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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余英時的無恥和下流，李繼宏實在是夠寬容的了。
（公孫明按：余英時靠在洋人面前招搖撞騙，干盡反華賣國的勾當，於是反華洋人給了他頂高帽子戴戴，余英時得意忘形後轉而內銷在中國國內也招搖撞騙起來，可他的無恥和下流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有些網上靠領糧吃飯的垃圾寫手仍然在奉命吹捧他，給他塗脂抹粉是當然的事。但我們還得時不時地跟一些無辜的讀着提醒，不要中計！
現在就在抄襲方面扒一扒余英時的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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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的太多，很多人沒有見識過余英時的醜惡嘴臉。
建議：應該把對余英時的揭露做成“立此存照”的一個專輯，以免後生小子受蒙蔽。
# 摯執《何其惡劣低能的謗文！》
# 翟清福《關於郭沫若“抄襲”說與“焚書”說》
# 蕭為《致“誘導”讀者“犯錯誤”的“編者”傅傑及其同夥》
# 方舟子《余英時篡改引文誣陷郭沫若的鐵證》
# 方舟子《是誰“冤枉”了余英時？－－答傅傑〈差之毫厘 謬以千里〉》
# 方舟子《郭沫若抄襲錢穆了嗎？》
余英時篡改引文誣陷郭沫若的鐵證
·方舟子·
余英時在《〈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一文中，列舉了十二
條郭沫若抄襲錢穆的“證據”，其中最後一條“呂不韋與秦始皇”，他認為是“
最嚴重的抄襲”。這一條原引文甚長，這裡只摘錄與問題有關的部份。余氏對我
這樣的摘錄一定是滿意的，因為這更可以突顯二書之間的“驚人的相似”。
余氏摘錄的《十批判書》云：“……明時的湯聘尹認為是‘戰國好事者為之’
（史稗）……例如王世貞的《讀書後記》便有兩種說法。……”
余氏摘錄的《先秦諸子系年》云：“……王世貞讀書後記辨之曰……又明湯
聘尹史稗辨之曰……”
余氏得出結論說：“更明顯的是《系年》援據湯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貞
的《讀書後記》兩說，而《十批判書》也恰好同引此兩書，這便決不是‘巧合’
了。”
（以上摘自《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一版第１０
９，１１０，１１２頁。亦見《猶記風吹水上鱗》三民書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
９，１２０，１２２頁。）
在余氏所舉的所有“抄襲”證據中，這一條是唯一有說服力的一條。《史稗》
和《讀書後記》都是罕見書，《十批》和《系年》又都引用了，確實很難讓人相
信這是巧合。在寫作《郭沫若抄襲錢穆了嗎？》一文時，我只挑了余氏所舉“證
據”中有代表性的幾條加以批駁，對唯一有說服力的這條也不好意思繞過，但批
駁起來最感困難，所以我只能採用開脫式的辯解：“《史稗》和《讀書後記》的
確不算是常見文獻，但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博學如郭沫若者就沒先看過，當然也許
真的是從《系年》知道這兩條文獻的。然而，從別人的著作中獲悉了自己不知的
史料，是不是一定要註明發現過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襲？如果這也算是抄襲的
話，許多史家也都要頂這項罪名了，誰敢保證自己引用的史料都是自己首先發現
的，而不是從別的著作輾轉得來的？錢穆自己就那麼清白？”說實話，我當時是
傾向於認為郭沫若的確是從《系年》一書中轉引了這兩條的，當然，轉引不等於
抄襲，僅僅一個有說服力的證據也構不成“全面的、根本的抄襲。”但究竟是郭
沫若自己的獨立發現還是轉引自錢穆，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已超出了我的能力。
這還得感謝那位罵我“無知”的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傅傑，從他的謾罵中我知
道在《中國史研究》上有一篇批駁余氏謬論的論文。我翻檢出了登在１９９６年
第３期上的翟清福、耿清珩二先生的文章《一樁學術公案的真相──評余英時〈
《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它批駁余氏的第一點，恰恰就是
“呂不韋與秦始皇”這一條。
翟、耿二先生說，他們開始也認為郭沫若這兩條材料有可能是從《系年》轉
引的。但是經過查對文獻，發現不是這麼回事。原因說穿了不值半分錢：郭、錢
二人其實都是從一本常見書──清人梁玉繩的《史記志疑》轉引這兩條材料的，
而且轉引的時候都出了錯。如果都錯得一樣，倒也算是抄襲的證據，可惜錯得不
一樣。在《史記志疑》中有這麼一段話：“王世貞讀書後辨之曰”，正確的標點
應該是“王世貞《讀書後》辨之曰”。郭、錢二人大概都未讀過王世貞的這本書，
不知道《讀書後》這麼個較為奇怪的書名。郭沫若順手給加上了個“記”字，書
名成了《讀書後記》。而錢穆呢，則把後面的“辨”字當成了書名的一部份，在
他的筆下，這本書成了《讀書後辨》。
當余氏互校《十批》和《系年》校到此處，當然發現郭、錢二人對王世貞著
作的叫法不同，若讓讀者發現了這個不同，這條抄襲的“鐵證”也就泡湯了。怎
麼辦？偷偷地改！余氏想必也沒讀過王世貞這本書，也不知道正確的書名是《讀
書後》。將《讀書後記》和《讀書後辨》這兩個名稱比較，看來前一個更象是書
名。於是余氏竟然讓他的老師錢穆倒過來抄襲郭沫若，把《系年》原文中的“《
讀書後辨》”改成了《讀書後記》”，以與《十批》相一致。於是在余氏的筆下，
《系年》的這一條便成了：
“王世貞《讀書後記》辨之曰”
而余氏自己評論時，也用的是《讀書後記》這一繼承自郭沫若的錯誤，可見
絕不能怪給“手民誤植”。余氏註明這一條引自《系年》原版第４５３頁，可惜，
在《系年》原版中並沒有欺師滅祖的這一條“讀書後記”。不知這是余氏蒙着老
師的犯上作亂呢，還是老師雖然知道而忘了與之配合，在《系年》所有版本中，
包括原版、增訂版和最新的《錢賓四先生全集》，在此處都令人尷尬地寫着：
“王世貞《讀書後辨》說之曰”（《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五卷第５６７頁）
在全集該卷的書名索引中，也明明白白寫的是《讀書後辨》，而沒有《讀書
後記》，當然也沒有正確的《讀書後》。至此，余氏故意偷偷篡改引文誤導讀者
以誣陷郭沫若的企圖也就昭然若揭了。料想他本人也是不信郭沫若抄襲錢穆的，
否則何須如此下作？在《是誰“冤枉”了余英時？》一文中，我才答應可以為余
氏摘掉“篡改引文誤導讀者”的帽子，現在只好再給他戴了回去，而這回要再摘
帽可就不那麼容易了。我已比較過台北版和上海遠東版的《〈十批判書〉與〈先
秦諸子系年〉互校記》，對此引文的篡改一模一樣，上海遠東出版社學術集林叢
書的編委這回沒有機會來頂替余氏戴帽。
我本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出身，知道科研的第一道德是誠實：你也許可以在
生活中不誠實，卻絕對不能在科研中不誠實。偽造數據是科學研究中的最大犯罪，
被抓獲者都可能喪失了從事科研的資格。我想，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為達到不可告
人的目的而故意篡改引文，也是相當於偽造數據的，一被抓獲，即使不至於喪失
了研究的資格，卻不能不讓人對其過去、現在以及將來的一切成果表示懷疑。至
少，如果我以後再讀到余氏的論文，對其中的引文，如果不親自去查證，是不會
再輕易相信的了。余氏自詡信奉陳垣論考尋史源的兩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
實誑汝”，那確實是推己及人的經驗之談。書到此，雖然傅傑嘲笑我學余氏套用
舊詩是“拙劣的句型練習”，卻也忍不住還要再套用一下：
《系年》、《批判》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
１９９９·１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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