐说港英当局有他一大迭材料，建议徐“隐姓埋名做点小生意算了”。

徐四民后来办了一份曾经被内地定为“反动杂志”，不准入境。不过因祸得福，徐四民这样一来有了影响，又成了“活侨”。当中共的侨务政策配合改革开放作了大调整时，廖承志出面邀请他进政协，于是徐四民由死变活，开始了和北京的第二度合作。
-----------------------------------------------------------------------
云按:文中所述及的"反动杂志"即在香港发行的"镜报"月刊.
读“寒山”先生上文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那种秋天被搁置在墙角的扇子所发出的怨怼和无奈。不过，这种事估计不会发生在现今的“侨领”们的身上，经过六十年的磨合和调教，如今的“侨领”们的认识水平大有提高，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该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万万不能做都有一个通盘的考虑。断然不至于像普通老百姓一般，只凭感觉从事，更加不会贸贸然放弃“外籍华人”的身份回去当一个“死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