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也是一個由歷史事件賦予其特殊地位的地方。就是由於它的特殊地位，在不同歷史時期，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香港都以它的獨特方式顯示出對祖國人民的支持。毋庸諱言，香港對於中國的經濟作用已經日漸消減，原因有外圍因素也有香港本身的局限。最近，發生在香港的“占中”行動再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眼球，也引來了總多不同的解讀。對於這次港人爭取“真普選”的行動和方式，保持客觀、冷靜分析的聲音不少，報以挖苦、嘲諷的也不在少數。其實，有些人對於香港人的追求並不理解，習慣於簡單化和標籤化，最常用的標籤就是“洋奴”，“被殖民心態”，“失落”和“不能接受失敗的現實”等等。我在香港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決不否認有些港人會懷有上述的情意結，但絕對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我覺得，香港人最不滿的不過是沒有了“自由”，哪怕只是“吶喊”的自由。2012 年，香港人反對“國民教育”的時候，不少大陸朋友也是很不理解，我在別的網站發過一篇博文“香港人問什麼說不”，現在看來還是有參考價值，於是在此重發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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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為什麼說“不”
香港政府與市民之間關於推行“國民教育”的爭議由於政府方面作出讓步暫時平息。政府方面的讓步概括下來是：“政府決定修改有關國民教育科的政策”；“我們決定加入，以專業的判斷來決定如何處理，”；“教育歸教育，大學團體還有學校可以自行決定接受開展德育以及國民教育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獨立成科，還可以自行決定科目的方式以及時間。”；“新的政策之下，不存在三年後必須推行此科所謂的死限。”等等（引號內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西本文發布會上的原話）
對於香港人如此激烈地反對“國民教育”，很多生活在大陸的朋友很不理解，包括一些“文化人”。他們認為“國民教育”哪個國家都有，為什麼要反對呢？更有些人冷嘲熱諷，認為香港人接受大陸優惠政策時的嘴臉和接受教育時的嘴臉大相徑庭。出現這種互相不理解的現象並不奇怪，因為彼此的思維方式不一樣。
為什麼說“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政策具有前瞻性呢？因為這個政策考慮到兩種不同制度下生活的人群會有很多不同之處，需要較長時間的磨合。雖然我從來不相信“50年不變”具有現實上的可能性，但是我還是讚賞這樣的思路，如果它不是一種“權宜之計”的話。
前不久，在一次茶聚中有兩位 80 後的年輕人跟我討論過香港人反對“國民教育”這個話題，我把那次對話整理成文字，希望為朋友們提供另外一個角度的視點。那兩位年輕人出生於 80 年代中，在新西蘭念大學，學的是電腦專業，畢業後都找到了對口的工作，已經工作了兩年以上。其中一位有時會看看文化歷史類的書籍，另外一位則是基本上只看電腦專業的書籍，但都樂於和我聊一聊歷史和時事。
對於他們提到的問題，我首先這樣反問：“你們認為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呢？”
小李說：“是為了加強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吧。”
我問：“你們憑什麼認為香港人對國家民族沒有認同感呢？”
小張說：“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外國殖民統治，國家民族意識淡薄也是有的。”
我說：“這是一種沒有依據的推論，也就是人們說的‘想當然耳’。接下來我會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歷史事實與你們分享，然後你們自己再做判斷。”
“省港”這個詞指的是“省城廣州”和香港兩地。從這個詞不難看到香港和內地那種骨肉相連的關係。
【1856年10月，在廣州黃埔港內，中國軍隊到中國的“亞羅”號船上抓捕中國海盜，本來與英國人沒有任何關係。然而，英國人卻藉口“亞羅”號在香港注過冊，聲稱清軍上船抓人侵犯了英國的利益。10月23日，英國派軍艦攻打廣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香港同胞聞訊後，個個義憤填膺。為了抵制英國人的侵略行徑，香港街頭貼出了號召中國同胞離開香港，不運糧食、蔬菜到香港的告示；在鄰近香港的地方，也出現了禁止中國人往香港去、不賣任何食品給外國人的告示。香港同胞紛紛返回內地，用自己的滿腔熱血，抗議英國侵略者的暴行。
面對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殘酷統治，香港同胞進行了頑強不屈的鬥爭。1856年11月21日，香港發生華商總罷市就是其中一例。（中國青年網：不懈的鬥爭——香港人民反抗英國殖民者）】
1899年3月28日，屏山等地貼出了抗英揭帖：“吾等痛恨英夷，彼等即將入我界內，奪我土地，貽患無窮。大難臨頭，吾等夙夜匪安。民眾對此實為不滿，決心抗拒此等夷人。然武器不精，決不能抗敵。是以吾人選定練兵場，集合全體愛國志士，荷槍實彈演練……”
1899年4月17日，是英國擬定正式接管“新界”的日子。這一天，數千憤怒的民眾，手持火槍、大刀和長矛，沖向大埔的英軍營地，並用土炮轟擊英軍。這時，早有準備的英軍軍艦立即朝岸上開炮，接着大批英軍蜂擁登岸，朝民眾展開殘酷的攻擊。“新界”民眾英勇抵抗，在殺傷大量英兵後撤退，最後終因武器落後，寡不敵眾，被英軍血腥鎮壓下去。
【一八九九年四月初，當時九龍半島尚未交接，英軍就侵入大埔墟，搭棚駐紮，意欲強行接管，憤怒的群眾當即搗毀“棚席”，迫使侵略者全部撤退。】（宋佩華：近代香港人民反對英國侵占我國領土的鬥爭）
1919年5月，當內地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香港同胞也群起響應。他們涌到日本人開的商店前示威，高呼抵制日貨。華商同業會紛紛集會，決議提倡國貨，不賣日貨。在中環警察署附近，一些中小學的學生將家裡的日貨搬來當眾燒毀。皇仁書院等學校的學生還發起成立了全港學生會，積極推動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不少高年級的學生，節衣縮食，捐款辦起了夜校，教工人群眾和貧苦兒童認字，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
香港的工人運動開始興起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從1920年到1921年，在幾個月的時間內，香港先後湧現出了100多個新工會組織，繼而成為香港同胞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主流。1920年4月，近萬名機器工人舉行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反對外國資本家隨意解僱工人。在廣州工人的支持下，罷工取得了勝利，港英當局被迫答應罷工工人的要求，同意提高工資30％左右。這次罷工勝利後，又陸續爆發了木工、泥水工、家具工人的罷工和海軍船塢工人、電車工人的罷工。工人一次又一次地舉行罷工，引起了殖民統治者的恐慌。
1922年1月22日，由香港海員工會領導的的大罷工開始，大罷工歷時56天，至3月8日結束。海員罷工完結之後，港督司徒拔向英國殖民地部報告：“海員罷工不單純是一場經濟邉櫻且粓穌蕪動。”
1925年6月19日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廣州和香港爆發了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此次罷工歷時1年零4個月，是世界工運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大罷工，這次大罷工有效的打擊了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經濟的統治，並且讓廣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障。（不懈的鬥爭—香港人民反抗英國殖民者）
聽到這裡，小李說：“這樣看來，香港人並不是順民哦。”
我說：“這是接近100 年之前的事，讓我們再來看看近代的史實吧。”
1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軍進攻香港，在進行了１８天的抵抗後，１２月２５日，駐港英軍投降，香港淪陷。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９日，在日軍大舉進攻香港的第二天，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為配合英美盟軍作戰，開闢敵占區游擊戰爭，派出精幹隊伍進入香港。第二年的２月３日，以香港子弟為主的港九獨立大隊在新界西貢宣布成立。
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時期”，香港人以各種方式進行了不懈的反抗鬥爭直到日本投降。
不管是在滿清末期或者是國民黨統治時期,香港都是各階層愛國人士的一個庇護所.
以下的文字曾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者為齊志文 ：偉大的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整個一生，與香港有着很深的因緣。在他一生的事業中，長期與香港保持着密切的關係。香港，不僅是他革命思想的“啟源地”，而且也是他開拓革命事業的“策源地”和“大本營”。 要了解孫中山，就不能不了解孫中山與香港。（資料來源： 《星島環球網》 - 香港真是孫中山“大本營”嗎）
據說，孫中山先生早年曾說過：“我的革命思想是在香港得來的。”他青年時期在香港讀大學、籌建興中會總部時就準備廣州起義。
至於1942年，原東江縱隊和港九獨立大隊游擊戰士聯手營救包括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大批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以及其它愛國民主人士近千人，從香港逃離日本侵略軍的魔掌更被茅盾在《脫險雜記》中稱之為“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不少香港人回國參加建設，這些熱血青年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回國而要採取偷渡的方式。要了解這段時間的歷史，陳賢慶所寫的《他來自香港 – 小記何少昂先生》一文可以提供一個小片段。
小張插嘴說道：“我只聽到老人說偷渡到香港，沒想到還有從香港偷渡回國的。”
小李也說: “這樣說來，香港和內地一向有很好的合作關係呀，為什麼現在有這樣深的牴觸情緒呢？”
我說：“這個問題我不能代表香港人回答你，不過,由於我在香港生活了很長時間，我可以給你們講一講我在香港所聽到和看到的一些現象以及我的理解。”
前面說到在建國初期,不少香港人和海外華僑滿腔熱情地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有一段時間由於港英當局的”恐共”心態, 省港兩地之間居民的來往渠道並不暢通,所以有前面所提到”偷渡”到廣州的情況.後來兩地之間的居民來往漸漸多起來.也有香港居民送子弟到廣州就學.這些來自香港的學子寒暑假的時候都可以回到香港度假.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香港的資訊渠道比較多,在香港，各種意識形態的交鋒從來沒有停止，按照大陸標準的左,中,右派都各有自己的宣傳陣地。在香港出版的<文匯報>,<大公報>既擔負着宣傳,介紹祖國建設輝煌成就的使命,同時也是香港市民了解國內鄉親生活的渠道。所以,國內每一次重大的政治運動都牽動着香港人的心.
60 年代初，國內遭逢“大饑荒”，陸陸續續有國內居民“偷渡”到香港，帶來不少負面的訊息。香港人盡其所能地給家鄉父老郵寄或者攜帶米，面，油甚至曬乾的鍋巴等食物，幫助家人度過難關。“偷渡”到香港的人在這塊小小的土地上拼搏，有些人就闖出了一片天地。譬如人稱“牛仔褲大王”的楊釗就是一個好例子。
“史無前例”的大革命時期，港人不能也不敢回國，對國內波濤洶湧的革命大浪潮只能通過各種報道來了解。最令人震撼的莫過於堂堂“國家主席”一夕之間變成了“叛徒，內奸，工賊”；一個“無神論”的政黨卻以極大的熱情在全國範圍內仿效各種教徒“早禱”，“晚禱”；骨肉同胞之間惡言相向，甚至動用了槍炮……這一切使香港人困惑，迷茫。
小張又問：“文化大革命期間，香港受影響嗎？”
我說：“除了居民之間的來往斷絕，本來沒有什麼影響，因為1966年8月，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可是，1967 年 1 月中，廖承志被紅衛兵奪了權，靠邊站了，對香港事務沒有了發言權。有人說，專職港澳事務的官員被奪權就伏下了‘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演變成香港‘文化大革命’的禍根。”
發生在1967年的“反英抗暴”運動（也被稱為“六七暴動”），起因就是‘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開始的時候，市民普遍支持工人為反對資本家所制定的嚴苛條例引起的工潮，其後由於香港政府的野蠻鎮壓和“左派工會”主導的激烈鬥爭，演變成襲擊警務人員，放炸彈，暗殺不同政見人士而引起市民的反感，可以說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由此也引發了部分香港人“談左色變”，“恐左恐共”的心態。
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的兩所大學– “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里的一些學生，提倡“認中關社”- 認識中國，關心社會。他們身體力行，到大陸去體會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在香港本土做調查研究。這些學生後來分別代表了香港兩種政治思潮– 社會派和國粹派。
小李說：“我以前一直以為香港人是純粹的經濟動物，沒想到還有這麼多故事。”
我說：“這是一種很深的誤解，香港人由於特殊的歷史因素和環境，大部分人習慣於干實事，不喜歡喊口號，但是面臨核心價值被侵蝕的時候，他們也絕不退縮。接下來，我要給你們講一講香港人的國家民族意識”
先說說最近的大話題– 釣魚臺。
1971年2 月中，香港教師，學生就組成了「香港保衞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發動了遊行示威，指控美日勾結。同年7 月7 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發起“七七大示威”，向世人宣示反對美日聯手侵犯主權。數十年間，香港民間的“保釣運動”從來沒有停歇。1996 年以後，香港和台灣民間多次組織保釣行動，租用船隻前往釣魚島。香港人很自豪地說：香港賽馬要“英皇御准”，保釣不要任何人“批准”！
1989年，香港百萬人上街，支持民主訴求，“有識之士”可以貶之為“不明真相的群眾”，箇中情懷，冷暖自知。至於官方如何把運動性質由“暴動”調整為“風波”，這些群眾對此付諸一笑，因為他們自己心裡有桿秤。
1991 年華東水災，香港演藝界拍攝電影《豪門夜宴》，並舉行“忘我大匯演”為水災災民籌款，短短十天，籌得港幣 4.7 億元。這類救災捐款，延續至今。
以上種種事例，章章件件都說明了香港人反殖民，反封建獨裁，愛國家，愛同胞的家國情懷。
小李說：“但是，國民教育或者國情教育並不會削弱原有的家國情懷呀？”
我說：“你的看法說明你還是不了解香港人為什麼反對。他們反對的不是這個科目而是它的內容。根據‘學民思潮’的發言人黃之峰的說法是，這些教材不客觀。譬如說某執政黨是進步，無私，團結的黨這類語句，就不能算是一種客觀敘事，而是主觀認定。小學生從一年級開始就接受這類意識形態的灌輸，將來就難以辨別是非，甚至積非成是，對國家對個人都沒有好處。我個人的看法也是，國民教育不是抽象的事物，譬如某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是軍國主義者，他所指令編寫的‘國民教育’就很可能帶有軍國主義思想，老百姓也是不應該盲目接受的。”
小李又問：“那麼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難道對以上的情況不了解嗎，為什麼會任由這種牴觸情緒發酵蔓延呢？”
我說：“要說他們完全不了解情況恐怕不準確。矛盾之所以會深化到‘抗爭’的地步，我認為有兩種可能性。一方面由於政府有關部門接觸面不夠廣，沒有認真聽取各方的聲音，因此產生錯誤的判斷。另一方面卻可能與官員的升遷制度有關。由於官員的升遷靠的是上級的賞識，老百姓的‘萬民傘’基本上沒作用。所以，不給上級報憂添亂，儘量捂蓋子就成了慣常的做法。”
小張說：“可有時蓋子捂不住不就出大事了嗎？”
我說：“官場中有的是套話，拿來套上就是了。譬如說群眾‘不明真相’啦，說群眾誤解啦等等。假如這樣還解釋不過去，那還有一條‘國外敵對勢力煽動’。這一條可是百試百靈，很多人用起來都得心應手。”
兩個年輕人聽了，默默地端起茶杯，把已經冷卻的茶喝下去。
2012 - 9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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