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然问一问‘星君’看他怎么说吧。”
忽然有一个大嗓门爆出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一桌子人同时静了下来，望向那个大嗓门的主人 - 罗伟东，再一看他身边带着冷笑的金斯民，大家明白这对冤家又斗上嘴了。

金斯民浓眉大眼，很有男子气概，罗伟东面白无须，一个鹰勾鼻子和似笑非笑的神情显得胸有成竹。金斯民下乡比罗卫东早了三年，实际年龄却是相差无几。罗伟东那一拨人虽然领着“高中毕业”的证书，比起金斯民也就是在学校里多呆了几个月，其余时间都是置身在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中。罗伟东下乡那会，金斯民已经由二队调到了一队，当了个“记工员”，脱离了面朝田土背朝天的行列。记工员算不上是队干部，却是一个实权人物。农场职工每月的工资要按照每人的出勤率来计算，记工员假如出了纰漏，吃亏的就是某个具体的人。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毕竟每个人大体都知道自己出了几天勤，容易更正。最能体现记工员权力的是那些需要“衡工量值”的工作，譬如挖土方、平整地块、丈量插秧面积等工作，需要由记工员核实并记录，记工员手松手紧都会直接影响到职工的收入。有些大妈大嫂就竭力巴结金斯民，令他不知不觉间产生了自己是“万人迷”的感觉，有事没事就喜欢往女人堆里钻。罗卫东当“红卫兵”的时候，打着“串连闹革命”的旗号走南闯北，在北京天安门前接受过伟大领袖的“接见”，他看不惯金斯民这种作派，只要逮着机会就要出出他的洋相。两人在农场里常常针锋相对，回城以后各自在不同的单位，见面的机会少了，但只要碰了面，两人总能找到碴口来交锋。

金斯民和罗伟东差不多同时期回的城，两人都经过进修然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一开始金斯民的路走得比较顺，他在父亲任职多年的系统中找到一个位置，后来又和单位领导的女儿结了婚，事业上也就水涨船高。没想到他娶的这位官小姐醋意极浓，参加过金斯民和农友或同学的一两次聚会之后就很忌讳他出席这类场合。尤其当聚会通知者是女性的话，她总要百般阻拦，令金斯民很没面子也很郁闷。最近几年，由于金斯民表现不错，他的老婆的戒心降低了，金斯民出席农友或同学的聚会也多了。
回城的初期，罗伟东先到专科学校里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被吸纳到一个商业贸易单位当了业务员。开始的时候，由于体制的性质，他与其他同事一样过着“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的日子，无风无浪，工资不高但旱涝保收。体制改革使他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为单位创收出了不少力，个人也水涨船高，当上了部门经理。由于业绩骄人，他这个部门经理当得很滋润，除了工资、奖金、交际费之外，公司还给他配了一台车。在那个时候，私车还比较稀罕，这辆归他私用的“公车”确实为他加分不少，因为每次聚会他都主动承担起接送住得比较远，交通不方便的朋友，获得大家的好评。这天罗伟东和金斯民又杠上了，争持不下之际，罗伟东就找了个裁判 - “星君”。
“星君”肤色黝黑，圆圆的脑袋几乎没有头发，在灯光的照耀下脑门油汪汪的晃眼。他的大名是黄德懋，“星君”是外号，是“反斗星君”的简称。“反斗星君”源自“魁星踢斗”，本来是“状元及第，独占鳌头”的吉祥语。也许由于“魁星”的形象是一脚踏住鳌头，一脚踢翻了星斗，给人一种调皮的感觉，所以粤地把顽皮的孩子叫作“反斗星君”或“反斗星”。被叫作“反斗星君”的孩子不光是调皮，往往还兼有聪明、具有创造性的特质。黄德懋在农场里呆的时间最短，如果要总结他“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可以概括地归纳为“准备和实施偷渡计划直至成功”这样一句话。虽然农场里真正认识他的人并不多，关于他的一些传说却广泛流传，超越了生产队甚至超越了分场的范围。最为突出的一个传闻是说他的游泳技术非常高超，可以平躺在水面上，只用两脚划水，两手拿着报纸来看。农闲的时候，田间劳作之中会有一些小休，烟民们轮流用竹子作成的“水烟筒”来过瘾，不抽烟的人就围坐一起闲聊。有一位大嫂就曾经问过黄德懋是不是真的能够躺在水面看报纸？他一脸正经地说是，并且补充说明人人都能做得到。那位大嫂不信，黄德懋就告诉她，只要身子下面有一块木板托着就行，把围坐一起的人逗得嘻哈绝倒。

什么泳术高超之类的传闻当然都是扯淡，他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倒是无可置疑。打从知道自己被分配到珠海的农场开始，他就打定主意要循水路逃港。下乡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去练习游泳，主要是到“海角红楼”或“西郊”两个设在珠江边上的游泳场，有时也相约一些同道中人到较远的“白沙河”去练习。“白沙河”属于珠江的分支，在那里畅游，可以真切地体会到水流的助力和阻力。“反斗星君”他们当时选择那个地点来练习是因为其中有个朋友就住在附近，没想到在七十年代初，“白沙河”竟然一度成为“偷渡客”们最热门的实战练习场，“反斗星君”和他的朋友们也算是开了风气之先。紧随着“白沙河”出名之后，又有一个传闻流行在“偷渡客”之间，说是公安局派了不少“灰佬”（线人）混迹在泳客中间，随时向公安人员“报串”（举报）。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队里的“猪仔”却深信不疑。原因是某次他借探亲假在广州做好一切准备，打算回到农场就择日启程。那天，他到“大沙头”乘船回农场，在候船室就被两个穿便衣的公安带到办公室里，从他的挎包里搜出了地图、指南针和几筒“白糖饼”。“白糖饼”由面粉和白糖烘烤而成，是广州的一种饼食，相当硬但抗饿，是“偷渡客”中流行的一种干粮，加上地图、指南针这些政物，因此公安人员指称“猪仔”意图偷渡。虽然“猪仔”百般辩解，还是被送到“收容所”呆了十几天才送回县里，再由分场派人去把他领回农场。因此“猪仔”坚信这次失败就是由于他去了几次“白沙河”，被人“点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